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尔塔秘密协定”框架下的中国反分裂斗争及其世界意义

点击：  作者： 张文木    来源： 宣讲家网  发布时间:2015-08-31 20:01:47

 

 

        【核心提示】现在回首来看，在周边国家，比如印度、朝鲜、越南都被大面积肢解的背景下，中国却能在美苏两大国直接插手阻止的艰难条件下实现国家统一，并使中国走上一条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此，我们就不能不感谢在中国这场统一战争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毛泽东同志，并为我们中国人民在最困难的时候有了我们的领袖毛泽东而感到幸运，我们应对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表示永远的敬意。

 

雅尔塔会议的意义并不仅在于欧洲，它对中国人来说也是一次撕心揪肺的会议。因为它不顾中国人民八年抗战为太平洋战场作出的巨大贡献，在中国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作出了导致中国再次被瓜分和分裂的《雅尔塔协定》。

1945年2月8日，在三国首脑的第五次会议之前罗斯福先与斯大林私下会晤，协商立场。这次会晤对远东，尤其是中国命运至关重要。会谈从下午15点开始，16点结束。

罗斯福说，美国人打算在日本以南的波柠群岛（小笠原群岛）和福摩萨（台湾）附近诸岛建立空军基地。他认为，对日本进行大规模轰炸的时候已经到来了。他罗斯福不希望让美军登陆日本，如果可以不登陆的话，只有在极其必要的情况下，他才会让部队登陆日本。日本在列岛上有400万大军，登陆势必带来巨大损失。但是，如果对日本进行猛烈的轰炸，那就能指望把所有一切都摧毁。这样，就不同于在日本列岛登陆，从而可以拯救很多生命。[1]

斯大林先问了美国想在共青城[2]建立自己的空军基地要求的具体细节，然后直奔主题，问美国可以给苏联出兵远东的回报是什么。他说他希望知道，苏联加入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怎样。“这里指的是他（斯大林）在莫斯科同哈里曼谈过的那些政治问题”。[3]

罗斯福不是丘吉尔，他明白请人干活就得有回报。他答道，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将交给苏联。至于暖水港，苏联可获得位于南满铁路终点的大连。他认为苏联利用这个港口，其办法有二：一是建为国际委员会监督的自由港；二是中国人把这个港口租借给苏联。但是，后一种办法同香港问题有关。他之所以希望避开租借，其原因在于，他期待着英国把香港交还给中国，然后香港可以成为向全世界——最重要是向美国——开放的自由港。丘吉尔对此可能会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如果苏联在北方获得了港口租借权，也就难以说服丘吉尔。所以，他认为，把建立开放性港口作为第一步更为妥当。[4]斯大林在随后的谈话中表示“对苏联来说，国际监督是可以接受的”。[5]

斯大林问罗斯福“关于保持外蒙现状问题”的意见。罗斯福说，他还没有同蒋介石谈起这个问题，但是他认为“外蒙古的现状应予维持”。斯大林再问罗斯福对苏联租借中东铁路的考虑，罗斯福说，他暂时没有同蒋介石谈这件事，但是他相信可以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要使这条铁路为苏联所用有两种办法。第一是俄中两国代表组成混合委员会，对铁路实行监督。斯大林不等罗斯福说出“第二”，就接过话茬说：

如果苏联的条件被接受的话，那末，苏联人民将会明白，苏联为什么参加对日战争。所以，重要的是有一项由总统、丘吉尔和他（斯大林）签署的文件，上面写上参加对日战争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可将苏联加入对日作战问题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审议，在那里人们能够保守机密。[6]

罗斯福回答说，对保守雅尔塔的机密不可能有任何疑问。只是对中国人可能有些疑问。斯大林说，一旦苏联可从西线腾出20~25个师，并把这些师调到远东，就可以通知中国人了。宋子文将于4月底来莫斯科，他斯大林很希望会见他。罗斯福对斯大林接见宋子文表示高兴。[7]接下来在朝鲜实行托管制度，苏美双方达成共识后，罗斯福的话题又转向中国。说，对于中国，他正竭尽全力不让它灭亡。斯大林同意但批评中国国民政府：

中国将生存下去，但是，中国需要一些新的领导人。他们必须聚集在蒋介石周围。国民党人中间有一些优秀人物，但是，他（斯大林）不明白，为什么不提拔他们。[8]

罗斯福表示同意，但接着又将话题转向印度支那，试探苏联对英法在亚洲利益的考虑。他说，他想同斯大林交换一下意见。这就是印度支那问题。这是些落后国家。居住在印度支那的人同爪哇和缅甸居民相似。在法国的控制下，印度支那没有任何进步。中国不想夺取印度支那。他（罗斯福）希望对印度支那实行托管。英国人则想把印度支那交还给法国人。斯大林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值得加以研究，“总统的想法也许是正确的”。[9]

很快话题又回到中国。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问罗斯福，“让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和莫洛托夫讨论中国问题是否合适？”罗斯福答道：中国的政治形势确实复杂，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美国将军魏得迈正在进行各种努力以使北方的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实现联合。对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原因了如指掌的斯大林却说：“使这些力量为了抗日统一战线而联合，这很好。”[10]

这次谈话涉及三方面内容，一是东北亚的利益分割，结论是朝鲜托管，蒙古维持现状，苏联获得大连旅顺和中东铁路。也就是说，从蒙古到东北整个属于中国的地区可被苏联纳入势力范围，苏联获得千岛群岛、库页岛及邻近一切岛屿。二是印度支那实行托管，但实际被纳入美国势力范围。三是日本将台湾、澎湖群岛及满洲的主权交还中国。这实际上是将远东利益一分为二。值得注意并对中国思考未来台海统一战略有参考价值的是，罗斯福和斯大林同意交还中国的是离美国和苏联核心利益线较远，因而美国和苏联并不太看中却对日本南下有阻隔作用的台湾地区，而在接近苏联并对苏联有重要地缘利益的的蒙古和东北地区，中国主权利益已被大打折扣。

2月10日，开始雅尔塔第七次全体会议，在此之前，莫洛托夫向哈里曼递交一份“斯大林元帅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政治条件草案”，经斯大林、罗斯福两次修改后，即成为2月11日邀请丘吉尔共同签署的作为雅尔塔正式文件的《苏美英三国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文件不长，但对远东政治影响却至为深远。内容如下：

苏美英三大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是：

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11]

2．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

甲、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

乙、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

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3．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须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大元帅的提议，美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

三强领袖同意，苏联之此项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苏联本身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有友好同盟协定，俾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本枷锁下解决中国之目的。[12]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外交部事先对这份协定并不知道。他们得到消息只是美、苏正在就远东问题进行会谈。罗斯福和斯大林对丘吉尔也是先斩后奏。2月11日，丘吉尔被邀在自己事先不知道内容的协定上签字，丘吉尔后来回忆说，他曾明确表态：

虽然作为大不列颠的代表，我参加（签署）这一协定，但我和艾登都不曾参与制订这一文件。这被看作是美国的事，对他们的军事行动当然有重大利害关系。对我们来说，我们不要求制订它。总之，并没有同我们协商，只要我们同意。我们就这样做了。[13]

艾登也是签字时的当事人之一，他回忆说：

他（罗斯福）同斯大林达成有关远东问题的协定，既不通知他的英国同事，也不通知他的中国盟友。我看，这个文件乃是这次会议中一个自毁声誉的副产物。

当首相和我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接到关于这个协定的通知时，我没有让他签字，他们也没有强迫我们签字，这时，丘吉尔先生和我当着斯大林、罗斯福的面，发生了一场争论。我们又把英国前任驻华大使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请来排难解纷。他跟我意见相同，即我们不应该参与这个协定。但首相觉得，不论我们是否喜欢这个协定，如果我们不在这个协定上签字，我们在远东的威信就势必受到影响，因而将失去今后参与讨论远东问题的资格。[14]

苏美双方一致同意对这个协定实行保密。直到1945年6月14日，杜鲁门才指令赫尔利将这一内容通知蒋介石。在此之前，美方除在场者及罗斯福私人顾问霍普金斯等少数人外，至于国务卿斯退丁纽斯，艾登说：“斯退丁纽斯对这事的详情根本一无所知，他同首相和我一样，可说完全蒙在鼓里。”[15]

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美国曾在三四十年代试图联合日本逐出英法，南北分割亚洲的设想，在此转为联合苏联得以实现。美国和苏联从对付欧洲的经验中知道，一个对等破碎的亚洲远比一个有主体板块从而有主体政治的亚洲更易控制。而肢解亚洲的关键，就是肢解中国——这实际上还是日本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16]战略的翻版。分裂中国的关键是利用当时中国的内战，使各自都拥有强大武装的国共两党同时并存，使其在内耗中演变为以长城或长江为界的南北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美国和苏联在抗战胜利后力促国共和谈的表面下隐藏着南北肢解中国的目的。所以，当斯大林听到罗斯福说美国“正在进行各种努力以使北方的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实现联合”，立即表示“这很好”[17]。

对1927年“四一二”事件记忆犹新的斯大林心里明白这样的结果将意味着什么。几个月后斯大林见到蒋经国就直言“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18]那么，阻止中国“进步”的终极手段，斯大林与美国人一样明白，那就是肢解中国并使中国政治破碎化，至少使中国政治置于印度议会或俾斯麦之前的德国议会那无休止的“议而不决”的无效行政之中。要实现第一个目标即肢解中国，美苏需要合作，美国通过约束中国国民党，苏联通过约束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国的不统不合的局面——目前的台海两岸这“两个中心为‘患’”的现状就是当年美国这一策略的残存后果。要实现第二个目标，苏美就需要蒋介石配合，因为蒋介石的政权基础是官僚买办，依靠外国资本而不依靠本国人民，这样的政权统治中国的结果充其量也就是第二个印度——恐怕还不如印度。但不管怎样，既不能让中国在抗战灭亡，又不能让中国在抗战后强大，都是美苏不好意思直言的在中国的目标，在这个目标下，斯大林与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又开始联手。与分割欧洲是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与罗斯福不能明言的目标一样，分割亚洲也是斯大林和罗斯福不愿言明而又隐藏在雅尔塔谈判以及后来的美苏对华政策之中，却最终因共产党打过长江而没有实现的目标。

1945年5月8日，德国宣布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接下的重建国际和平的任务便转到远东地区。7月1日起，美军开始从苏占区撤走，同时，美、苏、英、法军进入柏林的各自占领区。7月17日至8月2日，三大国首脑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会议。会后发表了《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全文共十三条，前五条正告日必败无疑，唯无条件投降别无他途。后七条则是盟国设置的投降条件。其对中国影响最深远的是后七条，其中关键是第八款，即

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19]

这一条如再结合《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及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一起研读，我们还就会发现50多年后的今天中日矛盾的焦点所在。[20]

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美国原子弹试验成功。这对加速战争结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关于此，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有一段很能反映三人性格差异的插曲。杜鲁门和丘吉尔本想以为有了可以讹诈斯大林的“绝对武器”，并以此逼迫斯大林在波茨坦会上服软，结果却是自讨没趣。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当天的日记对此有生动的记载：当丘吉尔得知这一消息后，史汀生发现首相“极有兴趣并大为振奋”，但他“强烈倾向于”反对将这消息告诉斯大林。[21]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得意地说：

我们可以不需要苏联人了。日本战事的结束不再要依赖他们大部队的涌入，进行最后持久的屠杀。我们无须再乞求他们的恩惠。[22]

此时的丘吉尔大有一种想看斯大林难堪并由此得到快感的心理，他写道：

第二天，7月24日，在我们的全体会议结束之后，大家都从圆桌边站起来，并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起准备离开。我看见总统走向斯大林，单独谈起来，只有翻译在边上。我离他们大概5码远。我密切注视着这个重要谈话，我知道总统要说什么，我要观察的是谈话对斯大林的效果。我现在想起来都像是昨天的事一样。斯大林看上去很高兴。一种新的炸弹！威力特别大！可能对整个日本战争有决定性作用！多么幸运啊！这是我当时的印象，而且我深信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并没有了解这件事的重要意义。在他紧张的辛劳和压力之中，原子弹显然并不占有什么位置。如果他对于正在进行的世界事务中的革命有一点了解的话，他就应该有明显的反应。他的回答最简单不过了：“非常感谢你告诉我有关你们新型炸弹的事。当然，我没有技术上的知识。我能否派核科学方面的专家明天上午去拜访你们的专家呢？”但他的脸上还是那么愉快和亲切。这两个掌权人物的谈话很快就结束了。当我们在等汽车时，我发现杜鲁门就在我身边。我问他：“事情进行得如何？”他回答说，“他始终没有提一个问题。”[23]

丘吉尔的记录与杜鲁门大体一致。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记录道：

7月24日，我偶然对斯大林提到我们拥有一种破坏力特别巨大的新武器。俄国部长会议主席并没有表示异乎寻常的兴趣。他只是说，他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并希望我们“好好地运用它来对付日本”。[24]

时任远东事务主要顾问的波伦的观察与杜鲁门一致。他回忆说“斯大林的反应是那样随随便便，使我对总统的口风是否已达到目的有点怀疑”[25]。哈里曼回忆说：“我们在谈论日本和原子弹时，莫洛托夫一面端详着我，脸上似笑非笑，一面说道：‘你们美国人想保密就保密吧。’他说话的样子使我确信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了。”[26]丘吉尔对斯大林无动于衷而非常失望。他只能归因于处在“紧张的辛劳和压力之中”的斯大林“并没有了解这件事的重要意义”。朱可夫对这段插曲作了重要的补充。他写道：

我记不清确切的日期，但是在一次政府首脑会议之后，杜鲁门向斯大林透露说，美国有一种威力异常大的炸弹，但他并未把它称为原子弹。据外国记者后来报道，在透露这一消息的瞬间，丘吉尔的两眼死盯着斯大林的面孔，观察着他的反映。然而斯大林并未显露丝毫异常的表情，而是装作未从杜鲁门的话语中发现任何特别的东西。以至丘吉尔和英美的其他许多作者后来都认为，斯大林大概的确没有懂得所透露给这一消息的重大意义。

实际上，当斯大林返回住所，就在我在场的情况下，跟B.M.莫洛托夫谈到与杜鲁门这次谈话的内容。B.M.莫洛托夫听到后说：“他们是想抬高身价。”斯大林笑着说：“让他们抬身价好了。应该告诉库尔恰托夫加快我们工作的进度。”我知道，他指的是原子弹。[27]

1945年4月5日，苏联通知日本，废除1941年4月13日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随即准备对日作战。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8月9日，150万苏联红军在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率领下，兵分四路向盘踞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全面进攻。当天，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8月17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向日军发出通牒，要日军放下武器，全部投降。8月18日，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下令向苏军投降。8月20日，关东军开始向苏军缴械。至8月30日止，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的关东军全部解除武装，苏军对日作战结束。

事后，丘吉尔也意识到原子弹用于结束战争的作用并不象自己想像的那样大，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如果认为日本的命运已由原子弹决定了，那就错了。它的失败在第一颗原子弹投下之前已经注定了；压倒一切的海上威力注定了它的失败。仅是海上力量就让我们有可能夺取海洋上的基地，从那里发起最后的攻击，并能迫使它的京都军队不战而降。[28]

丘吉尔在此只说对了一半，他说对了日本命运败于美国那“压倒一切的海上威力”。1945年2至5月间日本也在国内实行了三次兵备动员，拼凑了40个师团共240万兵力。6月8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今后应采取的指导战争的基本纲领，要求“坚持把战争进行到底，以期维护国体”。6月21日，日本政府公布了“战时紧急措施法”，规定政府在非常情况下“可不受其他任何法律的束缚而发布命令和进行处分”，次日，在第87次帝国议会上，又公布了“义勇兵役法”，规定“必要时”征集15~60岁的男子和17-40岁的妇女。紧接着，国内各地编给“义勇队”摆出“本土决战”的架势。[29]3、4月间，美国在硫磺岛和冲绳岛遇到日军的顽强抵抗。上任不久的杜鲁门说：“敌人曾顽强地防守冲绳和硫黄岛，我军生命的损失极为沉重”；“我们离日本本国的岛屿越近，敌人的抵抗也越加坚决和顽强”。[30]马歇尔将军告诉杜鲁门：“在日本本土使日本投降，估计要牺牲50万美国人的生命。”[31]杜鲁门说：“我们没有办法把军队运往中国，以便把日本人从中国大陆赶出去。我们一贯希望有足够的俄国军队开入满洲，把日本人驱逐出去。在这个时候这是唯一的办法。”[32]直到波茨坦会议期间，7月24日，美英两国参谋长拟订并经过杜鲁门和丘吉尔共同批准的对日作战部署报告，仍然认为“需要到1946年的深秋，才能使日本屈膝”。杜鲁门说：

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我们所有的人都充分认识到战斗将非常残酷，损失也很重大。我们希望要是俄国参战，日本一些部队将继续被牵制在中国，同时另外一些部队也将被阻，不能增援本土诸岛。[33]

哈里曼的考虑可能更接近实际，他认为：

虽然没有苏联的帮助也可以打败日本，但是无法阻止斯大林在最后的时刻宣战并派遣军队至满洲，从而（至少）重新取得俄罗斯帝国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丧失于日本的港口与铁路。[34]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即使在美国向日本广岛、长崎分别投下原子弹和日本宣布投降后，尽管美国代理国务卿格鲁曾准备“伙同陆、海军部改变雅尔塔协议”；麦克阿瑟在7月16日美国核试验成功后也认为“俄国的任何介入”对日作战“已无必要”，[35]杜鲁门尽管对苏联态度有所强硬，但对罗斯福与斯大林达成的雅尔塔秘密条约没有做出任何毁约的动作。

苏联和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打败日本后，转过身来就对付昔日的英法盟友，将日本曾从英法手中夺取的在亚洲的殖民利益攫为为己有。苏联按照雅尔塔秘密协定，将中国长城以北及东北亚地区转为苏联的势力范围，美国也将中国长城以南及南洋地区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这一时期的亚洲政治特点是欧洲殖民体系从亚洲退出，苏美关系从“热恋”向“冷战”转变。

二战后亚洲出现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的浪潮及随之带出一些国家的分裂。造成这种现象有四方面的原因：一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有强烈的独立要求；二是美苏两大国为瓦解英法殖民帝国主义对英法殖民地独立要求的联袂支持；三是英国在帝国瓦解前出于地缘政治考虑对一些殖民地国家——比如印度——在撤离前的肢解；四是冷战因素，比如德国分裂、朝鲜半岛分裂等。其间，中国也面临美苏插手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分裂的危险。

这时的远东问题，就是中国问题。中国的走向关系到苏联和美国各自的战后利益分配。罗斯福去世后，哈里曼从美苏当时僵持的“波兰问题”中看出这一点。他写给国务院乃至五角大楼细加陈述的意见认为“斯大林坚持要有一个由孱弱而易于控制的邻国组成的地带，这可能并不限于东欧”。他预见到苏联将介入中国形势，他说“一旦苏联控制了与其接壤的地区，它就可能要向随后与之毗邻的国家进一步渗透”。哈里曼说他“看不到拱手等待有什么好处，愈是靠东边的问题，愈要争个明白”。[36]

苏联在中国问题上关心的就是沿西伯利亚大铁路南侧即中国新疆、蒙古直至东北辽东半岛一线的控制权问题。1941年底虽然欧洲和太平洋战争正在炽热地进行，苏联就开始对就战后世界体制设计提前作出符合苏联利益的规划。12月26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和苏联情报局副局长洛佐夫斯基就此致信斯大林，关于远东，他提醒斯大林：

现在就应当考虑涉及我国边界的全部问题。我们不能再忍受日本军舰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把我们同太平洋和我们的港口切断并封锁拉彼鲁兹海峡（即宗谷海峡）、千岛群岛海峡、津轻海峡和对马海峡这样的局面。无论如何不能允许维持波罗的海和黑海的原状。应当从安全和交通自由的角度来考虑我国的陆地和海上边界问题。

我们也该准备未来和平了，即使是以初步的方式也好。由此我建议成立两个秘密的筹备委员会：

（1）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核算我们所遭受的损失，确定战败国如何从经济上对苏联作出赔偿。

（2）政治委员会，负责研究苏联的边界、德国及其盟国的边界以及这些国家的国家体制等问题。

理所当然的是，如果日本卷入与我们的战争，那么这两个委员会还必须考虑战后苏联同日本的关系，特别是我们的远东边界和苏联各港口同整个太平洋沿岸港口的自由通航问题。[37]

洛佐夫斯基的建议得到斯大林的高度重视，1942年1月2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并作出《关于东欧、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国家战后体制安排方案委员会》的决议，委员会由莫洛托夫任主席。[38]1943年9月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建立和约与战后安排问题委员会和建立停战问题委员会的决定》[39]。9月9日，李维诺夫把战后安排委员会将要研究的问题的清单提交斯大林，[40]1944年1月1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迈斯基向莫洛托夫提交《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的长篇报告，就未来和平和战后世界政治安排提出建议。事后看来，这篇报告对斯大林关于欧洲和远东的战后考虑有较大的影响。关于中国，报告开篇“总的设想”部分，开宗明义：

为了勾勒出关于未来和平最佳条件的哪怕是一般性的设想，必须首先明确地表述出你所追求的具体目的，因为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所采取的手段。在我看来，我们在构建未来和平和战后秩序时的具体目的，应当是：造成一种局势，使得在长时期内，至少在欧洲和亚洲，苏联的安全得到保障，而和平得以维持。如何理解“长时期”这种提法？我把这个词理解为，足够用来完成以下事项的时间[41]：

1）使苏联得以强大到无论在欧洲或在亚洲发生的任何侵略都对它不构成危险。不仅如此，还要让欧洲、或亚洲的任何一个大国或集团甚至连这样的念头都不敢有。

2）使欧洲，至少欧洲大陆，得以成为社会主义的欧洲，从而根除在世界这个地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关于中国，该报告认为要视中国对苏联的态度而定，迈斯基写道：

