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全景：毛泽东改造世界的价值取向是为人民服务

点击：  作者：王志刚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22-11-12 10:01:14

 

【编者按】2022年11月8日下午4时30分，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离开了我们。张全景老部长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定维护者，是始终坚守人民立场、为人民利益不懈奋斗的我党优秀领导干部，我们表示深切的哀悼和崇高的敬仰！今天，我们重新编发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志刚同志对张全景老部长生前的这篇采访，让我们从老部长那里深入学习领会毛泽东思想的核心要义，用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追求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促进“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落到实处。

 

毛泽东改造世界的价值取向是为人民服务

——再访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

王志刚

【简介】张全景，男，1931年生，山东省平原县人。1946年2月参加革命，194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山东省德州市委副书记，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共山东省委第四届委员会委员、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中共山东省委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常委、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部长，中共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全国党建研究会会长等职。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2022年11月8日下午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离休后一直关心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经常参加各种学术研究活动，坚决维护党的光荣历史，旗帜鲜明地批驳历史虚无主义，特别是致力于学习、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王志刚同志对他的专访《毛泽东是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历史巨人》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际，本刊特委托王志刚同志就毛泽东怎样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问题对其再次进行了采访。张全景同志结合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感悟，谈了对该问题的深刻认识。

王志刚：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202次提到人民，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和毛泽东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思路有何联系？

张全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全党同志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与毛泽东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王志刚：是否可以这么理解，毛泽东改造世界的着眼点是改造人，要把人改造成具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的人，就要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核心价值追求？

张全景：是的。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1]。这段话明确地告诉我们，解决了“三观”问题，才能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这和毛泽东的论述——“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2]——完全一致。“今日的努力”，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人民服务，离开了为人民服务的“努力”，就迷失了方向。毛泽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改造世界的核心价值取向，是因为他深知实现共产主义要求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的觉悟极大提高，这两个“极大”需要在“两个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改造）中实现“两个决裂（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才能达到。价值取向决定着想不想改造、能不能改造、怎样改造，为人民服务就成为“两个改造”中最核心的价值取向。所以，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精髓，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具体体现。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行动，共产主义信仰就是假的。为人民服务作为改造世界的核心价值取向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人民性和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知行统一观。

1939年2月，毛泽东在给张闻天的信中第一次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概念。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正式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将其明确为党的根本宗旨。这期间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三篇著作（后来被称为“老三篇”），深刻阐明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通俗易记，并且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老三篇”最容易懂，但真正做到却不容易。其为每个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供了具体的遵循，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发挥了重大作用。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全社会的价值取向，更是为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王志刚：请您围绕“老三篇”对“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进行一下解读吧！

张全景：好的，共同学习。

 

一、树立起思想道德建设的高标准

 

王志刚：您多次谈到为人民服务与思想道德建设的关系，那么从核心价值取向层面应该怎么认识？

张全景：人是有思想的，思想是指挥行动的。治党治国关键是管人，管人重在管心。这个心就是思想道德建设。历代王朝都强调德在治国中的重要性，但都没能走出“得民心——失民心”的怪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未能树立思想道德建设的高标准。五四运动后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改造社会、改造人，这就把思想道德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为人民服务》开篇就是：“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3]毛泽东的这段话，与《纪念白求恩》中“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4]和《愚公移山》中“人民是上帝”等论述，以及后来对雷锋的评价，树立起了思想道德建设的高标准与做人做事的榜样和楷模。

王志刚：毛泽东为什么确立这么高的思想道德标准？

张全景：改造社会、治理国家在精神层面上靠的是思想道德和法律这两条线，思想道德这条上线拉起来了，法律这条底线才守得住。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的自杀率、精神病率、社会犯罪率创全球最低，与全社会由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形成的思想道德建设高标准有直接关系。作个比喻吧，为人民服务形成的思想道德标准是跳一跳或者跳三跳才够得着的；为人民币服务则是不用跳，伸手可得，甚至是坐着躺着就行了。

“求其上者得其中，求其中者得其下，求其下者无所得”。也就是说，立上等的目标，可能得到中等效果；立个中等的目标，可能得到下等效果；立下等的目标，可能什么效果也达不到。这是思想道德建设的规律。毛泽东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改造社会的价值取向，是对这一规律的认识和运用。这一高标准来自两个结合和创新，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相结合，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新路，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文化。

王志刚：您的意思是说，为人民服务思想道德建设的高标准是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形成的？

张全景：是的。“为人民服务”的理念，首先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贯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早就有“人民”“人类解放”的提法。马克思在谈到“对国王来说，一切政治因素中最危险的是人民”时，说“真正的人民即无产者、小农和城市贫民”[5]。《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6]列宁也指出，俄共（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7]。可见，马克思主义早就有“为什么人谋利益”“为什么人服务”等思想，其核心内容是为“绝大多数人”，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这是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因为毛泽东自1920年读了《共产党宣言》、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反复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结合实际领会理解，融会贯通。取“阶级斗争”四个字，赋予阶级斗争新内容，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宗旨、进而使之成为全社会的核心价值追求，这是毛泽东为中国革命进而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的突出贡献。

其次，来源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其中也不乏强调为国家、民族而奉献的精神。如“夙夜在公”“祛私”“国而忘家，公而忘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忠报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富天下，强天下，安天下为最大功利”等。毛泽东通古博今，读了大量的史书，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信手拈来，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批判地继承，吸收到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之中。

最后，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来源于中国革命的长期具体实践。中国共产党是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根本宗旨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观点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为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领导人民进行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毛泽东投身中国革命之初，就决心改变人民大众的困苦处境，决心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力量。从亲近农民、心忧天下到为国为民，毛泽东的人生脚步朝着为人民谋利益的方向迈进。

