提要：走向共同富裕，是一定要发展集体经济的。面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我国发展集体经济，坚持共同富裕方向，已不仅是发展经济的需要，更是政治需要和国家安全的大局需要。

早年读习近平同志的《摆脱贫困》一书，见书中写道：“贫困地区的发展靠什么？千条万条，最根本的只有两条：一是党的领导，二是人民群众的力量。”我想，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最重要的经验，也是贵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以来最重要的经验。

兴义市马岭河大桥穿云拨雾（贵州图片库供图）

2017年4月16日，贵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召开，时任省委书记陈敏尔在大会报告中说“决胜脱贫攻坚、同步全面小康，开创多彩贵州新未来”，这是今后5年发展的三大主要奋斗目标。报告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确保中央各项决策部署更好地在贵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那时，贵州正全力总攻绝对贫困。报告说，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贫困面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越往后脱贫难度越大，决胜脱贫攻坚任务还十分艰巨；经济总量小、人均水平低，工业化、城镇化相对滞后，同步全面小康任务还十分艰巨……但是，同步小康的意志坚定不移。

那年，我看到贵州的“同步小康说”，深为钦佩。这个说法里包含着贵州知道自己脱贫攻坚任务有多重，不敢说争先，但不能拖全国后腿，必须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这个说法谦逊而坚定。对本省而言，“同步小康”可理解为“共同富裕”。

2021年5月20日，贵州省委书记谌贻琴在中宣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贵州脱贫攻坚实现历史性胜利。她说：贵州全省66个贫困县全部摘帽，923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192万群众搬出大山。贵州减贫人数、易地扶贫搬迁人数全国之最。今天的贵州彻底撕掉了千百年来绝对贫困的标签，走在迈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2021年7月2日，谌贻琴在贵州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大会上说，当年红军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足迹遍布60多个县，特别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谌贻琴指出，贵州的发展进步还得益于革命历史的红色基因。

我是在2016年担任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长征》电视总撰稿时，对红军长征和贵州有了更多的了解。其中对中央红军出发时有8.6万人，湘江血战后只剩下3万多人，印象非常深刻。我想，假如当年有人用科学论证来考量国民党40万大军对粮草弹药均不足的3万多红军的围追堵截，红军这仗还要打吗？可是，红军突出重围并最终取得胜利，靠什么？

我想起1920年党的早期组织在上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拟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里写下：“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那时这些青年有什么呢？有经济吗，有枪炮吗？没有。但他们有理想！如果没有这理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曾听过这样一句话：“要使一个国家没落，只要使他们的青少年没有理想就够了。”现实中，嘲笑理想的也不鲜见。贵州在奋力冲出经济洼地的同时，为什么要积极构筑精神高地？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要求党员不忘初心？当年红军在敌我悬殊极大的环境下突出重围走向胜利，不正是靠共产党人的信仰吗？不是靠“革命理想高于天”吗？

红军到遵义，衣衫褴褛，遵义人民不仅给红军补充衣食，还以5000子弟加入红军。不仅遵义，乌蒙山腹地的毕节也贡献了5000子弟兵。遵义会议后，红军仍处于国民党军的重围中。红军四渡赤水，不是打了4次仗，而是大小战斗40多次，历时3个多月，转战数千里。四渡赤水创造的奇迹，不仅有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智慧，还因有人民支持。人民为什么支持红军？因为红军有为天下穷人谋解放的理想、主张和不怕牺牲的英勇行动。

谌贻琴书记在贵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大会上还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贵州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贵州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推动贵州各项事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特别是1964年至1978年间进行的三线建设，是贵州史无前例的大开发、大发展，建成了川黔铁路、贵昆铁路、湘黔铁路等交通干线，为贵州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开始从根本上改变贵州一穷二白的面貌！这些历史回顾，都令人暖心。所有这些，都凝聚着党的领导和人民力量，都是为着共同富裕而努力。

由于地理历史多方面的因素，贵州深知要实现与全国同步小康还必须“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贵州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要家家户户奔小康，其村村寨寨落后的生活生产基础设施，是农民短期内无力自行修建的。贵州持续推行的基础设施建设“6个小康行动”计划，对全省村寨实施小康路、小康水、小康房、小康电、小康讯、小康寨建设，我认为这是惠及农家普及面最大的行动。这正是基于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把每个落后村寨的基础设施短板补起来，农民才可能在获得改善的基础上实现跨越发展。

五级书记抓脱贫，在贵州体现得尤其充分。2014年是我国实施精准扶贫的第一年，这年安顺市塘约村遭遇大洪水后，该村党支部在市委、区委和镇党委的支持下，成立了“村社一体”合作社，把全村所有贫困户都吸收入社，这是在精准扶贫中坚定执行“一个贫困户也不落下”，进而吸引全体村民入社抱团发展是一种新型的集体经济，其特征是党支部把村民重新组织起来发展生产走向市场。这是新时代出现的党支部领办新型集体经济的开端，无疑是贵州的创新和光荣。

贵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写进报告的唯一的村庄就是塘约村。党代会报告写道，要“总结推广‘塘约经验’，让更多贫困户参与，让更多农民增收，让更多村级集体经济增长”。2018年2月14日，贵州省委发出“脱贫攻坚春风行动令”，写到要“积极推广‘塘约经验’”。2019年6月29日，贵州省委第十二届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深入推进农村产业革命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的意见》中，要求“大力推广塘约村、大坝村等‘村社合一’成功经验”。省委连续3年倡导推广“塘约经验”，毕节市委于2019年10月全市推行100%的村成立党支部领办集体合作社，100%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加入村集体合作社，100%的村“两委”干部带头加入集体合作社。今天看来，毕节这一实践，正是当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衔接乡村振兴的必要举措。

贵州省因先前的贫困人口最多，派出的扶贫干部也最多。这些在乡村一线的干部，从精准识别贫困户开始就要听取群众意见，就是在经历着把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找回来。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在乡村不仅同农民建立起密切关系，自身综合素质也得到锻炼。贵州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之日，重大收获不仅是近千万人口脱贫，还在于锤炼了全省各地实际参加过扶贫的数十万名干部。毛主席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大批亲历过脱贫攻坚战的贵州干部，就是今日贵州最大的优势。

历史告诉我们，发展经济，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不能忘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奋斗目标。忘记了，就要犯错误。

我看到今年2月17日《贵州日报》发表的省委书记谌贻琴讲话，讲到要“总结推广党支部领办集体合作社的经验做法，千方百计做大做强农村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是一定要发展集体经济的。面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我国发展集体经济，坚持共同富裕方向，已不仅是发展经济的需要，更是政治需要和国家安全的大局需要。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党中央和贵州新一届省委的领导下，贵州的广大干部群众必将创造出更辉煌的多彩贵州。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当代文学家、著名学者，著有《塘约道路》《中国天眼：南仁东传》《走向乡村振兴》等书）

来源 《当代贵州》2022年第17期

作者 王宏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