既然是讲到中国，那么一旦日本战败，我们对中国所追求的基本目的就将可以得到实现。今后，苏联应当力求尽可能深入地使苏联的影响进入中国，并同中国尽可能加强友好关系，但是，苏联把中国变为一个真正强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行动力度，基本上应当取决于中国内部发展的过程。如果这种发展的趋向有利于加强和巩固中国及其政府中真正民主的、民族进步的和同苏联友好的人士地位，那么我们的援助自然将比相反的情况下更为强化。另一种情况也是可以设想的，即，我们无意（至少在一定的时期内）促进中国的强大，因为在一定的情况下中国可能对苏联形成某种严重危险。[42]

这就是说，对中国援助的前提是中国是否接受“东欧化”即甘愿“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作苏联的附庸，服从苏联发号施令这一前提。接着中国这一部分迈斯基就以东欧为例解释了所谓符合苏联利益的“真正民主的制度”，他在《敌对国家和目前敌占国家的国家体制》一节中说：

苏联希望战后上述国家的国体建立在按照人民阵线主张提出的广泛民主原则的基础之上。有理由认为，在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捷克斯洛伐克这样一些国家中，上述原则不须外来的任何压力即可相当彻底地得到实现。至于诸如德国、意大利、日本、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保加利亚、波兰、南斯拉夫、希腊、阿尔巴尼亚这些国家，情况就不同了。要在这些国家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恐怕不得不从外部，也即首先是由苏联、美国和英国施加种种影响。在此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面前不应当有所犹豫而止步不前，因为这些国家中民主的国家制度是维持和平的重要保证之一，而盟国在这场战争之后的基本任务应当是在欧洲（也包括欧洲以外）构建起新的更加有效的安全体系。当然，在每个国家内，都必须考虑到当地的条件和传统，并采用适合该国国情的、合乎分寸的影响方法，但是放弃这项任务是不行的。[43]

这就是说，未来苏联对中国的态度取决于“中国及其政府中真正民主的、民族进步的和同苏联友好的人士地位”，即苏联对中国的可控以及中国对苏联利益的让渡程度，而非中国与苏联政治制度一致的程度。迈基斯的这个报告中的相当部分与斯大林外交路线是一致的，或者说，斯大林采纳了其中相当的观点。1943年12月1日，斯大林在回答丘吉尔关于如何理解苏维埃早期政权提出的“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的口号的问题时，斯大林半开玩笑地回敬丘吉尔：“我对您说过，现在我成了一名保守分子了。”[44]1944年10月14日，丘吉尔告诉斯大林：“欧洲的一些小国被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吓得要死。”斯大林明确告诉丘吉尔：“现在世界不会吓得发抖了。苏联不准备在欧洲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45]这时苏联对欧洲政策是如此，对亚洲当然也不例外。这时苏联外交目标已与十月革命时期有很大的不同，如果丘吉尔对此不明白的话，那么，当时身处英国人狱中的印度国大党主席的尼赫鲁反倒看得清楚，他在狱中写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说：

苏联的未来政策还是隐藏在神秘之中，但是也已经漏出了它的一些端倪。它的目的是要在邻近它边境得到许多友好的、附属的或半附属的国家，越多越好。虽然它为了建立某种世界性的组织而和其他国家合作，但它更有赖于在无懈可击的基础上建立起它自己的力量。[46]

战争结束前夕，斯大林为了巩固苏联在战争及谈判桌上获得的战后“红利”，四处劝说战后各国共产党放下武器参与资产阶级政府，以此使苏联避免卷入英美势力范围内的新冲突，因为这些新冲突将使苏联在谈判桌上得到的战后“红利”化为乌有。斯大林在同丘吉尔签订“百分比协议”后的第二个月，即1944年11月19日接见并建议法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多列士（1900~1964）说：

应当考虑到目前法国有着为盟国所承认的政府。在这种条件下共产党人很难拥有平行的武装力量。因为有正规军。人们可能会责问共产党人，他们为什么要有平行的武装力量。当没有临时政府时，当临时政府没有借以立身的后方时，存在这种武装还是有一定意义的。而现在，有了政府，政府又有了军队，为什么这样的武装还要存在呢？这只能成为共产党敌人的论据。这种论据可能说服中间层的法国人。因此，保留武装力量的共产党的地位是软弱的，将来也会是软弱的。要维护这种地位是困难的。因此，必须把武装力量改组为另一种组织，一种政治组织，而把武器收藏起来。[47]

随着欧战日近尾声，斯大林的目光日益转向远东。斯大林的沙文主义态度日益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大压力，斯大林对法共的态度也用于观察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关于这一点，1946年1月3日斯大林在与蒋经国谈话时表达了自己的设想。在蒋经国问及“照斯大林的意见，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未来的中国政府中成什么样的比例呢？”斯大林说：

在欧洲一个政党在政府中所拥有的部长职位通过与该党在议会中的代表数相一致。英美两国政府是由取得多数的政党的党员所组成。比如：工党在英国最近的大选中取了多数，他们建立了只有工党党员组成的政府。然而英国人和美国人却要求在其他国家，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波兰的政府要有反对党代表。他（斯大林同志）问英国人和美国人，为什么他们不允许反对党代表参加自己的政府，他们耸了耸肩膀。

在法国则是另一种情形。法国现行的组成政府的制度更加民主，参加政府的还有取得少数的政党代表。如果不允许反对党代表参加政府，那么反对党就会转入地下活动。如果允许反对党参加政府，他们会奉公守法。这是允许反对党代表参加政府的优点。

如果（中国）举行自由选举，共产党将存在，国民党也将存在。比如，苏联与美英帝国主义者和平共处，并未同他们打仗。国共两党更加应当和平共处。当然两党之间会有竞赛，不过国共两党都将存在。[48]

斯大林的战后“阶级合作”的看法并不仅仅针对中国，1946年5月23日，他在接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成员时说：波兰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你们这里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波兰应该建立的制度是民主制度，这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制度，没有先例可循……你们的民主制度是特殊的。[49]9月，他给苏联远东部队作出指示：不要在朝鲜领土上建立苏维埃和其他苏维埃权力机关，不要在那里实行苏维埃的规则；要在所有抗日民主党派和组织的广泛联盟基础上，在朝鲜帮助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权。[50]

斯大林的“阶级合作”思想不能不对中共党内产生影响。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对这种思潮作出正面回答。毛泽东说：

中国人民要自由，要统一，要联合政府，要彻底地打倒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没有一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军队，那是不行的。彻底地站在人民立场的军队，现在还只有解放区的不很大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还很不够。可是，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却处心积虑地要破坏和消灭解放区的军队。一九四四年，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个所谓“提示案”，叫共产党“限期取消”解放区军队的五分之四。一九四五年，即最近的一次谈判，又叫共产党将解放区军队全部交给它，然后它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

这些人们向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但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政府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光了。现在的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国民党的民主分子并没有军队，同时也没有自由。十八年中，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工人、农民、学生以及一切要求进步的文化界、教育界、产业界，他们一概没有军队，同时也一概没有自由。难道是由于上述这些民主党派和人民组织了什么军队，实行了什么“封建割据”，成立了什么“奸区”，违反了什么“政令军令”，因此才不给自由的吗？完全不是。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做。

“军队是国家的”，非常之正确，世界上没有一个军队不是属于国家的。但是什么国家呢？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的国家，还是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国只应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中国的一切军队都应该属于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府，借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对外国侵略者。什么时候中国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出现了，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将立即交给它。但是一切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51]

为创造中国人民的军队而奋斗，是全国人民的责任。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52]

这不仅是对蒋介石的回答，同时也似乎是对斯大林的回答。就在毛泽东七大讲话之后不久，斯大林告诉蒋经国：“在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政府和两支军队方面，他（蒋介石）是对的。”[53]与此同时，中共党内也有迎合斯大林阶级合作道路的思潮。1945年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毛泽东“因疲劳过度，患病住院”[54]。此间刘少奇同志主持工作。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经过多次讨论并“经毛泽东修改审定”[55]后，正式向全党下发《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认为：

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经激烈争论之后，已获得重大结果。决定改组政府，并通过施政纲领，宪草原则，又决定召开立宪国民大会，整编全国军队，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政治军及议会制、内阁制、地方自治、民选省长等项原则。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这就将巩固国内和平，使我们党及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和解放区走上合法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虽然一定还要经过许多曲折的道路，但是这一新阶段是已经到来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现已陆续公布，望各地在党内外，特别在各大城市，分别进行适当的广大的宣传，举行庆祝大会，发出庆贺通电，要求政府立即实行决议；而在我们自己方面，则准备为坚决实现这些决议而奋斗。

关于今后军队与党的关系，《指示》表示：

我党即将参加政府，各党派亦将到解放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以至参加解放区政权，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指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指令，我党与军队的关系，将依照国民党与其军队的关系。

最后《指示》指出：

必须指出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中的狭隘的关门主义。由于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及十八年的国共尖锐斗争，党内党外均有许多人不相信内战真能停止，和平真能实现，不相信蒋介石国民党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行民主改革，并能继续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因而采取怀疑态度，对于许多工作不愿实行认真的转变，不愿用心学习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形式。因此各地党委应详细解释目前的新形势与新任务，很好的克服这些偏向。有些党外人士比党员还要左，我们应当好好说服他们。由于整个政治形势的发展，中央相信这种偏向是不难克服的，但在以后一个时期，国内和平民主新阶段更加确定，并为广大群众看清之后，在国民党实行若干重大改革之后，右倾情绪即可能生长起来，并可能成为主要危险倾向，那时我们就要注意克服右倾情绪。但在今天则应注意克服一部分群众中的左倾关门主义。 [56]

当时，就连苏联大使都认为：“没有可怕的危险”了，相信中共“应学习法国的经验，今后主要任务是争取群众”[57]。

斯大林曾支持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于1948年与斯大林反目[58]后，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在战后他更加将苏联利益作为绝对原则，对二战结束后出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潮则日益淡漠，如果再考虑到中共党内的“和平民主”思潮，这些都对正处于中国命运大决战关键时刻的毛泽东形成巨大压力。

1944年3~4月间，中国战场发生了与同期希腊战场的类似形势，蒋介石在几个月内丢掉了豫、鄂、湘、粤、等广大区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壮大到47万，民兵227万，根据地人口达到8000万。面对中国国共对垒的形势，6月，罗斯福派哈里曼返回莫斯科“同苏联领袖讨论中国问题”。6月10日，哈里曼拜见斯大林。此前4天，英美军队在法国登陆成功，斯大林心情特别好，他对哈里曼说：“战争史上从未见过如此辉煌的一次战役。拿破仑本人从未试一下。希特勒想到了，但他是个笨蛋，也从未真正试过。”[59]关于中国问题，据哈里曼的译员爱德华·佩奇的记录道：

哈里曼大使开始回顾了罗斯福曾在德黑兰说过的，即蒋介石是唯一能把中国合在一起的人。斯大林同意说，是这样。哈里曼接着说，总统认为，应该首先鼓励蒋介石同华北的共产党寻求一种解决办法，以便团结起来抗日；其次应该鼓励蒋介石把他的对内政策搞得开明一些。斯大林评论道：“说比做要容易。”接着，斯大林进行了看来比通常更自由的谈话，他重申他的看法，即在目前情况下，蒋介石是最恰当的人，因而必须给予支持。但是，这个最恰当的人也是差劲的。他认为，在蒋领导下的中国，仗打得不好，并举出了一些或许公正或许不公正的例子。他有这个印象，即蒋介石周围不少人是骗子，甚至是汉奸，因为日本人似乎对重庆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清楚。他抱怨蒋介石没有使用中国共产党人抗日，相反，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跟他们发生争吵。他认为这是愚蠢的。因为，他说——记录说他笑着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共产党人，他们是‘人造奶油’共产党人。尽管如此，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要跟日本作战”。

在斯大林看来，在中共党内，只有像王明这样的忠实于莫斯科路线的人才不是“‘人造奶油’共产党人”。在斯大林那里，似乎中国共产党是不应当有自己的“祖国”的，从他对法共、希共、南共的态度看，似乎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祖国”只能在莫斯科。莫斯科的安危才是他们“祖国”的安危。

哈里曼问斯大林，在他看来，美苏共同对华政策是什么？斯大林似乎把这个问题转给我们。他说，美国应该而且可以在这方面起领导作用，因为大不列颠和苏联都不能做到这一点。他建议，美国可以对蒋介石施加更充分的影响，坚持要他去掉那些不诚实的助手，把权力授予愿意打仗的年轻些的人。在所有这些方面，美国的政策应该是灵活的，应随时准备支持那些一旦崛起的优秀的新人。接着，斯大林就最近在新疆与外蒙古发生的纠纷说了一段话。他说，虽然眼下那边局势已平静下来，不过，一旦这样情况再度发生，苏联将会感到有义务再一次给予外蒙古以武装支持。最后，他指责蒋介石周围那帮人，说他们散布苏联跟日本就中国问题进行秘密交易的流言蜚语。他说这些报告都是胡说八道。他重申，苏联对中国的立场，仍然是以1924年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60]为基础的。[61]

阅读斯大林外交谈话时不仅要看他表态，更要读出他在表态后又不直说出但他还所想要的东西。许多包括俄国人在内的学者在阅读斯大林谈话时，往往注意到斯大林明说的方面——斯大林明说的一般都是好话，但这些学者对于其中暗示的内容往往忽略。斯大林的谈判特点是在他承认你的利益的同时，却自己不说出而希望对方说出将对他有回报。在上面的讲话中，斯大林先肯定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主导作用，这是在暗示，那美国是否会承认苏联是其分割战后中国利益的伙伴呢？斯大林肯定蒋介石的法统地位，这同时在暗示除了他与罗斯福在德黑兰和次年雅尔塔会议上所要求的不冻港和中东铁路的利益外，蒋介石和美国应满足苏联将新疆、外蒙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的强烈要求。

1944年8月18日，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与陆军部长史汀生推荐赫尔利以总统私人代表身份来华。赫尔利来华之前，先与美国战争物资生产局长纳尔逊于8月31日抵莫斯科，同莫洛托夫讨论“中国情况”。莫洛托夫尽力撇开苏联政府与中共的关系。据纳尔逊给美国务院的报告说：

虽然莫洛托夫说，苏联政府曾被不公正地认为对于近年在中国发生的种种事件应负责任，他却强调说，苏联政府对于中国内部的事件和发展，不负任何责任。莫洛托夫说到中国某些地区人民很贫困的情况，这些人民中，有人自称共产党人，但与共产主义不发生任何关系。只是对于他们的经济情况不满意的一种表示，一旦他们的经济情况改善，他们就会忘记这种政治倾向。[62]不应把苏联政府与这些“共产分子”联系起来，也不能因这种情况，而对苏联政府作任何谴责。全部情况的解决，是使中国政府为共同利益而努力完成当前的种种工作，并使中国的生活更趋于正常。莫洛托夫总结说，假若美国帮助中国人统一他们的国家，改进他们军事和经济的情况，并为这种工作选择最优秀的人物，苏联方面将至感高兴……莫洛托夫也阐明下列一点，即在蒋介石改变政策，设法增进中苏关系前，苏联政府对于中国政府事件不打算有任何的关心。[63]

莫洛托夫实则是在告诉美国人，苏联与中共没有什么实质关系，也不对他们的行为负责。我们欢迎美国介入中国事务，但前提是要看蒋介石给的什么回报。莫洛托夫这里是在逼迫蒋介石同意斯大林在德黑兰向罗斯福要求的旅顺基地及中东铁路，以及外蒙等要求。赫尔利得到苏联底牌后，于9月6日，到达重庆，并于次日即见蒋介石，声明罗斯福派他来的任务就是“维护中国国民政府的巩固，拥护委员长是中国的领袖”。当说到“领袖”二字时，赫尔利还“特别提高了嗓门”，，乐得蒋介石笑眯了眼，“频频点首，表示感谢”。[64]9月30日，赫尔利接替高思任美驻华大使。

1945年2月，罗斯福与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远东问题达成协议。罗斯福基本满足了斯大林在中国的要求。[65]4月12日，罗斯福逝世。1945年4月15日，赫尔利深夜继哈里曼去年（1944年6月10日）拜访斯大林后，再次与斯大林面谈，以确定苏联支持蒋介石的立场是否变化。赫尔利在谈话后两天（4月17日）向美国务院提交的报告表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支持蒋介石的立场依旧。赫尔利写道：

我的分析简约如下：“前次会谈中，莫洛托夫说，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并非共产党。他们的目标在获得他们视为中国所必需而且适当改革。苏联并不支持中国共产党。苏联不愿中国内部意见分歧或发生内战。苏联政府愿意对中国有更密切和更和睦的关系……”莫洛托夫对于这个分析，表示同意。然后我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简约地叙述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间现时存在的关系。我坦白地叙述，我曾经有助于促成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间的会议与谈判。

我表明美国坚决主张中国置备它自己的领袖人才，决定它自己的事并对它自己的政策负责。根据这点。美国赞同中国建立一个自由、统一的政府的抱负并支持一切为统一中国武装军队的努力。……为促进上项计划，决定支持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国民政府。斯大林坦白表示，苏联政府支持这个政策。他又说，他愿与美国英国合作，完成中国军队的统一。他称许蒋介石，并说，中国国民政府某些官员中虽曾有贪污发生，他知道蒋介石却是“不自私”的，而且是“一个爱国志士”，在过去苏联也曾对他友好。总之，斯大林在这次会谈中，对曾向他简约叙述的美国对华政策，无条件表示同意。[66]

为了对斯大林底牌有更准确的了解，更是为在7月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与斯大林的会面作准备，美方提升级别，于5月26日到6月6日霍普金斯以总统特别助理的身份在哈里曼陪同下与斯大林进行了六次会谈。其中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波兰问题上。关于远东，哈里曼回忆说：

如果说朝鲜的未来斯大林只是一掠而过，对中国的前途他却显示出强烈的兴趣。这方面的讨论起因于霍普金斯的一个揭示：马歇尔将军和金将军上将急于了解苏联究竟于何时对日开战。在雅尔塔，斯大林曾许诺在德国投降后两至三个月内参战。现在作为对霍普金斯的回答，他说他在远东的部队到8月8日将各就各位。但开战的确实日期，他进而讲，将视他和罗斯福的秘密协定的执行情况而定——涉及到这一协定也就需要蒋介石的同意。假使蒋接受他的政治要求，那么红军将在8月对日本采取行动。霍普金斯表示，就他回忆所及，先是罗斯福，今则杜鲁门，都一直在等待斯大林的信息然后去和蒋接洽。那不错，斯大林回答说。他们曾同意，苏军主力部队的调动进行之前，暂缓告知委员长。现在他想他将直接向中国的外交部长宋子文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可望他在旧金山会议后访问莫斯科。

霍普金斯说：赫尔利大使一直在做工作，使蒋的国民党政府跟中国共产党人和解；他欢迎斯大林就实现统一的途径发表见解。斯大林说，他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大家都会同意，中国应成为一个完整的、稳定的国家，而不该像19世纪的德国那样成为许多分离的小邦的集合体。她将需要经济援助，而这只能来自美国。[67]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斯大林说中国“不该像19世纪的德国那样成为许多分离的小邦的集合体”，是在向美国表明，中国只能是苏联和美国的势力范围或说瓜分对象，而不能再象19世纪末那样是整个欧亚帝国主义国家参与瓜分的对象。斯大林接着再次重复6月10日向哈里曼表达的在中国重建中“美国应该而且可以在这方面起领导作用”即美国在中国可以占大头的意见。他告诉霍普金斯：

帮助中国自立，美国必然要起最大的作用；苏联会忙于自己国内的重建，而英国亦将陷身别的地方。[68]

有与斯大林谈判经验的政治家都明白，在听到斯大林告诉你“可以做什么”的时候，一定要听出和读出他暗含在其中的“凭什么”即斯大林所需要但又不明言的回报额度。当下的形势是美国急求于苏联而不是相反，[69]自然当斯大林说出前半句后，霍普金立即领会其中的含意，他向斯大林表示美国也不会独吞中国利益，他说，他“希望斯大林充分理解，我们在中国或远东没有独占性利益，也确实不想把任何其他国家排斥在外”。斯大林明白这“其他国家”并不是英国，而是苏联。斯大林还是将美国推到中国问题的主导地位。他回答道：

他充分理解这一点，但他所说的意思是，美国是唯一拥有资本和人才，在紧接着战事结束的这个时期内，能对中国真正有所帮助的国家。[70]

这里斯大林用“唯一”一词意在让美国放心，苏联只与美国而非其他国家分配中国利益。哈里曼接着探询苏联对满洲和中国其他地区的政治意图，斯大林重申：苏联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甚至在新疆也没有。而且，比之中国共产党人，他倒宁愿准备和蒋介石打交道。据美方纪录原文，斯大林表示：

至于委员长，元帅说，他对任何中国领导人都不大了解，但他觉得，蒋介石是中国领导人中最好的，并将成为统一中国的承当者。他说，他看不到任何其他领导人可能承当此任；并举例说，他并不以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有蒋介石那样好，也不相信他们有能力完成中国的统一。[71]

哈里曼问：“当苏联军队开入满洲时，斯大林元帅是否打算让蒋介石组织民政工作？”斯大林毫不含糊地回答：

凡是苏联军队开入的地方，满洲也好，中国其他地方也好，中国行政机构都将由蒋介石建立。任何红军所在的地区，蒋介石都可以派代表建立其国民党政权。[72]

在确定斯大林在中国的底牌后，杜鲁门便于6月9日在华盛顿接见宋子文时将雅尔塔协定内容正式通知中国，要他在7月1日之前去莫斯科。6月15日，赫尔利在重庆通知蒋介石，美国政府将支持雅尔塔协定。

6月30日，宋子文到达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主要争论焦点是外蒙古问题。宋向斯大林说：如果割让了外蒙古，从而放弃已经在1913年后来又在1924年得到俄国人承认的一项所有权，那么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不能继续存在下去。斯大林认为：外蒙古是苏联的一个“缓冲地带”，它将保护苏联远东的领土。而且“外蒙人民既不愿意加入中国，也不愿意加入苏联，因此应当独立”。[73]