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毛泽东废除了旧军队的编制体制和管理办法，确立了连队建立党支部和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两项新制度，使秋收起义的部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无军衔、无军饷”官兵平等的新型人民军队。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要为人民打天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呼之欲出。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推动理论创新。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决议》，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关于我军性质和基本任务的重要思想，集中解决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通过思想上建党、政治上建军，既消除了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影响，也通过教育将革命意识的基因注入农民意识中，使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树立起了“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8]的宗旨。

从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以及《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县土地法》的制定，提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到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政策、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制定以及大生产运动，无不体现着党的宗旨。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说：“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9]

1939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中，明确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概念。他在批判孔子的“知仁勇”的道德观时说：“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10]

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说，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具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11]。

此后到张思德牺牲前，毛泽东多次强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12]。一个人之所以可贵和受人尊敬，要有一个标准，就是“他一辈子总是做好事，不做坏事，做有益于人类的事，不做害人的事”[13]。

在张思德追悼会召开前不久，毛泽东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14]

追悼张思德，毛泽东第一次从理论上阐明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结合此前的《纪念白求恩》和此后的《愚公移山》两篇文章，为人民服务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后来毛泽东又不断进行了丰富发展。“为人民服务”明确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成为共产党人和每个革命军人的行为准则，成为一切革命先进分子的座右铭。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长期实践，孕育了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思想。延安时期，我们党有了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在根据地有章有法地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建设，有了正反两个方面的革命经验，有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比较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并经过延安整风和马克思主义学习教育运动，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能比较深入地进行理论探索和研究，这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形成并成为全党的共识提供了实践经验和历史根据。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共产党人改造世界的无价之宝。

王志刚：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什么这么重要？

张全景：这是由毛泽东思想的人民性即阶级性和实践性决定的。“为人民服务”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精髓，集中体现了人民性和实践性。《为人民服务》一文，五个自然段765个字，字字千钧，是对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15]的延伸。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把人民当上帝，鼓励大家学习愚公坚韧不拔和顽强拼搏的精神，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一道挖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16]。可见全心全意、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是道德要求，也是行为规范，既树立了思想道德建设的高标准，又树立了做人做事的高标准。

延安时期，边区为什么能做到“十个没有”，就是因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树立了道德的高标准。陈嘉庚在延安看到了希望。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什么是完全彻底？就是不带私心，不能半心半意、三心二意，而是言行一致、一心一意。只要是人民利益需要的，就是我们要做的。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不论什么情况、顺境逆境，为人民服务都是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不按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去做，社会就要出大问题，这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性即阶级性决定的。

王志刚：20世纪80年代初，有人从讨论“人生的路越走越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到宣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这种降低道德标准的做法对社会的危害极大。

张全景：没错。宣扬人的本性自私是《红灯记》中鸠山的哲学，“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剥削阶级人生观的集中体现。王连举信，当了叛徒；李玉和不信，血洒疆场。正是千千万万个不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李玉和们用牺牲奉献换来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杨靖宇面对叛徒的利诱劝降，大义凛然地说道，“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那种认为“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说“无私奉献少数人可以，多数人不行”的观点是唯心史观、是丧失理想信念的表现。想想90多年前的中国，井冈山上没有军衔、军饷，官兵平等、军民一致，当兵冲锋是自愿，这是多么高的道德标准！国民党当兵抓壮丁，冲锋靠的是100块现大洋、二两大烟土并用枪逼着，这就是把人性建立在自私的基础上。两军对垒的是血肉之躯，打的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是“多数人不行”的话，就建立不了井冈山根据地。人民军队从上井冈山的800人，到解放战争打败蒋介石的800万人，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是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过程，是高尚道德战胜低劣道德的过程。特别是看看延安的整风运动和解放战争中的新式整军运动，就可以感受到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在提高整体道德素质中的巨大作用。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为人民服务价值观的胜利。蒋纬国说国民党败在缺信仰。胡宗南占领了延安，要学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结果学不了，因为剥削阶级的世界观与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是相悖的。

唯物史观相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7]，为人民服务就成为价值取向；唯心史观相信精英政治，“劳心者治人”，个人利益至上就是价值追求。当个别党员干部以“人的本质是自私的”“领导干部也是人”，对自己蜕化变质的行为和令人咋舌的腐败行径进行辩解开脱时，道德标准就大大下降了。“德不配位，必有祸殃”“无德有才是祸害”，只要自私懒惰，就一定是道德素质低下，因为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苏共垮台就垮在这里。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都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为少数人谋利益。

提倡人人献出一点爱，标准低，坐着躺着够得着，物质刺激、奖金挂帅，以自私自利为动力，人生的路会越走越窄；人人发泄一点恨，社会就会乌烟瘴气。提倡革命加拼命、大公无私，对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是强有力的支撑、对正气是极大的弘扬、对士气是极大的鼓舞、对安逸享乐是极大的约束。这是因为人人都有私心，为私是顺茬，为公是呛茬。为公提倡十分做不到五分，为私放开一分就可以做到十分。用个人主义调动积极性是恶动力，人人一时受益，长期受害，互害模式下的假恶丑就遏制不住。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决定了，政治上针尖大的洞，经济上就会有斗大的风；斗大的风又会撕大这个洞，形成恶性循环，社会危机就来了。宗教用的是上天堂吸引教徒，也说当好人做好事，但私欲和唯心论结合，与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差之毫厘，离题万里。

理论和实践一再证明，人心向着真善美，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提倡“全心全意”“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竖起了跳一跳才够得着的思想道德和日常工作的高标准，“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18]，处处为国家、为人民、为别人着想，事事不留烂尾巴，世界才会变得更美好。

共产主义和为人民服务，是新时代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和真假共产党的试金石。毛泽东一生强调共产主义和为人民服务，无论是战略谋划，还是政策策略，都离不开这两条。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占领的是思想道德高地，为人民币服务则把思想道德建设置于凹地之中。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要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19]。这就是占领思想道德的高地，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改造世界。

 

二、活出生命的高度

 

王志刚：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的第二段话为：“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20]您是如何理解这段话的？

