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平邦：抗战史须补足东北抗战和东北抗联这一课

点击：  作者：司马平邦    来源： 昆仑策研究院  发布时间:2015-08-26 09:29:06

 

 　2015年8月20日应邀出席“反思历史虚无主义研讨会”，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为，以下是我在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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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的，到1945年8月15日结束的东北抗战和东北抗联，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中有着非常之特殊的历史地位，不仅此，即使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亦有相应的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意义，我以为，正确认知和表达东北抗战和东北抗联，既是对过去历史的尊重，也是对现在的现实的启示，更是对必将到来的将来的理性交待。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就是东北抗战的起始点，虽然中华民国领导人蒋介石和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持有完全不抵抗政策，以空前绝后、刷新历史的姿态拱手交出广袤、富饶的东北，但英勇的东北人民并没有因此屈服，各种各样的民间抗日活动随之兴起，而马占山将军领导的义勇军在齐齐哈尔地区的抗日活动曾经一度轰动中国，极大激发了中国老百姓的抗日热情；同时，活跃在东北各地的土匪胡子（山林队）、黑帮组织、豪绅私人武装，还有东北军散落于各地的低级军官，以及大量从朝鲜流亡中国的反日好汉们，纷纷都对侵华的关东军拿起了刀枪。

　　当是时，中国共产党在江西中央苏区刚刚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时间向侵华的日本军国主义宣战----由中共中央直属的中共满洲省委从沈阳迁至哈尔滨，当时满洲省委的领导人如罗登贤、武怀让等从上海的中共中央接受的任务之一就是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运动；也就是在此等前提下，中共中一大批既有学问又有见识，更富有实际武装斗争经验的年轻精英们被直接派往北满和南满各地，具体领导抗日武装，后来成为东北抗联最著名军事领导人的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都身列其中。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中共已经提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因之才有了杨靖宇去磐石、赵尚志去珠河组织当地游击队的执行行动，而在他们到达目的地之前，其实这些地方游击队里也都有中共党员在参与领导，只是统一建制、统一思想的抗日队伍还没有完全成型。

　　而在1931年和1932年，全世界最大的法西斯头子希特勒还没有在德国上台掌权，德国也还不是一个法西斯国家，墨索里尼虽然很早在意大利上台，但在当时，意大利法西斯对全世界的影响并不大；倒是九一八之后，由于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不抵抗，由于日本关东军可以如此轻而易举地占领中国东北，使军国主义在日本国内政坛获得了极快的上升通道，迅速使日本变成了一个地道的法西斯国家，日本天皇亦从此成为世界第一个法西斯君主。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说的，东北抗日和东北抗联打响全世界最早开始反法西斯战争第一枪的有力依据，而从1932年日本在东北扶植伪满洲国溥仪政权（先是执政后是皇帝）起，伪满洲国就是以纯粹的法西斯政权面目出现的，可以说，在东北抗战14年漫长过程里，东北的抗日英雄们是在与两个法西斯政权进行着殊死搏斗，这让东北的抗日运动面临着常人不可想像的巨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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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本是太平洋西部一个只有37.8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岛国，而在其发动侵华战争并迅速占领中国东北之后，仅是东北四省（黑吉辽热）的面积就达到了日本本土的两倍以上，这亦使关东军在日本军界、政界的地位陡然提升，我们现在仍能从一些当时日本政要的表述中查找到他们自己对此战绩的惊愕和成就感；日本占领东北之后，在高层，其实兴起了一派主张先长期经营东北，以待再扩大侵华战争的政治家，现在看来，可能这些人的主张更具长远眼光，倘如此，恐怕日本最终吞并中国全境的梦很有可能最后实现。

　　当然，所谓长期，到底有多长，又成为当时那一派日本政治家们的软肋。

　　从现在可查到的资料看，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与裕仁天皇领导的日本帝国，这两个国家的诸项经济指标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之后发过相当大大的变化，1937年日本的工业总产值为60亿美元，中国为13.6亿美元；日本钢产量为635万吨，中国为55万吨；日本的石油产量为39.3万吨，中国只有0.02万吨；与此相对应的，日本一个野炮师团有步枪9800支，轻机枪290支，重机枪100支，火炮104门；而中国一个甲种师有步枪3821支，轻机枪274支，重机枪54支，火炮48门；日本海军舰艇数量有200多艘，共77.1万吨，中国海军舰艇数量66艘，总吨位才5.9万吨；日本军队共有飞机2625架，中国有600架，其中作战飞机只有305架。