随宋子文赴苏联谈判还有蒋介石的大公子蒋经国。蒋经国在“7月4日以后”的某天[74]，曾以特殊的私人身份就外蒙古独立问题与斯大林透彻地交换看法。他告诉斯大林：“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斯大林也不将蒋经国当作一般的外交人员，干脆直接端出他常让别人体会而不言明的外交暗语，说：

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蒋经国还是不理解斯大林的商业逻辑，继续问：“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斯大林给蒋经国一个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经典回答，说：

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他拿来出一张地图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75]

这时斯大林心中一定想到的是1905年俄国因西伯利亚运输缓慢而导致俄国与日本在远东战争中的战败。1942年10月15日，斯大林曾向到访的英美客人（艾登和哈里曼）就远东作战准备介绍情况时说：“第一次俄日战争时西伯利亚铁路的通过能力是每昼夜6对列车。当时的沙皇部长库罗帕特金曾为铁路通行能力增加到7对而祈祷。”[76]而此时，苏联再次远赴远东对日作战，兵源和资源的运输仍面临巨大的压力。据苏联方面估算，当时“西伯利亚铁路的通行能力是一昼夜36对列车，其中有10对必须用于满足经济需要。根据粗略估算，大约需要通过1000组列车才能在远东与日本兵力持平，或是稍有优势”。此外，“双轨的西伯利亚铁路无法运送35~40个师的给养，苏联还必须在远东建立起3~4个月的储备。”因此，实现对日作战计划“需要两个半月到三个月”。[77]为了保障这条铁路不被日本人拦腰切断，1939年苏联还与日本在诺门坎厮杀了三个多月，付出3000千多士兵生命的代价。显然，西伯利亚铁路对此时和未来苏联命运具有着重大的意义。此外，斯大林后来告诉蒋经国，据宋子文对哈里曼的转述，苏联计划“在以后的五十年期间使西伯利亚工业化”，而“满洲工业产品对实行西伯利亚工业化是不可少的，否则西伯利亚工业化是不能完成的”。[78]1812年抗击拿破仑入侵的战争、1941年抵抗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以及1905年和1945年俄罗斯人与日本交往的经验告诉斯大林，没有西伯利亚就没有俄国，没有西伯利亚工业化，俄国就守不住远东的利益，而没有西伯利亚大铁路，就不会有西伯利亚的工业化。

不仅如此，斯大林明白，外蒙独立就会在中国北方胸膛中间撕开一个大口子，有了这个口子，西可包抄新疆，东可控制东北，如果条件成熟还可促成这两个地区与中国的进一步分离——1949年2月4日，斯大林就委托米高扬转告毛泽东：“应该让少数民族自治，而不是独立”[79]；更有甚者，如果中国若有不从，还可从外蒙古以最近的距离直插中国政治心脏北京。

这时的蒋经国的外交经验还成熟不到能体会出斯大林话的含意，他甚至不知道斯大林在说什么。他告诉斯大林：“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25年，我们再加5年，则30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80]斯大林回答说：

你这话说得不对。第一、你说日本打败后，就不会再来占领外蒙古打俄国，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是要起来的。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惟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尤其是像日本这样的民族，更不会消灭。倘使日本交由美国人管理，5年以后就会起来。[81]

蒋经国问：“倘使给你来管，又怎样的呢？”斯大林回答说：“我来管，最多也不过多管5年。”[82]斯大林不耐烦地对这位少不足以与之谋事的蒋公子一语交底，说：

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我不把你当作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83]

最后这句却是斯大林情急中直接说出的心里话，也道出了斯大林战后对华政策的底牌。

7月7日，斯大林设宴招待乔巴山一行，斯大林举杯致词说：“为蒙古的领导人，为蒙古的独立干杯。”[84]这是变相在蒙古问题上给宋子文施压。晚23时，斯大林与宋子文第三次会谈，宋子文在得到蒋介石的授权后答复斯大林：中国可予以外蒙以高度自治，说这符合雅尔塔协定“保持外蒙现状”的精神。斯大林坚持：今天的外蒙古事实上是一个“人民共和国”，所谓现状，就意味着独立。双方争吵，致使斯大林两次说：谈判到此为止吧！两天后，在第四次会谈中，宋子文再次得到蒋介石授权，同意外蒙独立，但“交换条件”是：保持东北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不再支持新疆“匪乱”。斯大林对此表示欢迎，立即同意蒋介石的要求。[85]

宋子文每次与斯大林谈话后，总是“逐日把他在克里姆林宫的谈话内容通知哈里曼”[86]。哈里曼埋怨说：“宋一点也不关心那些令我担忧的事情，他认为，能使斯大林承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对满洲的主权即为一项巨大的成就。他远不像我们那样地关心是中国还是俄国军队护卫铁路或者是大连港港务局长一类细节问题。”[87]哈里曼知道，失去中东铁路的控制权，中国也就失去了东三省的主权。这时的宋子文其实也顾不上这些了，这些也正是斯大林同意支持蒋介石政权而又没有明说的交换条件，没有这些条件，斯大林前面的承诺是不会兑现的。7月11日，斯大林同宋子文举行第五次会谈，中方全面满足了斯大林的要求。中苏第一轮会谈结束。

8月7日，中华民国新外长王世杰在蒋经国随同下再赴莫斯科。当天宋子文抵达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关于将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交给苏联问题，双方均无异议。在外蒙古边界问题上，中方让步同意“外蒙以现在边疆为界”。双方另就中长铁路、旅大港的经营和管理达成协议。苏联政府还同意只承认国民党中央政府，不干涉新疆事务，尊重中国对东北三省领土的主权完整。中苏于8月14日达成并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88]。据美国国务院事后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中说：

在换文时，苏联允诺把在精神上和军事上的全部援助给予“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并承认中国在满洲的主权；中国同意在战败日本后，如果经公民投票表决，根据外蒙古人民的愿望，将承认外蒙古独立。协定中关于大连的问题，使中国宣布为“自由港”，对各国商业和航运开放，并规定由中国管理该港，但以该港设备的一半，免费租借苏联使用，这一点规定超过了雅尔塔协定。此协定实际上并未生效。

协定中关于旅顺口，规定该地区由两国海军共同使用，并将该区域的界限扩大，虽然尚不及苏联所希望的1904年以前的界限，惟已超过美国所希望的界限。[89]

据哈里曼回忆说：“总的说来，宋博士办成了他认为重要的大部分事情。全世界都欢呼这个协议。”[90]在获得美苏支持后，蒋介石在与苏联达成协议的当天（8月14日），电邀毛泽东去重庆，称“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91]。这时已从蒋手中获得外蒙和东北利益的斯大林也与蒋介石前后脚地于8月20日、24日两次致电毛泽东称：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希望毛泽东赴重庆和谈，并担保毛泽东赴渝之安全。[92]美国驻苏大使馆9月10日致国务院的电报中说：“由于俄国的保证，中共讨价还价的地位和企图获得军事支持的基础无疑地大受削弱。”[93]

可以说，1945年8月苏联与蒋介石签订“友好同盟条约”后的中共真正碰到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艰难形势；此时的中国，在苏美的合谋和蒋介石的出卖下只剩下一个“主权”空壳。中国事实上已遭到美国和苏联的南北分割。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时回忆说：“日本投降以后。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开会，决定把中国全部都给美国，给蒋介石。当时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尤其是道义上，斯大林都没有支持我们共产党，而是支持蒋介石的。决定是在雅尔塔会议上作出的。”[94]事后多年逐渐披露出来的档案文献也证实了毛泽东的话并不是情绪的宣泄。在整理俄罗斯解禁档案文献方面作了大量工作的沈志华教授证实：“实际上，苏联也正是从1948年夏天以后才开始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在目前为止披露的俄国档案文件中，没有发现苏联在此之前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的证据。”[95]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即使苏联与美国这时留给中国的“主权”空壳，也是在特定背景下出现的。19世纪初美国希望中国主权保持完整的原因是当时美国不够强大，[96]当时中国的分裂只能对欧洲列强有益，而美国不会从中获得足够的利益，而20世纪苏联与美国留给中国的“主权”空壳，则是苏联和美国想利用由他们主导的中国统一的政府将英国排除在外，用斯大林的话说就是“美国是唯一拥有资本和人才，在紧接着战事结束的这个时期内，能对中国真正有所帮助的国家”[97]。

此时的英国已迅速衰落，因此，它只有从中国的完全分裂中才能获取更多的利益。丘吉尔早在1942年10月21日在致艾登的信中，明白无误地反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他说：“至于中国，我不认为重庆政府代表一个世界大国。在美国想搞掉不列颠的海外企图中，它肯定会因此买到一张选票。”[98]曾任美国驻苏联大使的戴维斯早在1939年9月就把英国的对华政策概括为“防止中国成为一个大国，削弱俄国（在华）力量”。[99]赫尔利来华后不久，也怀疑英国在中国的一些活动，他在1943年11月3日和英国驻华大使会谈后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指出：“迹象表明英国军事援助团的唯一目的是提高英国的战后地位”，“正在破坏美国促进团结的意图，从而企图使中国保持衰弱和分裂”。1944年11月间，英国驻华大使又在拜访赫尔利时谈到，“企图使中国的军事机构统一起来，可能是一个错误”。他认为，中国过去作为一个分裂的国家一直过得蛮好；促使其不和也许是一个好的见解，因为一个统一的中国只会在东方“引起麻烦”。英国大使说：“统一中国取得成功，将会意味着在未来的年代里帝国主义在东方被消灭，而白人对东方的统治将随之丧失。”[100]

1945年4月18日，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呈给总统杜鲁门关于赫尔利同丘吉尔和艾登的谈话备忘录。赫尔利电告国务院：

丘吉尔和艾登同意支持美国为统一中国境内的一切抗日部队和建立自由独立的中国政府所作的努力。但是，丘吉尔把美国对中国的长远政策污辱为“伟大的美国幻想”，他不赞成美国为了稳定它自己在中国的军事地位而从缅甸和印度撤出物资。在提到香港时，他宣称英帝国不准备放弃任何东西，而且认为英国不受大西洋宪章条款的约束。[101]

其实斯大林和罗斯福何尝不知中国统一的后果，斯大林就明确告诉蒋经国：“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102]斯大林和罗斯福为了排斥英国需要为中国留一个“主权”空壳（实质上就是半殖民地），这有利于操纵中国排除欧洲的在华利益，实现苏美利益的最大化。时任美国驻苏大使馆参赞的乔治·凯南对此看得透彻，他就斯大林1945年4月15日接见赫尔利并作出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承诺，写给哈里曼和国务院的报告给杜鲁门留下深刻的记忆。据杜鲁门回忆：

凯南并不怀疑（赫尔利）所引述的斯大林的话是正确的，但是他提请注意一个事实，即这些话对俄国人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斯大林准备接受统一中国军队和统一中国的原则，因为他知道这些条件只有在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接受的情况下才能实行。斯大林也准备同意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的主张，因为对他来说，一个自由的中国，意味着除俄国的影响外其他国家的影响要降到最低限度。凯南深信，俄国政策的目的仍然是尽最少的责任而取得最大的权益，并将在各个不同的地区施用压力。[103]

美国人看透了斯大林，但此时美国人的在华目的与斯大林比只有“五十步笑百步”的区别。

但是，美国和苏联利用蒋介石分裂中国的图谋遭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的中国人民的实质性抵制，同样，这种抵制又招致苏美联手对国共两党统一力量实施的更大的压力。具体表现是美国限制蒋介石全面“剿共”政策，而另一面斯大林则劝中共走法共道路，放下武器，成为议会党派。

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蒋介石公开致电邀毛泽东赴渝谈判。8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接受日军投降的“一号命令”，规定除中国东北的日军向苏联军队投降外，其他所有在中国和越南十七度线以北的日本军队，均向蒋介石投降。但此时“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据杜鲁门判断，“华南和华东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104]魏德迈在给麦克阿瑟和尼米兹的电报中说：“在中国战区内接受大量日本军队的投降，并维护日本占领区目前的法律和秩序的问题，取决于迅速地把中央政府的军队调往各战略地区。”[105]

1945年12月20日，马歇尔以总统特使身份来华，“调停”中国内战。马歇尔的“出山”让斯大林欢欣鼓舞。12月23日，斯大林接见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面对这位新上任的国务卿“总是千方百计地要斯大林重申苏联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106]，并为美对华政策喋喋不休而又不着要领地作着政策申辩，斯大林在会见结束时对贝尔纳斯感叹道：“如果有什么人能解决（中国）这个形势的话，那就是马歇尔将军，马歇尔是仅有的几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中的一个。”[107]

在马歇尔来华前一天（12月19日），莫洛托夫向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重申：“支持蒋介石是苏联的政策，他们遵循着这项政策。他们应中国的要求在满洲留着他们的部队，以便蒋介石的军队争取时间进驻沈阳和长春。”[108]这是给马歇尔发出的信号，暗示美国：这是一个历史机会，美苏同样也可用分割欧洲的方式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在5个多月前，斯大林在情急之下向蒋经国道出真情，他说“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109]而阻止中国进步的真正方式，如果不能将中国撮合成一个在国民党领导下的唯苏美是从的软弱政府，那还不如南北肢解中国。斯大林相信，目前在美国政客中只有马歇尔能与斯大林在这方面形成战略默契。因为罗斯福去世后，只有马歇尔明白雅尔塔秘密协定及其对于苏美未来的全部内涵。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一书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很显然，斯大林相信，按照雅尔塔协定的规定，中国也应该照此办理。即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外的东北地区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长城以内的中国其他地区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苏联只需要确保它势力范围以内的权益，决不在长城以内制造麻烦；美国也不要把手伸到长城以外来。为了取得美国的合作，斯大林不希望看到长城以内的国共两党发生内战，[110]主张按照美国人的意愿支持在蒋介石领导下建立统一的中国政府。他出面劝告毛泽东停止武装斗争，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谈判和平，随后赞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到中国直接调处国共两党关系，但自己不参加，也不同意把长城以外的中国东北列入调处范围之中，就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111]

马歇尔对斯大林的意图心领神会，他一到重庆就造访苏联驻华使馆，据时任苏联驻华使馆秘书的列多夫斯基回忆：

马歇尔讲述了他赴华使命的目标：继续和争取顺利结束赫尔利已着手进行的工作，也就是争取使对立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在国内建立和平。马歇尔强调说，这符合美国和苏联的利益，他相信，我们两大国在中国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他期望在执行自己十分复杂的繁重的使命时能得到苏联大使的合作。[112]

12月23日，美国海军开始运送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部，前往东北“武装接收”。为了掩护配合杜聿明的进攻，蒋介石密令孙连仲部星夜前进抢占战略要地，限期攻占承德、赤峰一线，切断华北中共军队进入东北的陆上交通。自1946年1月至6月美国装备了国民党军队25个师，连同抗战末期装备的国民党军队达45个师之多，并且美国还为国民党训练了包括陆、海、空及其辅助人员15万人；当年前半年美国对蒋介石的物资援助达13.3亿美元，“是抗战期间援华物资的两倍”。[113]至1946年3月底，美军已运送国民党五个军进入东北，4月，又续加两个军，这使蒋介石在短期内完成了关外的军事部署。

与此同时，苏联军队也给予蒋介石接受东北的部队积极配合。苏军原定于1945年12月1日从中国东北撤退完毕，但国民党军队尚未准备就绪，苏军表示愿意延缓撤军至次年2月，承诺等到蒋介石军队有能力维持秩序后再撤退。据此，苏联方面与国民党再度达成协议，苏军撤退的最后期限，将延期到1946年2月1日，此间，苏联要求中共军队退出30里以外，“以免再被国民党方面抓住把柄”。[114]12月27日，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结束，在最后发表的公报中苏联用文件的形式对蒋介石以国际承认，称：“三国外长重申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三国外长“一致同意，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并且内战必须停止”。[115]

但是，苏联在对国民党接收东三省提供的保障是有不言自明的条件的，这些条件在1945年12月30日斯大林通过蒋经国明确告诉蒋介石，斯大林说：

你们中国人要明白：美国人想要利用中国作为满足他的利益的工具，他必要的时候，是会牺牲你们的！苏联愿意把本国生产的机器、汽车，以及中国所没有的东西供给中国；同时，也希望中国能把自己出产的矿物、农产品供给苏联。苏联又可以帮助中国在东北建立重工业，并发展新疆的经济；但是，我再三声明，也是我最大的一个要求：你们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我的经济顾问最近会到长春去的，我要他和你见面；我并且告诉他：只要国民政府能保证今后美国不在东北得到利益，我们苏联一定可以作必要的让步。

苏联并不反对中国和美国建立关系，因为美国也可能帮助中国作经济上的建设，但是，希望你们千万不能信赖他。[116]

斯大林的话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要求蒋介石实际承认并绝对保证从新疆到东北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二是不反对蒋介石接受美国在经济上的帮助，但坚决反对美国军事介入中国事务，即“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第三，希望蒋介石在政治上“千万不要信赖”美国。言下之意，苏联是值得蒋介石信赖的国家。据宋子文在向哈利曼逐日汇报中说：当斯大林说他要作中国的朋友时，宋子文回答说：中国的政策就是要和苏联、美国都是友好的。斯大林则直截了当地表示：“你们要么和我们在一起，要么就反对我们。”这就是说，国民党中国必须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作出选择。[117]

1946年风云突变的世界形势是由丘吉尔“铁幕演说”开始的，而在中国则是美苏在国共之间“调停”不成的情况下，斯大林与马歇尔再度将分割欧洲的方式十分默契地应用于中国，将中国推向入南北分治的政治格局。

1946年1月3日，蒋经国再次访苏，斯大林在会谈中再次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并再次绵里藏针地强调：“如果中国同意奉行门户开放政策，苏联政府不会反对，但苏联政府不要求中国开放任何门户。”[118]这是在威胁蒋介石，意思是：你如果真要倒向美国，我不反对，但你别将美国引入我的即从新疆到东三省的势力范围。临别时，斯大林还特托蒋经国转交蒋介石私人信件[119]，试探蒋对苏的态度。信不长，但话软中带硬：

大元帅先生：

1945年12月30日，贵公子蒋经国先生面交我一封您盛情的来信，谨向您表示谢意。

我与他的会谈涉及到一系列苏中关系问题和其他一些中苏两国感兴趣的问题。我希望我们两国关系将按照苏中条约发展，今后我将经常注意此事。

不久前在莫斯科结束的三国外长会议[120]已取得有益的结果，应当特别指出：此次会议有助于解决对中苏两国均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战后远东问题。

大元帅先生，请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良好的祝愿。

约·斯大林

1946年1月4日于莫斯科

1946年1月，丘吉尔应邀访美。3月5日，他在美国总统杜鲁门陪同下抵达密苏里州富尔顿市，在杜鲁门的母校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丘吉尔在演说中公开攻击苏联“扩张”，宣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苏联对“铁幕”以东的中欧、东欧国家进行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对苏联的扩张，不能采取“绥靖政策”。美国正高踞于世界权力的顶峰，应担负起未来的责任。主张英、美结成同盟，英语民族联合起来，制止苏联的“侵略”。3月6日夜间，斯大林就得到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的报送的讲话内容。[121]

接踵而至的事件加重了斯大林对苏联战后安全环境的忧虑。

1945年5月19日，伊朗政府要求外国军队提前撒出伊朗。8月2日苏美英三国在柏林签订《波茨坦会议议定书》，其中第十四款规定“盟国军队应立即从德黑兰撤退”[122]，美英表示将于1946年初撤出在伊朗的军队，苏联则在有意拖延的同时积极支持亲苏的阿塞拜疆左翼力量发动起义，于 12月12日成立“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国”，共产国际活动家比雪华里出任总理。三天后（12月15日），西阿塞拜疆的库尔德民主党的领袖们“当着许多苏联军官的面”[123]宣布脱离阿塞拜疆成立“库尔德人民共和国”。伊朗政府军动用军队进行干预遭苏联驻军队阻拦。1946年1月19日，伊朗将撤军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3月2日，美英撤出在伊朗的部队。苏联陷于被动。4月23日，在苏联扶持下成立的两个左翼政权签订了军事和友好同盟条约。英美对苏联军队在伊朗滞留提出抗议并使安理会重新讨论这一问题；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威胁要“使用军事力量”迫使苏联撤军，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发出措词强硬的信件。[124]面对苏美冲突一触即发的形势，这时的斯大林突然来了个华丽转身，迅速抛弃自己刚刚扶起的两个“共和国”，于3月26日宣布同意在六个星期内撤军，条件是安理会不再讨论伊朗问题。4月4日，苏联和伊朗达成协议，苏联在协议第一条中同意“红军撤出伊朗”，由此换来第二条规定，即“成立苏伊石油公司，伊朗议会必须在3月24日以后六个星期以内批准公司章程”。至于伊朗与那两个由苏联刚刚扶持起来的“共和国”的关系，协议则规定：“伊朗政府和阿塞拜疆直接进行谈判”。[125]5月，苏联从伊朗撤军。美英立即支持伊朗政府军开进阿塞拜疆地区，比华雪里判断苏联不会坐视不管，其大量援助也将迅速到达，逐下令进行抵抗，结果他们在苏联的冷漠中生生遭到有美国支持的伊朗政府军的残酷镇压。法国历史学家迪罗塞尔写道：

12月14日，共产党政府崩溃了。许多部长被逮捕，并立即枪决。比雪华里逃到巴库，但过了不久因发生意外事故丧生。库尔德运动就这样被压下去了。很难解释这一次苏联为什么袖手旁观。也许是希望这样有助于伊朗批准石油协定。[126]

即使这样，斯大林的“出卖”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回报。1947年10月22日，伊朗议会拒绝批准伊朗与苏联签订的石油协定。1948年2月17日，伊朗议会却批准美国与伊朗签订的军需品供应的协定。“苏联赔了夫人又折兵，在这次危机中几乎一无所获。”[127]

