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毛泽东1920年接触《共产党宣言》以后，推崇备至，自己研读了一生，也向党内推荐了一生。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善于把《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中的一些深刻道理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起来，不仅解决了中国的问题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值得注意的是，每到党和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或者历史的重要节点或者党领导的事业遇到重大疑难之时，毛泽东几乎都要认真研读并向党内推荐共同研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经典著作。凡遇思想认识和实践探索中的疑难，他都要带着问题去研读，从中找到解决难题的答案或思路。为确保党承担起历史的重任，实现伟大的目标，毛泽东强调，“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应该开展“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使我们的干部“更多地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探讨《共产党宣言》对毛泽东的影响，首先要弄清他自己说过的一段话。毛泽东曾经这样说：“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1]
从“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这句话，再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在探索社会主义过程中，毛泽东一度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有人据此认为，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只得到了“阶级斗争”这四个字，一生从事阶级斗争。其实，这是一种误读，更是一种对毛泽东思想轨迹的简单联系。我们先来看看毛泽东这段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这段话是在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应即将下基层去做农村调查的中共中央妇委和西北局联合调查团的要求，解答一些有关怎样做调查研究的问题时讲的。这篇《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是这样开头的：“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可惜很多同志常是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完全不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他接着讲：“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2]讲到这里，毛泽东从调查研究着眼，提到了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现状，讲到了上面提到的“阶级斗争”那段话。如果只从这段话中得出毛泽东与《共产党宣言》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部关系，显然是片面的；即便是联系以后毛泽东在特殊时期的思想倾向来作判断，也是不准确的。那么，毛泽东到底从《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什么？《共产党宣言》对他到底有些什么影响呢？这个问题需要联系复杂而漫长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来回答。《共产党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纲领和共产主义者的第一个宣言，自传入中国之时起就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中共成熟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和历史的当事人，毛泽东受《共产党宣言》的影响极大，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他善于把《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中的深刻道理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这本全世界无产者的经典著作，毛泽东一生推崇备至。自第一次接触《共产党宣言》起，他研读了一生，也向党内推荐了一生。
一、毛泽东最早读《共产党宣言》的时间等问题辨析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毛泽东曾几次回忆第一次阅读《共产党宣言》的时间等情况，都说是在1920年第二次到北京期间，即1919年12月18日至1920年4月11日期间。这个记忆如此强烈，应该是不会有误的。至于他第一次读到的是什么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可能记忆会有误差。除了上面提到的，1941年9月毛泽东说过“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外，再往前，1936年10月，他还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过：“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3]可见，毛泽东1920年在北京自第一次读到《共产党宣言》这个事实，应该是清楚的。从他两次回忆最早读《共产党宣言》所留下的深刻印象来看，这一时期他受到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信仰，二是特别关注其中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毛泽东究竟读到的是什么版本呢？据考证，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4月才译完，当年8月正式在上海印刷出版。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在这之前不可能在北京看到陈望道翻译的这个版本，若要看到，也是当年4月他从北京去上海以后的事。笔者赞同这种看法。但这并不表明毛泽东在这之前没有看到过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史料表明，1919年11月至1920年期间，北京就已经出现了北大学生李泽彰翻译的《马克思和昂格斯共产党宣言》(刊载于当时的《国民》杂志)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从德文本节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油印本等版本。毛泽东后来多次回忆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在北京期间看到过《共产党宣言》，这件事他印象极深。由于后来影响力最大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所以毛泽东对读到的版本的记忆可能有误差，但对自己第一次在哪里读到的这个记忆，应该是准确的，因而他的印象才如此深刻并多次提及。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年谱》记载，早在1920年1月4日，毛泽东在北京北长街99号平民通信社接待过前来看望的老师黎锦熙。而黎锦熙后来回忆这次见面时，特别提到了现场的两堆材料：一是毛泽东用来“自编自刻自印的”“平民通信社的油印机和通讯稿件”，一是“一大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我在这里第一次读到《共产党宣言》的全文”[4]。从毛泽东的回忆和谈话看出，自他1920年开始接触《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起，《共产党宣言》就在他的思想深处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影响了他的一生。据统计，毛泽东一生读的次数最多的书，就是《共产党宣言》，早在1939年底他就说过：《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每阅读一次，都有新的启发[5]。后来他还说过，自己每年都把《共产党宣言》读几遍。从1920年至1976年这57年间，毛泽东到底读过多少遍《共产党宣言》，已经无法统计。
对这本全世界无产者的入门书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性文献，毛泽东一生反复研读。更值得注意的是，每到党和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或者历史的重要节点或者党领导的事业遇到重大疑难之时，毛泽东几乎都要认真研读和向党内推荐共同研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经典著作。凡是遇到思想认识和实践探索中的疑难，他都要带着问题去研读，从中找到解决难题的答案或思路，仅从这个线索梳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就对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