　　表面看，这是一种有点儿令人匪所思的对比，让人对1930年代的日本经济发展瞠目结舌，但你若能深刻理解日本在侵略中国东北并建立了傀儡的溥仪政权之后所实施的“日满经济一体化”策略，使中国东北的矿产完全附庸于日本的工业经济体系，即“工业日本，原料满洲”便也不足为奇了。

　　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轻易丢掉东北，使日本在整个1930年代轻易从中国东北攫取了大量的资源和能源，更便利地兑现其侵华策略中“以战养战”的设计，而这个设计的成功，亦使七七事变之后的中国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之后变得极为被动，致国民党军队纵有数百万军队，仍节节败退。

　　有人没枪，有枪没炮，有炮没炮弹，现代战争，排在第一位的是工业实力的较量。

　　这时我们再回过头来去观察一直坚持在东北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东北抗联和其他抗日组织，应更能对他们当时所面临的困难之大感同身受，也更能对他们英勇无畏的爱国主义气节感佩至极。

　　东北抗战和东北抗联，当时是在与一个远比中华民国要强大和富裕得多的日本帝国对抗，而且是在一个独立封闭的体系内的，几乎是十几年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战斗”，到1940年代初，几乎到了丢掉一条枪就少一条枪，战死一个人就少一个人的地步。

　　自始至终作为东北抗联领导核心的中共在1920年代末期就向东北派出年轻而优秀的精英力量，此后14年，满洲省委（后分成南满、北满和吉东3个省委）、东北抗联与长城以南的中共中央、中央红军（及其后的八路军、新四军）各自孤悬，几乎再无直接联系；而同时，中共在东北领导的抗日活动又受到苏联出于当时对日本妥协策略的严重压制，孔庆东先生曾有一个类比的说法说得甚为准确，即东北抗联之艰苦，远在万里长征之上；非但如此，红军长征只用两年即告完成，而东北抗联最为艰苦的时间长达数年，数以万计的英雄好汉、热血青年最终竟至几乎死绝丧尽。

　　令人想来至今仍会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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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中共在东北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当时受到苏联特殊时期对日政策的压制，这又不得不得细说一下当年活跃在中国东北的诸种政治力量。

　　由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曾历史上第一个承认了由日本军国主义扶植起来的溥仪政权（1932年9月23日，苏联同意伪满洲国向莫斯科等城市派驻领事官员），这当然是出于苏联不希望与远东的军事强国日本发生过早和直接冲突的特殊策略，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程，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也最主要投放于国民党政府，而没有更多投注于“阶级兄弟”中国共产党。

　　其实，说到共产主义在中国东北最早的活动者，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苏联人，而是朝鲜人，从1923年起，已经被日本亡国的朝鲜共产党精英就流亡中国东北从事反日活动，之后才有了中共和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的逐渐加入，这中间也发生过共产国际1929年强行解散朝鲜共产党的事件，还有类似发生在1930年代中央苏区AB团事件的肃反运动，朝鲜共产党曾遭受到重大损失，可以说，东北抗日和东北抗联的14年，也是存在于东北的国际共产主义力量内部在对日策略、政治倾向、军事方针、权力范围等方面不断角逐的过程，究其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我个人觉得与中共中央，尤其是毛泽东作为最高领导者的中共中央（遵义会议后）没有直接领导东北抗日运动有莫大关系。

　　个中遗憾，难以说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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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时，东北完全处于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统治之下，业已投降日本的蒙古贵族的军队在东北也曾有军事存在，国民党（东北军）仍有一部分力量潜伏东北组织反日活动，当然，在更为广阔的东北的农村和山区，打着各种各样旗号的土匪、山林队此起彼伏。

　　据另一种说法，当时的中国东北，虽处于日本关东军严酷统治之下，但另一面它又是全世界的武器交易热点地带----这也导致了东北抗联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很少出现严重的缺枪少弹的窘境。

