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因为对《让子弹飞》进行二次解读的缘故,我们经常用张麻子隐喻教员,但如果深究起来,其实张麻子和教员是有区别的,而且区别还很大。
两个人的表象区别是:
张麻子出身于讲武堂,是个百发百中的枪法高手,做什么事都身先士卒,所以张麻子是典型的武夫形象。
教员则一辈子几乎不碰枪,数十年都以文质彬彬的书生形象示人。他不是看不起武夫,只是把自己凌驾于武夫之上,指挥枪杆子完成政治目标。
他能代表枪杆子,但绝不是只代表枪杆子。
而张麻子和教员的本质区别是,张麻子完全脱离群众,教员永远亲近群众。
据徐特立回忆,教员在红军时代就认识到一个问题:
“打下一座城很容易,难的是改造人民群众的生活习惯。”
如果不改造人民群众的生活习惯,革命就会陷入“打江山坐江山”的死循环,而要改造人民群众的生活习惯,就必须深入调查城市的历史问题、以及人民群众的历史问题。
明白了历史问题有哪些,才能对症下药,进行必要的改造。
所以攻克江西兴国、福建上杭的时候,教员就召集乡长们谈了七天,自己又亲自走访农村城镇,写成一本小册子,发表在《斗争》上,后来改造兴国和上杭,依据就是教员的调查结论。
攻克寻乌以后,教员走街串巷和人民群众交谈,并且和商会会长谈了一天、和旧县城的衙门官吏谈了一天、和老秀才谈了一天,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写成八万字的《寻乌调查》。
在改造群众生活习惯时,教员认为,游击地区要有游击性质的教育,必须简单粗暴通俗易懂,识字教材也不能用学校,得重新编写。
教员把编写教材的任务交给徐特立。
在编写过程中,教员连规范字怎样写、如何制定文盲的学习进度等细枝末节的问题,也要亲自过问,和徐特立三番五次的讨论。
直到教材编写完成,他才脱离这项工作,忙其他事去了。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教员说:
“我们放松了一点,就是广大群众受了损失,就不是小问题了。”
这就是教员,永远亲近人民群众。
反观张麻子,进了鹅城以后,张麻子的主要活动地点就是县衙。
他要么和夫人打情骂俏。
要么在县衙断案,打武智冲的屁股,喊出“不许跪”也是在县衙门口。
要么在县衙抱着夫人痛哭,借夫人之死算计黄四郎。
离开县衙,就到碉楼和黄四郎喝酒,商量怎么分钱的事。
整部《让子弹飞》,你看到张麻子和鹅城群众交流接触了吗,看到他在鹅城走访调研了吗?
没有。
2
而六子在讲茶大堂用枪指着孙守义,更是离隐喻对象毛岸英的形象相差甚远。
真实的六子,根本不可能用枪指着孙守义。
新中国刚成立时,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给教员写信,希望妹夫让他进京做官,或者在长沙谋个厅长的职位,并且指派已经进京的表弟向三立,帮他出面说情。
但是教员告诉杨开智:
“不要有任何奢望,湖南省委派你做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
岸英也亲自写信给向三立,把亲舅和表舅一起批评了:
“来信中提到舅父‘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
“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取得了根本的胜利。”
“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及,放在第一位,个人主义是不成的。”
觉悟这么高的岸英同志,怎么可能和六子一样,用枪指着一个可怜的卖凉粉的?
所以张麻子和教员有区别,六子和岸英同志也有区别,我们可以用他们的某些事情来做隐喻,但不能完全取代真实的人物。
3
总的来说,电影里的张麻子和六子,完全脱离群众了,他们在鹅城没有调查研究、没有教育群众、没有组织群众,只有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个人英雄主义。
麻匪队伍在电影中可以打败黄四郎,但在现实中完全没有可能,要想革命成功,必须认可群众、教育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
教员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
他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写道:
“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
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
”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的拥护我们。
那时候,我们号召群众参加革命战争,能够不能够呢?能够的,完全能够的。”
我觉得,这不仅是教员的革命方法,也是“为人民服务”的由来。
一方面,为人民服务了,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那么人民群众就是革命力量的来源。
另一方面,革命的目的是改造国家和社会,而教育、基建、医疗、工业等为人民服务的项目,本身就是改造国家和社会的一部分,所以为人民服务是推动革命事业的途径。
革命宏观叙事和个人幸福安康,是双向奔赴的。
于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大旗下,组织、革命事业、人民群众的利益便统一起来,凝聚成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
而且组织“为人民服务”的时候,必须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冒出千千万万的群众领袖,他们会自动加入组织,强化组织的力量。
就像教员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里说的:
“人们常常叹气没有干部。同志们,真的没有干部吗?
从土地斗争、经济斗争、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群众,涌出来了无数的干部,怎么好说没有干部呢?
丢掉错误的观点,干部就站在面前了。”
正因为如此,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的教员,数十年来批量生产了无数干部,辅佐教员做成了前无古人的大事业。
没有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的张麻子,麻匪成员死一个就少一个,如果没有发钱和发枪的事,张麻子是不可能打倒黄四郎的。
既然“为人民服务”和革命事业绑定在一起,动员人民群众可以培养干部,我们可以断定,教员一辈子相信人民群众,不是无条件的相信、口号式的相信,他是有一套和人民群众结合的方法论的。
而这套方法论的前提是:
教员的立场永远倾向于人民群众。
当人民群众感受到“为人民服务”的诚意,又得到土地、住房等现实利益,自然会拥护那个一切为他们着想的人。
这就是教员在世时,神一样威望的来源。
而人民群众拥护教员,教员依靠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和领袖便形成双重互动,出现了那个战天斗地、朝气蓬勃的时代风气。
“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
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他说这句话是诚心的,做起来也是认真的,所以他是唯一的。
这是一篇《毛选》的读书笔记,就写到这里吧。
文章来源于温伯陵 ,作者温伯陵;转自栩然说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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