二、在探索民族独立解放道路历史进程中，毛泽东如何研读《共产党宣言》
从目前的资料看，毛泽东最早在公开场合谈及《共产党宣言》并运用其中一些思想分析问题，是在1926年国共合作期间。此后，在探索民族独立解放道路的历史进程中，在一些重要的历史关节点上，《共产党宣言》都给毛泽东以启发。1. 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毛泽东用《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观察和分析问题，并从中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智慧和办法在《共产党宣言》传入中国的初期，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宣言》都是比较关注的。特别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和传播作出过先驱者的贡献。孙中山对《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是赞赏的，他还敦促当时具有外语优势的中国留学生认真研究、翻译《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早在1906年1月，国民党人朱执信就在《民报》第2号上翻译发表过《共产党宣言》的一些章节。后来毛泽东客观地评价过：“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6]毛泽东还提到，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学说才在中国迅速得以传播，共产党人也由此成为翻译、传播和运用《共产党宣言》的主体。毛泽东就是这其中传播和运用《共产党宣言》思想的特别积极的一分子。大革命时期的1926年3月18日，毛泽东在广州参加了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举办的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集会，并在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的讲演。在讲演中，他直言不讳地评价说，这是“中国民众纪念巴黎公社的第一次”；中国革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即由少数人包办发展到“已有多数的农工民众参加，并且有左派的国民党党员作指导，有工农阶级专政的国家苏维埃俄罗斯作模范”；正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介入，中国人民才意识到巴黎公社革命的意义。讲到巴黎公社革命的意义以及它与十月革命的关系时，毛泽东指出：“俄国的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以自己的力量，来求人类真正的平等自由，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不过成功与失败不同而已。所以我们可以说：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7]在讲演中，他多次引用马克思的话。针对当时“国内颇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批评说：“这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的缘故。”由此他引用《共产党宣言》里的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8]引用这句话，恰恰说明这是毛泽东最早读《共产党宣言》时得出的最基本的观点。毛泽东还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在观察巴黎公社为什么这么快就失败时，指出了其中“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以致内部意见纷歧，势力分散，而予敌人以可乘之机”；二是“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我们对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因为我们不用严厉的手段对付敌人，敌人便要用极残酷的手段对付我们了”。毛泽东进一步分析说：“巴黎公社，对于敌人不取严厉处置，还容许敌人占住金融机关，调集军队，所以终被敌人覆灭了。”为此他提醒说：“各同志要鉴往知来，惩前毖后，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这句话。我们要革命，便要从此学得革命的方法。”[9]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运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他所分析的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其所得到的重要启示和革命方法，成为他后来在严酷的敌我斗争中始终的坚守。国共合作破裂以后，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开辟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毛泽东仍然从《共产党宣言》中寻找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智慧和办法。他除了继续阅读《共产党宣言》外，甚至还借用过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的形式来作宣传。1929年1月，在粉碎敌人围剿期间，他与朱德在向部队做政治工作时，以中共红四军党部署名的方式，发出了一份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共产党宣言》，其中根据中共六大精神宣布了民主革命十大政纲，包括以下一些内容：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没收外国资本；统一中国；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田地，分给无田及少田的农民等[10]。这些内容与《共产党宣言》的精神是一致的。他们在苏区发布的一些宣传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相关政策的布告中，也贯穿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些基本精神。2. 延安时期，为引领全民抗战的正确方向和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提高党的理论水平和领导能力，毛泽东研读《共产党宣言》更频繁，思考也更深，宣传《宣言》思想的力度也更大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至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毛泽东在思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争取千百万群众团结抗日的过程中，多次阅读《共产党宣言》。1937年5月2-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在会上，他还根据大家多日讨论的结果，作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性报告。这篇结论在讲到国共两个政权之间“西安事变后和平实现是事实”的问题时，明确指出：“我们说国民党已经开始转变，但我们同时即说国民党并没有彻底转变。国民党的十年反动政策，要它彻底转变而不用我们和人民的新的更多更大的努力，这是不能设想的事情。”他认为，共产党人要积极推动国内形势朝着“和平、民主和抗战”的方向走，“我们的目的在团结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中一切同情抗日的分子，共同战胜日本帝国主义”[11]。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讲到“革命前途问题”时，毛泽东借用《共产党宣言》中有关“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等观点，并把这一观点表述为“我们是革命转变论”[12]的思想，以此来说明共产党人的目标任务。他明确提出，实现革命的前途可分为“上篇与下篇”两篇大文章来做，“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也就是先“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然后“争取社会主义胜利”。他认为，共产党人与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在这里，毛泽东依据《共产党宣言》的思想，讲清了共产党人是革命的转变论者和革命的阶段论者的道理，号召党内同志把当前革命任务与长远革命目标结合起来，并提醒党内同志，无产阶级的革命从占劣势到占优势，“这是一个斗争的长过程”，而联合其他阶级共同斗争，“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的桥梁”[13]。正是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发挥了《共产党宣言》第四部分中的思想，这一部分虽然字数不多，但却表达了共产党人如何完成历史使命的态度：为“运动的未来”“自己的意图”“实现变革”，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到处都努力争取”联合其他党派一起去反对旧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共产党宣言》点明了共产党人所从事的这场“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的伟大革命运动。