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门寺》里有两个人物很典型，一个是刘瑾，一个是贾桂。刘瑾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好事，唯独在法门寺进香时，纠正了一件错案，这也算他为人民办了一件好事。贾桂在他上司的面前，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十足的奴才相。我们反对这种奴才思想，要提倡独立思考，实事求是，要有自尊心。’

京剧《法门寺》剧照

 

“我们反对这种奴才思想”

 

京剧《法门寺》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公子傅朋在孙家庄偶遇孙玉姣，互生爱恋，后因歹人诬陷卷入一桩人命奇案，蒙冤入狱。侠女宋巧姣趁宦官刘瑾陪同皇太后至法门寺降香时，冒死告状。刘瑾命人复查，真相大白，结案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内。

 

对这出戏，毛主席十分爱看。仅40年代初在延安，他就看过四遍。重庆谈判时，蒋介石三次请毛主席看戏。毛主席去了两次，其中一次就是看《法门寺》。

 

毛主席如此喜爱《法门寺》，除欣赏其卓越的文艺价值和演员们精湛的表演技巧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剧中刘瑾身边一个名叫贾桂的小太监令他印象深刻。这个角色，成为毛主席后来经常提到的一个话题。

 

《法门寺》是据明代中叶武宗正德（1506-1521）初年，发生在陕西眉县的一段真实故事改编而成。但贾桂这一角色却是因剧情需要而虚构的。他给毛主席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幕是：当刘瑾让他坐下时，他说：“我站惯了。”据毛主席在延安时的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每次演到这儿时，毛主席总忍不住哈哈大笑，然后指着贾桂说：“你看，他真是一副奴才相，人家叫他坐下，他说站惯了。”

 

1949年夏，毛主席在北平长安大戏院观看完京剧《法门寺》后，对身边的警卫说：“《法门寺》里有两个人物很典型，一个是刘瑾，一个是贾桂。刘瑾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好事，唯独在法门寺进香时，纠正了一件错案，这也算他为人民办了一件好事。贾桂在他上司的面前，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十足的奴才相。我们反对这种奴才思想，要提倡独立思考，实事求是，要有自尊心。”

 

进入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又多次谈及贾桂。当时，新中国面临着成立以来最严峻的国际环境。一方面，中苏关系日趋紧张；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不断抛出各种威胁，妄图扼杀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在种种困难面前，有一部分人甚至党内一些干部也变得茫然无措、丧失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新中国要想依靠自身力量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发展的道路，就必须先鼓舞起大家的士气。

 

1956年，针对社会上流行的“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的错误观点，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写道：“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1958年5月14日，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为转报北京第三工业建筑设计院关于在总路线精神推动下和苏联专家由两股劲拧成一股劲的经验向毛主席、中共中央报告。16日，毛主席将报告批转给邓小平时在批语中又写道：“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即奴才），是谁也看不起的。”

 

毛主席与茅盾（右二）等人合影（1949.7）

 

“金猴奋起千钧棒”

 

《西游记》是毛主席最为喜爱的一部文学作品，贯穿了其一生的读书生涯。他非常欣赏书中主人公孙悟空。在他的著作、讲话中，也常常以孙悟空为例作古为今用的借题发挥。

 

1945年10月重庆谈判期间的一天，毛主席会见陈立夫，谈话中以孙悟空自喻，含蓄地批评了国民党发动十年内战的事情，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坚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让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

 

1949年3月5日，毛主席为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作报告。在谈到准备和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的问题时，他说：“我们希望4月或5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 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不论是全面的和平谈判，或者局部的和平谈判，我们都应当这样去准备。”

 

在毛主席的诗作中，也有取材于孙悟空的作品。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逐渐恶化。“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的孙悟空形象再次进入毛泽东的视野。1961年11月17日，他写下了“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的著名诗句，表达了不惧压力的坚定决心。

 

实际上，毛主席之所以如此喜欢《西游记》，其原因不仅在于欣赏该书的文学价值，更重要的是认同作者讴歌的敢于抗争的精神。这种精神，恰与他自己的性格不谋而合。这一点，从他批阅与《西游记》相关研究文章中也能体现出来。

 

毛泽东对《西游记》及孙悟空的评价和引用虽然较多，但反映善恶观的评语，据现存史料来看，只有下面一条：

 

“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

 

在行善问题上，毛主席无疑是站在孙悟空这边的。“乡愿”出自《论语·阳货》：“乡愿，德之贼也。”后用“乡愿”代指不问是非的好好先生的处世哲学。联系他的革命经历来看，信仰“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武力革命思想的他否定唐僧“乡愿”思想而肯定孙悟空的做法并不为奇。

 

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的那样，“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他从《西游记》中读出了人生的哲学，也从《西游记》中悟出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真知。这恐怕是一直到他晚年，还在书房里存放着五种版本《西游记》的缘故吧。

1960年初，在广州审定《毛选》第四卷

说曹操：“这个案要翻”

 

魏武帝曹操是三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是评价曹操的主流观点。

 

《魏书·武帝纪》里记载了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曹操下“唯才是举”征贤令一事。该令的主要内容是曹操叙述征战经历和内心活动，表明自己绝无取代汉室的想法，并决定让出封地以消除世人误会。近代学者卢弼在其《三国志集解》中对此做了大量修正，又引用了一些别家评语，对曹操提出了诸多责难。诸如，曹操在令中嘱咐妻妾，自己百年之后，无论她们嫁到何处，都要向他人表明自己绝无叛汉之心。卢弼认为这番话“为奸雄欺人之语”。又如，曹操在令中说自己不愿放弃兵权，“诚恐已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是为后世子孙打算，也是为汉室国家安危着想。卢弼说曹操这是“肝隔至言，欲盖弥彰者也”。再如，曹操在令中说自己打仗“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通擒）大”。卢弼又列举曹操在汴水之战、濮阳之围、清水之难、乌林之役、潼关之困的种种败绩，说他“志骄气盈，言大而夸”。

 

毛主席读到此处时，写了这样一段批语：“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从这段批语可以看出，毛主席是不同意卢弼的注文的。

 

毛主席看问题、评价人历来主张一分为二的观点。对曹操，亦是如此。他曾多次赞颂曹操的文韬武略。1954年夏，毛泽东在北戴河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中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那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1958年11月，毛主席在河南新乡视察时对安阳县委书记陈春雨说：安阳是曹操起家的地方啊。曹操这个人懂用人之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他还注意疏浚河道，引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毛主席也非常喜欢曹操的诗词，他甚至还写有《浪淘沙·北戴河》来凭吊曹操，并向自己的亲人和同事推荐曹操的诗歌。在褒扬曹操文治武功的同时，毛主席对他的不足也不避讳。他对曹操未能及时进攻四川以致给刘备留下休养生息时间的做法提出异议，对赤壁之败中曹操对人严而责己宽的做法认为不妥，留有“赤壁之败，将抵何人之罪”的评论。

 

毛主席评价曹操，不盲从流行说法，不掺杂个人好恶感情，客观公允，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从容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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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河文摘报”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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