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前曾经说过，军事斗争是人类最重要的行动。如果能打赢就啥都不用讨论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把军师作为智慧者的象征和代名词。从姜子牙到诸葛亮都是如此。所以，讨论军事问题自然要借鉴古今中外军事家的智慧。所以毛主席说：

“从前的军事理论家和实际家也无不承认这是弱军对强军作战时在战争开始阶段必须采取的方针。外国的军事家就曾这样说：“战略守势的作战，大都先避不利的决战，使至有利的情况始求决战。”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对此也没有任何的增加。”

这里的关键是弱势状态下，一定不能硬碰硬，而是要先避其锐气。毛主席说这个没有任何的增加。这种说法是对的，就按照这个做即可。

毛主席进一步解释说：

“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

这和你信仰什么主义没有太大关系。而是敌人比你强，你打不过敌人就会处于危险的境地。这本来是常识，但是愣是有人不遵循。

“过去却有许多人坚决地反对退却，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

看到了吗，是有许多人反对退却，许多人是谁啊，所以我们看到集体智慧的时候总是觉得怪怪的。。我们知道中共最重要的领导人是毛周朱，其他的使劲反对毛主席的慢慢地就离开了最高层，因为“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反对是完全错误的了。”

上面说了，退却的目的是保存自己，准备反攻。

“准备反攻，须选择和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然后进入反攻阶段。”

这里头的选择和造成有利的若干条件，就是完全彻底的主动性了。为什么毛主席做到了以弱胜强，就是他先退一步，然后找对自己有利的条件，就是我处于弱势，但是可以自己主动地选择一个地方，就是有利于自己的地方来打击敌人，例如最初人少的时候就是先跑，跑的跑的遇到合适的山沟了，就设个埋伏。我们后来看解放后拍的打仗的电影时，最熟悉的镜头就是共军扔手榴弹。基本上没怎么看到国军朝着共军丢手榴弹的。小时候傻，没想过这是啥原因。后来才明白，共军总是处于居高临下的状态才摔手榴弹的，要是在山沟底下冲着上面扔估计会炸到自己的。

毛主席曾经说过，他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问题是他老是有经验。我们的感觉是他先想明白的，然后在实践中检验了得以确认，形成良性循环的。所以主席总结到：

“依我们的过去情形说来，大概须在退却阶段中取得下列诸种条件中至少二种以上，才算是有利于我不利于敌，才好使自己转入反攻。”“这些条件是：

　　（一）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

　　（二）有利作战的阵地；

　　（三）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

　　（四）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

　　（五）使敌人疲劳沮丧；

　　（六）使敌人发生过失。”

毛主席随后逐条讲了这些条件：

“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根据地的条件。并且由于这个条件，第四、第五、第六等条件也容易造成或发现。所以当敌人大举进攻红军时，红军总是从白区退却到根据地来，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

这里头毛主席和留苏派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异，就是留苏派不认可诱敌深入这个战法。因为建立政权之后，根据地的人民就是自己的人民了，这时候守土有责对不对？敌人来了你得抵抗保卫人民对不对？你怎么能丢下人民自己顾自己跑了呢？所以很多人转不过来这个弯来。这种决心勇气德行什么都是好的，问题是你输了还怎么保护你的人民？如果红军跑了，敌人是顾不上对付老百姓的。老百姓虽然直接面对敌人了，但是尚未受到严重伤害，但是红军要是输了，那敌人可就毫不留情地对付老百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根据地的老百姓就遭了大殃了。而且这里头还有一个把敌人怎么对待根据地的老百姓都将是错误的转换问题，毛主席就像太极高手。所以我们说，主席的战法其实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在军事领域中的发展。

毛主席做工作和想问题是极其细致入微的。比如说根据地毛主席依然把他细分成：

“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也有区别；对于封锁消息、侦察、运输、参战等事，中心区的人民比较边缘区为好。所以“退却终点”，在过去江西反对第一、二、三次“围剿”时，都选在人民条件最好或较好的地区。”

虽然三次“围剿”一次比一次厉害，敌我比例最高的时候达到十比一。蒋介石亲自带着三十万大军追毛泽东带的三万红军的第三次“围剿”都没有能赢。这是整个对敌战争中条件最次的一次，所以毛主席才说，过了整个坎儿，红军的战法就完成了。

红军在壮大中，蒋介石不可能再调集更大比例的军队来对付红军了，于是就请了德国人来做顾问，外国顾问认为既然追着搞不定，那就换个招数，搞堡垒战。

“根据地这个特点，使红军的作战比较一般的作战起了很大的变化，也是使后来敌人不得不采取堡垒主义（40）的主要原因。”

其实对毛主席这样的军事家而言。堡垒战是很消极的一种方案。费上半天劲儿，搞的堡垒，只需要临时集中兵力在一个点上搞一个突击。这个大包围圈就破了。

退却是主动的，这样主动权就在自己手里。

“退却的军队能够选择自己所欲的有利阵地，使进攻的军队不得不就我范围，这是内线作战的一个优良条件。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