毛泽东就此提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早就是一个大政党，经过反动时期的损失它依然是一个大政党，它有了许多好的领袖和干部，但是还不够。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14]随着伟大的抗日战争进一步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人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以及用什么样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来引领全国抗战？这个问题越发显得突出且重要。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毛泽东仍然没有忘记《共产党宣言》。1939年5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讲话，借谈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和“永久奋斗”精神，与青年们谈到读《共产党宣言》的重要性。他在回忆起自己初读《共产党宣言》的情景时对青年们说：现在在延安和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书，“还有马克思主义的书和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等等，很多书都能够看到。这些书，我那时候一本也看不到。十九年前，《共产党宣言》在全国印得很少，哪里去找这样好的理论？”他结合向青年们推荐《共产党宣言》“这样好的理论”，指导中国青年如何奋斗。他说，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永久奋斗’。我们共产党是继承这个传统的，现在传下来了，以后更要继续传下去”。什么是“永久奋斗”？毛泽东解释说：“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这个永久奋斗是非常要紧的，如要讲道德就应该讲这一条道德。”他强调，共产党人是这样一种人，“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中途变节的，这是无道无德”。《共产党宣言》里提到，“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毛泽东以此指出，能够最坚决的、忍饥挨饿去打日本帝国主义的，“这只有共产党能做到，别人是做不到的”[15]。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可以说是把《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光辉思想，灵活运用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生动实践中了。越是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下，毛泽东越提倡全党上下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反复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道理。在这个环节上，他也结合《共产党宣言》来谈问题。他专门汇编了《农村调查》一书，其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在阐述调查研究方法的时候，他专门提醒下去做农村调查的人要学会使用《共产党宣言》中包含的阶级分析法。前面提到的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为即将出发的农村妇女问题联合调查团作讲话时所讲的一段话，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讲的从《共产党宣言》中得到的“阶级斗争”四个字，也是针对农村调查中的分析研究方法而言的，他将之归结为“认识问题的方法论”问题。也就是在此期间，毛泽东还进一步以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发人深省地对党的高级干部们说过：“不调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国亡党亡头。”[16]在延安整风期间，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毛泽东进一步提倡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要读马克思主义原著。他为党内干部开列的马列著作书单中，第一部就是《共产党宣言》。这以后，毛泽东历次为全党开列的学习马列著作的书单中，《共产党宣言》几乎都排在首位。1943年12月14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号召党的高级干部开展为期半年的理论学习活动，开列了六本书的书单：《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两条路线》。并提出要边学边讨论，要有历史观点，要联系实际。1944年3月5日，他再次号召党内开展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学习，这次又指定了“读五本理论书”，第一本也是《共产党宣言》。他提出要做“认真研究理论和研究历史的工作”，对一些基本问题，“一定要在思想上弄清楚”[17]。3. 在抗战即将取得全面胜利和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当口，毛泽东在两次党的重要会议上，都特别号召全党同志读《共产党宣言》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在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斗争的关键时刻，为争取光明的前途、反对黑暗的前途，这年4月至6月间，中共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4月21日，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阐述工作方针时提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他先进分子上了共产主义的一课”，从此，马克思主义传播得如此之快，“比飞机飞得还快”[18]。他还提到了最早参与传播《共产党宣言》的朱执信等人。这个时候讲这些，为的就是让全党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和走过的道路。党的七大开幕以后，毛泽东在4月24日作口头政治报告时，便向全党提出“我们要读五本马列主义的书”的任务。说马克思主义的书很多，首先就要读这五本。五本中第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他专门说：“马克思的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是和恩格斯合著的，但主要是马克思著的。”[19]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上作结论报告时，再次强调：“加强理论学习至少要读五本书，我向大家推荐这五本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里马、恩、列、斯的都有了。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他还风趣地要求大家：“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这个方法可以在各个地方介绍一下，我们不搞多了，只搞五本试试。”[20]在一次大会上，毛泽东反复强调读马列著作，特别强调读《共产党宣言》，其中深意非同寻常。而毛泽东本人，就是这样常读常新的；也是这样带着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们从解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角度不断研读的。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七大的结论报告中，多次提到并阐发《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在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时，他特别提醒大家：“一八四八年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是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21]在强调党的认识成果和理论成果要靠集体智慧来完成时，他说：“一个人搞不完全，要依靠大家来搞，这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方法。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启发同志的思想，去掉盲目性。”在谈到党性与个性的关系时，他指出，在共产党领导下，要使“社会上的人都有人格、独立性和自由，而且在我们党的教育下，更发展了他们的人格、独立性和自由。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讲得很清楚。”在引用《共产党宣言》中有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思想后，他进一步说：“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并指出：“马克思讲的独立性和个性，也是有两种，有革命的独立性和个性，有反动的独立性和个性。