张全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句话出自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司马迁以极其激愤的心情，述说了自己受宫刑的遭遇，抒发了内心的无限痛苦，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表现出为实现理想而甘受凌辱，坚韧不屈的战斗精神。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用这句话赞扬张思德是为人民利益而牺牲，其死重于泰山，这就把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嵌入了人生观。

王志刚：您如何认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之间的关系？

张全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每个人对世界对人生对是非的根本看法，是物质与精神辩证关系的有机统一，三者有区别又紧密相连。不管你有认识还是无认识，人人都受这三观支配。从主次上说，世界观决定人生观和价值观，人生观又决定价值观，人生观价值观反作用于世界观，世界观是宏观的，管总；从表里上说，价值观是表象，在三观最前沿，反映了人生观世界观，人生观世界观是内核；从逻辑上说，价值观是基础，人生观世界观形成于价值观的积累和变化，价值观是微观的，具体规范行为准则。在三观中，易变多变的是价值观。价值观从量变到质变时，会导致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根本改变。价值观与人生观联系最紧密，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自古以来，人就被怎么活得有意义、怎么死得有价值的问题困扰着。

王志刚：请您谈一下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张全景：人生观就是“人活观”和“人死观”，就是人怎么活着，怎么死去。人生的价值不但取决于生命的长度——年龄，活了多大岁数；也取决于生命的宽度——事业，为革命干了多少实事；更取决于生命的高度——死的意义，为什么而死。一个人不知道活多大岁数，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可以努力把握生命的宽度和高度，决定自己去干什么事、干多少事，怎么死得有意义。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把生命的宽度和高度大大地拓展了。

毛泽东之所以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给予张思德极高的评价，主要不在于他有多少突出的事迹，也不在于他的死是多么壮烈，而在于他是为模范地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牺牲的。通过追悼张思德告诉每一个人，只要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就死得其所；替法西斯卖力，投降当汉奸，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这就把价值观中的荣辱观和是非观讲清楚了，也把共产主义的理想通过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变成了人生追求。人民军队平时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关键时刻就能置生死于度外，压倒一切敌人。解放战争能迅速打败蒋介石、抗美援朝能打败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都与人民军队在为人民服务价值取向引导下确立的苦乐观和生死观紧密相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革命战士人生价值追求的真实写照。

“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年。”《为人民服务》发表两年后的1947年1月，15岁的共产党员刘胡兰在地主还乡团的威胁面前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地说：“怕死不当共产党！”敌人将6位年龄稍大的党员干部打昏后当场铡死，但她毫不畏惧，从容躺在铡刀下，以一腔热血谱写了青春辉煌，对生命的高度进行了最好的解读。正在转战陕北的毛泽东深受感动，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一些人在主张军队“国家化”“非政治化”的同时，攻击“宁死不屈”缺乏人性，说打不过就投降是最好的选择，照他们的说法去做，劣势装备是无法打败优势敌人的，那又何来的民族尊严、民族解放和独立？可见这种“人性论”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

王志刚：有人说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在战争年代可行，在和平时期不行。对此，您怎么看？

张全景：这是一些人为资本主义摇旗呐喊而找的借口。为人民服务作为价值取向，经过新中国成立后70多年的实践检验，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为人民服务作为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从来没有动摇过，不但写入了党章，也写进了宪法。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为人民服务作为全社会的价值取向，改造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改造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可以说对社会的改造是相当成功的。毛泽东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人人需要改造的社会，并特别强调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改造。他围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核心价值取向为社会导航，提高了全国人民的精神境界和是非辨别能力，规范了行为。

毛泽东不但把为人民服务确立为党和军队的宗旨、数次为集体和个人题写“为人民服务”，而且还亲自抓雷锋这个为人民服务典型的宣传推广。他曾多次说到雷锋。1963年2月初，《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相继报道了雷锋的事迹，摘发了雷锋的部分日记，《解放军报》连续发表了《像雷锋那样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等三篇社论。毛泽东仔细阅读后，对罗瑞卿说：“雷锋值得学习啊！向雷锋学习，也包括我自己，我也向雷锋学习。”[21]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讲雷锋。毛泽东第二次讲雷锋是为《中国青年》杂志题词。他在把“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交给秘书林克转《中国青年》编辑部时说：“学雷锋不是学他哪一两件先进事迹，也不只是学他的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他长期一贯地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学习他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当然，学雷锋要实事求是，扎扎实实，讲究实效，不要搞形式主义。不但普通干部、群众学雷锋，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才能形成好风气。”[22]毛泽东第三次讲雷锋是在1963年5月召开杭州会议期间。他对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说：“我看过雷锋日记的一部分，此人懂得一点哲学。”[23]他进一步指出，雷锋的日记中有很多很好的辩证法的观点和语言，比那些死读书的大学生的论文强多了。第四次是1965年8月30日，毛主席跟在庐山给自己做过保健工作的钟学坤说：“你大学毕业了，以后要好好工作，还要继续学习专业知识，不要骄傲，要脚踏实地地为人民服务。”并题词：“学习白求恩，学习雷锋，为人民服务。”[24]第五次是毛主席对自己的子女毛岸青、李敏、李纳说：“我们要向雷锋同志学习”。从肯定张思德到肯定雷锋，毛主席抓住了改造世界观这个防止人变质的根本。

雷锋读着“老三篇”成长，是毛泽东思想哺育起来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模范事迹和崇高精神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那是一个人人学哲学、学雷锋的时代。雷锋的名言深入人心，为人们所遵循。如“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吃饭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活得更美好”“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等等，这些话是为人民服务社会价值取向的集中反映。为人民服务作为价值取向，是用“公”字调动积极性，充分发挥人心向善的一面，限制了人的劣根性。整个社会风气蓬勃向上，比学赶帮超，大家是在好中找好，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为了祖国的明天更美好，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努力做事，奋斗并快乐着。

