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姚有志将军在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论述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

兵学的实学色彩更浓郁

——中国兵学文化演进发展路径扫描

以中国传统文化与外部文明以宗教为主旨的传统文化相比较，中国传统文化的实学特征十分鲜明。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兵学与其他学说相比较，兵学的实学特征则更为典型。

基于这一认识，我给中国传统文化或称国学的定义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演进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主导性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行为导向的统称。是以易学为思绪，儒学为主干，道家学说和兵家学说为两翼，历代诸子百家共同参与构建的思想文化大系。如果说易学开辟了朴素唯物辩证思维的道路，儒学和道家学说着重阐释的是世界观、社会观和人生观，那么兵家学说则展开的是方法论大智慧。

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和平是两个战争之间的结果。战争与和平的纵横交织，是地球人社会的常态。据公元前一世纪司马迁的《史记》记载，中华民族从公元前3000多年前踏入人类文明门槛之日起，就有“轩辕振兵，中华成一统”的传说。中国古代有句老话，叫做“从古知兵非好战”。正是出于“非好战”的基因和本性，迄今3000多年前提兵灭商的姜太公，就开始了系统的兵学理论创作。现存由姜太公署名的《六韬》，虽说是战国时期的托名作，但从内容上看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姜太公的用兵韬略。所以后世把姜太公称为中国兵学之祖。

人类文明史上，公元前五世纪前后，是一个文化承上启下的承传时代，又称轴心时代。在这一时代，并行并存的中国、古希腊和古印度，几乎同时出现了一批影响后世文化走向的文化巨匠与不朽经典，形成了各具特色、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若作横向比较，以老子、孔子、孙子等为代表人物的中国子学文化，无论在文化大师的群体规模上，还是传世经典的种类和数量上，都明显超过了以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为代表人物的古希腊哲学文化，和以释迦牟尼为代表人物的古印度佛学文化。尤其是中国子学文化经世自强的内蕴潜能、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以及衰而不朽的强势基因，使其成为世界上唯一在原生地连续演化而曾未中断的实学文化形态，而中国之外其他文化形态及其主导的文明演进，都出现过时空断裂甚至换种移文的厄运。

从奴隶制向封建制变革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为繁荣昌盛的时期，也是中国古典兵学创作的巅峰期。这一时期的战争尤为密集和惨烈，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和战争指导的客观需要，以及民众对战争的厌恶与对和平的渴望，强烈刺激着兵学的发展。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环境，又对兵学的繁荣提供了宽松的外部条件。于是乎，这一时期呈现出“诸子百家无不言兵”、“言兵者不止兵书”的奇特局面。就像老子、孔子这样道家和儒家学说的祖师爷，也加入论兵的行列。如老子提出“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的思想，孔子提出“文事武备，相得益彰”的主张。而从哲学层面和战略高度深刻揭示战争和战争指导普通规律的《孙子兵法》，就是在这一学术巅峰期出现的震古灼今的巅峰之作。

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兵书，共得182家，基本上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然而，自公元前一世纪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极权主张之后，极大压缩了百家争鸣尤其是兵学创作的学术空间。再加上封建王朝愈来愈盛的“禁武风”，使兵学进入较长时间的低迷期。即使存世兵书，也多为帝王将相所垄断。从秦汉到隋唐，存世兵书仅剩150部左右，期间新创作的兵书也多为注释类，像《黄石公三略》、《李卫公问对》等有创见的兵书极为罕见。不过应当承认，从先秦兵家异军突起到盛唐的1000多年间，兵学的实学性质展现的较为充分。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孙武、吴起、司马穰苴和孙膑，两汉时期的张良、韩信、曹操和诸葛亮，隋唐时期的李世民和李靖，既是兵学著作家，又是叱咤风云的出色将帅。

但是盛唐之后，从两宋到明清，兵学的实学价值却进入了一个既发生颠倒，又接受校正，时间长达千年的漫长时期。现代人常说，“落后就要挨打”。由于两宋统治者沉浸于莺歌燕舞的温柔之乡，导致整个社会丧失了尚武自卫的民族精神，虽然具有经济、科技和军队规模都绝对是世界超级大国的实力，得出的却是“先进就要挨打”的结论。持续300多年的两宋历史，就是被“落后”的北方部族暴锤的历史，而且最终被彻底赶入大海，斩尽杀绝。现代人称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兵书为“制胜宝典”。然而北宋朝廷作为“官学”编纂的以孙子兵法为首的《武经七书》，并没有在战争和战争指导的实践中发挥过任何作用。反倒是只字不识，“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以横扫欧亚大陆如卷席的盖世武功，诠释了岳飞关于兵学的灵魂在于“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应变夺机能力。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自两宋始，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如火药的发明和在军事上的初步应用，使战争萌生新质态；印刷术的改进为文化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又因这一时期民族矛盾激化，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频繁，促使兵学一定程度的复兴。从宋元到明清，兵书数量剧增，文献记载有2000余部。当然数量不等于质量。这期间除明代刘基、戚继光、揭暄等军师战将有具实学价值的兵书战策问世外，其他多为套袭弄玄、滥竽充数之作。