而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22]在这样一个历史当口，毛泽东大力提倡学习马列主义，并引用《共产党宣言》的思想来阐述中国共产党的目标任务和行动准则等重大问题，对全党带领人民走向光明的前途，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另一个重要历史关口，是进入1949年。这时，面对中共即将由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局面以及更为复杂的世界大格局，党内大多数同志情况不熟悉、能力不足和水平不够的危机加大。如何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如何提高全党的执政能力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1949年3月，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除了在开幕会上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外，还在闭幕会上专门讲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统一”问题。为此，他在以往多次为党内干部开列马克思主义必读书单的基础上，又一次为全党干部开列了“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其中仍有《共产党宣言》，还包括《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等。这些书的内容，都与中国共产党走向全国执政所要遵循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有关。毛泽东说，开列这个书单，是“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他要求干部们，“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毛泽东思考的是，在我们面临全国执政的情况下，亟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教育干部、培训干部，以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他明确提出：“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23]这个时候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这个党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也已经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全新的理论境界。但是，毛泽东仍然具有清醒的头脑，他提醒党内同志：“不应当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24]。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是带着这种清醒的认识走向新中国的；也是带着这种清醒的马克思主义头脑，号召全党干部认真读《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的。其结果是，党内许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成为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并在实践中迅速地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重任。
半年后，在协商建国的过程中，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社论，阐述“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表明“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等问题。其中提到，自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毛泽东所说的这个方向，就是中国人民从此走向独立、解放、自由、民主的方向。还专门引用《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说明尽管“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但却形成了“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在这里，毛泽东也从理论上讲清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而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与中国的特点相结合，从而“发动了中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是历史的必然[25]。
三、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毛泽东如何研读《共产党宣言》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更大的难题。尽管有苏联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中国的情况却有着极大的特殊性。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来探索不同于中国革命规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这更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怎么办？毛泽东经常说，遇到实际问题，就去请教马列主义；遇到实际问题，就翻阅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这是他的一贯做法[26]。1. 20世纪50年代，面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系列新问题，毛泽东不断阐发《共产党宣言》里的思想，阐明党的领导方法以及共产党人的思想境界和远大抱负进城以后，毛泽东的生活和居住环境有了根本性的好转，存书和读书的环境也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共产党宣言》的各种版本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经典著作更是伴随着毛泽东，他时常阅读并从中找理论根据，找思想智慧，找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在毛泽东研读过的《共产党宣言》版本中，他写下了许多的批注文字，还作了众多圈圈画画，比如在有关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剥夺资产阶级占有他人劳动、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与传统的所有制观念决裂，建立公有制等处，他都作了密密麻麻的圈画。那些对探索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有启示的文字，他作的各种符号的圈点批画也就更多[27]。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复杂的新情况，比如：党内一度出现一些认识上的分歧，一些局部出现了分散主义现象，一些人出现骄傲自满情绪，等等。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没有忘记翻阅《共产党宣言》。在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在审议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真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毛泽东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正因为如此，他再次提醒党内同志：“不要因为我们的工作有成绩就骄傲自满起来，应该保持谦虚态度，向先进国家学习，向群众学习，在同志间也要互相学习，以求少犯错误。”他在批评党内少数人“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时，再次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话：“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毛泽东接着强调：“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毛泽东还提出：“鉴于种种历史教训，鉴于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的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使我们在工作中少犯错误，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偏向。必须懂得，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这样两个方面，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结合的。”