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号召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25]。这段话告诉我们，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体现了完全的平等，不管高官还是百姓，“只要有这点精神”就好，这就使每一个人经过努力改造增加了生命的宽度和高度，人人感到活得有意义，就能珍惜生命、亲情、友情，幸福指数就高。那个时代虽然也有打架斗殴、贪污盗窃等社会问题，但数量少并且越来越少，杀了张青山、刘子善，没有再枪毙一个中高级干部，贪污等犯罪问题很少，要知道当时贪污1万元就要枪毙，5千元就要判重刑！当时社会整体风气好是世界公认的。人改造环境，环境改造人。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通过学雷锋、“兴无灭资”，在意识形态领域铲除社会腐败的土壤；通过群众运动、“斗私批修”，在政治形态领域铲除社会腐败的土壤；通过缩小私有制、扩大公有制，在经济形态领域铲除社会腐败的土壤。这就是那时家庭、学校、社会一致向上的根本原因。

雷锋精神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的红色基因。“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所体现的“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26]，不正是我们跟着中国共产党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了100年的伟大社会革命继续推进下去，防止和平演变，战胜“两面人”、清除腐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保持共和国的颜色是红色的，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所需要的吗？

一些党员干部差就差在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树立得不好，甚至根本没有树立。有的人总是先为自己打算，甚至干一些违法乱纪的勾当。党的十八大以来，已有不少党政军高级干部落马。纪检监察部门每年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案件数量之大也是触目惊心。我曾到枪毙刘青山、张子善的地方去看过，现在中纪委在那里办了一个教育中心。我看了以后，想到一个问题，我们常说毛泽东那个时候管理很严，“枪毙了刘青山张子善，管了几十年”，我想这句话不完全对。为什么不完全对呢？管理严是一回事，但更深层次的一个道理是什么呢？是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从1951年年底至1952年开展“三反”“五反”运动，1955年农业合作化高潮形成，到1956年“一化三改”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腐败的现象自然就少了。腐败问题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密切相关。“公有”是产生公心的物质基础，“私有”也是产生私心的根源，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所揭示的，也是社会主义改造后形成的良好党风、政风、民风所证实了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四大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四大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的面前。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这“四大考验”“四大危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怎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从老百姓一句“谁为公家造假”，可以感受到公有制是杜绝假冒伪劣的治本之策；再看看一些私营老板送出一只鸡，就要换回一头牛，想尽办法“围猎”领导干部的现实，说到底，铲除腐败的根源，一定要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层面来审视。还是毛泽东说的，新旧社会的根本区别是“所有制变更了”。闹革命夺权，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是为了变更所有制；新中国成立后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是为了巩固变更了的所有制；现在我们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是为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动摇。可见，为人民服务与建立公有制、巩固公有制是连在一起的。

习近平强调要传承“雷锋精神”，提出“雷锋是我们‘民族的脊梁’”“雷锋精神是永恒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让雷锋精神落地生根”，强调“要做雷锋精神的种子”“让雷锋精神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世世代代弘扬下去”[27]。习近平对雷锋精神念兹在兹，并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布局着雷锋精神的新时代传承。习近平指出：“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一个人战胜不了自己，制度设计得再缜密，也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28]党员干部乃至每一个人都要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一定要有正确的生死观，把人为什么活着、为什么死的问题想清楚。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奋斗一辈子、改造思想一辈子。如果只是为自己、为家庭而活着，那个意义是很有限的。想想看，要是人人像张思德、雷锋那样活着，能有这么多司乘纠纷、医患纠纷、邻里纠纷、家庭纠纷，以及各种社会冷漠症的发生吗？只想着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这个小日子一定过不舒坦，一定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越念越难。只有遵循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行“天下为公”的大道，为国家、为社会、为民族的利益努力工作，努力奉献，才能既保重身体活出生命的长度，又奋斗到底活出生命的高度！

 

三、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

 

王志刚：《为人民服务》一文中的第三段写道：“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29]您认为这段话在《为人民服务》中处于什么地位？

张全景：这段话非常重要，它告诉我们，只有为人民服务，才能充分发扬民主、听取别人的意见建议、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这是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基本要求。达不到这一基本要求，听不进不同意见，就谈不上为人民服务了。其实，理解这段话的极端重要性，只要反过来一看就清楚了：因为你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人民币服务的、为自己服务的，所以，如果有缺点，就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指出问题都不行。为人民币服务，为私，理都是自己的。尽管你说得对，我也不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对我自己没有好处，就不照你的办。只要我们不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不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衰败下去。从自我改造、树立正确思想的角度来看，对照“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段话，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单位，改正缺点错误难的症结就很容易找到了。

王志刚：毛泽东的这段话越学越有味道、越想越深刻，特别是联系历史和现实来思考理解，就更深刻。

张全景：是的。从三湾改编让战士有说话的权利、实行“三大民主”到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把批评与自我批评概括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并把有无认真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共产党与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共产党就是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总结教训、改正缺点、修正错误，不断校正航向，端正思想政治路线，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从失败走向胜利、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足见“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的论断，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中是多么重要。

毫无疑问，在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思想中，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实现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不仅是为人民服务价值取向的内容，而且是实现为人民服务价值取向的根本保证。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要求我们顺民心、听民声、聚民智，想问题、办事情，都要考虑人民的利益，看人民需要不需要，满意不满意。

