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反斯为反毛，反毛必反斯”，这是一条定律。

　　实际上，自苏联解体以来，陆续揭密的苏联档案，不仅没有提供什么攻击斯大林的“炮弹”，反倒一次次地戳穿了诬蔑斯大林的弥天大谎。这里，就例举几个最主要的问题，看看历史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

　　一、所谓“肃反扩大化”的问题

　　苏联肃反到底镇压了多少人?这是个众说纷纭、各种说法相差极大的一个问题。持不同政见者瓦·别洛策尔科夫曾经宣扬，“1亿8000万中的3500万，也就是说六分之一人口被这‘吃人’的制度吞没了”。索尔仁尼琴曾经把十月革命到1959年所有死去的人数都加起来，统统算作被镇压的人数。《消息报》在十月革命80周年时发表了一个更加惊人的消息：“共产党政权消灭了1.1亿人”。

　　在新出版的《斯大林全集》第15卷中，对被镇压的人数有正式的统计：“1938年，根据反革命罪条款，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逮捕了52372人，司法机关在审查这些人的案件过程中，对273人定罪，其中89人被枪决，49641人被宣布无罪。如此数量的无罪判决表明，许多人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原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逮捕的。他背着中央胡作非为。”

　　按照疯狂反斯大林的人的夸大的说法，“大清洗”过程中遭到杀害的人数，超过了当时苏联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总数。这种惊人谎言的编造，足以证明反共势力的无耻。

　　二、所谓清洗“列宁近卫军”的问题

　　以前有人认为斯大林“无情地消灭了整个列宁近卫军”，即自称为和列宁一起工作过的第一批老党员。其实，在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许多人都自称列宁近卫军，连1917年8月才入党的一些托洛茨基分子，也自称是“列宁近卫军”。他们在同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斗争失败后，把自己的垮台，也算做斯大林对“列宁近卫军”的“清洗”。

　　其实，斯大林是并不主张采取行政手段处理托洛茨基分子的。拉·卡冈诺维奇的回忆文章，对当时的情况做了详细的描述，证实了斯大林对反对派教育的耐心和仁至义尽：“诽谤者造谣，说斯大林只通过行政手段‘加速’‘收拾’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对派。恰恰相反，斯大林和整个中央、中央监察委员会同他们进行了思想原则斗争，希望他们中即使不是大多数也能有部分人洗手不干。有这样一个事实，即党及其中央用了15年时间耐心地与反对派进行了斗争，直到最后才对他们采取国家措施、镇压手段、诉讼程序和枪决。这是因为反对派已经走上了颠覆、破坏、恐怖甚至搞间谍活动的道路……我记得，当我们几个比较年轻的中央委员，即我、基洛夫、米高扬问斯大林，他为什么容忍那些人留在政治局里时，他回答我们说，‘对这种情况不能操之过急。第一，他们也许不敢轻举妄动，不至于把我们逼得必须采取开除他们的极端措施;第二，应该让党了解开除的必要性。’”

　　三、所谓“消灭了4万个指挥员”的问题

　　所谓“消灭了4万个指挥员”，就是苏联30年代末由伏罗希洛夫处理的36898名军人退役的问题。出于政治和健康条件的考虑，实行了这次退役措施。在退役者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即9579人被逮捕。这些人中有许多人提出申诉，国防人民委员部负责审理了这些申诉。1940年5月1日前，有12461名指挥员归队，1500人被释放，有70人被判处枪决。可以说，在被逮捕的人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是错案。

　　斯大林及时地发现并纠正了这一错误，伏罗希洛夫因此还受到斯大林的批评。解密的档案证明，斯大林在1941年5月曾批评说：“当然，可以理解伏罗希洛夫同志。失去警惕性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因为为了在前线实施一次成功的进攻，需要成千上万个战士，而为了瓦解这一进攻，只要在参谋部里有两三个该死的叛徒就够了。可是，无论如何不能证明让4万个武装力量的指挥员退役是正确的，这一措施不仅过分了，而且从各方面来讲也是极其有害的。党中央委员会纠正了伏罗希洛夫同志的错误。”这个事件的过程不但不能证明斯大林的粗暴，反而能够证明斯大林的正确。

　　四、所谓“流放少数民族”的问题

　　卫国战争时期，苏联曾经把部分少数民族从当地迁徙到边远地区，这成为那些反对斯大林的人指责斯大林“镇压少数民族”的口实。他们宣称，当时苏联内务部部队曾把成千上万无辜的人运到荒无人烟的地区去，试图让人觉得斯大林如此残酷对待少数民族只是出于“荒诞的想法”。