　　以中共直接领导的东北抗联的战斗为核心的东北抗战，14年里所面临的政治形势之复杂，且这种复杂又具有相当之独立封闭的系统之尤，至今尚未被学界完全了解和研究尽透，可以说，是上述已述及未述之复杂状况，主要决定了东北抗战和东北抗联的过程与结果；在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抗日战争一般被分成防御、相持、反攻3个大阶段，但从局域上说，东北抗战的规律却完全不同，因为到1940年代初，在东北抗联几近失败退到苏联之后，东北的抗战之火也随之几近熄灭，真正的亡国气氛开始笼罩东北人民。

　　日本在占领了中国东北，并经历了长时期对反日力量的疯狂镇压、屠杀之后，同时也在东北实施了一系列以法西斯专制机器保障之下国家治理政策，这当然首先是为了其能够更迅速地掠夺东北的能源和资源，支持其灭亡全中国和全亚洲的野心，其次，这也是日本侵略者试图用更多的政治、经济、文化手段治理东北，以渐渐收拾东北的人心。

　　家在吉林通化的著名抗日英雄王凤阁，早年曾是东北军的军官，后因不满军中腐败，放弃军职回家乡经营家族产业，九一八事变之后，王凤阁变卖了家中的数十间房屋和其他家产，购置枪弹，拉起一支抗日队伍，并在吉林东部地区很快打响旗号，在1930年代初，他在日本人眼中是排在杨靖宇之前的第一号匪首，终于在1937年，在日军和汉奸军队的围攻之下兵败，被杀害于通化。

　　这里有一个令人深思的细节，在王凤阁被日军斩首之后，日本人又将他的妻子和4岁的儿子同时杀死于王凤阁的遗体旁，而王的4岁儿子临死之前喊出的是“我是大清国的人，不吃满洲国的粮”----试想，即使当时在王凤阁这样的民族英雄家里，对中华民族、中国人的认同感仍然不如对已经亡国20多年的大清王朝的认同感。

　　我以为，这是一个研究和描述东北抗战绝对不可以忽视的现实情况，即失落于日本之手的东北地区的最广大的人民那时对“我是一个中国人”到底有怎样的认知和共识？

　　如果，这种共识不能坚定地存在，就让为了保卫这种共识而抛头颅洒热血的抗日志士们的斗争行动失去了更为深厚的文化和情感土壤，就无法真正使抗日运动如在长城以南一样真正动员起全中国人民的加入。

　　在绞杀南满抗日武装的军事行动中，日本人成功地坚持了“擒贼先擒王”的策略，在王凤阁被害，王凤阁领导的义勇军被打败之后，日本人又发现杨靖宇在南满抗日运动中的领袖作用，于是才出台了所谓“打抗联先于打山林队，打杨靖宇的抗联先于打其他抗联”的讨伐策略，而在杨靖宇于1940年初牺牲之后，东北抗联和东北抗日都一下子真的落入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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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遗憾，我通过对东北抗战和东北抗联的较为深入的研究，发现存在于东北本土人民意识中的那种国家民族共识虽然有，但并不非常坚定，而且，作为已经对中国东北垂涎、觊觎几十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他们在占领东北之后逐渐推出的一些治理政策，其实也正针对于此，正是为了更加削弱这种共识性。

　　经过对当时伪满洲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研究，我不得不承认，其实日本人对东北的管治手段，并使之产生更大的支持其灭亡全中国企图的力量，远比国民党政府对长城以南的那部分中国的管治手段，并使之能更有力地支持反抗日本侵略中国的力量，要高明和强大得多；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虽然日本在伪满洲国扶植了溥仪皇帝，而中华民国早就废除了帝制，但若以现代国家的眼光看，彼时的中华民国尚不如彼时的伪满洲国更具现代国家特征。

