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毛泽东接见抗美援朝英雄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强调我们是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但对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者发动的战争，第一条是反对，第二条是不怕，要准备以反侵略的战争应对侵略战争，以战争的胜利赢得和平，并且只有具备打赢战争的能力才可能制止战争的爆发。

在这些思想指导下，新中国先后进行并赢得了6次规模较大的战争，奠定了大国的地位，争取了较长时期的和平内外环境。

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

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将以和平友好的姿态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

毛泽东也多次指出，我们希望和平的环境，反对新的战争，但是如果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也绝不害怕，坚持以战争反对战争。

他在1953年9月12日指出，我们不是去侵略别人，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

1956年1月，在修改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政治报告稿时他又再次强调：“我们要求和平，但是如果国际侵略集团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的话，我们也并不惧怕战争。”

在阐明赞成和平与不怕战争的同时，毛泽东还强调对战争要持坚决反对的态度。

他指出，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

可以看出，热爱和平必然反对战争，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的，而不惧怕战争则表现了决不向任何压力屈服的大无畏精神。

毛泽东还辩证地分析了怕与不怕的关系，他指出，“怕与不怕，是一个对立统一法则”，说不怕，是说一旦战争来临，我们能够打，而且能够打赢，说怕，是因为我们的敌人是实力很强的帝国主义，一旦打起来，损失难免，弄得不好，可能要付出巨大牺牲。

1957年11月，在苏联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又讲：“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

因此，他反复告诫人们，不要对帝国主义抱幻想，要估计到“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要从最坏的估计出发做好战备工作。

立足最困难的情况加强战争准备工作。

毛泽东始终强调，对帝国主义可能的侵略，对可能发生的困难，要有准备，这样才能恰当地应付复杂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可能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上，毛泽东认为突然袭击是帝国主义最有可能使用的发动战争的手段。

1955年3月，他在分析了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和党内形势后，提出我们要准备对付突然事变，因为“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并提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

此后，他在1957年又强调“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并在1965年连续提出“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立足最困难的情况加强战争准备工作”“要放在马上打的基础上部署工作”，等等。

根据这些思想，中共中央明确了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作出了调整经济建设布局、进行“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

这些也唤起了人民充分的精神准备，而迅速掀起的战备高潮特别是做好打核战争的准备对于制止战争的发生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然，从最坏的可能性来着想不是消极悲观，正如周恩来所指出：“事情都有主从两种可能，我们总是立足于最坏的可能，从最坏处打算，争取最好的实现，这是辩证地看问题。”

给敌人的打击愈痛，和谈才愈有可能。

毛泽东一贯坚持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辩证法，指出战争与和平是对立统一的，两者相互对立，相互转化，能战方能言和，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也只有具备打赢的能力，才可能制止潜在战争的爆发。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反动派和谈幌子下积极准备内战的阴谋，毛泽东就一针见血指出，我们必须击败他们的进攻，才能创造转到和平阶段的有利条件，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1951年7月15日，他在致黄炎培的信中清楚地阐明了战与和的辩证关系：“古人说：能战然后能和。我们也是如此。”

毛泽东还进一步深化了对战争与和平转化规律的认识。

他在1953年11月23日的一封电报中谈到，不要因为准备和谈而放松军事斗争，和帝国主义者和谈，同战争一样，也是一种长时间的尖锐的斗争，经验证明，“只有我们力量强大，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愈多愈痛的时候，和谈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所以应当边打边谈、谈谈打打，两者不可偏废。决不可因为和谈而稍为放松自己在军事上打击敌人的努力”。

1958年3月，他在尖锐批判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机械观点时又指出：“战争转化为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和平是战争的反面，没有打仗哪会有‘和平’二字。”正如列宁也曾鲜明指出：“这是常有的事情，你打痛了敌人，他就来讲和。”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认识是高度统一的，态度也是高度一致的。

在时间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

毛泽东在他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中，为中国革命制定了持久作战的战略方针，最终指导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持久作战也成为反对敌人斗争中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指导。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即认识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是一个需要100年乃至几百年的长期历史过程。所以，“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

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宣告：“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蛮横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末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要做好持久斗争的准备，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和平是虚伪的和平，帝国主义是打着和平的幌子在准备战争，对此绝不能麻痹大意，要在思想上持久地保持高度警惕。

他在1959年10月18日谈到国际形势时指出，整个国际形势在好转，主要是因为西方统治集团对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抱有恐惧，如果说冷战形势有所缓和，那是因为以往的冷战政策对他们不利了，所以才有所改变，才使形势缓和下来。

他特别提醒人们，情况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资产阶级使形势有所缓和是一手，另一手是当缓和对他们不利的时候又挑起紧张局势，而“这就是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他们的‘爱好和平’和我们的爱好和平是不完全一致的”。

作者：康明旭

来源：《学习时报》2019年7月8日第6版，原标题《毛泽东对待战争与和平的鲜明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