[28]1955年10月，在进一步阐释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时，毛泽东坚定地说服各界人士，“劝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说：“还是把积极因素团结起来好。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村的、城市的)、宗教家等等都团结起来。团结了更多的人，阻碍就少些，事情就容易办得通。”他还指出：“现在是协商办事，这样大的事情，与全国人民有关的大事，当然要协商办理。”由此，他引用《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向大家提到了无产阶级的目的：“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个人类。”“必须全人类都解放，变成一个新制度，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29]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如何进一步开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这也是毛泽东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他提醒人们，马克思主义也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发展创新。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时，就以《共产党宣言》为例，提到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问题。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者马克思本人，也不是一下子就全部贯通的。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出版，只是马克思主义体系形成的开始，还不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完成。”他提醒大家，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重要的是要注意研究方法”[30]。同年11月16日，他在与外国共产党交流经验，谈到人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足时，也以革命导师为例，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说欧洲的革命要来了，结果革命没有到来。”毛泽东意在提醒人们，无论在革命还是在建设问题上，既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原理，又不要把马克思主义当教条。有意思的是，这一时期毛泽东也进入了人生的后半程，眼睛开始老花。在他的要求下，有关部门印制了《共产党宣言》等书的大字线装本，供他和有关领导干部阅读。毛泽东不仅研读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而且对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也很有兴趣。他从1954年秋天起开始重新学英语，特意把一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英文本作为教材，其中第一本教材选的就是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由此既可以看出毛泽东学习的毅力之强，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共产党宣言》之钟爱。2. 在社会主义建设遇到难题甚至挫折后，毛泽东进一步读《共产党宣言》，思考探索“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经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由于主客观等多方面复杂的原因，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建设规律方面，也出现了一些理论上的困惑和现实中的迷惘。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再次沉下心来，号召党内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一边反思、总结建设经验，一边学习马克思主义。1958年11月，毛泽东专门给中央、省区市、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信中还提议：“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31]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就是在这种一边实践、一边总结、一边读书思考中不断前进的。一年以后，毛泽东于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期间，亲自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集中起来专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就在读这本书的系列谈话中，他多次提到《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特别是在谈到“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时，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也就是在这次读书思考中，他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并明确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正是在谈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把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与1957年通过的各国共产党“莫斯科宣言”联系起来，明确表示：“‘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个提法好。一八四八年有一个《共产党宣言》，在一百一十年以后，又有一个‘共产党宣言’，这就是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的莫斯科宣言。在这个宣言中，就讲到了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问题。”[32]可以看出，在思考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时候提到这两个宣言，毛泽东的本意是清晰的，就是提醒人们要充分关注矛盾的特殊性，充分认识普遍规律与各国实际情况和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重要性。由此他在读书谈话中也对“照抄苏联的办法”进行了反思，肯定中国必须走一条“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的路子。他坦率地承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三年恢复时期，再到“一五计划”时期，包括自己在内，“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33]。作出这样的反思，是思想深邃的表现，也反映出中共领导层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勇气。每当遇到难题和挫折时，毛泽东在冷静反思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都要给党内干部开列读马克思主义原著的书单，要求中央有关部门“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每次开书单，都包括《共产党宣言》，且往往把《共产党宣言》列为第一本必读书。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中苏两党在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列主义问题上开始论战。而中共党内在对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上，也出现了一些思想上的困惑。为此，毛泽东结合总结前一阶段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提出党内中高级领导干部要学习马列原著。1963年5月，毛泽东在审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指导文件《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时，专门加写了有关学习马列主义和加强调查研究的一段文字：“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处在领导工作岗位的同志和许多从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或者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他们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毛泽东强调：“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34]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宣部拟出了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干部选读马恩列斯著作目录”，共30本书。