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外资企业在中国享尽了特殊低税率之类的“超国民待遇”，在中国市场获得了超额的利润。捞到实惠的外资企业，并没有把中国人民的独立地位、中国的国家主权当回事，反而变本加厉地提出无理要求。最近美国政界一直在吵吵嚷嚷，要求美国政府逼迫人民币汇率升值。其真正目的，是以要求人民币升值为借口，向中国政府寻衅施压，迫使中国政府为了不使人民币升值而在其他问题上做出让步，以便得到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迫使中国政府取消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是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之一。

最近几年，中国政府买行了鼓励民族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这是真正保证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最有力政策。只有大力推进自主研发，中国经济才能长期持续增长，中国才可能进入人均高收入国家的行列。真正贯彻落实鼓励民族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才是维护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

但这些鼓励民族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为外资企业所不容。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公司指责这些政策是“树起新的壁垒，阻碍外国投资和对华进口”；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商业组织还“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中国‘不要实施’2009年11月草拟的计划：这项计划将使政府采购明显倾向于含有中国开发、由中国所有的知识产权的产品”。它们公然要求中国“立刻审核所有创新政策，以确保这些政策不要给外国和国内供应商区别待遇，同时实现承诺，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以吸收外国投资和进口”。

这些西方企业联合起来向中国政府施压，逼迫中国取消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不仅侵犯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对中国国家主权的公然践踏。对此我们应警惕！

自1994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着显著的贸易顺差，因而实质上一直在向国外输出资金。自那以后流入中国的1万多亿美元的外资，对中国就是多余的资金，只能化为中国官方的外汇储备而流向国外。这些过多流入的外汇又成为逼迫中国中央银行过多发行基础货币的祸根，使近十年的中'国经济经常处于通货膨胀的威胁之下。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中国的外资，其实就是一种经济上的侵略，它夺走了中国企业的投资机会，把中国的市场变成了外资企业榨取利润的天堂。

有些人把中国城市住宅售价的暴涨归咎于“民间投资没有正当的出路”，企图以“开放新的投资领域”来“正确引导民间投资”。其实中国民族资本没有正当投资机会的原因也可归咎于外资企业已经占领了中国所有可市场化的投资领域，将中国的民族资本挤出了正常的投资领域。2006年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经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已在21个产业中拐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在这样强大的外资企业面前，弱小的中国民族私营企业怎么会有生存的空间？要真正为中国的民族资本开拓投资空间，就必须限制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扩张，否则，“向民间资本开放投资机会、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就成了空话。

几十年来，外资企业在中国享尽了特殊低税率之类的“超国民待遇”，在中国市场获得了超额的利润。捞到实惠的外资企业，并没有把中国人民的独立地位、中国的国家主权当回事，反而变本加厉地提出无理要求。最近美国政界一直在吵吵嚷嚷，要求美国政府逼迫人民币汇率升值。其真正目的，是以要求人民币升值为借口，向中国政府寻衅施压，迫使中国政府为了不使人民币升值而在其他问题上做出让步，以便得到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迫使中国政府取消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是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之一。

路透社的消息说，“美国财长蒂莫西·盖特·纳已经提升将于5月240-25日举行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利害关系：推迟本应于4月15日做出的是否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的决定”。

很多认为中国故意压低人民币价值以获得不公平贸易优势的美国议员希望此次对话能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进展。但是，美国贸易代表罗恩·科克认为人民币币值过低只是影响对华贸易的一个因素。科克说：“眼下，关注本土创新的企业和关注人民币的企业一样多。”

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原来西方国家逼人民币升值的真正目的，是要迫使中国政府取消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

有人说，“决定人民币升值的权力是中国的国家主权”。其实，实施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更是中国的国家主权；不仅是中国的国家主权，而且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即使对外经济政策的任何问题都可以让步，在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上也不能有丝毫让步；人民币的汇率可以升值，但是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绝不容有少许的退让！任何外国政府、外国企业对中国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说三道四甚至指责，都是对中国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都必须给予回击；在鼓励自主创新政策上的任何让步和退缩，都是对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出卖！

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国与美国应当商谈的是，外资企业如何配合中国鼓励民族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对公然对抗中国鼓励自主创新政策的外资企业，一定要给予严厉的回击，否则，中国的国家主权无法保障，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必将受损，中国的长远发展无法进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原载《广东商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