中国古典兵学的人文精神，通过文艺形式和文学作品普及到民间，是这一时期兵学复兴的一大特色。特别是到了明代，以武侠和战争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我国古典四大文学名著中的三部，即《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都出自明代。而这三部文学名著的主题主线皆为兵学。近现代的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把这几部文学名著当作兵书来阅读和欣赏。

但遗憾的是，明代又是中华文明由领先到跌落的转折点。自15世纪（明代中叶）始，世界文明潮流发生了急转弯：西方挣脱千余年被宗教文化主宰的“黑暗的中世纪”，陆续启动并完成了以文艺复兴为旗帜的思想文化革命，以工业主导取代农牧渔主导的产业革命，以及资产阶级登上社会统治舞台的政治革命，独领风骚越千年的中华文明，却日渐进入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全方位的休眠期、病态期。清朝末年，当西方挟文化、产业、政治三大革命劲风，掀起殖民世界的狂涛恶浪扑向中国时，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兵学圣典依然存在，熟读孙子的军政大员们也大有人在，但对外反侵略战争却打一仗败一仗，而且仗仗败得惨不忍睹。与列强签订大大小小上千个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证明，孙子兵法也好，熟读孙子的军政大员们也好，都救不了中国！

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适应通过武装斗争救亡图存的时代呼唤，最早把中国古典兵学先进基因激活，并创造性转化和升华的是毛泽东和毛泽东创立的毛泽东军事科学。毛泽东军事科学，是中华民族先进兵学文化和智慧，经千年积淀，到一朝喷发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军事科学初创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开辟之时，形成于从战争中（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学习战争的过程之中。如果说，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兵学，揭示了战争和战争指导的某些普遍规律，那么毛泽东军事科学在深化对战争和战争指导普遍规律认识的基础上，揭示了战争伟力之最深厚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以人民战争为基础的中国革命战争和反侵略战争的特殊规律。

毛泽东军事科学是一个博大精深、无懈可击的完整体系。内容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和战争指导观、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军事辩证法以及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等方面，并从建军治军、用兵作战、知兵谋胜、备战止战、底线思危、造机夺机等等关键环节上，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科学与艺术的和谐统一，权力与智慧的高度一致。

从古今中外兵学实践全部历史上看，毛泽东军事科学至少在三个方面达到“真如神”的程度。

一是建军治军真如神。此前的中外兵学，主要展开于作战领域，涉及到治军领域，却基本没有讲建军的。而毛泽东军事科学中最精彩的部分恰恰是建军。毛泽东的建军之道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造和发展。其顶层设计是政治建军、凝聚信仰和铸魂强魄。毛泽东把他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文化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他激活的包括儒、释、道、法、兵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与创建革命军队的使命任务相结合，提出和确立“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和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从这一根本原则和唯一宗旨出发，毛泽东提出并建立起中国共产党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对军队实施绝对领导的一整套制度，以及保证这一整套制度贯彻落实到底的一整套原则、作风、法规和纪律。如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简称党委制）、政治机关制和政治干部制；军队内部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的三大民主；军队政治工作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优待俘虏）的三大原则；军队行动养成贯彻坚定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三八作风”；以及坚决执行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基础的铁的纪律，等等。正是通过上述一切，以毛泽东为代表、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将自己掌握和拥有的先进文化和神圣信仰，全部灌注于这支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人民军队之中，聚沙成塔、拧纱成绳，铸就了这支完全新型人民军队的铁血精神与神圣军魂，建设起一支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任何敌人所屈服的无敌雄狮！

二是用兵作战真如神。中外战争史上，都不乏善于用兵作战的军事家。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就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古代的大军事家”。然而孙武的幕僚身份，极大限制了他战争指导的作用空间，仅一场伐楚之战，就结束了他短暂的战争指导生涯。因此，孙子在孙子兵法中提出的“先胜”、“全胜”、“不战而屈人之兵”等先进理念，既没有清晰揭示其中的标准内涵，也没有实例体现。而毛泽东自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之日起，就以统帅的身份运筹帷幄，决胜战场。在此后长达40多年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类型战争与不同作战对象的战场较量中，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硬是凭借极其萎薄的物质技术条件，指挥人民军队在战略上以弱击强，以弱胜强，打败了一切遇到的内外敌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痛快淋漓的胜利，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神话。