到1964年2月，他再次要求中宣部将开列的马恩列斯30本著作印成线装本，并恳切地说：“每部印一万份、两万份或者三万份好吗？我急于想看这种大字书。”这次读书，他特别强调领导干部们要深入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原理，提高对若干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越是在“极其重要的关键时期”，高级干部们越是“必须下决心挤出一定时间，认真坐下来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锐利的武器”[35]。这次开列的供干部选读的30本马恩列斯等人的著作中，第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这年8月3日，他再次请秘书帮他找一本大字本的《共产党宣言》，信中说：“我又要找一部《共产党宣言》，一部列宁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都要是新出大字本的。”[36]这体现了他阅读《共产党宣言》的急迫性和反复性。到了晚年，毛泽东依然对《共产党宣言》爱不释手。在他不断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精读的书目中，无论如何挑选，第一本都是《共产党宣言》。中共九大以后，面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混乱状况以及党内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种种反常表现，毛泽东一方面强调党内要加强团结，一方面要求党内要加强学习。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通过学好马列著作来区分真假马列主义。他说：“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区别真假马列主义。”[37]1970年9月，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周恩来等人又在毛泽东1964年关于选读马恩列斯著作的三十几本书的基础上，从中选了9本，第一本也是《共产党宣言》。这年11月6日，中共中央下发了经毛泽东审阅的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并特别提到了毛泽东关于以认真读马列著作来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要求。
直到去世，在毛泽东卧室床边还摆放着他经常阅读的至少三个版本的《共产党宣言》：两个战争年代的版本、一个英文版本。这恰恰印证了《共产党宣言》他读了无数次、且伴随他一生这样的事实；也印证了《共产党宣言》伴随他探索中国“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样的历程。
四、《共产党宣言》对毛泽东影响中有三点特别值得关注
从毛泽东研读和推介《共产党宣言》的情况可以看出，《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全方位的深刻影响。在这些影响中，毛泽东所受的影响是丰富而长期的，绝不是几个字、几句话或个别的思想点。综合起来看，至少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值得我们特别关注。1. 通过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原著，毛泽东不仅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而且一生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毛泽东自己说过，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通过读《共产党宣言》等书确立起来的，并且也是通过读这些书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如前所述，1936年10月，他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提到过使他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三本书，即《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他还说：“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38]毛泽东与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样，是在长期苦苦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过程中，通过对各种思潮、主义的反复推求比较，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毛泽东从此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信仰，坚定追求共产主义事业，他一生在理论的坚定性和道路的坚定性方面，“一直没有动摇过”。所以说，《共产党宣言》带给毛泽东的影响中，最大的影响就体现在理想信念上，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执着追求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不懈奋斗上。毛泽东对《共产党宣言》等马列经典著作的阅读和把握，不是一般人所能及的。他一生中反复阅读这些书，《共产党宣言》中的许多思想精髓、精辟论断，他不仅能灵活运用而且几乎都能随口背下来。到了晚年，他还唯恐自己见了马克思无法交代，对身边工作人员风趣地说过：“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39]他是一个完全彻底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2.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凡遇重大问题和思想疑难，毛泽东都要从《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中找智慧、找思路、找办法毛泽东读马列著作，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或者是为了解答实践中出现的思想疑难。读《共产党宣言》更是如此。毛泽东曾经在提到他最早读《共产党宣言》等书得到什么启发时说过，“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40]。在延安时期他还说过：“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而当遇到的问题得到解疑释惑以后，毛泽东又回到实践中去，因此他又说：“要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要精读，读了还要理解它，要结合中国国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去分析、去探索、去理解。理论和实践结合了，理论就会是行动的指南。”“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41]带着问题读，遇到难题读，读懂以后再与实践相结合，把其中的深刻道理运用于中国社会实践，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行动的指南，这些，就是毛泽东研读和运用《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的基本流程。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时如此，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亦如此，毛泽东从《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中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丰富的智慧、宽广的思路和有效的办法。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自己研读以及不断提倡全党阅读马列著作的情况来看，每当他特别提出要重读《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的时候，大都是中国社会实践出现波折或者思想认识上出现疑惑的时候。面对探索过程中的艰难曲折，面对思想认识上解不开的扣子，毛泽东的一条重要经验和做法，就是从《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找理论初心，而他总能从中得到思路、启示、方法甚至信心和力量。正像他经常提醒大家的，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重要的是研究其中的方法，这些方法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基本原则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桥梁。3. 