早在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时，毛泽东就非常注重根据地人民的休养生息，尽可能地减轻人民负担，亲自调研经济建设情况，写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提出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著名的观点，要求党组织关心群众的一切生产生活问题，例如，柴米油盐问题、对面小桥坏了的问题、妇女生孩子的问题等。延安时期更是这样。1941年1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宣布：“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30]1942年3月，毛泽东在《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中指出：“共产党的唯一任务，就在团结全体人民，奋不顾身地向前战斗，推翻民族敌人，为民族与人民谋利益，绝无任何私利可言。”[31]5月，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32]强调我们的文艺要为工农兵群众服务，为占全人口90%以上的人民服务。12月，他在总结财政经济工作的长篇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又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还有许多同志的头脑没有变成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者的头脑，他们只是做了一个方面的工作，即是只知向人民要这样那样的东西，粮呀，草呀，税呀，这样那样的动员工作呀，而不知道做另一方面的工作，即是用尽力量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提高文化。为了革命，为了抗战，我们向人民要东西是完全合理的。我们的同志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算是做了他们应做的革命工作，这是很好的。但这只是做了一个方面的工作，而且还不是第一个方面的工作。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这一方面的工作是每个在农村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第一位工作。只有在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并确实生了成效之后，我们去做第二方面的工作——向人民要东西的工作时，我们才能取得人民的拥护，他们才会说我们要东西是应该的，是正当的；他们才会懂得他们如不送出粮草等等东西给政府，则他们的生活就不会好，就不会更好。这样我们的工作才不是勉强的，才会感觉顺利，才会感觉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了。这就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每个同志（军队的同志也在内）都要好好去研究。”[33]1943年7月，毛泽东起草的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说：“共产党员应该紧紧地和民众在一起，保卫人民，犹如保卫你们自己的眼睛一样，依靠人民，犹如依靠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样。”“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他们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34]11月，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有些同志脱离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末，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35]。毛泽东把听取群众的声音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到了与黄炎培“窑洞对”时，毛泽东对依靠人民监督走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率”已胸有成竹。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两个务必”。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为了让人人负起责来监督政府想尽了办法、费尽了心血。20世纪50年代初，面对部分党员干部居功自傲、腐化堕落的情况，毛泽东发动群众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及经济领域的“五反”运动，接下来是整党整风，提出充分发扬民主，让人讲话，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36]。对于大跃进中产生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瞎指挥风），毛泽东指出：“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37]他还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作风。对群众没有感情，对贫农下中农没有感情，不顾群众死活，不了解情况，不听群众的话，也不听上边的话，这种人不能做领导工作。”[38]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带头做自我批评，把发扬民主、让人批评、让人讲话，与加强民主集中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团结教育全党全民紧密联系在一起，留下了“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39]的至理名言。

王志刚：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说，“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40]。他为什么说“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

张全景：一些同志对毛泽东说的“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41]好理解，对要听“骂自己的话”总觉得接受不了。其实，在毛泽东看来，从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出发，坚持好的、改正错的，就不怕任何人、用任何方式批评指出缺点，就是让人讲话。共产党来自人民，不在人民之上，不在人民之外，而在人民之中，哪有共产党怕群众的道理？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办事的，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真理是骂不倒的。被敌人骂是好事，从反面受到教育；被人民骂，也是好事，引起警觉，找到症结，改进工作，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说“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是有缘由的。

在李鼎铭提意见之前，有这样一件事。1941年6月3日下午下大雨，一道闪电蹿入陕甘宁边区政府小礼堂会议室，劈死了正在参加县长联席会议的延川县代理县长李彩荣，与此同时，一位老汉拴在木桩上的毛驴也被雷电打死。老汉围着毛驴边转圈跺脚、边呜呜地哭：“老天瞎了眼，为什么不让雷公打死毛泽东，偏要打死李县长，打死我的毛驴！”此事引起了边区保卫部门的高度重视，认为希望打死毛泽东的人，不是敌人，也是敌人的帮凶，再加上延安又时常有潜伏的敌特活动，保卫部门把这个老头和说过同样意思话的老太太都抓了起来，要治罪。毛泽东知道后，不仅制止保卫部门追究，而且亲自听取了群众的意见。在他看来，“骂人也是一种提意见的方式”“人民拥护我们，是因为我们这个队伍是革命的队伍，是为着解放人民的，不管他采取什么方式提出批评意见，我们也应该接受”。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还专门谈到这次“雷击事件”，他说：“一九四一年边区要老百姓出二十万石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他们哇哇地叫。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唉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征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征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42]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还提到这件事，说毛泽东肚量大。其实，这不光是个肚量问题。它事关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错的，有一千条理由；改正错的，有“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这一条理由就够了。不争论，就分不清是非。真理在真话中，不争论就听不到真话，没有真话哪有真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43]，是讲真话不可或缺的条件。

“雷击事件”推动了陕甘宁边区乃至整个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深入开展。随后，李鼎铭提出的“精兵简政”建议大受欢迎，毛泽东当即写了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李鼎铭的事例进入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中。“精兵简政”政策的制定推广，对战胜困难、改变不良作风、提高工作效率起了积极作用。这也是毛泽东从群众的骂声中对政策的研究调整。

王志刚：为什么说不让人讲话，总有一天会垮台？

张全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历代统治阶级都懂，但总是眼睁睁地看着民心丧失殆尽。这是因为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政权更迭，夺权前利用民心民意，顺应人民的呼声，甚至收买民心；夺权后权力膨胀的官僚利益集团，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堵塞言路。不让人民说话，就像堵塞了的河流。荀子把君比作舟，把百姓比作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堵塞了的河流就会翻江倒海，成了覆舟之水。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基础，是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权力是人民给的。人民当家作主、参与国家的管理，是通过话语权来实现的，真话、实话、心里话，说得越多越普遍越深刻，民主集中制就贯彻得越好，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就做得越好。相信群众、相信党都离不开民主。民主是党相信群众的体现，有了民主，让人民讲话，人民才相信党、才让你当代表；没有民主，搞官僚专制，不让人民讲话，违背了人民的意志，人民就唾弃你。民主是稳定和法治的基础，稳定离开了民主，就埋下了动乱的祸根；法治离开了民主，就不能有效地打击犯罪。让人讲话，大广播发达，天不会塌下来，抹不黑共产党，自下而上的揭露阴暗面，光明面才会越来越多，剔除了腐败分子，保持了党的纯洁清白，稳定的基础才会牢固；不让人讲话，小广播发达，政治谣言满天飞，不断积累问题就不断抹黑了共产党。一些官僚主义者，怕群众讨论问题，怕提出不同意见，越怕越有鬼。不许人家讲话只能垮台。