战争的铁律是以强胜弱。所谓的以弱胜强，不过是军事家们的理想，战争史上的偶然。而毛泽东通过他出神入化的军事科学和战争指导艺术，不仅把理想变为现实，把偶然变成必然，而且把孙子“先胜”、“全胜”、“不战而屈人之兵”等理念进行了成功的实践。例如“全胜”，何谓全胜？在毛泽东看来，全胜分战略和战术两个层次。战略层次的全胜，就是不仅要打赢战争，而且要通过赢得战争赢得政治、赢得经济、赢得人心、赢得和平。战术层次的全胜，就是战役或战斗要打歼灭战，打我军损失相对较小，武器装备和敌方人员缴获俘获较多的歼灭战。按此标准，毛泽东直接组织指挥的140多场战争、战役和战斗，全胜概率高达90%左右。西方战争史上有凯撒、汉尼拔、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四大战争巨人之说，其中拿破仑为四大战争巨人之首。拿破仑一生组织指挥了近60场战争战役和战斗，数量上是另外三大战争巨人的总和。拿破仑获胜概率也比较高，80%左右，但全胜谈不上。尤其是他两次战败被俘，最后落得个困死荒岛的结局。四大战争巨人的战绩，根本无法与“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毛泽东相比拟。

三是兵学理论创造真如神。理论是科学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2500多年前的孙武，以自由学者的旷世天才，在未介入战争指导实践之前就创作出《孙子兵法》这一兵学经典。而20世纪饱学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文化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毛泽东，是在革命与战争的实践中，是在对血的经验教训的研究和汲取中，是在面对强敌如何致胜的辩证思维中，逐步在帝国主义和机械化战争时代构建起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兵学理论大系。毛泽东的兵学著述卷帙浩繁，长长短短近万件，公开出版的多卷本《毛泽东军事文稿》有600多万字，其中不乏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等经典论著。19世纪40年代，西方兵学理论经典著作家克劳塞维茨，谦称他的《战争论》不过是“一些零散的金属颗粒”，并预言“也许不久会出现一位伟大人物，他给我们的将不再是这样零散的颗粒，而是一块没有杂质的纯金铸块。”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家恩格斯，早在1851年也曾预言：“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也将有自己的特殊表现”。毛泽东无疑是从理论与实践的伟大结合上，将这两则预言变为现实的超级大军事家。

从轩辕振兵到姜太公提兵灭商，从孙子兵法到毛泽东军事科学，中国兵学以其讲人道、有血性、高机智的实学价值通贯上下五千年，其间虽跌宕起伏、连连波折，却屹立世界兵学之巅而熠熠生辉。当代世界主要国家的战争指挥院校，普遍开设来自中国的两门课，即孙子兵法和毛泽东战争指导艺术。但遗憾的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党的十八大之前的二、三十年间，孙子兵法和毛泽东军事科学却遭遇了或泛化、或淡化的尴尬。对孙子兵法主要是泛化，把对敌斗争的方法和策略，一古脑推行到市场竞争和人际交往的所有领域，不可避免对思想道德和社会风气造成消极而恶劣的影响。对毛泽东军事科学主要是淡化，郭伯雄、徐才厚两个统帅级人物和一大批高级将领走向党和军队宗旨的反面，很大程度上是淡化“毛泽东的旗帜高度飘扬”军歌精神的恶果。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习近平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大力倡导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党、军队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习主席倡导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始终包括兵学文化。2006年，在杭州召开的第七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上，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会作了长篇发言。近年来习近平主席两次视察江苏，每次都要谈到苏州孙武著书立说、功成名就、终老归隐之地的相关文物保护和文化建设问题。

毛泽东主席提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从军队根本职能上说，战争打不赢，一切都归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针对军队积压的突出问题和主要矛盾，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科学，首先提出“能打仗、打胜仗”的总要求，围绕战斗力这一唯一标准，对军队工作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2014年，习主席针对军队“军魂犹在，却时常魂不附体”的现象，在毛泽东当年铸造军魂之地——古田会议会址，主持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唤回军魂、重铸军魂的强力措施。2015年，习近平主席又启动和主导了人民军队历史上最全面、最深刻、最大规模的重塑性改革。几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人民军队围绕打赢高技术、高智能现代和未来战争的总任务，瞄准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总目标，通过政治思想、作风纪律、体制编制、武器装备等等战斗力诸要素的整体重塑，部队面貌开始发生脱胎换骨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那个既是战无不胜的战斗队，又是道德楷模的子弟兵又回来了！与此同时，从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和统一上形成的习近平强军思想，也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最早实学化的思想之一。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少将，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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