为确保党承担起历史的重任，实现伟大的目标，毛泽东不断以《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教育引导全党同志特别是培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提高大家的理论修养和思想水平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提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42]毛泽东始终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带领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解放、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而坚决奋斗的大党，要担负起这些重大的历史责任，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或者偏离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是绝对不行的。党的各级干部是否具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水平和素养，是毛泽东高度关注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这是一个“伟大的目标”；“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任务”。要完成这样的伟大目标和艰巨任务，“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43]。他不断强调干部问题的决定作用，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44]在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奋斗历程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持续不断地制订了培养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45]的计划，并组织实施。毛泽东历来主张，培养训练干部最核心的内容和首要的教材，就是马克思主义，而《共产党宣言》就是首本学习教材。共产党的干部，必须具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所以毛泽东提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应该开展“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使我们的干部“更多地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46]。终身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终身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善于将其与中国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开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独特发展道路，这就是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的人生写照。[1]《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22页。[2]《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页。[3]吴黎平整理：《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关于自己的革命经历和红军长征等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页。[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0页。[5]《缅怀毛泽东》(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00页。[6]《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0页。[7]《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34页。[8]《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页。[1][9]《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35页。[10]《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60页。[11]《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2-273、273-274页。[12]毛泽东表述的这一思想，反映在他亲自主持选编并作注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中，参见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54、258页；1991年版第276、280页。[13]《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6-277页。[14]《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6-277页。[15]《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9-193页。[16]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分析新事物，解决新问题》(1941年10月30日)，《党的文献》2002年第3期。[17]《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3页。[18]《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0页。[19]《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50页。[20]《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7-418页。[21]《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76、377页。[22]《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5-416页。[23]《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1页。[24]《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0页。[25]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3-1516页。[26]参见徐中远：《毛泽东读(共产党宣言〉的启示》，《红旗文稿》2015年第16期。[27]参见徐中远：《毛泽东读(共产党宣言〉的启示》，《红旗文稿》2015年第16期。[28]《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0-392页。[29]《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90页。[30]《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4-265页。[31]《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2-433页。[32]《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6页。[33]《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7-118页。[3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24页。[3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5、27页。[3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19页。[3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36页。[38]《毛泽东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9页。[39]参见徐中远：《毛泽东读(共产党宣言〉的启示》，《红旗文稿》2015年第16期。[40]《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页。[41]《缅怀毛泽东》(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00-401页。[42]《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7页。[43]《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5、2页。[44]《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6页。[45]《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47页。[46]《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5页。（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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