王志刚：毛泽东为什么把让人讲话和政策作风紧密相连？

张全景：因为政策和作风背后站着人，反映了世界观和方法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44]为人民服务的人，制定为人民服务的政策策略；为人民服务的政策策略靠有为人民服务作风的人去执行。好的政策作风都离不开让人讲话。政策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蒋介石败就败在这里。他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就搞独裁，投靠江浙财团，采取了一系列走资本主义道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腐败政策，抗战胜利后下山摘桃子，政策腐败达到了极限，自然人心丧尽，被称为“独夫民贼”。

习近平讲“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45]。幸福的生活，首先是吃饭和说话。沾染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作风，不让人讲话，吃饱了饭照样造反。靠民主集中制，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王志刚：为什么沾染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作风就不让人讲话？

张全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为人民服务的大敌，其要害是自我膨胀、自以为是、张狂强势。不管是什么人、处于什么位置，当听不进不同意见甚至不让人讲话的时候，为人民服务就是假的，解决群众困难、为老百姓办事就成了走形式，人民就不买你的账。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三位一体，连着唯心史观，自我意识膨胀，总觉得高人一等，“老子天下第一”“唯我正确”，目空一切，冷漠无情，做事是“施舍”“恩赐”；为人民服务连着唯物史观，解决了对人民的根本感情和根本态度问题，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现，与人民心心相印。近几年，当我看到群众有实际困难，而有些工作人员作风蛮横、耍态度，不设身处地为人民着想时，心中就非常难过。

毛泽东说过，“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那些认为不是根本态度问题而是技术问题的人，实在是想错了，应该加以改正才对。”[46]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解决的是根本态度。国民党800万军队为什么会被相对弱小的共产党打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如何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有人问周恩来，为什么蒋介石飞到哪里，哪里就打败仗；毛泽东坐在农舍里，共产党却处处打胜仗？周恩来回答：“我们的军队不但在政治方面是民主的，而且在军事方面也有民主。我们有时甚至还准许士兵讨论作战命令。每个战斗小组都开‘诸葛亮会’。”[47]外有群众推小车支援前线，内有“诸葛亮会”，共产党焉能不胜？可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民主主义战胜专制的胜利，是“延安作风”战胜“西安作风”的胜利。政策、制度、方式、方法固然重要，但态度是前提和基础。解决态度问题是改善干群关系最关键、最重要的一步。毛泽东告诫我们，人民群众是共产党的“上帝”，“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有实践的战士”[48]。毛泽东针对干部有了权，个人主义膨胀、骄傲自满、颐指气使、飞扬跋扈、看不起群众、以粗暴态度对待群众等问题指出，“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49]，进而告诫全党“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50]。这是毛泽东给各级领导干部打的清醒剂和预防针。我国从根本上消除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基础，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应当是一律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共产党人特殊就特殊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反过来就是特权，特权形成的是官僚主义者阶级、党内资产阶级。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都反复强调“民主集中制”，一直要求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关注“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要在新的伟大斗争中，时刻关注人心向背，清楚知道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充分利用网络以及微信平台，在广泛发扬民主中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全面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命、自我提高的能力。牢记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在让人批评、让人讲话中，真正集中正确的意见，并坚持两个原则：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不准妄议中央，自觉地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净化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团结教育全党全民、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打牢坚实的思想基础。

 

四、“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

 

王志刚：《为人民服务》中的第四自然段谈道：“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51]这段话内容非常丰富，请您解读一下。

张全景：在《为人民服务》的五段话中，这一段最长，是271个字。毛泽东从“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到提出“三个互相”，即“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可以说是层层递进，把革命队伍内部的新型人际关系讲得透彻明了。

毛泽东一生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着眼点和落脚点都重在改造人。人是群居的动物。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革命是这一规律的反映。革命要胜利，需要把这个群聚集得越大越好，即“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共产党宣言》发出的时代强音；“论民众大联合”“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是毛泽东作出的中国式解读。要凝聚起来，就要改变旧的人际关系，建立起新型的内部关系。三湾改编的划时代意义，不仅是支部建在连上，还在于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建立起平等的人际关系，达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毛泽东在1965年重回井冈山时说：“我们这支军队为什么成为新型的军队，就是在改造旧中国的同时，也改造我们自己。人的思想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井冈山上袁文才、王佐，不是被改造了过来，为井冈山根据地做了贡献。红军中的不少干部原来是旧军官，一个月拿不少大洋，后来不是心甘情愿和士兵一样嘛？关键还是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官兵一致。”[52]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中国革命能够胜利，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这一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不是外部强加的，是毛泽东在“两个改造”中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改变了革命队伍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起“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新型关系。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毛泽东做了最通俗的解读。革命队伍中的人，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革命目标有多么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啊。目标是信仰、信念的具体化。少数人有革命目标还不行，要和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现在的根据地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要走这条革命的路、扩大根据地，困难重重，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勇气。提高了勇气，去解救受难的人民，履行我们的责任就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值得不值得的问题就摆在了每个人的面前，怎么想、怎么看？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就会为人民慷慨赴死、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53]这句话，既是对上一句的小结，又是对下一句的过渡，引出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一脍炙人口的经典语录。为什么会有这句过渡的话？是有感而发，毛泽东对张思德因生产事故而牺牲感到既悲痛又惋惜。生命至上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

两军对垒，双方都是要“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毫无疑问，毛泽东的“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赔本的买卖不干”的主张，比蒋介石“杀身成仁”“死守硬攻”要高明得多。这是“党指挥枪”与“军权私有”的根本区别。“三大民主”建立起平等的内部关系，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体现在战场上就是通过“军事民主”，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去夺取最大的胜利。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等战斗英雄，都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牺牲，主动献出宝贵生命的。