　　对此，俄罗斯学者做出了新的说明。第一，这些民族在战争中确有投降行为。根据解密档案中贝利亚1944年5月10日给斯大林的报告，克里木鞑靼人有2万人参加苏联红军，但在1941年红军从克里木撤退时，这2万人全部逃离红军，并加入德国占领军。车臣和印古什人的情况也大抵如此。第二，并非把整个民族都迁徙了，这些民族中一些参加了红军的人、包括一些妇女并没有被迁徙。第三，事情发生在1943年底和1944年初，当时战争情况仍很严重，这些人和法西斯军队的配合直接影响了苏军解放北高加索和克里木地区。因此，这件事决不能成为指责斯大林的理由。

　　五、所谓《斯大林传略》的问题

　　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曾经以很大的篇幅描述了斯大林为替自己歌功颂德的书《斯大林传略》添枝加叶，说斯大林“扮演了编辑兼作者的角色，他是为自己歌功颂德的传记的编撰者之一。”

　　现在，斯大林对《斯大林传略》一书校样的修改意见公开面世，作为《斯大林全集》第16卷出版，就彻底粉碎了赫鲁晓夫及其信徒的捏造。历史学家马恰洛夫作为《斯大林传略》一书的作者集体的一员，于1946年12月23日记录的斯大林对《斯大林传略》一书的谈话记录，很能说明问题。

　　根据1998年8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公开发表的记录稿，斯大林的意见是：《斯大林传略》一书“错误太多，调子也不好，是社会革命党人的。什么学说都说成是我的，甚至什么关于战争经常性因素的学说也是我的。原来我还有关于共产主义的学说，瞧，据说列宁只讲过社会主义，关于共产主义一点也没讲过，而我讲了共产主义。还有，据说我有关于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等等的学说。事实上，国家工业化问题的提出恰恰应该归功于列宁，关于农业集体化等问题也是一样。”“在这部传记中颂扬的东西太多，吹捧个人的作用。读者看完这部传记后该怎么办呢?得跪下对我顶礼膜拜。马克思主义不需要你们这么去教育。……我们不需要偶像崇拜者……”“我们有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任何补充的学说都不需要。”“没有一处明确说明我是列宁的学生。不可思议……但只在某一处隐隐约约地提到。事实上，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自己是列宁的学生。关于这一点，我在与路德维希那次大家都知道的谈话中明确地说过……”“我是列宁的学生，列宁教导了我，而不是我教导了列宁。任何人都不能说我不是列宁的学生。他开辟了道路，而我们沿着这条开辟出来的道路走。”

　　六、所谓斯大林有“偏执狂症”的问题

　　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恶意散布斯大林具有“偏执狂症”的谎言，企图以此打碎人民心目中斯大林的伟大形象。戈尔巴乔夫在所谓“改革”中，更是变本加厉地把这一谎言当作对斯大林的“致命一击”，到处散布。

　　戈尔巴乔夫的宣传机器散布说：杰出的医学专家别赫杰列夫在20年代曾为斯大林做过医学诊断，说他患了“偏执狂”，而别赫杰列夫就因此遭到暗杀，而且引用了别赫杰列夫的孙女的“证词”加以证明。现在，同样是科学院院士、人脑学科专家的别赫杰列夫的孙女，在报纸上公开说出了问题的真相：压根就没有过这样的诊断!她说：“这是一种要宣判斯大林是‘疯子’的倾向，包括借用所谓我祖父的意见，但我的祖父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否则我们是会知道的。然而，有人需要这样的说法。他们开始对我施加压力，而我只得证实说，有过这么一回事。他们对我说，他们将发表文章，介绍别赫杰列夫是个无所畏惧的人，为了勇敢地履行医生的职责而殉难。”

　　别赫杰列夫的孙女终于说出了真话，有良心的话。她的话不但揭穿了那些无产阶级的叛徒们企图污蔑斯大林的谎言，而且也揭露了这些篡夺了列宁、斯大林开创的事业而无耻背叛的人的卑鄙伎俩。他们竟敢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强迫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用谎话去污蔑社会主义制度的开创者和领袖，这是世界历史上多么卑鄙无耻的事啊！

　　总之，斯大林一生功勋卓著，半个多世纪来对于斯大林问题的争议，不仅是在事实上有出入，而且是不同立场的人对斯大林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能否客观公正地对待斯大林，是是否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试金石。

　　斯大林早在1943年就说过：“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垃圾刮走！”

　　对斯大林、毛泽东的污蔑攻击，不过就是朝伟人的坟上乱扔垃圾的无耻勾当而已，历史的风必将把这些垃圾，连同那些形形色色的跳梁小丑，统统刮走，一扫而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