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文学研究会时，曾拜请郭先生来做演讲。郭先生没用演讲稿，讲的是关于‘易’的内容。他熟练地在黑板上写出《左传》《礼记》中的句子。十三经的内容郭先生已经全部记住了。”

世人公认郭沫若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与他勤学苦读息息相关。他深知读书治学，非朝夕之就，大有有始无终、半途而废者；也有偷奸耍滑行旁门左道之人。读书本是辛苦之事，需坚持不畏困苦的精神。他曾写联自勉“读不在三更五鼓，功只怕一曝十寒”，也曾在留学日本时的家书中写道：

“勤苦二字，相因而至，富思淫佚，饱思暖逸，势必所然，故不苦不勤，不能成业。”

“搞历史研究，除了懂得一些正确的方法之外，还要占有大量的资料。资料的搜集、整理、分析是必须尽力进行的艰苦工作，丝毫不能偷巧。尽可能占有第一手资料，迫不得已时，批判地接受第二手资料。”

为寻找一手资料，郭沫若在日本进行了艰苦搜索，他去各大图书馆借阅相关书籍，去书店立读暗记，辗转托人寻书。他说：

“我要寻找第一手的资料，寻找考古发掘所得的，没有经过后世的影响，而确确实实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种东西。”

在现存的郭沫若致容庚的42封书信中，有28封书信明确提出借阅书籍或恳请代为录示、复制、购买拓片和书籍等要求。

“书读太多是写不出自己的东西的。我读歌德诗的时候，也就是大致浏览开头几行，马上捕捉那一闪而过的灵感迅速写下来。”

“读深奥难懂的书，犹如过连峰簇拥的险途，但不要怕这些险峻的山峰，寻出路径，自己跋涉，循序渐进，坚忍耐劳，便可踏破险途达到目的地。”

“人是活的，书是死的，活人读死书，可以把书读活。死人读活书，可以把人读死。”

“现在国家弱到如此地步，生为男子，何能使不学无术，无一筹以报国也”。

五四运动爆发后，郭沫若决定弃医从文，

“想通过文学使中国起变化，想用诗歌唤醒雄狮，唤醒沉睡的中国民众”。

流亡日本期间，他广搜材料，专心治学，写成开创中国唯物史观派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大量阅读史料书籍，创作《屈原》《棠棣之花》等历史剧，宣传抗战，鼓舞民心。新中国成立后的郭沫若，不因曾经的选择而“重文轻理”，既看重人文也重视科技，以一个诗人的热情呼唤“科学的春天”。郭沫若一生著述丰富，学识渊博，其遗留于世的文化遗产，足以夸耀当世，而他借以创造这份遗产的读书学习的经验，指出了一个伟大的学者和作家走向成就高峰所遵循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