战士为取得胜利自觉自愿的牺牲精神，是革命大目标指引下的英雄主义写照，更是革命队伍内部人际关系的反映。不但知道为谁当兵、为谁打仗，而且还知道怎么当兵、怎么打仗，干部、党员“跟我上”“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尊重。毛泽东总是告诫那些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搞不好的同志“要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就能减少不必要的牺牲。“三个互相”，是人际关系中平等和尊重的具体化。

正是因为平等的“同志关系”，得民心、顺民意，共产党才战胜了国民党，说到底是“平等”的同志关系战胜了“不平等”的剥削关系。因此，党员干部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防止内部关系的异化。

王志刚：看来，平等的“同志”关系对党的事业太重要了。

张全景：是的。解放初期，我参加土改工作队时才十六七岁，亲身感受了内部关系、干群关系的平等融洽。不管哪一级领导，都是一点架子也没有。我们住在老百姓的土炕上，同吃一锅饭、同点一灯油、同被虱子咬，听诉苦、陪流泪。称呼，要么直呼其名，要么称老李、老赵、小王、小张，时常加个“同志”，很少称职务、头衔。“同志”叫得自然，听得舒服。我亲身体会了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真切感受到了人心向着共产党。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提出“不忘初心”“党内一律称同志”，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

没有平等观念，干部关心战士、“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是不可能的。平等观念的缺失与理想信念的丧失紧密相关。只有梦想连着理想，心中有一致的革命大目标，才能有平等、纯洁、淳朴的同志关系，“三个互相”也就不言而喻了。新时代新长征路上新型的内部关系就要从互称“同志”做起，没有平等的“同志”关系，哪有共产主义？唱着国际歌，到处是同志，“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能实现”！平等的“同志”关系是“三个互相”的基础。

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按劳分配制度，经济收入向体力劳动者倾斜，打破了几千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政治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人的社会地位有不同、能力有大小，但在革命队伍中，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从国家主席到挖大粪的清洁工，人格都是平等的，追求的人生价值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为了一个共同革命目标建立起来的平等的同志关系，为一切革命队伍的人“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反复强调共产主义大目标、强调增强宗旨意识、强调“党内一律称同志”，坚决整治“四风”、惩治腐败，纠正各种特权思想，平等意识大大增强；强调“全面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5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不能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共产党说到就要做到，也一定能够做到”[55]。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理念贯穿始终，救治80岁以上的老人3600多位，100岁以上的7位，与西方抗疫中老人的高死亡率相比，中国对平等、人权做了最好的诠释。举国同心共同抗疫，尊重珍惜每一个生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号召力、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

 

五、“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王志刚：《为人民服务》中的第五自然段：“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56]这是《为人民服务》一文的最后一段。在讲解《为人民服务》的时候很少有人提到，是不是这段话在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中无足轻重？

张全景：不是的。《为人民服务》一文一气呵成，虎头豹尾，从“完全”“彻底”开始，到“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结束，浑然一体，不可分割。没有最后这个结尾，不讲人死以后怎么办，从三观上说就没有讲完全。毛泽东的这段话也是由张思德的后事处理引出来的。

张思德死后，社会部指示就地掩埋，先不报告毛泽东，若毛泽东问到张思德时，再向毛泽东说明情况。中央办公厅、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警卫团都同意这个处理方案。当天下午，张思德的遗体被就地掩埋。

晚上，毛泽东得知张思德牺牲的消息，并知道了有人说“张思德只不过是个战士，战士死了没有必要报告毛泽东，就地埋了就行”所反映出的等级思想。毛泽东认为“这种思想不好”，当即把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师哲叫来，详细询问了事故发生的原因和经过后，说：“前方打仗死人是没有办法的事，可后方劳动生产也死人，不该呀！”毛泽东决定把张思德的遗体运回来，他对师哲说：“你去安排几件事：一、把张思德遗体整理干净，换上干净的衣服；二、买一口棺材入殓；三、警卫团开个追悼会，我参加，有话讲。”可见，《为人民服务》的演讲直接连着毛泽东的平等观。“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57]这两个“不管”，明显指向等级观念。毛泽东话语一转，“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58]。这就有了更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王志刚：为什么把开追悼会的方法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这么重要？

张全景：开追悼会实质上是用新文化改造旧文化。婚丧嫁娶是文化，红白喜事是礼仪。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厚葬久丧定作礼法，常使许多贫困家庭因为安葬死者而陷于破产的境地。只有把新思想与新文化推广到老百姓中去，才能解决几千年来形成的陋习痼疾。毛泽东用开追悼会的方法寄托哀思，正是从改造社会，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着眼，自然应包含在为人民服务的道理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移风易俗的新文化中进一步体现出来。1956年，毛泽东指出：“人们由生到死，这是自然规律。人死以后，应当给以妥善安置，并且采取适当的形式进行悼念，寄托哀思，这是人之常情。”[59]追悼死者，是为了激励活着的人多做“有益的工作”。随着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农村集体经济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占领了农村阵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改造着农民，人死后扬幡招魂之类的封建迷信活动失去了存在的土壤，殡葬改革，把追悼会的方法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成为现实。一些村还修建了安放骨灰的纪念堂，村上的人死了，由生产队、生产大队组织搞一个简朴的悼念仪式，节约了人财物，起到了促进村民“爱社如家”和使“人民团结起来”的作用。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地方封建迷信迅速回潮，婚丧嫁娶中的旧礼教呈泛滥之势，奢靡浪费之风愈演愈烈。除了火化制度坚持得较好外，其他丧葬改革的成果几乎丧失殆尽，这也从反面告诉我们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中的最后一段话多么有现实针对性。