这一点上我们中国人似乎都比较熟悉，我们多数人都看过三国演义，好像是诸葛亮时不时就来一下子。至少我们都记得诸葛亮曾经把司马懿引到山沟里布下地雷阵差一点烧死司马懿。

我们前一阵整理党史的时候就发现，毛主席是重复着使用这一招的。从下了井冈山之后就常用这一招，从大柏坡到陕北，一直是这么打的。后来林彪的平型关之战也是典型的，解放战争中的大踏步进退，也是在地形有利的情况下就打。

不过毛主席之所以是Z*席，不光是纯粹的军事家，而是其他领域也是顶尖高手。

“但是单有这个条件还不够，还要求别的条件和它配合。首先是人民的条件。再则还要求好打的敌人，例如敌人疲劳了，或者发生了过失，或者该路前进的敌人比较地缺乏战斗力。这些条件不具备时，虽有优良阵地，也只得置之不顾，继续退却，以就自己所欲的条件。”

就是说不是地形这一个条件。比如说为什么不到白区去找个好地方和敌人打呢？

“白区未尝无优良的阵地，但无优良的人民条件。如果其他条件也还未造成或未发现时，红军便不得不向根据地退却。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的分别，也大体是如此。”

这就讲明白了，说到底是太弱了的缘故，谁能设想主席的胸怀？毛主席在自己只有几百号人马的时候就说出要打败几百万的国民党蒋介石了。所以他的以弱胜强的战法是基于自己的力量太小要干的事情太大，就需要凑其他的条件用于军事斗争。

还有一个关键点主席掌握了，也站到了最高层。那就是集中。

“　除地方部队和钳制兵力外，一切突击兵力以全部集中为原则。”

这里头毛主席做了强调，就是全部集中，能集中多少算多少。集中优势兵力几乎是人人都懂的军事原则，但是为什么就是有人能集中有人做不到呢？我们能看到的世界军事史料几乎没有人能做到主席这样的集中。比如说著名的诸葛亮，就是在弱势的状态下还没有集中而是三分兵力。刘关张各领一支人马。强大的德军在二战的时候也是分兵作战的，蒋介石也是。后来才明白，不是他们不懂集中而是舍不得。是利益驱动。

这时候毛主席说了一句：

“当着我们向战略上取守势的敌人进攻时，红军往往是分散的。”

这是为啥，为啥红军进攻的时候是分散的？这是因为红军其实的进攻不是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城市，而是打土豪去了，后来叫分兵以发动群众。打土豪总不至于用重兵集团。所以就分散开了。但是毛主席心里清清楚楚，所以

“一旦敌人大举向我进攻，红军就实行所谓“求心退却”。退却的终点，往往选在根据地中部；但有时也在前部，有时则在后部，依照情况来决定。这种求心退却，能够使全部红军主力完全集中起来。”

第三次反围剿的时候，由于蒋介石来的太快，以至于来不及从容收缩，但是由于正明白，所以不顾其他地实现集中，这就是透彻。集中才有机会，所以敢于舍弃其他利益。所以毛主席说诸葛亮不会打仗是因为隆中对中就是分兵。二战的时候毛主席看世界地图，说德国必败。也是因为希特勒的分兵。不过看到斯大林在莫斯科生抗，毛主席也纳闷为啥不后退一步？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听到苏联人说身后就是莫斯科，所以不能后退，就拿人当盾牌。这对熟悉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人来说，都是属于不会打仗的。

可是红军还是太弱，没有枪，没有子弹。没有后方，啥都没有。所以还得凑条件，

“弱军对于强军作战的再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拣弱的打。”

“然而当敌人开始进攻时，我们往往不知敌之分进各军何部最强，何部次强，何部最弱，何部次弱，需要一个侦察的过程。往往需要许多时间，才能达此目的。战略退却的所以必要，这也是一个理由。”

这些条件要是还不成立，怎么办，接着来，就是自己创造条件。这就是后来我们熟悉的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胜利之后可以绝对自豪，就是因为这场胜利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按照任何已知的理论都无法解释的胜利，比如说物质决定意识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了，红军啥都没有啊，靠得是主动性意志力智慧心之力是没有条件楞要创造条件下打出来的。

“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围剿”军西路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之时，才能达到目的。”

这就是没有条件，敌人过于强大，十比一不说，还都是精锐部队，武器也超出一大截来，这时候创造条件的唯一一招就变成了敌进我退了，就又回到三十六计都没用，只有走为上了。

毛主席的很多东西是不可复制的，但是毛主席思维方式是对我们启示最大的，我们学习毛主席的思想主要是学方法论，而不是简单地结论。

任志刚，男，汉族，畅销书《为什么是毛泽东》、《为什么是中国》作者，1963年生，籍贯山西，1984年获得清华大学工学学士学位，1988年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