在巴尔干地区的，依靠自己力量已接近取得全国政权的希腊共产党也同样因没有得到苏联支持而功败垂成并遭残酷镇压。当时希腊共产党在希腊已造成了1912年列宁在《巴塞尔宣言》中所指出的那种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的形势，[128]发动民主民族革命，希腊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于1944年解放全国。同年10月，希腊流亡政府在英军护送下回到雅典。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丘吉尔来到莫斯科求助于斯大林并得到与当年《巴塞尔宣言》精神完全相反并曾为列宁激烈谴责的“不准备在欧洲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承诺。丘吉尔得到这个承诺后，即对希腊共产党大开杀戒，12月初，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阵线发动了反政府的示威游行和总罢工，遭到英国军队和希腊政府的武装镇压。随后，英军与人民解放军在雅典发生军事冲突。1945年2月12日民族解放阵线同政府签订了瓦尔基扎协定。根据该协定，希腊人民解放军被解散，武器交给了政府机关。1946年2月13日，希腊共产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决定重新开展武装斗争，到1947年已控制了除雅典和萨洛尼卡等大城市以外的大部分地区。12月24日，希腊民主军宣布成立希腊临时民主政府。按照斯大林与丘吉尔的战时协定，希腊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但此时，衰落的英帝国已无力控制希腊的局势，于是不得不请求美国的帮助。1947年11月美希联合参谋部成立，以范弗里特为首的250多名美国军官组成了援助希腊顾问团。到1949年希腊政府军计有18万人，且装备精良，武器先进，还有空军和海军的大力支援，而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军则缺乏粮食、弹药，也没有得到来自苏联阵营的援助，终被镇压，不得不将游击队撤入阿尔巴尼亚境内，希腊内战结束。

1949年希腊共产党全军覆没的命运，其实早在1944年10月丘吉尔斯大林的“百分比协议”中就确定了。希腊共产党和伊朗左翼力量的命运差别仅在于，前者“交易”发生在事前，后者则发生在事后。这样的结局，不能不对包括中国蒋介石国民党在内的英美势力是一个鼓舞，同时也让包括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及铁托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内的一切国际共产主义力量对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有所警惕，这大概也是后来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中国等抵制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而不是所谓的“苏联模式”——的重要原因。

1946年4月2日，南斯拉夫联邦议会发表外交政策，表示愿意承担原南政府同美国所订条约的义务。美国政府据此于4月18日宣布承认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政府。这使斯大林隐约感到对俄战略地位有重要意义的巴尔干有了脱离苏联的危机。在远东地区，也是最现实的因素是，中共在接收东北于4月19日占领长春后，却又于5月在四平守卫战中——尽管有苏联在物资方面的大力支援——严重失利，以至不得不放弃对整个战局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四平。这大大动摇了斯大林对毛泽东（是否有能力守住苏联在东北的利益）的信心[129]并加剧了斯大林在蒋经国回国后对蒋介石倒向苏联的期盼心情。从蒋经国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当时斯大林对蒋介石的期盼是非常急迫的。蒋经国写道：

俄方洽请父亲与斯大林会晤一事，经过情形是这样的。三十五年（1946年）五月中旬[130]，一位苏联驻华大使馆的武官，名叫罗逊[131]的，声言有事，到处找我。我当时就约期同他会面，一见面，他就说：“你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我说：“到北平去了。”他说：“这几天是我一生最着急的日子，到处找你，都没找到。”他同时拿出一个电报来给我看，内容是说：“苏联政府欢迎蒋委员长到莫斯科去，同斯大林元帅见面；倘使蒋委员长认为在莫斯科见面不妥当，斯大林同意指定苏联国境以内的任何地方见面。”我立即回答他说：“我要当面报告委员长。”他说：“你报告以后，委员长对这个问题是怎样答复，请你马上告诉我！”他说话时态度非常焦急。我回来报告父亲之后，父亲说：“慢慢答复他。”当天罗逊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竟一连打了七次电话给我，催问这事，当他打第七次的电话时，已是深夜了；我就用很轻松的口吻推托说：“朋友！我要睡觉了，明天再谈好不好？”他说：“到底委员长怎样呢？”我说：“委员长还没有说什么。”到了第二天，父亲召我去，并指示我说：“你去告诉罗逊，几个月之内，我很忙，不能离开自己的国土。”父亲又指示我说：“关于这种事，你就答复他这几句好了，不必多说。”我奉命后，就直接去找罗逊，遵照父亲的意旨行事，把上述的几句话，告诉了他。他说：“还有什么话要说的没有？”我回答说：“再没有别的话。”事实的经过，就是如此。[132]

丘吉尔“铁幕演说”以及发生在伊朗和希腊的有利于西方的形势变化，也影响着同期的中国国共两党领导人形势判断。

蒋介石经过权衡后，下决心放弃苏联迅速倒向美国并得到美国的呼应。[133]1946年6月28日，美国政府批准新的军事援助蒋介石的协定，延长对其租借法案期限。8月30日，蒋介石同美国政府又签订《中美剩余物资购买合约》，根据合约，美国向国民党政府廉价出售军用物资；11月4日和12月20日，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和《中美航空协定》。

就在铁托刚与美国建交后的两个月，蒋介石又突然采取向美国“一边倒”政策，丘吉尔“铁幕”讲演后在欧洲和远东发生的这一系列重大事变严重挫伤了斯大林对蒋介石的期盼，自1927年“四一二”后，斯大林再次体会到了蒋介石翻脸不认人的政客做派。作为报复，斯大林迅速调整原来的支持国民党接收东三省的政策。

9月16日，苏联军代表尼德涅夫中将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莫斯科的重要建议，这一建议经八路军晋绥军区转告延安：依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介石反对苏军进入东北三省以外的地区，他们必须撤退出目前占领的察绥地区。因此，莫斯科坚决要求八路军主力火速北开前往接收，包括他们不久后将要撤出的东北地区。这位将军强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中共同苏联和外蒙之间的交通，以免将来国民党军队占领这些地区会再度切断双方的联系。克尼德涅夫将军表示，八路军务必全力控制这些地区，如果八路军需要，他们可以秘密地提供武器；即使将来八路军在抵抗国民党军队进攻时受挫，也可以靠近外蒙边界，甚至撤到外蒙去。但条件是“战略重心千万不能南移”。[134]几乎与此同时，苏联驻中国大使彼得罗夫在重庆直接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根据莫斯科的意见，中共应当“确保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线，防蒋进攻”。[135]与此相配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早在重庆谈判期间就作出了战略重心向整个北移 “向南防御，向北发展” 的重要决策。1945年9月19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书记处开会，并取得当时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的赞同，向全党发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136]的指示。与此相应，中央要求撤退长江南北分散孤立的八个解放区，集中兵力加强长江以北的阵地，接替江苏、山东中共主力北上后的防区，准备抵抗国民党在南线的进攻，掩护中央扩大和巩固东北根据地战略。[137]“当国民党部队北出山海关时，我已拥有大军20多万人。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先机进入东北的战略部署”。[138]

必须说明，“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对中共与对斯大林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对前者来说，收缩战线，将拳头收拢于有苏联保护的东北，有利于抵御蒋的全面进攻，也有利于再次伸出拳头打击蒋介石。但对后者来说，斯大林则希望中共可以为他守住其在中长铁路和旅顺基地的“雅尔塔红利”，同时也可用东北地区消化中共的主力使其淡化南下统一全国的愿望。

当中共确定固守华北的战略后，斯大林对中共的支持，随美国对华干涉加深进一步加大。1946年9月30日，美军北上天津登陆，10月1日，又北上秦皇岛登陆。11月4日和12月20日，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和《中美航空协定》。这对已完成从东北撤军的苏联是重大刺激，这又促使斯大林急迫需要中共在东北快速扩张以抵御美国的对东北介入。10月13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特意接待了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彭真，特意转达斯大林的话：“中国共产党是勇敢的、聪明的、成熟了的，我们很有信心”。在得知中共中央准备夺取全东北时，斯大林表示“你们气魄很大”。但他不同意中共中央关于让开南满，争取背靠苏蒙朝鲜的东西北满的军事部署，认为应该在山海关方面部署15万主力部队，在沈阳周围地区部署10万兵力，他说“你把南边，特别是山海关方向抓住（长春路是商办，谁若运兵需要交涉），北面自然是你们的。东三省人力、财富主要在南边，又是门户，把这里掌握了，北面还有什么要紧。”[139]

不久，“东北局从苏军手里得到了一个大队的飞机、50辆坦克和上百门各种炮，以及南满日军武器库中可以装备十几万人的枪支弹药”。[140]此后，中共的军事胜利越来越多。

当时斯大林放手中共占领东北，尤其是支持中共控制山海关方向，首先是为了保证苏联在辽东半岛的旅顺大连港的战略利益。1945年12月23日，贝尔纳斯告诉斯大林天津有60万共产党军队，斯大林对此报之一笑，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是牛皮大王。他们既夸大自己的力量，也夸大对手的力量。”[141]显然斯大林认为：仅占领东北的任务就可用尽中共的军力并使之无力南顾。

1947年，解放战争全线展开，战场形势也日见明朗。2月20~30日，华东野战军发动莱芜战役，歼国民党军7万多人，占领13座城市。5月，中共中央改变原先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案，转而提出“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计划。6月，中共军队粉碎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从防御作战转入局部反攻。6月2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进入国统区。7~8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8月20日沙家店战役胜利，中共西北野战军转入战略进攻。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歼国民党军2.4万。毛泽东断定蒋介石国民党败局已定。

与此同时，蒋介石倒向美国的力度也越来越大。12月8日，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海军协定》。

值得玩味的是。就在毛泽东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胜利，而蒋介石与美国勾结日益紧密的时候，斯大林反与毛泽东拉开了距离，尤其是在1946年8月31日蒋介石请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向斯大林转达“一旦中国国内政局稳定，我想亲自去见他”[142]的请求后，以及1947年4月24日斯大林接见马歇尔后，[143]斯大林开始对解放军的南向攻势加大限制。

1947年初，中共向斯大林提议毛泽东访问苏联，获斯大林同意，但要求此事绝对保密。但到6月15日，斯大林又致电以医生身份与中央的联络员阿·雅·奥尔洛夫，要他

转告毛泽东，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认为他不宜就莫斯科之行走露任何风声。如果毛泽东也认为应该这样做，那么我们觉得以通过哈尔滨为佳，届时若需要，我们可以派一架飞机迎接。望电告同毛泽东谈话的结果和他的愿望。[144]

这份文件反映了当时斯大林既想见毛泽东，想摸摸中共党对蒋战略的底牌，同时又怕因见毛泽东而最终失去蒋介石的矛盾心情。然而过了两个星期，斯大林决定暂时拉开与毛泽东的距离，7月1日，斯大林向奥尔洛夫拍发电报说：

鉴于即将举行的战役，鉴于毛泽东若离开，会对战事发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以暂时推迟毛泽东的出行为宜。[145]

1948年4月16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表达访苏的愿望：

我决定提早动身赴苏联。拟于月初从河北省石家庄北100公里处阜平县出发，在军队的掩护下过平张铁路……可能于6月初或中旬到达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到贵国……我将就政治、军事、经济和其他重要问题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此外，如果可能，我还想往东欧和东南欧国家一行，考察人民阵线工作和其他工作形式。

（毛泽东在讲了随行人员名单后说）如您同意此计划，那我们照此办理；若您不同意，那就只有一条出路——我只身前来。[146]

面对毛泽东情意恳切的电报，斯大林先是同意，但到5月10日，又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称：

鉴于您所在地区的事态发展，尤其是傅作义已经开始进攻蔚县，也就是说，您来苏途中拟经过的三个地区都在火线上。我们担心，您的出行会影响事态的进程，况且您路上也不太平。有鉴于此，不知您是否应推迟来苏。您若决定不推迟动身，请通知我们并请告知何时向何处派飞机接迎。盼复。[147]

毛泽东接电后表示同意推迟访问，7月4日，毛泽东电告斯大林要求访苏，口气已有怨意：

与前两个月相比，我的健康状况大为好转。我拟近期动身前往贵国。有三条路线可去：陆海空。但不管怎样，我们务必经过哈尔滨，因我要同东北的一些负责同志商谈。望派飞机于本月25日前后到蔚县……如果您决定接我们走海路，望在本月底派船赴指定海口……如果我们不能乘飞机，也不能乘船，那我们无论如何本月15日前后也要动身北上。[148]

毛泽东可能不知道此间南斯拉夫铁托正在遭到斯大林的清算。6月28日，共产党情报局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7月14日，左右为难的斯大林请人转去复电：

杰列宾[149]转。请转告毛泽东下列内容：鉴于征粮工作已经开始，从8月份起领导同志要分赴各地，至11月方回。所以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请毛泽东同志把来莫斯科的时间安排到11月底。俾能同所有同志见面。[150]

毛泽东听到斯大林的意见后对转信的苏联同志说：“难道苏联把征米看得这么重要，乃至党中央的领导人都要出去参加吗？”1948年9月28日，毛泽东继续致电莫斯科称：

务必就一系列问题向苏联共产党（布）和大老板亲自汇报。（为得到）指示，我打算据上一封电报所示的时间到莫斯科去。现在暂时先把上述内容做一笼统汇报，请您向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大老板转达。真心希望他们给予我们指示。[151]

11月28日，毛泽东致电莫斯科称自己忙于战事，要求将赴莫斯科的行期改至1949年12月底。[152]然而在1949年1月14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会仍作出推迟毛泽东访苏的决定。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包括辽沈、淮海、平津三个战略性战役，历时142天，共争取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与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共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此后，中国形成南北划江而治的格局。

就在斯大林反复拒绝毛泽东访苏、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斯大林又反复暗示毛泽东不要南进。

1948年8月，斯大林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说：你党应维持国内和平，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若再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153]

1949年伊始，就在毛泽东准备一鼓作气打过长江的时候，1月10日、11日、14日、15日，斯大林反复打电报给毛泽东建议与国民党继续和谈，建立和平，称“如果中国共产党直接拒绝与南京和谈，则向世人宣布它主张继续进行内战”。[154]1月底，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同刚刚上台的代总统李宗仁达成苏联调停国共内战的三项条件，张治中告诉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径波说，罗申向他表示莫斯科“希望结束目前的内战，并在委员长的领导下恢复和平。他们承认委员长是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领袖”[155]；他认为：“中共决心继续打下去并不是由于苏联的关系，盖苏联只劝告他们沿着长江停止进军。”[156]就在罗申与张治中谈话两天后，即被紧急召回莫斯科。蒋介石的秘书告诉司徒雷登：“在罗申启程的前夕，中国的情报机构截获了苏联发给驻南京大使馆的电报，并已破译。”据说，“这份电报指示改变（苏联）对华政策，努力在国共之间作出某些安排。”[157]1月30日至2月8日，斯大林派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到西柏坡与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就新中国成立有关问题广泛交换意见。米高扬最关心是中共对待外蒙独立、苏联在旅大港的权利等方面主张，以及中共过江的决心和措施。[158]此间，即2月19日，美国驻北平总领事克拉布也向国务院马歇尔报告，罗申在回国述职前曾表示“如果国民党人愿意下令停止内战，苏联愿意在这方面予以协助。他可以保证，中国共产党人也会停止战斗”[159]。与此同时，苏联驻华大使馆按照蒋介石政府的要求随其迁往广州，这“看起来像是莫斯科方面对蒋介石政府的一种极为关切的表示”。[160]而蒋介石的盟友美国的使馆却在8月才离开南京。

这样在上海即将解放前夕，中国历史就出现这样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曾反对中共的美、英、法等国都留在南京并考虑要不要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建立某种关系，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留在南京准备与中共接触；[161]另一方面，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苏联在派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西柏坡“了解情况”的同时，其驻华大使也随同国民党南下广州。2月1日，周恩来请求米高扬对此予以说明。

现在，让我们再将目光从长江北岸移向南岸。

在这里，与苏联阻止中共南下企图相呼应，马歇尔也在紧锣密鼓地利用蒋介石的军事失败不惜以“换马”的方式逼着国民党与共产党在长城，继而在长江划界，以此将中国北南划分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和美国的势力范围——这是罗斯福与斯大林雅尔塔密谋的实质。

1946年初，也就是马歇尔来中国前后，美国国务院已有保持“一个分治的中国”的想法。据哈里曼回忆，他与同僚讨论时表示：

我认为蒋没有能力用战争来消灭共产党的军队和重新控制满洲。我以为我所能希望的最好结果是一个分治的中国，共产党占领中国北部，蒋控制中国南部。我想像蒋能存在下去，并认为我是低估了共产党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促使我相信共产党无力接管整个中国的人是斯大林本人。[162]

为此，美国帮助蒋介石向华北运送兵力。但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美国帮助蒋介石运送兵力的目的并不主要是为了帮助蒋介石收回东三省，而是需要蒋介石军队帮助美国落实罗斯福与斯大林在雅尔塔谋划而又为国民党政府默认的以长城北南为界的各自势力范围。至于蒋介石如何实现东北主权，只要不损害美国长城以南的利益，那是蒋介石与斯大林的事，美国并不介意。

1945年12月30日，斯大林与蒋经国谈话，蒋经国向斯大林转达了蒋介石的保证：“在未来的国际事务中，中国将预先同苏联商量，并就发表共同的观点同苏联政府达成一致”；“东北永远不会成为反苏基地。中国军队开赴东北只是为了维持那里的秩序。中国政府本不愿意在中苏边境驻军”；蒋介石准备“在苏联与东北的边境建立像美国与加拿大边境那样一种制度”；在东三省经济方面，坚持门户开放政策，但依然保持苏联在经济方面的主导作用。斯大林说：“苏联不谋求优势地位”。蒋经国答道：“中国愿意向苏联提供这种地位”。斯大林表示感谢，在蒋经国作了“美军一完成自己的使命就撤走”的表示后，斯大林说“苏联政府不希望美军进入东北。这是苏联的地区。好像美军并不想进入东北。无论美军，英军和其他外国军队均不应当允许进入东北”。蒋经国表示：“美国不会进入东北，并且再次重申：他们一完成自己的使命，就全部撤出中国”。[163]为了保证对苏联势力范围的“尊重”，1946年1月5日，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

这次“亲苏”谈话内容很可能为美国了解，1946年初马歇尔赴华伊始给蒋介石的第一个下马威就是通过美国国务院照会国民党政府声称：中苏两国政府对于中国东北工业问题的谈判，被美国政府认为将会“违反门户开放原则”，对于企求参加中国东北工业开发权利的美国人将会形成“明显的歧视”。[164]蒋介石当然明白其中的含义：在美国与苏联之间，他只能二者必居其一。为了东北，他必须倒向苏联，而为了打败共产党，巩固其统治权力，他又必须倒向美国。丘吉尔3月铁幕演说和苏联5月全部撤离中国东北后，蒋介石再次玩起1927年曾玩过的“翻脸不认人”把戏，全面倒向美国并为此很快获得美国“延长对国民党政府租借法案期限”的保证，并与美国签订《中美剩余物资购买合约》。根据“合约”，美国向国民党政府廉价出售军用物资。

但蒋介石根本不知道——如果他了解英美苏在德黑兰关于第二战场地点的争论及其意义，就会理解——马歇尔对华方案的真实意图，只是在促成中国统一的幌子下，让蒋军队为美国守住长城以南的势力范围，这正如斯大林在长城以北支持中共军队的目的是让他们为苏联守住其关外势力范围的目的一样。

蒋介石倒向美国，也促使斯大林在退出东北之前快速将东北交与中共军队。1946年4月18日，中共一举拿下长春。当天马歇尔从美国回到中国，立即当面对蒋介石收回东北的想法施以“声色俱厉”[165]的高压。面对蒋介石的军事危机，马歇尔冷冰冰地告诉蒋介石“国民政府不可能亦不应再往北进”[166]，蒋介石表示除非共产党撤出长春，不然他决不签署或同意任何解决办法。马歇尔则埋怨蒋介石错过利用和平手段控制东北的机会。他批评蒋介石战线过长，兵力分散，[167]暗示蒋应向南收缩战线。4月19日，马歇尔会见蒋介石，“主张应与共军妥协”，蒋介石气愤地连续几日在日记中对“愤其不争”马歇尔充满怨意。蒋介石在4月19日的日记中说，他决定：

当直告非先改变其（马歇尔）对共党之态度与方针，决不能达成调解之目的；唯有美方坚持积极协助我政府之政策，方能达成消极“容共”之目的。若仍采取过去对共党怀柔与妥协之方针，则将贻误大计，必至根本失败而后已。[168]

蒋介石认为，只要给马歇尔晓之以理，“美国必反对俄国垄断东北”，“而愿协助我政府收复东北主权”。他写道：“如马歇尔果有卓见，则应以客观态度认识俄、共绝无诚意者。”（蒋介石1946年4月21日日记）。但到第二天（1946年4月22日）蒋介石无论如何也没想到马歇尔也直告他：“如果不与共军妥协，则美国将停止对运输政府军前往东北的支援。”[169]当天（4月2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我中央军须由美军代为运输，一切计划皆受其牵制，且彼时以撤退其海军、中止其运输以为胁迫，使我不能不迁就彼对共党妥协之建议；殊不知此时对共党妥协，实无异对俄国屈服，当共党气焰嚣张之时，其要求条件之苛刻决难忍受。故应对马歇尔直说之，促其觉悟也。[170]

蒋介石实则不明白：这时马歇尔所谓实现“停战”的潜台词已是让蒋介石放弃东北，中共不要南下。前一任务由他马歇尔完成，后一任务，他知道斯大林自然会与他保持默契。蒋介石哪里知道马歇尔“反共”只是为了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幌子，其4月返华的真正目的，是与斯大林合唱南北分裂中国的双簧戏。马歇尔秉承罗斯福美国国家利益高于意识形态争执的原则，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欧洲并实现了美国对世界的主导权战略。在远东，马歇尔与斯大林试图实现对远东，首先是对中国的战略红利的分配。美国反共与否取决于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的需要。因此马歇尔不容许蒋介石与中共最后摊牌，因为马歇尔只需要蒋军守住美国在中国关内的利益。关于这一点，在苏联驻华使馆工作的列多夫斯基倒看得明白。他写道：

