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时期的毛泽东
【谨以此文纪念西安事变83周年】
毛泽东是一位集大革命家、大军事家、大战略家、大政治家等若干“大家”于一身，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伟大实践家；又是一位集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史学家、大语言学家、大诗人等若干“大家”于一身，铸造精神文化大厦的伟大著作家。毛泽东在半个多世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峥嵘岁月里，以书信电报为武器，攻心夺志、聚心凝力，达成战略目的是他的拿手好戏。其中，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前后一年半左右时间内，毛泽东通过海量的书信攻难关、破僵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构建起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例。1935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虽然冲破蒋介石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越过千山万水胜利到达陕北，但是险恶的环境并没有改变。当时党和红军在地贫人稀的陕北地区仅1万多人，第二年（1936）与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也不过3万余人。而环绕在党和红军的四周，有“中央军”、“晋绥军”、“东北军”、“西北军”、“宁青二马军”等总计六七十万大军。很显然，如何打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围困和进攻，在“山穷水尽疑无路”中开创柳暗花明的新局面，是党和红军面临的头等大事。毫无疑问，是毛泽东首先捕捉到摆脱困境的机会和突破口。1935年9月下旬，就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甘南之际，蒋介石飞赴西安成立“西北剿总指挥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指挥拥有20万之众的东北军和10余万人的“中央军”、“西北军”围剿不足万人的主力红军。敌我力量悬殊，形势十分险恶。但毛泽东却从中洞悉到契机。毛泽东分析认为，身背“不抵抗将军”骂名、饱受日寇羞辱的张学良和东北军，与日寇有不共戴天之仇，与中国共产党则无怨无仇，围攻红军并非本意。蒋介石把东北军推向剿共第一线，显然是一箭双雕的毒计：借东北军之手剿灭红军除心头之患，借红军之力打残东北军削弱异己。因此，共产党和红军与张学良和东北军，极有可能在反蒋抗日至少在抗日救国大局上达成共识。张学良和东北军，以及早已对蒋不满的杨虎城和17路军（西北军），是蒋介石送上门来的统战对象。1935年11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随即提议成立了由周恩来牵头，叶剑英和李克农辅助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开启了以张学良和东北军为突破口，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战略运筹。从1935年11月至1937年5月，毛泽东对蒋介石共进行了“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联蒋抗日”——“拥蒋抗日”四次政策和策略调整，激扬文字、鸿雁传书则贯穿于政策和策略调整的全过程，并把重点放在国民党上层、势力派人物和社会名流身上。在1935年底到1936年初的“反蒋抗日”阶段，毛泽东以给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官长写信为主。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主要官长，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主要官长，大都收到过毛泽东的亲笔信。这期间虽然没有形成“反蒋”共识，但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共识，基本消除了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之间的敌对状态。
毛泽东写给东北军将领于学忠的信
从1936年初到“西安事变”爆发的“逼蒋抗日”阶段，是毛泽东鸿雁传书最广泛、最密集的时期之一。仅8月14日一天，毛泽东就发出8封长信，分别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天津市市长张自忠、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刘汝明、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及29军军长宋哲元、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绥远省主席及35军军长傅作义、在上海的国民党工会负责人易礼容等人，并致信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华北联络部负责人王世英并转中共中央代表、主持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特别强调“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一有机会，即须接洽”。自8月14日至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的120天时间里，毛泽东每天都有信件或电报发出，收信对象包括国民党政府的军政要员、冯、闫、桂系及所有实力派的高级将领，宋庆龄、鲁迅等社会名流，各民主党派的领袖级人物，有影响力的社会贤达，全国几十所大学的校长及知名活动分子，至少在百人以上。毛泽东的这些信件，以鲜明的立场，诚恳的态度，犀利的思想，和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个性化生动语言，打动了许多人的心，不仅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动员作用，也直接发挥了引爆“西安事变”助燃器的作用。
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写给张学良的信，建议国共两党正式谈判订立抗日救国协定。
“联蒋抗日”阶段是指党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全过程。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抓扣了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并于当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咨商善后大计。此时毛泽东立即预感到党和红军转变命运的机遇降临，便搁置了手头几乎所有的其他工作，包括只差“战略进攻”、“军队政治工作”两章没有写完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全身心地按照“联蒋抗日”的总方针，投入“西安事变”的善后处理之中。不过，面对十万火急、瞬间即可能引爆全面内战的严峻形势，毛泽东不是以写信为主，而是以发电报为主来营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治环境，具体指导“联蒋抗日”总方针的贯彻落实。从12月12日捉蒋，到12月25日放蒋，在短短的两周时间里，毛泽东发往各方面的电报少说也有百余封，其中与在西安具体帮助处理事变的周恩来电报往来犹为频繁，仅12月19日一天，就给周恩来发去11封电报。周恩来在与蒋介石方面的谈判与交涉中，创造性贯彻落实了党中央、毛泽东关于“联蒋抗日”的方针和意图，迫使蒋介石拍着胸脯以人格担保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口头协议，惊天动地的“西安事变”得以在光明的前途中和平解决。然而蒋介石一下飞机，即扣留了护送他回到南京的张学良，对在西安作的承诺也有所动摇，并又一次导致内战的风险。为巩固和扩大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胜利成果，党中央、毛泽东又提出了“拥蒋抗日”的方针，选派周恩来赴南京，作为与蒋介石国民党谈判的总代表。而毛泽东则以蒋介石本人和国民党上层以及能够影响国民党上层的人物为重点，夜以继日地写书信、发电报，逐个地进行说服教育和正面引导。在延安的毛泽东与在南京的周恩来之间，每天都是电讯频频，互通情况，共商对策。在党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艰苦卓绝的努力运筹和调动起来的各方面正义力量的综合作用下，迫使蒋介石于1937年5月同意与共产党合作抗日，8月22日发布命令，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2月又同意将分散在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至此，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倡议和主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体形成，迎来了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日军占领区，猛烈地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猛烈地动员和发动人民群众，猛烈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战争中发展、壮大人民战争伟力的新局面。也正是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日起，以毛泽东为代表、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开始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使积贫积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中华民族，取得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伟大胜利，实现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崛起！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少将，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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