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2月13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关于教育革命的座谈会，史称“春节座谈会”。

会上，毛主席说了一大段批评教育体制的话：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

——“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

——“书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大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刘秀是个太学生，而刘邦则是个大草包。”

——“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这是对付敌人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

会后，在全国开始了一场反思教育体制的“革命”：

有的学生说，现在的教育起到了很坏的引导作用，使许多青年不是为革命而学，是为考大学而钻书堆；

有的学生反思道，我发狠学习，其实主要是希望“成名” “成家”，把同学比下去，走的是“个人奋斗的白砖道路”；

有的家长说，许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而造成许多“特殊” “重点学校” “专收高材生”，把大批优秀的工农、革命干部子女排斥在外；

有的学校反思道：讲什么师道尊严，都是虚伪的，其实都是为了升学率，这样的师生关系其实是不健康的，这样的教育体制是对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

在汇集了种种意见之后，1968年7月22日，毛主席在《人民日报》刊载的《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上亲笔加写了一段编者按：“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1970年，部分高校首先开始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实行“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儿来哪儿去”，杜绝将升学作为阶层上升、拉开阶层差距的渠道，史称“工农兵大学生”。

这种全新的招生和教育模式，在1977年之后受到了极大的误解和歪曲：毛主席取消高考，教育荒废、人才断档，平民子弟失去上升通道……

需要说明的是，毛主席取消高考，绝不是断送了人民上升的渠道，恰恰相反，而是为了缩小甚至是打破阶级差距！

难道不是吗？当年清华的毕业生到基层工厂任技术员，像一批有着优渥家庭背景的二代们，却到陕北当农民，请问按照现行的教育体制，可能吗？这到底是缩小差距还是拉大差距？

相反的是，一批“小人物”却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西北国棉一厂的挡车工吴桂贤、山西大寨村支书陈永贵、天津一机局孙健、沈阳市营业员李素文、天津司家庄村的邢燕子、沈阳东北机器制造厂的工人尉凤英当上了什么职务，年龄稍长一点的不用我说都知道吧！

营业员李素文当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举一两个例子，你可能说这是“作秀”，但是我们看看1975四届人大的数据就一目了然：当年的全国代表共2885人，工农兵比例占67.95%，其中工农占51.1%，这又说明了什么？你通过高考能当全国人大代表？

不可否认的是，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前30年时间，一直致力于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脑差别）——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城市工厂实行“鞍钢宪法”，工人参与管理；农村兴办“社队企业”，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样的做法，大大加速了三大差别的缩小，离真正的社会公平越来越近，不比治标不治本的“高考公平”强一千倍、一万倍？

有些人可能会站出来表示不服，说这是在断送他们的前程，说这样话的人多半是小资产阶级，他们将高考视为孩子继承父母小资地位的衣钵传承或者是防止阶层下滑的救命稻草。

我想说的是，考上大学，你的所谓的“前程”就很光明而远大吗？有多少年轻人挤破头考上了大学却被内卷而无奈躺平？

而又有多少人连参加高考的资格都没有！

我们以2019年的高考为例：

2001年全国出生人口大约1900万(100%)，这其中2019年全国参加高考的人是920万人（48%），也就是说有近1000万同龄人连参加高考的资格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