众所周知，美国拒绝参加国民党在满洲同中共军队的作战行动，马歇尔制止蒋介石进攻北满，以避免同苏联发生严重冲突。美国人建议蒋介石放弃掌握满洲的企图，因为这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希望满洲像新疆一样成为它的安全缓冲区，因此苏联不把满洲交给国民党，而交给莫斯科更信赖的共产党。美国人（除了有名的“鹰派”）建议蒋介石不要为满洲白费力气，而要集中同共产党在华北作斗争，以不使他们占领全部中国领土。[171]

此时的蒋介石却显得天真之极，他在4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

近察马歇尔之心理及其态度，及极以对共交涉之破裂或停顿为虑，时现恐惧与无法应付之情态，其精神几已完全为共党所控制，一唯共党之要求是从，无敢或违，几与共党心理抵触之条件，皆不敢自共方试谈，其畏共之心理竟至如此，余不得不加以剀切开导。若美国不改变以往之消极政策，而以实力积极支持我政府，则美国在东亚之声望，亦半因此丧失殆尽，无法挽回矣！马歇尔果有政治眼光与国际主义，明辨其美国自身之利害，当能领悟余言之不谬也。[172]

4月29日，马歇尔向蒋介石报告其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交涉经过。蒋介石又就马歇尔的“南辕”方针，苦口婆心地诉说着他的“北辙”方案的重要性：

美国对东北之政策与对俄、共之态度，必须重加考虑，且须从速决定。以此实为美国对东亚整个问题之关键；消极退出，抑或积极参加与领导，应有所抉择也。切不可再蹈过去“九一八”时代覆辙，以致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祸患。如果当时美、英对日能稍用压力，表示积极行动，则日本当不致如此猖獗，战祸自可消除矣。今日俄、共在东北之形势，亦复如是。此时对共党既非宣言所能制止，唯有准备实力，积极行动——协助我政府并明示其决心；则俄、共皆将慑服。否则，美国在东亚领导之声望决难维持，而第三次大战亦必以此为起因矣。[173]

如果这时换成丘吉尔，他立马就知道马歇尔真实意图，可只出卖过别人而自己则尚未经历被“同一战壕战友”出卖之痛的蒋介石还真的不知道：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在大战中与苏联联手，才使美国成为现在这样一个即将主导世界的超级大国。大概只有等到蒋介石到台湾之后，特别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并与毛泽东握手后才能体悟出丘吉尔刚走过的那段“天路历程”[174]的酸痛心情。蒋介石对马歇尔真有点“恨铁不成钢”，他在8月3日的日记中自问而不知其所以然：

美国民族性之直率，乃至令人难解；以马歇尔如此重要人物，竟为共党所欺侮，而不自悟。甚至美军在平津道上遭受共军袭击，大损其国誉与军威，亦不之顾；而反于我政府在直接间接有形之中，施以压力，彼以为唯有如此，方能达成其调解之目的；殊不知共党与俄国决不容许其调解之成功也。[175]

读不懂马歇尔的蒋介石，当然也读不懂斯大林。其实此时的斯大林真的是在盼望马歇尔“调解之成功”，马歇尔与斯大林在分工合作以期瓜分中国。蒋尽管对马歇尔忿恨，但对美国仍坚贞不二。5月11日，蒋介石接到苏驻华使馆邀其访苏的迫切请求。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表达了其对美国的忠心：

斯大林邀余访俄，此乃离间中、美关系之最大阴谋。斯惯玩弄他人，而余则不受其欺诈也。唯此事婉拒后，彼将以所谋不遂，恼羞成怒，盖可断言。[176]

对美虽忠心如此，又有当月20日四平攻坚战的胜利，蒋还是没有换回马歇尔的“回心转意”，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马歇尔将军和杜鲁门总统都强烈要求蒋介石接受斯大林的邀请”。[177]蒋公此时很可能将马歇尔的“强烈要求”当作对他忠心的试探，1946年5月31日他在日记中透露出内心“海枯石烂心不变”的痴情：

此次婉拒斯大林邀约赴俄会议，为我外交成败之重大关键。若以马歇尔最近对余之态度而言，诚令人绝望，然余深知俄国扶助中共赤化中国之一贯政策，决不能因余之赴约而有所转移，且徒增马歇尔之疑忌，是适中斯大林离间中、美之阴谋耳。故对美、对俄之外交政策，决不能以马歇尔个人一时之好恶而变更我基本国策。[178]

6月7日，国共两军宣布休战15天，6月26日，蒋介石决定摆脱马歇尔的“调停”，撕毁停战协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7月4日，蒋介石“国民政府”通过“戡乱方针”，7月5日，又颁布了“总动员令”。7月7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七七”九周年纪念宣言》，谴责美国“马歇尔、魏德迈采取武装干涉政策”，要求美国“撤退在华驻军”。对此，蒋介石以极复杂的“闺怨”心情写道：

马歇尔因中共发表“七七宣言”，颇受刺激，彼明知欲使共党接受其调处，已无希望，但仍一意对共党迁就，并不断对我施用压力，始终坚持其不用武力之主张，而置我国存亡绝续于不顾。至可痛惜也！[179]

时隔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客观地说，蒋介石拒绝马歇尔“调停”与毛泽东在1949年过江前夕不听从斯大林的“劝阻”的性质是一样，目的都是要避免中国出现“南北朝”局面，尽管他与毛泽东分别代表的阶级之间势不两立，但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他们两人都表现出与美苏霸权主义不妥协的勇气。两个人在中国统一问题上的差别只在于他们代表国内不同的阶级利益及由此带来的不同的中国前途。今天不难假设，如果当年蒋介石取胜，他的政府带给中国的前途只能是尼赫鲁带给印度的那种“拉美化”的中国。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则带给中国的是一个有独立国民经济体系支撑的独立自主的国家。毛泽东曾评价蒋介石说，“他这个人是亲美派，但是亲美亲到要把他那点东西搞垮，他就不赞成”，“美国人力图把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变成附庸国甚至托管地，蒋介石拼死也要保持自己的半独立性”。[180]

然而，即使蒋介石的这点“半独立性”马歇尔也不允许，马歇尔要求的是中国事实上的南北“分治”（实质就是南北分裂！）。马歇尔在当月写给杜鲁门的信中作出为实现美国在华利益不惜“换马”的暗示。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说：

当我阅读马歇尔报告时，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都有一些人愿意根据一个和平解决方案来共同工作。但是双方也都有一些极端分子不要谈判，决定拿武力来解决他们国家的命运。[181]蒋介石委员长自己则似乎介于这两类人之间。在今年春季，他周围的温和派的影响无疑是占了上风，他同意做些让步，尽管表现出了不十分甘心情愿的样子。然而，现在看来好像是极端的军队集团得势，他不再愿意再听取马歇尔的忠告了。[182]

在得到马歇尔同意后，杜鲁门决定亲自向蒋介石施加更大的压力。8月10日，杜鲁门让中国驻美大使将一封长信转交蒋介石。在信的结尾处，杜鲁门威胁道：

除非在和平解决中国国内问题上，确保在短期内有着真正的进展，否则就不能期望美国舆论会继续以无私的态度来对付你们的国家。而且我有对美国人民重新说明和解释美国立场的必要。

我真诚地希望能在最近的将来，得到阁下的令人鼓舞的好消息，以期促成我们共同宣布的目标。[183]

全信读后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杜鲁门在给蒋介石下逐客令，意即如不能“在最近的将来”停止内战，美不仅将重新考虑对华援助，而且美国不惜“换马”也要达到“停战”的目的。[184]此时，杜鲁门“停战”的潜台词与马歇尔一样，就是让蒋介石放弃东北，与共产党以长城为界形成南北朝。

8月14日，蒋介石再次要求军队“国家化”，8月18日，美国停止对蒋支援军火。蒋介石在8月30日日记中痛心疾首地称：“美国务院对我以现款购买其军火事，竟拒绝发给出口证，此乃马歇尔对我更进一步之压力；可知美国对华政策已因马歇尔之调解不成，更趋恶化。果尔，则马歇尔纵容共党，其将不仅有害我国，而适足以自害美国矣。”[185]但生气归生气，美国的支持还是不能丢。为了赢得美国的支持，11月4日，蒋介石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个条约连同与美国签订的其他条约，据司徒雷登说就是：“全中国领土均向美国商人开放。”[186]美国《世界报道》杂志披露，蒋介石在获得美国剩余物资之后不久，“已允许美国军舰在30年内可以在中国沿海船坞中修理”。[187]美国军舰可以据此自由出入、使用并实际占领中国的一切港口。8月31日，蒋介石又与陈纳德订立合同，授权其组织空运队在中国各地任意飞行。[188]

安抚好美国后，11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共产党解放区的张家口。12月1日，马歇尔拜访蒋介石。在回答蒋提出的“一旦争取共产党合作的努力最终失败，该怎么办”的问题时，马歇尔直告蒋介石，他坚信“不能以军事方式解决共产党问题，因为长此以往，不久就会使国家陷入财政困境”[189]。言下之意，就是你再与共产党打下去，将得不到美国的继续支持。蒋介石则不以为然地说，据他的经验，只要政府占优势，俄国就会基于现实而不援助中共——尤其鉴于现在俄国全神贯注于其西部边境问题。蒋介石告诉马歇尔，他自信在今后9~10个月内可以粉碎共产党的军事力量。[190]

鉴于蒋介石的不妥协，1947年1月29日，美国宣布退出中国内战的“调停”。杜鲁门哀叹道：

1947年初，马歇尔将军是承认失败了。他说两方面都不愿意执行协议。蒋介石没有倾听这个历史上最伟大的战略家之一的忠告，他是输给共产党了。[191]

其实，杜鲁门这是借酒说胡话。明眼人——比如北面的斯大林——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曾说，“直到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要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可能出现‘南北朝’。我们没有听他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192]。如果这句话稍改一下就是：蒋介石如果听了马歇尔的话，中国倒也真可能出现“南北朝”。

在中国东北问题上，并不是所有的在华美国人都像马歇尔那样只站在美国立场考虑中国问题。蒋介石坚持军事占领东北，除了国共内战的因素外，还有地缘政治的考虑。1941年12月2日，罗斯福总统的并兼蒋介石政府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193]曾对苏联大使披露：“华盛顿和伦敦在考虑，或把东北留给日本，或把东北变成‘缓冲地带’，以便（在任何情况下）保障远东的均势。”拉铁摩尔告诉这位大使，“他同蒋介石讨论过东北问题，他只好说服他不要放弃东北，不要‘注销’东北，而设法使东北与中国重新统一。”[194]蒋介石不听马歇尔“建议”，坚持占领东北大概就是听了拉铁摩尔“不要放弃东北”忠言后的具体行动。

1947年蒋介石率先打破国内“冷战”僵局。3月，国民党重点进攻陕北、山东解放区。3月19日，占领延安。由此，国共两军全线开战。至年底，中国共产党军队共歼敌75万人。从此改变了中国战场形势，共产党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毛泽东认为：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还在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此次战争的第一个年头内，人民解放军即已在几个战场上打退了蒋介石的进攻，这迫使蒋介石转入防御地位。而从战争第二年的第一季，即1947年7月至9月间，人民解放军即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破坏了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企图彻底破坏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现在，战争主要地已经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195]

军事上的败退，再次给美国在中国推行导致中国南北分治的“马歇尔计划”提供了“换马”的机会。美国准备物色在中国利益的新的代理人以取代多少还有点“半独立性”的蒋介石。1946年10月11日蒋介石攻占石家庄后的第二天宣布召开国民大会，11月15日，国民大会开幕。12月25日大会闭幕，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1948年3月19日，蒋介石当选总统。但围绕副总统一职，各派争夺激烈。其中李宗仁的实力最强。3月31日，司徒雷登向马歇尔汇报说国民党内部：

大家越来越感到军事上战胜共产党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要避免共产党控制全中国，便须另找解决办法，甚至委员长也了解到老的办法不行，需要新的方法。我们认为，现在他们正诚恳地寻求有效的新方法，但还没有找到这种药方。似乎对于采取走向和平的积极行动，每个人都希望由他人发起。那些处于能影响委员长采取积极和有效措施的地位的人怕冒犯委员长，因而不愿提出他们的改革主张。他周围需要更勇敢的顾问，也许改组后的政府能应他之需。[196]

当天（3月31日）在同一份批呈送报告中[197]，司徒雷登还向马歇尔提交了两份对比鲜明的报告。一份是蒋介石的“主要动向摘要”，总意是蒋派“独立于美国”的立场，他透露：

从马歇尔离华到魏德迈使华：军队的同志感到兴高采烈，因为这一时期美国的影响缩小了，被人们认为是强烈亲美的宋氏家族的影响也缩小了。这些军队同志除了上面提到的陈诚和胡宗南外，还包括于志石（中华民国政府军事事务局局长）和顾祝同（中国陆军司令长官），以及其他一些在德国受过教育的人。[198]

这些对美国有“独立于美国”感情的人士中，就是没有李宗仁。在同批报告中，司徒雷登向马歇尔递上李宗仁宴请他并向司徒雷登表白的政策主张。结合上面两份报告，此份报告让人读起来大有一种司徒雷登向马歇尔“隆重推荐”亲美才俊的感觉。报告说：

阁下，我有幸引用我和李宗仁元帅（蒋介石北平行营指挥官和副总统候选人）谈话备忘录中如下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部分，国务院也许对此感兴趣。

3月27日晚，李元帅宴请我，并详细讨论了他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及有关的事务。他希望能与蒋介石私下会谈，但因为几天前才到这里，他只见到他一次，当时是被邀请与其他候选人进餐，即孙科（立法院院长）和陈诚（蒋介石汉口行营指挥官）。唯一与选举有关的是委员长声明，党没有进一步提名，选举将是公开投票。他认为这给了他一个较好的机会。他描述他参加选举的目的是由于认识到蒋介石需要某种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抵销他（蒋介石）的专横、固执己见，以及总的来说是不民主的方法。他认为能比其他候选人更好地做到这一点，这是他能提供服务的最有效的方法。必须以某种方式做这件事，否则目前的政治体制会崩溃。他谈了他长期协助蒋介石最不幸的缺点，即蒋非常执拗和不妥协，后一点是他的优点也是缺点，最严重的缺点是蒋拒绝与其他人讨论问题，固执己见，专断地发布命令。非常愿意承担责任，但考虑到自己的身体和国家的幸福，这一点他做得过度了。蒋应该摆脱他周围的小集团，引进青年人和更进步的人。李宗仁同意我的看法，即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说服蒋介石改变他的方式。

关于总的形势，他认为镇压共产党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他以太平天国反叛为例，镇压它用了18年。镇压白朗叛首也用了8年。这不能仅靠军事手段，而且要求政治改革。[199]

李宗仁选择的表态似乎最接近马歇尔的中国方案。4月23日，司徒雷登密报回国即被任命为国务卿的马歇尔：

接近李宗仁的消息来源一再报告说，李宗仁与委员长已经完全决裂。他计划如果竞选副总统失败，便采取某种“行动”，至于是何种行动，则未具体指出。其他资格较低的人士猜测，可能是地方军事反叛的方式。南京四郊大部分是两广军队，我们不知道他们忠于李还是忠于委员长。根据目前的消息，我们认为军事政变虽然可以想象，然而却很渺茫。李宗仁也许会由于认为在委员长那里受到冷遇和国民党机构拒绝他在目前危机中为国效劳而感到失望，于盛怒之下会干出事来。我们认为，如果有行动的话，那也是以后才会发生；也许可能和香港和华南一些意见不和者联合起来，确有李与他们联系密切的迹象。副总统选举或许要到6月24日或25日才能结束。[200]

仅就这一条“莫须有”的消息就足以抓住马歇尔眼球。但更大的用于赢得马歇尔垂爱的关于李宗仁的报告又摆在马歇尔面前。司徒雷登4月27日秘报，李宗仁在竞选中又摆出为和平“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劲头，告诉记者说他“愿意放弃竞选，今日即飞北平”。[201]在此之前，李宗仁已让下属放风，“李将不参加竞选，正计划回到北平去”。[202]这实则是在给马歇尔递话：蒋介石不愿与共产党谈判，我可一定是您在国共两党间“调停”政策的坚定拥护者和践行者。

最终还是李宗仁摸准了马歇尔的心理。两天后（4月29日），李宗仁就高票选为副总统。这为美国以“换马”压迫蒋介石的政策做好了必要的前期准备。可能是司徒雷登大学教授的经历，使他对“开明”的李宗仁偏爱有加。[203]5月3日，司徒雷登高兴地向马歇尔报告：

不管李宗仁将来实际表现如何，他在竞选中成了不满分子和进步分子的象征及核心。这些人对现政府领导失去信心，他们要求新的人选和新的更有效的政策。与丧失信誉缺乏成就的现当权集团相比，李代表着有效政府的要求。在缺乏经验和组织的情况下，他的拥护者向国民党组织挑战并获得胜利。[204]

司徒雷登认为如果李宗仁取代蒋介石，则可以落实马歇尔在中国方案。他在报告结束时写道：

应予以注意的另一派是在香港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该委员会宣称，委员长从政坛消失指日可待。现在知道该会与宋子文已遥送秋波，这种不相称的结合有时是有用的。该委员会称，近数月来与李宗仁保持着密切联系。如果这些话属实，那么所称的“指日可待”可能是有根据的，在大会中的斗争只是委员长、CC系、黄埔系和李及其合作者的生死斗争的第一回合而已。如果内战和经济恶化继续使目前的不幸发展，李及其合作者似乎的确可获得最后的成功。李或是自愿、或是为形势所迫与共产党达成谅解，这种可能性日益增长。[205]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司徒雷登——似乎在给李宗仁“接班”铺路——给马歇尔的报告中总是“捷报频传”。5月13日，司徒雷登致电马歇尔：“李宗仁的主要顾问甘介侯在最近去北平作短期旅行前的谈话中声明，李和他的追随者正为中国准备一项改革计划”，甘声明，“他们完全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达到他们的目的”。[206] 5月14日，司徒雷登同时呈报两份报告给马歇尔。一份是说蒋介石“他已经没有能力认识中国最近的发展，并使自己适应这些发展、变化”，而“我们认为，以李宗仁为核心的改革运动已达到了不可否认的程度，特别是如果李准备给予必要的领导——表明他的决心，并能博得民众的支持”；“在我们看来，委员长的这种盲目和固执只会意味着他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他将被他正要扼杀的那些力量剪除”。[207]另一份则对中国形势发展作出蒋介石可能下台，中国划江而治的预测：

（1）蒋委员长开始戴上新头衔，由于更民主和进步的措施加强了宪法，这给了他唯一的机会来抵销增长的不满，并领导得到民众支持的反共运动。

（2）由李宗仁打头阵的运动将公开向委员长挑战，并团结国民党内部的不满分子和有公益精神的非共党分子。蒋可能被允许保持他的新职务，但所有紧急权力则被剥夺。这可以导致与共产党的和谈：（a）一个联合政府；（b）区域分割；（c）在美国的和国际保护下，共产党被承认是合法的。

（3）无论是委员长还是李副总统都将不能立即有效地阻止中央政府的崩溃。只有地方派首领和共产党成为国内强大的决定性因素。现政府可以退到长江以南，在广东恢复力量，发起另一场革命。[208]

5月22日，司徒雷登向马歇尔继续推荐李宗仁，他告诉马歇尔，当上副总统的李宗仁怀才不遇，“他曾私下说，他现在不知道该做什么，因为委员长控制着军队、政府的财政和国民党组织”，李宗仁还婉转表达对美国的向往，司徒雷登报告说：“有一段时期他甚至考虑前往美国，因为他在美国会比在此地更能有所成就。”[209]两天后，司徒雷登报告马歇尔，说他拜会了蒋介石，当面警告蒋介石：“李宗仁代表的改革运动代表了中国一种不可扑灭的力量。现在正是改革之机，委员长如不作此事，有人会作的。”[210]

6月11日，司徒雷登借他的秘书傅泾波之口间接地表达要“找一个强有力的总理”以接替蒋介石权力的意见。他告诉马歇尔：

大使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对我们说，他仔细地观察了委员长两年，觉察到他明显地衰老。即使委员长在谈话中不断用笔记下别人讲话的要点，但仍不能象过去那样迅速作出决断；他越来越不知道他的指示贯彻得如何，越来越健忘。傅认为，委员长已变成一个疲乏的老人，不能有效地应付事务，日趋丧失威信，不可避免地迟早会被解除职务。

虽然如此，傅同意假如委员长下台的话，国家将会重陷分裂的看法。他建议采取适当的方法，劝委员长放弃国民大会赋予的紧急权力，找一个强有力的总理实行必要的领导。[211]

6月14日，司徒雷登为未来李宗仁“接班”后的军事支持着想，向马歇尔再提“任命何应钦将军为国防部长，真正赋予他指挥军事行动的权力”；同时又抱怨对蒋介石“他好象决心按宪法对他的新职务规定的原则办事，但实际上他办事方式很少改变”。[212]

换掉蒋介石也需要对中国形势，尤其是要对苏联在中国的政治需求有一个基本评估，即“有必要试着用克里姆林宫的观点来评估一下中国”[213]。9月7日，曾任美驻苏使馆公使衔参赞，后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的乔治·凯南提交国务卿一份对苏联对华战略目标的评估报告，认为苏联对中国的索求是有限的，报告认为：

就经济方面而言，克里姆林宫肯定渴望得到满洲和华北的自然资源，一则不使它们落入日本之手，二则用于苏联远东地区的开发。至于中国的其他广大地区，克里姆林宫可能只视之为一个巨大的贫民区，避免承担任何责任。