　　更不要提在1931年之前，中国东北实际上是由张作霖父子（家族）的奉系军阀控制，其实实行的是准帝制政体。

　　应该说，在1930年代，中国东北民间对“我是一个中国人”的认知和共识并不那么强烈，也是让东北抗战和东北抗联虽然一方面英烈无数，另一方面又是叛徒众多，在杨靖宇部队最后失败的原因里，程斌、张秀峰等一连串叛徒的出现占了很重的份量；当然，在东北抗联里出现大量叛徒的另一个原因，应该与这支能在很短时间里聚合起来的数以万计的抗日队伍里，其实本来就良莠混杂有莫大关系，而队伍建立之后即面临严酷的战斗，根本没有可能使其完全洗心革面成为革命武装----加之，何况在当时，连东北抗联的领导人们，东北三个省委的领导人们，自己也无法直接得到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的领导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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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年里，东北抗战和东北抗联，曾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英雄人物，这些英雄，无论他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运动，还是参加了民间自发的抗日运动，其实他们面临的困难和危险都是一样的。

　　东北抗战的英雄序列大体可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东北抗联英雄群落、东北军抗日英雄群落、朝鲜共产党抗日英雄群落和民间抗日英雄群落4大群落，当然，这些抗日英雄群落只是相对独立而已，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和不同情境下，这些群落往往相互交集，互为补益，当然也会有磨擦和矛盾，甚至还形成过严重冲突。

　　东北抗战的这4个抗日英雄群落，他们各自有不同的政治信仰和政治基础，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这一共同目的让他们走进一条战壕里来，同仇敌忾，共同战斗，并在那14年里创造了无数光辉业绩而值得后人无限纪念；与此同时，又由于他们发端的政治信仰和政治群体不同，甚至曾是强烈的不同，即使在共同的民族气节支配之下，难免也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不默契，加之当时之时东北极为复杂多变的政治斗争氛围，这些不默契亦会造成对抵抗侵略这项共同事业的种种不同程度的伤害。

　　说生在那个年代的中华民族仁人志士，都承受着空前绝后的历史责任和历史负担，这话一点儿不假，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者，人生匆匆不过二三十年，或者三四十年，在正是最好年华之时就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献出了宝贵生命，如此惨痛人生悲剧之惨痛可能是当下的我们无法完全理解和体会得到的。

　　但不管如何，你一定要记得，我们今天实实在在的和平生活，却的确是建立在他们当年慷慨情愿的抛头颅洒热血的奋斗之上，不记住他们，我们这些后代仰愧于天，俯愧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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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是更加理性地研究、讨论和更加准确地描述、重现东北抗战，尤其是其中最中坚力量东北抗联的过往，就赵会更加清晰地发现，那些血肉模糊之下的历史里埋藏着的那些深刻社会逻辑与革命哲理。

　　不管从1931年到1945年的东北抗战的过程有多么复杂，它总的大矛盾和大规律还是清晰存在的，即国家民族矛盾与社会阶级矛盾的双重并行。

　　一方面，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并试图以此为跳板最后吞并全中国的行动和意图，使之成为全中国的敌人，当然首先是东北人民的敌人；另一方面，作为第一个在地球上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同时更是作为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的首要敌人存在着，虽然苏联在二战中的大部分时间对日本采取妥协的军事外交策略，但无论是苏联还是日本，它们都深刻地知道，苏日之间必有一战，这两个国家的实质敌对的社会制度已经决定了这场战争的到来。

　　诞生于1921年，却在1920年代后期才进入中国东北进行大量政治活动的中共，又是中国最早向日本侵略者全面宣战的政治组织，而且这种宣战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姿态，而是带着鲜明的组织和执行性，即它最早于1932年提出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对日方针。

　　东北抗联涌现出来的所有身负共产党员身份的那些大英雄们，几乎都不是来自于东北本地，而皆由中共中央派进东北，再由满洲省委委派到各地，为了收拢、整编散落在各地的民间游击队和帮会组织，多则数百人，少则十几人，最后竟能组成了一支由11个军、几万名战士建制的东北抗日联军。

　　今天，我们再翻看杨靖宇和赵尚志、周保中的故事，还会发现，这些当年如此年轻的共产党将领应该说个个都是相当成功的说客和外交家，比如，在南满坚持抗日的杨靖宇从1932年底开始到1930年代后期，他所带的队伍，从一支几十人的游击队，很快发展成由几支游击队（山林队）组成的松散型联合军，进而再发展成一支由十数支游击队（山林队）组成的师建制的抗日红军，最后终于发展成为拥有6000多人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尤其是杨靖宇在1930年代中期的兴旺时期，更是坐拥南满而并吞八方，这也令日本侵略者下决心最后必须将这个东北第一“巨匪”除掉。