我前几年到农村去，看到一个村的墙上画了很多宣传精神文明的东西，其中有《二十四孝图》。我说，向乡亲们宣传孝道是好事情，但要对这《二十四孝图》好好分析，有一些可以当神话故事来看，有一些是无中生有编造出来的，是胡说八道。比如王祥“卧冰求鲤”。大冬天，谁要趴在那冰上，也融化不了。要真想从那冰下捞鱼的话，砸几个窟窿也行，也用不着去卧冰求鱼。再看郭巨“埋儿奉母”，因为郭巨的儿子与母亲争吃的，他就要活埋儿子，这样就挖出金子来了。这不是宣传宿命论吗？杀孩子，这不是犯罪吗？真把孩子活埋了，还不把老人气死，还行什么孝？所以不加分析地盲目宣传一些封建主义的孝道会损害精神文明建设。这个村还修了功德坊，村里人说，“文化大革命”前这里有个贞节牌坊，“文化大革命”时把它推倒了，现在我们又建一个功德坊。我说，用这种形式，你可以表扬好人好事，你这个村有没有烈士啊？他说，也有烈士。我说，这烈士算不算功德？他说，那当然应当算。我说，你那牌坊怎么没有这些烈士呢？他说，您这个意见非常好，我马上就改，把烈士的事迹刻上去。功德没界定，是非就难分清。现在有一些社会问题，有人说是毛泽东否定历史文化造成的，这个看法是不对的。那个时候，社会秩序有多么好，几乎就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没有吸毒、卖淫、嫖娼的，而现在为什么这些现象在一些地方又死灰复燃呢？我的看法是，社会道德出现的滑坡，不是传统文化的缺失，而是红色文化的断流，一些时候一些人把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宗旨淡忘了，不敢讲“大公无私”“共产主义”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认识模糊了。如果对根本问题的认识不正确，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领域是非不分就不可避免。毛泽东博古通今，在批判地吸纳传统文化、古为今用方面作出了表率，这在他的文章著作中俯拾皆是，如对孔子、老子、荀子等诸子百家的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以改造，推陈出新。《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理论就充分体现了优秀传统文化。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去做，对同志对人民都要满腔热忱，何况对亲朋好友，行孝自然不成问题；不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全社会的价值追求，封建礼教甚至宗教就会大行其道，其结果是孝子贤孙少了，不肖子孙多了；为人民币服务，商品交换的原则浸透了社会生活，就会使家庭关系、邻里关系紧张，乡风民风乌烟瘴气，娶不起葬不起就成了现实。把开追悼会的方法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60]，移风易俗，改造旧文化，毛泽东抓住了牛鼻子，70多年过去了，这些话依然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强调要弘扬新风正气，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多地发文要求从党员干部做起，针对乡村婚丧中仍普遍存在的问题，持续开展移风易俗行动，制定乡规民约，建立“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和“禁毒禁赌会”。提倡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喜事小办或不办、“恶俗”陋习禁办。提出党员干部严格控制操办酒席范围和规模、认真执行“事前报告、事后说明”制度，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严格限制随礼钱数，仪式从简，不大摆筵席、随礼不就餐等具体要求。农村中那种党员干部讲排场比阔气、大操大办“红白喜事”，助长的攀比奢靡之风、陋习旧俗，基本得到了遏制。近几年，尤其是在脱贫工作中，广大农村开始重新重视并做大做强集体经济，比如烟台学习《塘约道路》开展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集体主义精神重新焕发出来，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组织力大大增强，是十分可喜的事情。我们要进一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用宗旨意识指导移风易俗，更好地教育人民、团结人民、造福人民。

为人民服务说着容易，做着难；说别人容易，说自己难；一时容易，一辈子难。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自己用毕生精力身体力行，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典范，公者千古；习近平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和夙夜在公的精神，“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是一心为人民服务的榜样，受到人民的一致好评。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历史充分地证明，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要做到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于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创造出了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历史性成就、历史性贡献，人民创造历史的巨大能量正在发挥出来。我今年90岁了，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后、改革开放前后不同历史时期，在相互对比中进一步理解了“两个三十年”相互不能否定的深邃要义。党的十八大之前，老百姓经常感到的是“不该这么样”“不该那么样”；党的十八大之后，老百姓对习近平采取的办法和措施，经常说的是“早该这么样”“就该那么样”。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在新冠肺炎疫情这场百年大考、全球大考中，在全面实现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中，在“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中，“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所展现出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为人民服务，更加光彩夺目。中国共产党正在凝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势不可挡地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宏图伟业必将实现，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观必将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3页。

[2]《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6页。

[3]《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4页。.

[4]《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59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20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1页。

[7]《列宁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7页。

[8]《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9页。

[9]《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2页。

[10]《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2页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59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8页。

[13]《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1页。

[14]《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2页。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59页。

[16]《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01页。

[17]《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1页。

[18]《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4页。

[1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2页。

[20]《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4页。

[21]参见李平：《雷锋精神的由来与发展》，
http://www.rmzxb.com.cn/c/2017-05-11/1530919.shtml。

[22]《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01页。

[23]《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26页。

[24]《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25页。

[25]《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0页。

[2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88页。

[27]《2014年3月11日，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对“雷锋连”指导员谢正谊说》，《解放军报》2014年3月12日。

[28]《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81页。

[29]《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4页。

[30]《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9页。

[31]《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5页。

[32]《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7页。

[33]《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67—468页。

[34]《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5、47页。

[35]《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33页。

[36]《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3页。

[37]《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79页。

[38]《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34页。

[39]《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0页。

[40]《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1页。

[41]《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4页。

[42]《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38页。

[43]《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6页。

[44]《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28页。

[4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88页。

[46]《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2页。

[4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94页。

[48]《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17页。

[49]《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4页。

[50]《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45页。

[51]《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5页。

[52]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77页。

[53]《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5页。

[5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745页。

[55]《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也不能少》，
https://www.chinanews.com/sh/2020/06-14/9211913.shtml。

[56]《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5页。

[57]《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5页。

[58]《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5页。

[5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10页。

[60]《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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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志刚，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原刊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2期，修订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