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克里姆林宫里那些没有浪漫色彩的人会对中国的潜力抱有任何幻想；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发生的任何战争中，往好里说，中国是一个软弱的盟友，往最坏处说，中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敌人。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中国的部分地区，特别是满洲和新疆，可能会成为第三国进攻苏联的通道。因而，对边界极其敏感的克里姆林宫肯定会把满洲和新疆视为其防御缓冲区的突破口。[214]

报告同时也认为，如有可能，苏联也会“尽量扩大其在华影响，并最终控制中国的所有领土”，因为“从更现实的方面说，获得中国意味着获得了一个人口众多的缓冲区，可由此向东亚的其他地区发起政治攻势”。[215]但同时凯南也判断：

即使中国共产党的所有部门都受到克里姆林宫控制，毛现在对克里姆林宫极为忠诚，小心翼翼，莫斯科仍然不可能对形势感到满意。中国地域太广，人口太多。甚至毛和他的战友们也不可能最终得到整个中国——这种诱惑对他们来说也许太大了，特别是在他们已经依靠民族主义的狂热取得部分权力的情况下。如果有可能，克里姆林宫是不会在这种事情上冒险的。[216]

关于国民党的前途，凯南得出结果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已江河日下，走到了在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斗争中彻底失败的边缘。”[217]由此，凯南提出“国民政府消亡”的可能性。他写道：

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种可能性：国民政府消亡。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个局面究竟会怎样发生，目前难以预料。它也许会因下述因素中的一种或几种促成：

（1）蒋介石死亡、退休或被赶下台；

（2）发生政变；

（3）政府要员的叛变；

（4）出现一个分离主义政权；

（5）共产党获得一系列重大胜利；

（7）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

不管这一变化进行得多么顺利，都会出现不稳定的混乱局面，即使李宗仁副总统迅速接替蒋的职位，国民政府的现有结构大体保持不变，情况也会是如此。战争也许会继续下去。也有可能实现休战，因为整个中国都渴望和平。不论出现哪种局面，新的权力斗争都会随即在政治层面上展开。[218]

凯南作出上面推论的理由是：认为中共统一中国是可以预见的，但由于各派军阀的存在，会有相当的难度，“内战也许会继续下去”。他告诉马歇尔说：

在这场争夺中，最强大的势力显然（至少在开始阶段）是共产党，其他势力将是：一些民族主义军事领袖，如傅作义等；原地方军阀，如龙云等；桂系；奉（满洲）系；以李济深为核心的国民党改革派；为数不少的、现在仍与国民党政府关系密切的政治领袖。

我们不应做出这样的预测：在这场斗争中，非共产党的各派势力仍然会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当然，这种情况有可能出现。但更大的可能性是，离心力将被倾向于整合大多数非共产党力量的那种压力（特别是共产党持续不断的压力）所压倒。

我们也不应假定，非共产党的各派势力会迅速屈从于共产党。当然，他们也许会如此。但他们中的一些人，特别是很少或根本没有得到南京支援的傅作义和宁夏、甘肃的穆斯林，表现出了在局部地区对付共产党的能力。如果这些势力在强有力的领导下联合起来，他们在“坚守阵地方面”做得可能比国民党政府更好些。他们能否击退共产党，则是另外一个大问题。

至于共产党，国民政府的垮台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种种麻烦都消除了，即使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一个全民联合政府。内战也许会继续下去。正如现在已经表现的。[219]

10月16日，辽沈战役中中共方面的胜利已成定局，司徒雷登看到国民党政府垮台的可能性，便给马歇尔写信，哀叹道：“现时的国民党领导已再也不能充当美国努力阻止中国共产主义扩展（实则是阻止中国统一——引者注）的有效工具了。”鉴于此，他更甚于凯南，极端地建议“用典型的中国式”即致中国再陷军阀割据方式引导中国分裂。他写道：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构想某种典型的中国式处理方式，让委员长引退，并组成联合政府，由张治中与马家（五马将军：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马鸿实、马占祥）节制西北，四川、云南、贵州也分别由各省主席控制，这样就可免受共产党干扰，这在联合政府初期是完全可能的。同样，共产党在联合政府的名义下会加紧巩固其北部地区，而宋子文则会在华南获得喘息之机。这期间，美国必须保持政策的灵活性。无论谁统治中国，都需要外援，而美国是目前唯一可以依赖的外援提供者。由此出发，我们就能在美国利益所在的地区的局势更为明朗的时候，利用我们的这种地位左右形势。[220]

在面临美国在华利益即将失去的时候，司徒雷登就撕下了美国“和平使者”的面纱，不仅要置中国于20世纪初的那种军阀割据局面之中，而且还要在这种割据中实现美国的主导作用。但比较而言，凯南的判断更接近于马歇尔的思路。[221]马歇尔也不希望中国大乱。他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保住与斯大林分割出来的美国在中国关内——至少是中国江南——的利益，马歇尔觉得“换马”一事不能再拖。在马歇尔看来，只要有斯大林介入，中共就不会向南走得太远，而只要蒋介石下台，国民党就会遵循他的腹案与中共出现事实上划江而治的结果。

11月6日，淮海战役开始。11月10日，司徒雷登建议加快“换马”，他告诉马歇尔：“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国家权力是否能有秩序地从现政府移交给新政府。主和派显然无法使其愿望变成现实，除非发动军事政变取代委员长。”[222]12月中原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一部，歼灭黄维兵团11万人。华东野战军主力在杜聿明指挥的徐州国民党军３个兵团25万人向西突围时，将这股敌人合围于永城东北的陈官庄地区，并歼灭其中的孙元良兵团约４万人。面对日益无奈的战场形势，司徒雷登一方面加速“换马”工作，劝蒋介石让位给李宗仁，美国也通过对正在访美的宋美龄冷淡态度向蒋传递要蒋下台的明确信息。12月24日，坐镇汉口，拥兵30万的白崇禧向蒋介石发出通电要求停止国共间的军事行动，并邀请美、苏、英三国出面调停，随后，李宗仁、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并湖南省主席程潜、河南省主席并第五绥靖区司令张轸及湘、鄂、豫、桂四省参议会议长也相继通电蒋介石下野，接受和谈。1949年1月，美国“换马”成功：蒋介石“引退”，李宗仁任代总统。

李宗仁上台后，忠实地贯彻马歇尔分割中国的思路，继续推动“和平运动”，公开致电毛泽东以同意中共八项条件为基础，“就地停战”、“隔江而治”进行和谈。[223]

另一方面，司徒雷登也寄希望斯大林约束中共入关后止步于长江以北。12月1日，他致电马歇尔：

时局的发展非常有可能出现停战，并恢复和谈。据未证实的消息，苏联大使到时将在国民党控制华南、共产党控制华北以及美国承认俄国在满洲的权利的条件下出面调停。[224]

司徒雷登的情报并不是空穴来风。与司徒雷登在江南“换马”工作似乎是在同步运作，斯大林，很可能受到朝鲜半岛于1948年8、9月间分裂为南北朝鲜的形势鼓舞，于1948年12月转给毛泽东一封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请求苏联居中调停国共之争的请求信。其意不言自明，就是要求毛泽东接受苏联出面接续马歇尔的“调停”，步朝鲜金日成后尘建立偏安政权。    

但怀有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在民心所向且坐拥百万雄师的时候是不可能就此止步的，他于12月30日写就并以“新年献词”形式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以回应那些“国际上有的朋友”[225]企图接替马歇尔调停的暗示。毛泽东写道：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226]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227]

关于是否过江问题，毛泽东对斯大林“先斩后奏”，明确宣布：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

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这些就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一九四九年所应努力求其实现的主要的具体的任务。我们将不怕任何困难团结一致地去实现这些任务。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228]

毛泽东写的这篇新年献词直言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并不是要偏安一隅，也不是要与国民党平分天下，而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人民共和国！

这一目标不仅使马歇尔，同样也使斯大林坐不住了。斯大林亲自从幕后走向前台，在美国在南方无力“推盘”后，以前所未有的关注度对北方毛泽东施加高频压力，以继续推动马歇尔未竟的“事业”。

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以菲利波夫为化名打电报给毛泽东，谈国共谈判问题。斯大林转告说，南京国民党政府于1月9日发来照会，建议苏联政府充当南京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停战和签订和约的调停人。斯大林通报了苏联政府对南京政府的答复，即苏联政府赞成在中国结束战争，实现和平，但在同意担当调停人之前，苏联政府希望能征得另一方的同意。同时还向中共提供了苏方草拟的答复国民党和平建议的具体方案，即中国共产党同意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但是不能容许那些发动中国内战的战争罪犯参加谈判并主张在没有任何外国调停人参加的情况下与国民党直接谈判。对于毛泽东的访苏计划，斯大林再次建议暂时推迟。[229]

1月11日，斯大林仍以菲利波夫为化名追加电报给毛泽东，对前电苏联草拟的中共对国民党的建议的答复方案进行解释，电报说：苏方说答复方案的意图实际上“破坏”与国民党的和谈，因为“没有任何外国大国调停特别是没有美国居间”和“没有蒋介石及其他战犯参加”，“国民党绝对不会同意举行和谈”。[230]

斯大林电报中的要求遭到毛泽东婉拒。１月12日，毛泽东回电称，对于南京政府的照会，苏联政府应该告诉国民党政府：“苏联政府一向希望现在也希望看到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然而，通过什么样的道路达到中国的和平、民主与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根据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认为在中国内战交战双方之间调停是不可取的。”毛泽东直率告诉斯大林“眼下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国际舆论同样不利于南京政府，而中国人民解放军今年夏季就能过江，直捣南京。我们似乎不需要再次采取什么迂回的政治手段。在当前形势下，再采取这样的迂回的政治手段利少弊多。”[231]

1月14日，斯大林出席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访苏问题。政治局同意斯大林推迟毛泽东访苏的意见。斯大林在会上口授了一封给毛泽东的电报，仍以菲利波夫为化名，表示中共应该接受和谈建议，使中共以和平的面目出现。当天毛泽东复电斯大林说：“我们与贵方在基本方针（破坏同国民党的和谈，把革命战争继续到底）上是完全一致的”。[232]为此，中共还发表了与国民党和谈的八项条件。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这里说的“和谈”内含与斯大林完全不同：斯大林的意思是要真谈，毛泽东的意思是不能真谈。所以毛泽东提出的是国民党既不可能接受也不可能做到的条件。1月15日，斯大林化名菲利波夫从自己的角度理解（实际上强加）复电毛泽东，说他从毛泽东上封电报中“看得很清楚，我们之间已经就南京方面和平建议问题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了‘和平’运动，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可以认为是彻底解决了”。[233]斯大林知道毛泽东的底线后，最终放弃了直接出面“调停”中国内战的想法。1月18日，苏联政府复照南京政府，指出中国国家统一事业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这种统一只能通过中国内部的力量，首先是双方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直接谈判来取得。[234]

第二天（1月19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特别加上下面指示：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等，应完全拒绝之。[235]

毛泽东在这里特别提到的“任何外国”，当然包括苏联在内。如果说蒋介石对马歇尔“调停”中的分裂中国的企图是在本能抵制的话，这份文献则说明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调停”则有着高度警觉。

尽管苏联没有直接出面“调停”，但实际上仍没有放弃马歇尔的“工作”。1月21日国民党政府决定南迁广州，斯大林命令苏联驻华使馆随国民党政府南下，在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的一路“调停”下，月底“罗申同刚刚上台的代总统李宗仁达成苏联调停国共内战的三项条件，实际上支持李宗仁‘划江而治’搞‘南北朝’的企图”[236]。

在摆平国民党方面后，斯大林又派苏联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到达中共中央驻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了解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底牌。除了关心毛泽东是否决意过江之外，斯大林最关心的是如果中共获胜是否还保留苏联在雅尔塔秘密条约中获得的利益。会谈中，毛泽东提出外蒙问题，毛泽东借用国民党左派人士的话说，“他们认为必须让苏联实现两个条件：苏联把它占有的中国长春铁路的那一半财产无偿地归还给中国；同意把蒙古人民共和国合并到中国来”。[237]毛泽东说，只有苏联实现这些条件，国民党左翼才同意同蒋介石决裂，并同共产党建立反蒋联盟。[238]由于米高扬未被授权解释此类问题，米高扬只有向斯大林汇报。2月5日斯大林就此致电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人掌权后，形势就根本改变了，苏联政府已经有取消这个不平等条约[239]决议，并且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苏联就从旅顺撤军，自然美国也将从日本撤军。然而，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军队以立即撤出旅顺为宜，那么苏联愿意使中国共产党如愿以偿。[240]

在当时中共还离不开驻扎在旅顺基地的苏联海军提供的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斯大林这时提出“苏联军队立即撤出旅顺”，与其说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如愿以偿”，不如说是在将毛泽东的军。毛泽东当然明白，此时斯大林命令苏联驻华使馆随国民党政府南下广州的举动对中共所暗含的压力，毛泽东告诉米高扬说：“中国有共产党人，苏联也有共产党人，可这并不排除而完全允许把苏联在旅顺的军事基地保留下来。”[241]米高扬告诉斯大林，所以“他们，中国的共产党人，主张保留这个军事基地。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是为了施行压迫，而苏联在旅顺口是为了保卫它，防范日本军国主义。待到中国十分强盛，有能力抵御日本的侵略了，那时苏联本身也就不再需要旅顺基地了”。[242]这给斯大林留下的印象是：在相当时期内，苏联在雅尔塔秘密条约中获得的旅顺基地在毛泽东这里可以得到保障。

关于外蒙，米高扬向斯大林汇报说：“毛泽东说，他认为外蒙古和内蒙古可以统一起来，归入中国的版图。”[243]对此，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婉转拒绝他提出的外蒙古回归中国的要求，电文说：

外蒙古领导人主张在独立的旗帜下将中国的所有蒙古地区同外蒙古地区合并成为统一的蒙古国。苏联政府反对这个计划，虽然这个计划并没有威胁到苏联的利益，但却将把一些地区从中国划出去。我们也不想让外蒙古放弃独立，而在中国版图内实行自治，即使所有蒙古地区都联合为一个自治单位也是如此。可见，此事的决定权在于外蒙古自己。[244]

毛泽东得知这一电报内容后表示“他会考虑这个电报”。[245]

在得到毛泽东在这些关键问题上的态度后，斯大林开始考虑毛泽东建国后的中苏关系，为此给毛泽东提议及早“成立革命政府”。鉴于1月底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已与李宗仁达成实际支持“划江而治”的“停止国共内战的三项条件”，因而斯大林这时头脑中的中共“革命政府”管辖的范围更多的是长江以北的中国。米高扬在“就1949年1~2月的中国之行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的报告”中就说“遵循我党中央的指示，我劝毛泽东不要拖延成立中国革命政府一事，要尽快在联合的基础上成立革命政府，这是有好处的。比如说，在拿下上海之后就立即宣布新革命政府的成立” [246]。斯大林这时的“中国”概念在米高扬与中共领袖谈话中尽管未明说但也能让毛泽东感觉得到。米高扬在西柏坡给毛泽东留下不好的印象，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们对米高扬不满意。他摆老资格，把我们看做儿子。他摆架子，可神气了。一九四九年他第一次来西柏坡的时候，架子就很大，后来又来了几次，都是这样。”[247]在米高扬离开西柏坡不久的3月下旬，毛泽东说，国际上有的朋友，对我们解放战争的胜利也半信半疑，劝我们就此止步，和蒋介石以长江为界，搞“南北朝”。[248]

3月底，斯大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仍以菲利波夫的化名就苏联得到的“美国利用核打击制定的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方案’的绝密计划”复电科瓦廖夫并通过他转述中共，表示：苏联“不怕原子弹”，“但历史上是有一些不正常的人的，我们准备反击”。[249]这其实是婉转对毛泽东施压，即中共如果打过江南可能要——尽管苏联表示不怕——引发世界大战。

4月上旬，人民解放军已彻底扫清长江北岸的残敌，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横渡长江的战役已经迫在眉睫。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前夕，斯大林又给毛泽东发来长电，再次“提醒毛泽东注意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军事干涉”。[250]斯大林强调，尽管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取得了辉煌胜利，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蒋介石的战争即将结束。斯大林认为，英国、法国和美国害怕中国人民解放军逼近同中国接壤的国家边界，以及在蒋介石仍然占领一些岛屿上会出现革命形势。所以西方国家为了保卫这些岛屿和亚洲，会采取一切措施。例如，进行封锁，甚至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斯大林指出，英美军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南方进军的主力部队后方登陆的危险性增长了。因此，斯大林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要急于认真准备向南方推进，逼近同邻国的边界；第二，从南方进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中，抽出两个精锐军团，把它们部署在港口地区，加以补充，并使之处于战略状态，以防御敌军采取行动；第三，暂时不要缩减解放军部队。[251]

斯大林这么说，并非是空穴来风。因为他于2月底就收到并于4月中旬再次核实了的美军将撤离南朝鲜的情报。[252]他几乎断定美军会将撤离的部队调往中国帮助蒋介石加强长江以南的防御。但如果将1945年斯大林与罗斯福达成“雅尔塔秘密协定”以来苏联对华政策联系起来考察，不能不让人认为斯大林这个电报的三点建议中的核心思想是第一点，即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要急于认真准备向南方推进，逼近同邻国的边界”，这本质上还是在借题发挥以达到让中共“和蒋介石以长江为界，搞‘南北朝’”的目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斯大林这样反复劝阻毛泽东做法并非真的害怕美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是对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信心不足，而是真的不想看到中国的统一。其实，斯大林早在1948年初已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是正确的”。1948年2月，在与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领导人会谈中，在回答南斯拉夫领导人爱德华·卡德尔提出希腊“游击队在数个月内成功的希望如何”问题时，斯大林就以中国为例鼓励他们说：

好，请稍等。或许，你是正确的。我也曾怀疑中国人是否能够胜利，我建议他们同蒋介石达成临时协议。他们形式上同意我们的建议，而实际上继续干自己的——动员中国人民的力量。之后，他们公开提出问题：我们将继续战斗，人民支持我们。我们对他们讲，好吧，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显然，他们那里基础非常好。他们是正确的，而我们是不正确的。[253]

这里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在1948年初斯大林就已认识到毛泽东“他们是正确的，而我们是不正确的”，那为什么都到了1949年4月份，斯大林还在马歇尔不厌其烦地劝阻蒋介石不要出关的努力失败并因此扶持搞分裂的李宗仁接替蒋介石后，还要不厌其烦地阻止毛泽东过江南下呢？结论只能是斯大林在对待中国解放战争态度上的错误不仅仅是认识问题，而是为了苏联战略利益在揣着明白装糊涂。

这里又出现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斯大林没有在中共早期就扼杀其“统一全中国”的雄心，这也是由于斯大林压根就没有料到中国这些被斯大林称之为“人造奶油”式的共产党人[254]和“牛皮大王”的中国人[255]有能力取得全国性的胜利。不要说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到了1948年初，斯大林还将毛泽东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它在1946年1月建国之初仅有约12000名党员[256]——领导的游击队放在同一水平看待。在上面同一次会谈中，他对保加利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反问说：“看看在中国发生的战争呢，那里没有我们的一卒一兵，难道阿尔巴尼亚人不如中国人？”[257]当时参加谈话的南斯拉夫领导人吉拉斯注意到“斯大林所说的，中国人，而不是苏联同志”[258]。直到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还相信莫洛托夫的评价，认为毛泽东只不过是一位“聪明人，农民领袖，中国的普加乔夫”[259]。既然如此，中共在斯大林眼皮下从一个不起眼的“丑小鸭”，终长成为一个“白天鹅”并让斯大林——尤其是在1953年朝鲜战争胜利之后——为自己的无知而尴尬，也就不足为奇了。铁托对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门缝里看人”的大党大国沙文主义作风与中国人有同样的感受。他回忆说：“苏联领导人和西方最喜欢称我们为‘游击队’，就是不称我们为军队。”[260]

现在我们还是将目光拉回到1949年来。对于斯大林的这些“建议”，毛泽东洞若观火，不仅没有理睬，而且以“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气概，于4月21日即国民党政府拒绝中共代表团提交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后的第二天，联名朱德共同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令全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的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在东起江苏江阴、西至江西湖口的1000余里的战线上渡过长江。4月20日，解放军首先遇到英国舰只“紫石英号”的挑衅。人民解放军予以坚决打击，“紫石英号”被重创后逃出长江口。4月26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以老牌海权大国的傲慢，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实行武力报复”。艾德礼也在当天表示：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261]4月3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关于“英国军舰暴行”的声明，声明说：

我们斥责战争贩子丘吉尔的狂妄声明。4月26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去远东，“实行武力的报复”。丘吉尔先生，你“报复”什么？英国的军舰和国民党的军舰一道，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区，并向人民解放军开炮，致使人民解放军的忠勇战士伤亡252人之多。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做出这样大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执行道歉和赔偿。难道你们今后应当做的不是这些，反而是开动军队到中国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报复”吗？艾德礼首相的话也是错误的。他说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262]

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至此，马歇尔、斯大林合演的将中国南北肢解的“东方马歇尔计划”终成南柯一梦。为此，毛泽东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263]

毛泽东在这首诗中既是言情，又在言志，更是对斯大林与马歇尔合伙上演的使中国划江而治的战略默契的冷眼蔑视。1964年郭沫若在对这首诗评论时说“就在解放南京战役的前后，国内外有一些好心的朋友主张中国南北分治，适可而止，不要惹起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干涉”。[264]

北面是百万雄师豪迈过江，南面是李宗仁“小朝廷”向隅而泣。南京失守后，5月5日，李宗仁写信给杜鲁门以家奴的口气乞求说：

中国的形势现在确实已进入非常严峻的时期，已在中国所有阶层引起普遍的忧虑。我认为，这也是阁下严重关切之事。如果不采取加强中国政府地位的任何措施以使其能够遏制共产主义潮流的渗透，如果有一天我们必须撤离长江流域——国民政府的最后一道防线，不但整个中国会置于共产党控制之下，远东的所有国家也将很快落入共产党和共产党情报局的铁幕之后——这是后果极其严重的一种结局。[265]

