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全息政治’，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队伍，就比所有的敌人都高一个维度，都可以对他们进行降维打击，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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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这个令人无限缅怀，理应欢庆但又倍觉伤感的日子就要到了。
想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时代，无论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等各个领域，总能够在客观条件十分严酷的情况下，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但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每一个执行层面，人的主观能动性都发挥到了极致。这里的主观能动性，不仅包括热情、不怕死、“干就是了”，也包括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对上级战略意图、方针政策的深刻理解，还包括高超的战术、技术水平，以及行之有效、庖丁解牛式的工作方法。借用已故好友刘海波提出的“全息型组织”概念，我们可以把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恰如其分地命名为“全息政治”。即哪怕是一个最末端的基层干部、战士，都能够在本质（绝不是表面的、机械的）意义上，与最高层政治保持一致，并能够根据自己面对的实际情况将其落到实处。中国边防军163团九连二排的庞国兴、王世军、周文轩、冉福林等四位战士，在追击印军的过程中与连队主力走散。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脱离战斗，而是主动结成一个战斗小组，由庞国兴担任指挥，在敌后灵活机动地袭击印军，摧毁印军一个炮兵团，取得辉煌战绩。庞国兴小组在两天多的时间里，向印军纵深插入15里，连打5仗，歼灭5股逃敌，攻克敌人炮兵阵地两处，缴获敌87-6加农榴弹炮7门及其他装备物资，加上他们为一连带路缴获的8门，印军第5野炮团的24门炮，有三分之二被我军缴获，剩下的几门在逃跑途中翻下深沟，摔成废铁，只有团长夏尔马中校只身逃走。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暨西藏军区军史》这样写道：
“我部战士四名遭遇印军数百，该股敌人不但不缴械投降，反而抵抗到底。四勇士当即给予了英勇还击，并击溃该股印军。”
有趣，为什么军史作者如此自信满满地认为印军理当缴械投降？这是因为，我们的战士是“全息”的，因此是丰富的、立体的、充满主动性的，而只知道机械执行命令的印军官兵则是片面的、二维的、机械的和被动挨打的。所以，庞国兴小组虽只有四人，但却能以摧枯拉朽之势，战胜总数远超过他们的印军。任何一个组织，当其规模大到了一定程度，都会陷入这样的困境：执行层面的干部，由于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对待上级的政策和指示，要么一刀切，机械执行，以方便撇清自己的责任；要么阳奉阴违，按照有利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选择性地执行。这样做的结果，往往导致政策的实际效果与制定政策时的动机南辕北辙。但是，执行层却不承担由此导致的政治后果，一切政治后果都由最高决策层承担。面对这样的情况，最高层由于无法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一般只能徒唤奈何。就是通过教育、整风（以延安整风最为著名和有效），实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全军。由此产生的效果是：绝大多数党员，特别是各级干部，在面对纷繁复杂的情况时，能够根据中央政策的基本精神，主动地、自觉地从政治上考虑问题。
遇到困难，他们会问自己“如果毛主席处在我这个位置会怎么做？”然后，根据思考的结论着手解决。打个比方，这就相当于毛主席有无数个分身，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情况下直接去处理问题。全息，是一个技术概念。如果一块玻璃里有一个全息影像，那么，无论把这块玻璃打成多少碎片，每块碎片里，仍然包含有影像的全部信息。无疑，毛泽东思想能够整合全党、全军，最根本的原因也在于它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由于中国革命是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行的，所以革命的敌人往往是强大的、野蛮的、武装到牙齿的。但是，因为拥有了“全息政治”，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队伍，就比所有的敌人都高一个维度，都可以对他们进行降维打击，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全息政治，建立很困难，保持就更难，尤其是在取得政权的情况下。
当全息政治在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的阴影下，逐步蜕变为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官僚政治时，则意味着政治组织的坏死开始蔓延了。（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独立评论员郭松民”，修订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