美国人的朋友历来是打不败的对手。李宗仁的乞怜并不能换来美国人的同情。就在李宗仁派代表团在美国游说的同时，曾极力支持李宗仁的司徒雷登却翻脸向马歇尔建议，“鉴于国民党政府行将失败，甚至可能灭亡”，美国政府就考虑与共产党政权“予以法律上承认的可行条件。诸如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利益、条约义务，等等”。[266]这时的司徒雷登似乎忘记了李宗仁的存在，坚持驻守南京并与中共代表黄华商谈相互外交承认的途径，并极乐意接受黄华传达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口信”[267]以及希望他访问燕京大学的邀请。他致电马歇尔说：

此行将是迈向相互谅解的一步，并会加强中共内部比较倾向自由主义的反苏分子。它将为美国官员提供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同最高一级的中国共产党人非正式会谈。机不可失。它将表明美国对中国动荡的政治潮流的坦率态度，并有可能对未来中美关系产生有益的影响。[268]

李宗仁及其支持者就这样为美国忽悠而起，在其无用后又被迅速抛弃，成了无家可归的弃儿。蒋家王朝被赶到台湾岛后，中国基本实现了统一。

1949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面临巨大压力下果断作出渡江的决策对中国命运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与19世纪60年代林肯统一国家南北的意义一样，1949年以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由这种发展产生强大国力，不仅仅基于毛泽东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更是这种制度基于中国的统一。如果没有1949年毛泽东顶住巨大的压力挥师过江的决定，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有限于长江以北，并且最多只能落得东欧那种依附于苏联的地位；同样，江南的蒋介石资本主义制度最多也只能成为依附于美国的亚洲版的“拉美”式国家。若果真如此，那么，今天中国就是一个任何帝国主义国家都可以耀武扬威地任意出入的国家，今天中国的整体地位必将远远地落后于印度。斯大林对此洞若观火，1945年他告诉前去谈判的蒋经国说：“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269]

对于当时所谓“划江而治”舆论，毛泽东更是明察秋毫。1948年12月雷洁琼先生在西柏坡见到毛泽东，她问毛泽东怎样看待“划江而治”？ 她回忆说：

毛主席笑了，笑声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270]

1948年印度和中国都面临着有外来支持的国家分裂的危险。结果是受着西式“民主”熏陶的尼赫鲁放走了巴基斯坦；而毛泽东则在1949年挥师打过长江，1950年初又一气拿下西藏。年底又入朝参战击退美国人。不同的领袖，不同的结果：现在印度原来的版图上立着两颗互为目标的原子弹，而在中国则是统一使用管理的核武器和刚刚飞上世界屋脊的青藏铁路。对此，我们应当感谢毛泽东同志，尤其应当感谢毛泽东同志顶着巨大压力带领全党为中华民族做出的“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决策。

同样，1949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面临巨大压力下果断作出渡江的决策对亚洲继而世界命运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历史表明，大规模国际战争较少，文明并因此保留较久的地区，是像亚洲、美洲这样一些具有主体地理板块的地区。1949年中国的统一又使亚洲——较之欧洲而言——从欧洲式对称型破碎的地缘政治劣势转为以中国为主体板块的地缘政治优势。中国在亚洲的主体国家地理板块，使亚洲有了稳定的地缘政治条件，这又反过来加强了世界和平的保障力量。

与亚洲的历史进程正好相反，自从公元843年欧洲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一纸《凡尔登条约》将欧洲一分为三之后，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就被植入了一个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欧洲的破碎性又导致欧洲大陆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而这一切又反过来为处于欧洲大陆边缘的小岛国——英国最终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正是亚洲拥有了中国这样一个巨大而统一的亚洲主体板块，才使欧洲、美国，乃至当时的苏联失去了随心所欲支配亚洲事务的条件并为亚洲独立的意识提供了政治根基；有了中国这个主体板块的地缘政治根基，中国周边国家才有可以向美国讨价还价的条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在美国的眼中才有了“亚太”而不仅仅是“远东”的概念。

对此，我们中国人应为我们曾拥有毛泽东这样的领袖而感到幸运，我们应对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表示永远的敬意。

1949年6月中共夺取全国胜利在即，当月15日至1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筹备建国诸事宜。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有趣的是，就在中国共产党高歌猛进的同时，苏美两方都开始为他们各自中国政策的失败而检讨。7月27日，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设宴招待刘少奇和在苏联休养的江青。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给予高度的评价，说中国革命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到实际中去，中国有许多经验值得苏联学习。斯大林还对他在1945年支持蒋介石的做法作了自我批评，说“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271]美国方面，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于8月2日不得不离开中国，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将丢掉中国的责任一股脑地推到“腐败无能”的蒋介石头上。[272]比较而言，斯大林的检讨——尽管这对中国人民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更有些“自我批评”精神。

后来毛泽东对斯大林在对华政策上的“小九九”作了深刻的总结式的批评。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第三国际都解散了”，斯大林“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国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并没有灭亡”。[273]

读史至此，读者会问，难道斯大林“建议”抗战后的中共走法共参与政府的道路，及随后苏联与美国北南相互呼应的“调停”，让中国少些牺牲，这难道错了吗？

问题不在于这种“调停”的形式，而在于它的本质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却符合苏美在远东的最高利益。

我们知道，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表示支持蒋介石政府，但这时的表态还不是最终表态，因为这个表态转为政策的前提是蒋介石是否接受斯大林和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北南分割中国的默契。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国民政府在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承认并保证了苏美间达成的在中国的利益分配，由此才换回苏联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以及苏联向中共提出走法共道路，交枪后以反对党的身份参加政府的要求。如果这个目的得逞，那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的社会，只不过是从英法为主导转为以苏美为主导罢了。这对在二战中承受巨大牺牲并获得胜利的中国人民而言是不公平的，对中国的前途更是灾难性的。1946年2月毛泽东同志及时阻止了中共党内的“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的选择，并不是因为和平道路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它事关中国前途命运即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还是再回到半殖民地旧中国的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共拒绝斯大林的“建议”，继续向蒋介石作斗争当然是最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选择。

难道中共不能作为一个反对党在国民政府内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吗？

当然不能。

这是因为蒋介石战后国民政府是通过出卖国家利益而获得外国而非本国人民支持存在的，这样它就失去了接纳“反对党”的资格。中共也自然不能以“反对党”的身份与其共事，不然，它就不是中国人民利益的维护者而是出卖人民利益的同谋者。这样的“反对党”当然不能干。

除此之外，这时的国共两党的内战已不同于一般的军阀混战，它与美国19世纪60年代内战时“合家之乱”形势大体相似，已是具有国家统一性质的军事行为。1858年7月10日，林肯说：

“家不和则不立”，我相信这个政府不可能永久地维持半奴隶制半自由制的局面。我并不希望联邦分裂，也不希望房子倒塌；但我的确希望停止它分裂。它或者将完全变成一种东西，或者将完全变成另一种东西：不是反对奴隶制的人制止奴隶制度进一步扩展，并使公众相信它正处于消亡过程中，就是拥护奴隶制的人将把它向前推进，直到它在所有的州——不论是老州还是新州，北部还是南部——都同样成为合法时为止。这两者必舍其一。[274]

林肯的上述演说词中的“奴隶制”换成“半殖民地社会”，似乎就是1945年后中国内战性质的说明书。194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一文中，对当时中国面临的“两个前途”也做了类似阐述。毛泽东说在日本被打败后：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面前。

既然日本现在还没有被打败，既然打败日本之后，还是存在着两个前途，那末，我们的工作应当怎样做呢？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一个！这就是我们大会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全党的任务，这就是全中国人民的任务。[275]

正如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代表性质根本相反的两个方向的政党是无法弥合在一起的情形一样，试想如果当时欧洲列强对林肯时期美国南北内战的“调停”成功，其结果必是美国更加分裂——美国的适度分裂当然符合欧洲的利益；同样的道理，1945年到1949年中国国共内战期间的“调停”如果成功，其结果也必是中国更加分裂——中国的适度分裂当然符合美苏的利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然美国人不愿意分裂，那为什么就不能理解中国人统一国家的心情呢？今天看来，蒋介石南拒马歇尔“调停”与毛泽东北拒斯大林“劝阻”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促成中国的统一。蒋介石与毛泽东不同的地方仅在于他们要带领中国的方向不同：前者是拉美式的依附于美国的旧中国，后者——正如我们后来所看到的那样——则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新中国。对于蒋介石和毛泽东在这一特殊时期对中国历史所产生的关键作用，后来美国人也看得明白，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先生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一书认为：

战争末期，蒋介石政权失去了华盛顿的同情，它已经证明是一个不俯首听命的盟友。但是，战争期间与毛泽东的共产党之间的同志情谊也迅速让位给对他们与莫斯科之间关系的担忧。正如在其他任何地区那样，美国人希望按照他们自己的形象重新塑造中国，通过创建一个国民党与共产党“稳健派”的联盟来实践他们的使命意识，这就是在中国实行的新政。显而易见，与诸如蒋介石和毛泽东那样难以驾驭的爱国者打交道，美国所期待的与中国的一种“恩主扈从”关系是不会轻易地实现的。[276]

蒋介石之后被美国推举出来的“稳健派”李宗仁，1949年初上台后的“和谈”，则要另当别论。因为李宗仁“和谈”的要害在变相落实“雅尔塔秘密协定”，不同的只是，他从秘密协定中的以长城划界退到以长江划界。隔江而治，这本质上就是分裂中国，置中国于事实上的“南北朝”形势之中，如果真如此，今天的“台海两岸”分离状态就会变成“长江两岸”的分裂状态，中华民族由此也就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关于此，李宗仁本人后来在其回忆录中也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说：

我从未料到华盛顿的最高决策人竟会是一群目光短浅的政治家。当共产党卷地毯似地征服大陆时，他们甚至连声都没吭。就在这时，共党占领中国后，共党集团变得异常强大，而北朝鲜的共产党人又变得如此大胆，竟在第二年开始了朝鲜战争。

但在今天回顾那时的情况，我不禁不寒而栗了。我今天感到庆幸的是：当年与我打交道的美国方面的领袖人物都是一些没有经验的人。这些人在现状不变的局势下指导世界事务是能干的，但处理起严重的国际危机时，则肯定是无能为力。如果他们要象约瑟夫·斯大林那样冷酷和精明，象他一样善于抓住时机，中国肯定是会完了。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277]

读到这段文字，令人心酸。当年满口“公开透明”和代表“改革运动”力量的李宗仁，这时才知道说大话易而落实大话却是何等之难；不仅如此，空话有时还会给民族造成难以承受的灾难。这使人联想起中共党内的满嘴大话空话而又无力落实的左右人物如陈独秀、王明、赵紫阳等，及苏共党内的叶利钦、戈尔巴乔夫等。好在中共方面有毛泽东和邓小平纠正了他们的错误，而苏共方面则无力纠正他们的错误终至苏联解体。曾参与解体苏联并成为俄罗斯联邦第一任总统的叶利钦在世纪末的最后一天，主动辞职并怀着内疚的心情也向俄罗斯人民发出了与上述李宗仁同样的忏悔。他说：

我要求你们的原谅。原谅我们分享的许多梦想没实现这个事实。原谅本对我们似乎简单的事情，结果却困难得使人痛苦这一事实。对于那些相信我们以举手投足之劳，就可以从灰暗、停滞的极权过去，一跃而进入光明、富裕、文明的未来的人，我要求他们原谅我不为他们的一些希望而辩护。我自己相信过这点，即举手之劳就可以克服任何事。结果发现我在一些事情上太天真了。在某些地方，问题看来非常复杂。我们是在错误和失败中强行前进，很多人在这困难时期遭受到冲击。我要让你们知道，我以前从未说过这是件容易的事。今天重要的是把如下的话告诉你们。你们每一个人的痛苦都引起我内心的痛苦。多少无眠的夜晚，担心地忧虑着，到底需要怎么做，才能使人民生活得更好。我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任务。现在我要离开了。我已经尽我所能，不仅是我健康的所能，而是在所有难题的基础上尽了我的所能。[278]

书生切莫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279]若再联想到大宋和大明王朝覆亡的教训，我们便知道实事求是，力戒空谈，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

1952年9月19日，斯大林在会见中国总理周恩来时，就东西德统一问题说：“看来美国人并不赞同德国统一。他们掠夺了德国，如果西德人与东德人统一了，就掠夺不成了。”[280]这话如果反推中国，如果1949年中国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没有实现国家统一，那么德国被掠夺的命运也就是中国的命运。如果看看今天台湾每几年就要拼着用仅有一点的发展成果从美国购买天价的武器，我们就不会对这个推测表示任何怀疑。

现在回首来看，在周边国家，比如印度、朝鲜、越南都被大面积肢解的背景下，中国却能在美苏两大国直接插手阻止的艰难条件下实现国家统一，并使中国走上一条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此，我们就不能不感谢在中国这场统一战争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毛泽东同志，并为我们中国人民在最困难的时候有了我们的领袖毛泽东而感到幸运，我们应对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表示永远的敬意。

[1] “斯大林和罗斯福的谈话记录”（1945年2月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84页。

[2] 共青城，苏联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城市，阿穆尔河港口。

[3] “斯大林和罗斯福的谈话记录”（1945年2月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84~485页。

[4] “斯大林和罗斯福的谈话记录”（1945年2月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84~485页。

[5] “斯大林和罗斯福的谈话记录”（1945年2月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87页。

[6] “斯大林和罗斯福的谈话记录”（1945年2月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86页。

[7] “斯大林和罗斯福的谈话记录”（1945年2月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87页。

[8] “斯大林和罗斯福的谈话记录”（1945年2月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88。

[9] “斯大林和罗斯福的谈话记录”（1945年2月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88页。

[10] “斯大林和罗斯福的谈话记录”（1945年2月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89页。

[11] 1945年7月7日，晚23时，斯大林与宋子文第三次会谈，斯大林坚持：今天的外蒙古事实上是一个“人民共和国”，所谓现状，就意味着独立。参阅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78页

[12] “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雅尔塔协定）”（1945年2月11日），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68页。

[13]　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８页。

[14] [英]安东尼·艾登著，瞿同祖、赵曾玖译：《艾登回忆录·清算》，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896页。

[15] [英]安东尼·艾登著，瞿同祖、赵曾玖译：《艾登回忆录·清算》，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897页。

[16] “田中奏折”（1927年7月25日），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648页。

[17] “斯大林和罗斯福的谈话记录”（1945年2月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89页。

[18] 参见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19] 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76页。

[20] 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确定了日本必须放弃的领土，“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而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第八款则规定了日本的战后领土，“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是中日三个文件中最基础性的文件，凡九条。关于中国和日本主权范围的确认，文件第二、第三条认为：“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如果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日本“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的说辞可以表达日本放弃在台湾权利的含义，但现在日本建交的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不再是《开罗宣言》中所说的“中华民国”，并且日方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那么这时日本再以波茨坦第八条搪塞台湾主权归属问题，显然就不合逻辑了。尽管大平正芳代表日本政府宣布：“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蒋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 ，但日本方面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还是刻意规避了台湾的法律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只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只是理解和尊重但并没有承认中国政府重申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尽管日本与台湾当局实行了“断交”，但并不能由此推导出它法律上承认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原则。由此必然产生的逻辑是，日本方面“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不包括台湾的，日本与中国建交的主权关系只限于中国大陆，日本方面废除在1952年4月28日签署的《日台条约》，不与台湾发生正式的官方关系并不是基于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而是基于“理解和尊重”中国立场的表态。关于此，当时与大平正芳共同签署《中日联合声明》的中国外长黄华在其回忆录中认为：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充分理解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坚持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是“以间接的方式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笔者认为，日本方面只是“充分理解和尊重”，既没有直接承认，更没有“间接承认”中方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他只是承认了《开罗宣言》确定的“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的立场。这实际是“两个中国”隐喻式表述。若一定要从积极意义上看，日方的这个表述只是明确承认了台湾不属于日本，日本放弃在《马关条约》中获得的对台湾的所有权利。但对于当时已为战败国的日本而言，这是一个没有意义但是必须有的法律表态。参阅张文木著：《论中国海权》，海洋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136页。

[21] 转引自[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86页。

[22] 〔英〕温斯顿•丘吉尔著，魏群、高虹译：《丘吉尔文集——二战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3页。

[23] 〔英〕温斯顿•丘吉尔著，魏群、高虹译：《丘吉尔文集——二战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8~1169页。

[24] [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上卷），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79页。

[25] 转引自[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86页。

[26]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86页。

[27] 格·康·朱可夫著，洪科译：《回忆与思考》三联书店1972年版，第1221~1222页。

[28] 〔英〕温斯顿•丘吉尔著，魏群、高虹译：《丘吉尔文集——二战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6页。

[29] 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17、218页。

[30] [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上卷），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63页。

[31] [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上卷），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81页。

[32] [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上卷），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63页。

[33] [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上卷），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80页。

[34]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83页。

[35] 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8页。

[36]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36页。

[37] “洛佐夫斯基就筹备欧洲国家战后国家体制安排方案委员会致斯大林的信函”（1941年12月26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66~667页。

[3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东欧、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战后国家体制安排方案委员会》的记录”（1942年1月2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68~671页。

[3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建立和约与战后安排问题委员会和建立停战问题委员会的决定》的会议记录”（1943年9月4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72~673页。

[40] “李维诺夫就和约与战后安排委员会将要研究的问题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信函”（1943年9月9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74~683页。

[41] 迈斯基对“长时期”具体解释说：“我的大约估算是：如果设想苏联需要花费10年左右的时间医治战争带给它的创伤，那么在消除这次战争的条件下我们所应争取的安全与和平的‘长时期’，应为至少30，至多50年。粗略地讲，约为两代人的日子。”“迈斯基给莫洛托夫的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的报告”（1944年1月11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85页。

[42] “迈斯基给莫洛托夫的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的报告”（1944年1月11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99页。

[43] “迈斯基给莫洛托夫的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的报告”（1944年1月11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99页。

[44] “美英苏三国首脑德黑兰第四次会议记录”（1943年12月1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75页。

[45] [俄]奥·阿·勒热舍夫斯基编，王仲宣、齐仲、高春兴译：《斯大林和丘吉尔（1941~1945）》，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522~523页。

[46] 贾瓦拉哈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印度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India）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726页。

[47] “斯大林同多列士关于战后形势及法共路线问题的谈话”（1944年11月19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30页。

[48] “斯大林同志同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的会谈记录（1946年1月3日23时）”，参见[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4、35页。

[49] 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98页。

[50] 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04页。

[51]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2~1073页。

[52]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4页。

[53] “斯大林同志同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的会谈记录（1945年12月30日21时）”，参见[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5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55] 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这份文件“经过毛泽东修改审定”，但在这之前，毛泽东基本没有参加中央会议，“没有参与中央决策”（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页。）但结合几个月前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一文研读，很难认为毛泽东赞同1946年2月1日这份“指示”中表达的“军队国家化”的精神。毛泽东没有对此提出异议，很可能出于尊重此间主持中央工作同志的传统作风，至于其中的问题，可留待后面解决。1946年2月12日，即《指示》发布后的第11天，毛泽东自生病以来第一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谈判的整军方案。毛泽东在会上对在中国走法共“阶级合作”道路的思潮婉转提出批评说：美国和蒋介石要以全国军队统一来消灭我们，我们要统一而不被消灭。军党分立还不是最危险的，合编分驻才是最危险的。全国军队统一，原则上我们只好赞成，实行步骤要看具体情况，这是我们与法国不同的。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56]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194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318、319、321~322页。

[57]“重庆代表团致中央电”（1946年月1日26），转引自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页。

[58] 1948年苏联与南斯拉夫党和国家之间发生意见冲突并导致两党关系破裂。苏、南两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存在分歧。苏联承认南流亡政府而对南共领导的临时政府不甚支持，未与南共商议与英、美就南斯拉夫有关问题达成协议。战后初期两国摩擦加深。苏共以领导党自居，干涉南内政，要求南照搬苏联模式，南共对此有所抵制。1948年3月中旬，苏联突然撤走在南斯拉夫的全部军事顾问和文职专家，两国关系急剧恶化。3—5月，两党交换信件，阐述各自观点。苏共指责南共反苏，背离马列主义，放弃党的领导作用，低估苏联经验，奉行机会主义理论，声称间谍内奸充斥于南党政机构内。南共进行反驳，表示了该党遵循马列主义，学习苏联的榜样，坚持独立自主，以略有不同的方式发展本国社会主义的立场。经苏联提议，6月20—28日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于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议，在南共拒绝出席的情况下，通过关于南斯拉夫的决议，严厉抨击南内外政策，宣布将其开除出情报局。1949年，苏联与东欧国家断绝与南斯拉夫的贸易关系，对南施加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同年11月，情报局再次作出决议，攻击南共是帝国主义的奴仆，号召南人民推翻南共领导人的领导。苏联及东欧国家完全断绝与南的关系。苏联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是苏、南冲突的根本原因。1955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南，对苏、南关系遭到破坏表示遗憾。双方签署《贝尔格莱德宣言》，两党关系正常化。

[59]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77~378页。

[60] 1924年5月31日，苏联与中华民国签订中苏友好条约，是日，双方制订并签署了中东铁路临时管理协定，苏中两国互换照会，建立外交关系。

[61] 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4~355页。

[62] 这是莫洛托夫的一贯观点。 1976年，莫洛托夫谈到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曾让他去看一下毛泽东“是个什么人”，莫洛托夫在与毛泽东谈完话后告诉斯大林：“值得接见他。他是个聪明人，农民领袖，中国的普加乔夫。当然，离马克思主义还很远，他向我承认，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38页。

[63] 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8~359页。

[64] 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9页。

[65] 1943年11月30日的德黑兰会上，斯大林向罗斯福诉苦说：“苏联还被封闭在远东，因为苏联船只从任何港口都出不去，它们必须或经关门海峡或经对马海峡 ，而这些海峡任何时候都可能被日本人关闭”。罗斯福慷慨地对斯大林说：“在远东，大连就可以成为这样的港口。”斯大林说：“这是对的，但是，中国可能对这一点不满。”罗斯福越俎代庖，说：“中国将完全同意这一点。”斯大林继续诉苦说：“除了摩尔曼斯克，堪察加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是俄国唯一的不冻港。但这个不冻港，用起来不方便，因为既没有铁路，又没有其他良好的道路，所以，难以有效地把它当作港口利用。”罗斯福问：“大连是不是不冻港？”斯大林答说：“大连是不冻港，旅顺同样是不冻港。但旅顺口作海军基地比作商港更合适。”参阅“三国首脑早餐会时的谈话记录”（1943年11月30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56、457页。

[66] 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3~374页。

[67]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62~563页。

[68]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63页。

[69]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美国代理国务卿格鲁在写给海军部和陆军部的报告中提出在执行雅尔塔秘密协定中对苏联提出新条件的建议，这项建议为陆军部长史汀生和参谋长马歇尔否定，理由是“在决定是否参战问题上，苏联政府不会理会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任何政治行动”，更重要的是“苏联参战在军事上将有很大的影响，几乎可以肯定，这将能大大缩短战争的时间”，而且“不管怎样，苏联在军事上有力量取得在雅尔塔所答应给予它的东西——除非美国准备发动战争来阻止它。”《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5~376页。

[70]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63页。

[71]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63~564页。

[72]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9~380页。

[73] 转引自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77页

[74] 蒋经国在日记中记录为“1945年夏”，而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的《斯大林年谱》第677页则注为“7月4日以后”。判断是7月4日至斯大林离开莫斯科至柏林的7月16日期间。

[75] 转引自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

[76] “会议记录”（1942年10月15日22时），[俄]奥·阿·勒热舍夫斯基编，王仲宣、齐仲、高春兴译：《斯大林和丘吉尔（1941~1945）》，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532页。

[77] “会议记录”（1942年10月15日22时），[俄]奥·阿·勒热舍夫斯基编，王仲宣、齐仲、高春兴译：《斯大林和丘吉尔（1941~1945）》，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532~533页。

[78]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644页。

[79] 参阅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9，目录：1，卷宗：31页，第54页。转引自[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85~86页。

[80] 转引自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

[81] 转引自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112页。

[82] 转引自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83] 转引自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84] 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78页

[85] 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77~678页

[86]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63页。

[87]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77页。

[88] 此次谈判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外，还就签约时达成的谅解和外蒙古独立问题交换了两个换文，就大连、旅顺、中长铁路、南满铁路等问题签订了六个协定、议定书和附件。具体内容可参见姜长斌：《中俄国界东段的演变》，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270页。

[89]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86页。

[90]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93页。

[91] 《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注释2。

[92] 参见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84页。

[93]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87页。

[94] 毛泽东：“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1956年9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53~254页。

[95] 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

[96] 1900年8月28日美国西奥多· 罗斯福总统在给德国驻美大使施特恩贝格的信中写道：“我愿意看到日本占有朝鲜。它将对牵制俄国起作用，而俄国由于它的作为，应该接受这种报应。但是我诚挚地希望不要分割中国。这样做最终将对任何人都不好。”参见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5页。

[97]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63页。

[98] 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0页。

[99] 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0页。

[100] 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0~371页。

[101]  [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上卷），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65页。

[102] 转引自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103]  [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上卷），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93页。

[104] 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88页。

[105] [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上卷），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15页。

[106] 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28~329页。

[10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1945，Vol.7, The Far East: China,p.848，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29页。

[108] 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26~327页。

[109] 转引自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110] 笔者认为，这时发生中国内战可能会打破国共两党的军事平衡，从而导致中国统一。

[111]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页。

[112] [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41页。

[113] 王文泉、刘天路主编：《中国近代史：1840~1949》，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32~533页。

[114]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

[115] 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30页。

[116] 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关于这天蒋经国与斯大林的谈话档案记录，可参阅 “斯大林同志同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的会谈记录（1946年12月30日21时）”，参见[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8页。另外还可参阅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91页。比较苏方档案和蒋经国本人的记录，苏方档案更符合当时真实，但内容表达得也更分散；而蒋经国的记录表达的思想集中明确，也没有歪曲，但较片面，带有感情色彩。

[117]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644页。

[118] “斯大林同志同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的会谈记录（1946年1月3日23时）”，参见[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119]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第一远东司司长通金面交蒋经国先生的（斯大林给蒋介石的）信件”，[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

[120] 1945年12月16~26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举行会议，会议就缔结对意、罗、保、匈、芬和约的准备工作、日本问题、朝鲜问题、罗、保两国政府的扩大问题和向联合国大会建议设立原子能管制委员会等问题达成协议。关于中国，三国外长一致同意，应在中国实现统一与民主，国民政府各部门应有民主人士广泛参加,中国内战必须停止,苏、美等外国军队应迅速撤离中国，三国应遵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

[121] 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95页。

[122] 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91页。

[123] [法]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著，李仓人等译：《外交史（1919~1978）》（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48页。

[124]光主编：《当代国际危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9页。

[125] [法]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著，李仓人等译：《外交史（1919~1978）》（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49页。

[126] [法]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著，李仓人等译：《外交史（1919~1978）》（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50页。

[127] 潘光主编：《当代国际危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9页。

[128] 此指1912年第二国际非常代表大会《巴塞尔宣言》中提出的“利用战争给各国政府造成的困难和群众的愤慨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形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1912年11月24—25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第二国际非常代表大会通过的《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宣言》。出席大会的有德、俄、英、法等22个国家的555名代表，集中讨论了反对战争威胁的问题，并一致通过了反战的《巴塞尔宣言》。宣言明确宣布，对于以大国的帝国主义掠夺政策为基础、“为了资本家的利润和王朝的利益”而进行的这种战争，是不能以任何人民的利益作为借口来为它辩护的。宣言明确宣布，战争“对各国政府”（毫无例外）是危险的，指出各国政府都害怕“无产阶级革命”，非常明确地列举了1871年巴黎公社和俄国1905年10月至12月事件即革命和国内战争的例子。因此，巴塞尔宣言正是针对当时即将到来的战争制定了各国工人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反对自己的政府的革命斗争策略，制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巴塞尔宣言重申斯图加特决议的主张，认为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应当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也就是利用战争给各国政府造成的困难和群众的愤慨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代表大会期间，列宁参加了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委员会的工作，对宣言的决议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

[129] 1945年12月23日，斯大林接见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斯大林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是牛皮大王，他们既夸大自己的力量，也夸大对手的力量。”Byrnes，James F.:Speaking Frankly，p.228. 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29页。

[130] 蒋介石日记记录这天为1946年5月11日。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756~757页。

[131] 中国大陆译名为“罗申”。

[132] 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页。

[133] 1946年1月3日与斯大林会见后，蒋经国说：“我们对斯大林这种中、苏经济关系的建议，及其离间中、美关系的阴谋，彻底地予以拒绝了。”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页。

[134] 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页。

[135] 袁南生著：《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61页。

[136] 《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96页。

[137] 徐元冬、马晴波、丛笑难、蒋杰：《中国共产党历史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版，第317页。

[138] 徐元冬、马晴波、丛笑难、蒋杰：《中国共产党历史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版，第318页。

[139] 参阅并转引袁南生著：《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61~362页。

[140] 袁南生著：《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62页。

[141] Byrnes，James F.:Speaking Frankly，p.228. 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29页。

[142]  据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0a，卷宗21，文件253号，第98页）A.A.彼得罗夫同蒋介石的谈话记录，转引自[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45页。

[143] 1947年4月24日，斯大林设宴招待前来参加外长会议的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和法国外长皮杜尔。

[144]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9，目录：1，卷宗：31，页24。转引自[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

[145]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9，目录：1，卷宗：31，页23。转引自[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

[146]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9，目录：1，卷宗：31，页30~31。转引自[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

[147]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9，目录：1，卷宗：31，页34。转引自[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页。

[148]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9，目录：1，卷宗：31，页35~36。转引自[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

[149] 杰列宾，当时密码中使用的奥尔洛夫的化名。奥尔洛夫以医生身份掩护在延安为毛泽东和斯大林提供无线电联系保障。

[150]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9，目录：1，卷宗：31，页37。转引自[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页。

[151]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9，目录：1，卷宗：31，页42。转引自[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

[152] 转引自[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

[153] 参见袁南生著：《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0页。关于斯大林这份电报还可参阅 [韩] 金东吉：《关于斯大林是否劝阻中共渡江问题再分析》、张金才：《读关于斯大林是否劝阻中共渡江问题再分析》两文，载于《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5期。

[154] 参见袁南生著：《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74页、475、476。另可参阅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23、724页。

[155]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5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08页。

[156] 转引自袁南生著：《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79页。

[157]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5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08页。

[158] 参阅“米高扬就1949年1~2月的中国之行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的报告”，[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8~72页。

[159]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5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08页。

[160] [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页。

[161] 西方海权国家对中国南京有着特别的“感情”。1900年马汉在《亚洲的问题》一文中对入侵中国的列强出谋划策说：“对海上强国来说，也有一个明显的不利因素，即中国首都的位置。由于自身力量的特点，海上强国无力进行领土扩张，它们只能通过中国人来发展中国，只能激励而不能取代现存的统治权威。因此，它们希望中国政府的所在地能迁往长江流域，且就在长江沿岸，从而使后者成为中国发展的中枢地带。”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页。

[162]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643页。

[163] “斯大林同志同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的会谈记录（1945年12月30日21时）”，参见[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3、27页。

[164] 卫林等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165] 蒋介石在1946年4月24日向马歇尔提出东北停战条件，蒋介石认为这“只不过是要对当初业已达成的协议再加认定而已”，可是“马歇尔这回却声色俱厉地表示不同意见，要求政府单方面让步。”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755页。

[166]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61页。

[167]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61页。

[168] 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754页。

[169] 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755页。

[170] 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755页。

[171] [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48页。

[172] 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755~756页。

[173] 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756页。

[174] 《天路历程》是英国作家约翰·班扬（1628~1688年）的作品，被誉为“英国文学中最著名的寓言”。 17世纪英国清教徒约翰·班扬因不信奉国教，被关押在狱12年之久。《天路历程》作为他狱中心血凝成的杰作，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不断再版，家喻户晓的程度仅次于《圣经》。该作品讲述了一个坚韧的基督徒为寻求永生而踏上荆棘遍布的漫漫长旅，充满危险，诱惑与灾难的尘世被他一步步抛弃，最终实现灵魂在天国升华的人生目标。

[175] 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762页。

[176] 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756~757页。

[177] 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758页。

[178] 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757页。

[179] 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761页。

[180] 转引自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79、883页。

[181] 在国民党方面已出现以李宗仁为首的和谈派，在共产党方面当时也存在“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的思潮。1948年5月14日，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写给美国务卿马歇尔报告中说：“由李宗仁打头阵的运动将公开向委员长挑战，并团结国民党内部的不满分子和有公益精神的非共党分子。”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0页。

[182] [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下卷），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页。

[183] [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下卷），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页。

[184] [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上卷），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102页。

[185] 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762页。

[186] 转引自徐元冬、马晴波、丛笑难、蒋杰：《中国共产党历史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版，第340页。

[187] 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83页。

[188]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83页。

[189] 转引自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0页。

[190] 转引自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0页。

[191] [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下卷），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09页。

[192] 引自刘杰诚著：《毛泽东与斯大林会晤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40页。

[193] 欧文·拉铁摩尔，东方学家。生于华盛顿特区，幼随父前往中国。1915年就学于英国坎伯兰圣·比斯学校，4年后回中国。1920年在上海的报馆工作。1922年起在北平和天津阿诺德公司任职，会汉语、蒙语、俄语。1924年从事对中国的调查和著述工作。1926~1927年在中国东北、内蒙古和新疆等地广泛旅行和考察。后定居北京。1937年到过苏区，同年返美。1938年执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次年任院长。1941年奉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之命出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次年返美后在战时情报局供职，负责太平洋战区工作。1945年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驻日经济代表团团长的特别经济顾问。同年出版《亚洲问题的解决》，主张帮助亚洲国家确立其在世界中应有的地位。1963年至1975年期间任英国利兹大学中国问题教授，1972年任该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麦卡锡主义时期曾受到调查，并被诋毁为“苏联间谍”。著有《通往土耳其斯坦的荒漠道路》《满洲——冲突的摇篮》《现代中国的形成》《中国的历史和革命》等。

[194] 参见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29，案卷：11：“苏联大使潘友新1941年12月2日与拉铁摩尔谈话记录”。转引自[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80、369页。事实上，即使到了1945年11月20日，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向美国政府提出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还提议由国民党政府集中力量控制华北，而把中国东北交由国际托管。参见卫林等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195]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3~1244页。

[196] “司徒致国务卿”（南京，1948年3月31日），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9页。

[197]  文件编号为“893.00/3~3148”。同天呈报此编号的文件有三份，在《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一书的文献编号为：文献24、文献25、文献26三份。这三份间的逻辑关系是，24号文件汇报国民党内部的改革呼声，25号文件汇报蒋介石拒绝改革，26号文件是李宗仁宴请司徒雷登时表白的最接近马歇尔中国计划的政策主张。

[198] 引文中有的人名可能有误，原文如此。“司徒致国务卿”（南京，1948年3月31日），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182页。

[199] “司徒致国务卿”（南京，1948年3月31日），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页。

[200] “司徒致国务卿”（南京，1948年4月23日），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页。

[201] “司徒致国务卿”（南京，1948年4月27日），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7页。

[202] “司徒致国务卿”（南京，1948年4月27日），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7页。

[203] 在1948年5月7日司徒雷登写给马歇尔的报告中承认，在他与蒋介石会谈时，“他（蒋）的表情似乎看出我已倾向于李宗仁了。” “司徒致国务卿”（南京，1948年5月7日），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3页。

[204] “司徒致国务卿”（南京，1948年5月3日），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1页。

[205] “司徒致国务卿”（南京，1948年5月30日），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2页。

[206] “司徒致国务卿”（南京，1948年4月27日），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7页。

[207] “司徒致国务卿”（南京，1948年5月14日），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8页。

[208]“司徒致国务卿”（南京，1948年5月14日），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0~211页。

[209] “司徒致国务卿”（南京，1948年5月22日），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7页。

[210] “司徒致国务卿”（南京，1948年5月26日），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8页。

[211] “司徒致国务卿”（南京，1948年6月11日），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4~225页。

[212] “司徒致国务卿”（南京，1948年6月14日），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5页。

[213] “政策设计室备忘录”（1948年9月7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214] “政策设计室备忘录”（1948年9月7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215] “政策设计室备忘录”（1948年9月7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216] “政策设计室备忘录”（1948年9月7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217] “政策设计室备忘录”（1948年9月7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218] “政策设计室备忘录”（1948年9月7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219] “政策设计室备忘录”（1948年9月7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1页。

[220]  引文中有的人名可能有误，原文如此。“司徒致国务卿”（南京，1948年10月16日），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2页。

[221] 马歇尔“在战时曾两次见过凯南，当时这位年轻的外交官为了亚速尔群岛和欧洲占领区问题而前往五角大楼。凯南对苏联和中国的分析，给了马歇尔很深的印象。”[美]福雷斯特·C·波著，施旅译：《马歇尔传（1945~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209页。

[222] “司徒致国务卿”（南京，1948年11月10日），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9页。

[223] 王文泉、刘天路主编：《中国近代史：1840~1949》，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83页。

[224] “司徒致国务卿”（南京，1948年12月1日），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62页。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毛泽东拒绝斯大林劝说中共不要南下过江的同时，蒋介石也断然拒绝了美国“不要攻击黄河以北的中共，也不要向西追逐中共”的建议。参阅1963年2月4日肯尼迪与美驻台“大使”柯克的“会谈备忘录”，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页。

[225] 1949年3月下旬，毛泽东说，国际上有的朋友，对我们解放战争的胜利也半信半疑，劝我们就此止步，和蒋介石以长江为界，搞“南北朝”。参阅袁南生著：《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80页。

[226] 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2页。

[227] 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5页。

[228] 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9~1380页。

[229] 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23页。关于斯大林电报具体内容，也可参见参见[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页。

[230] “米高扬就1949年1~2月的中国之行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的报告”，[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页。同时可参照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23~724页。

[231] “米高扬就1949年1~2月的中国之行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的报告”，[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232] 斯大林电报及毛泽东回电详细内容可参阅“米高扬就1949年1~2月的中国之行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的报告”，[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3~64页。

[233] “米高扬就1949年1~2月的中国之行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的报告”，[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页。同时可参照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24页。

[234] 参见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24~725页。

[235] 毛泽东：“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1949年1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页。

[236]袁南生著：《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78页。

[237] 转引自袁南生著：《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81页。同时可参照“米高扬就1949年1~2月的中国之行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的报告”，[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

[238] 袁南生著：《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81页。

[239] 此指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的友好同盟条约。

[240] “米高扬就1949年1~2月的中国之行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的报告”，[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

[241] “米高扬就1949年1~2月的中国之行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的报告”，[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

[242] “米高扬就1949年1~2月的中国之行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的报告”，[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

[243] “米高扬就1949年1~2月的中国之行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的报告”，[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244] [俄]《远东问题》1995年第2期，转引自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26页。

[245] “米高扬就1949年1~2月的中国之行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的报告”，[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246] 参见[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6页。1949年8月14日，刘少奇在离苏前，在谈及中国打算何时宣布成立中央政府问题时，斯大林对刘少奇强调说：“解决重大问题时固然要稳妥，要掌握时机，但更重要的是不可错过时机。”（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31页。）

[247]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24页。

[248] 参阅袁南生著：《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80页。

[249] 转引自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28页。

[250] 袁南生著：《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81页。

[251]《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2期，袁南生著：《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81~482页。同时可参照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28页。

[252] 1949年2月23日“关于美军撤离南朝鲜等问题致什特科夫电”称：“好象美军正在撤出朝鲜，而且大部分已经撤出；驻朝美军司令官在东京；在朝鲜只留一名准将，领导负责南朝鲜军事训练的军官组，同时指挥当地撤军。”1949年4月17日“维辛斯基关于核实美军撤出南朝鲜等问题致什特科夫电”称：“根据现有情报，预计美军于5月撤出南朝鲜，移驻日本附近岛屿，以便给南朝鲜军队行动自由，与此同时，联合国委员会也将离开朝鲜。4月和5月，南朝鲜将把自己的兵力集结在三八线一带。6月，他们会突然袭击北方，以便在8月以前消灭北方军队。4月10日南方已在开城地区集结了约8000人（步兵旅），在议政府地区集结了10000人（估计是第三步兵旅）。4月10日还在东豆川里站台卸下了3辆坦克。”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154、170页。

[253] “科拉罗夫关于苏、保、南领导人会谈的笔记”（1948年2月10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1页。

[254] 1944年6月10日，斯大林对哈里曼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共产党人，他们是‘人造奶油’共产党人。尽管如此，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要跟日本作战”。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4页。

[255] 1945年12月23日，斯大林接见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贝尔纳斯在《直率的话》一书中回忆说：会谈中他拿出几根火柴摆在桌子上，代表华北铁路沿线日军、中国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的位置。对此，“斯大林很感兴趣，询问天津地区有多少共军，我回答说，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声称有60万人。斯大林对此报之一笑。他指着代表华北地区的国民党政府军队（我说这支军队有4万人）的那根火柴问我说，蒋介石那支据说拥有150万人的军队情况怎样了？我告诉他说，我们的海、陆军还未曾看到他们。斯大林大笑起来，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是牛皮大王，他们既夸大自己的力量，也夸大对手的力量。”Byrnes，James F.:SpeakingFrankly，p.228. 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29页。

[256] “目前，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员约12000名，州党组织10个，地区党组织53个。基层党组织按照地区生产部门的原则建立。目前正在制定党章。”，引自“曼奇哈关于阿尔巴尼亚之行的报告”（1946年5月14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页。

[257] “科拉罗夫关于苏、保、南领导人会谈笔记”1948年2月10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7页。

[258] “吉拉斯关于苏、保、南代表会谈给南共中央的报告”1948年2月10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40页。

[259] 1950年初，莫洛托夫拜会毛泽东后，对斯大林说：“值得接见他。他是个聪明人，农民领袖，中国的普加乔夫。当然，离马克思主义者还很远，他向我承认，没有读过《资本论》。”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38页。

[260] [南]佩·达姆扬诺维奇等编，达洲等译：《铁托自述》，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67页。

[261] 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13页，注释41、42。

[262]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1949年4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84~85页。

[263] 吕祖荫著《毛泽东诗词解读》，同心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页。

[264] 转引自袁南生著：《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页。

[265]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266] “司徒致国务卿”（南京，1949年5月31日），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6~297页。

[267] “司徒致国务卿”（南京，1949年6月30日），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6页。

[268] “司徒致国务卿”（南京，1948年6月30日），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7页。

[269] 参见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270]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雷洁琼访谈录》，载《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第108页。

[271] 参见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31页。

[272] 关于《美中关系白皮书》的编制和出版前后的背景可参考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47~65页。

[273] 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24、326页。

[274] 林肯：“两者必舍其一”，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国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255页。

[275] 毛泽东：“两个中国之命运”（）《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5~1026页。

[276] 孔华润（Warren I.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82页。

[277]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9~950页。

[278] Yeltsin's resignation speech，Friday, 31 December, 1999, 10:40 GMT，http://news.bbc.co.uk/2/hi/world/monitoring/584845.stm。

[279] 此借邓拓诗《过东林书院》并反其意而用之。1960年5月邓拓参观东林书院时有感而发：“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下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参见张帆著：《才子邓拓》，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页。

[280]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档案”，[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页。

全文摘自张文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卷下），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45～6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