　　现在，出现在我们常见到的作品（文字、影视）里的东北抗联，往往与穷山恶水、饥寒交迫、艰难困苦有着须臾不离的关联，但若你细细研究当年的历史，亦会知道，其实东北抗联也曾如日中天过，也曾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过，比如往往几场战斗下来，储存在密营里的物资，就足以供给全军（全师）一个冬天的补给。

　　杨靖宇还曾亲自带领抗联文工团排演过话剧《王二小放牛》，以丰富部队文化生活；抗联也非常注意提高普通战士的文化水平，边战斗边学习，可以说共产党的抗联将领们对部队未来的方向有着明确、清晰的方向。

　　更重要的是，杨靖宇带领抗联第一军征战南满地区期间，在紧张而危险的战斗中间，还特别注重尝试建立中共地方组织和政权，并一度使之成为抗日联军补给和兵源的来源之一，杨靖宇和抗联的这些实践，一方面来自于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鼓舞，另一方面也是坚持长期抗日战争的需要，在这样的过程里，团结了各种政治力量，唤醒了普通民众。

　　除以上，我个人以为，尤其值得重点阐述的东北抗日联军宝贵斗争经验，当属贯穿其抗日战争过程始终的密营游击战术。

　　真正在东北的冰天雪地里生活的人都知道，在东北地区的野外山地，若想建立起井冈山一样的军事根据地，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东北山区一年有半年大雪封山，生存条件极度艰苦，加之日本侵略者和其附属的汉奸武装装备精良，条件远优于抗联，所以，这本身就决定在东北坚持游击战争也根本不可能复制在长城以南地区进行游击战所采用的根据地战术。

　　前些天，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相关访谈里，我还能听到解放军的某些军事专家还在向媒体谈起东北抗联之所以最后失败，很重要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建立强大的后方根据地，对此我甚以为奇。

　　我以为，虽然当年蒋介石先生对中央苏区发动了5次大规模的围剿，但无论是政治策略还是军事策略，蒋介石的军队都难以与更为训练有素的日本关东军相比，单纯从战斗力上说，中央红军面对的国民党部队，哪怕是老蒋的嫡系部队，战斗力也比不过东北抗联所面对的日本关东军，这即是东北抗联难以建立起如中央苏区一样的稳固后方根据地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者，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地区使用的社会治理手段更为高明，比如1930年中期开始，它们在北满、南满普遍施行的集团部落制度、归村并户制度，即所谓的“民匪隔离”，可以说根本阻断了抗联与东北老百姓资源的联系；在这方面，伪满洲国甚至最早使用了指纹识别技术，还在长春建立了全国的指纹管理机构----你能想像国民党政府完全尽知其统辖下的中华民国究竟有多少人口吗？当然，如果国民党政府当年真的完全知道，也不会最后落得大半国土丢失的命运----但日本人却敢说，他们是了解伪满洲国统辖地区的人口总量的。

　　用现在时兴的理念讲，这就是大情报体系。

　　其实，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在华的最重要情报机构----“满铁”就在运营，它们不只在统计东北人口，还有勘探能源和资源、调查粮食等等，这也是我以为在国家治理层面上，伪满洲国要现代化于中华民国的重要原因。

　　也就在这种严峻的情境之下，东北抗联的密营游击战术才应运而生，它既不是杨靖宇的发明，也不是赵尚志、周保中的发明，而是东北抗日联军在长年的战斗中，依据东北实情，借鉴从前活跃于东北的大小山林队、土匪们的生存方式，逐渐总结研发出来的。

　　之所以，我要在之前被学者、作家们通称的“密营”二字之后加上“战术”，是因为，我个人认为是密营战术其实最终决定了东北抗联的成与败，而不是别的。

　　比如，东北抗联历史的研究者们几十年来公认杨靖宇部队的衰落的一个最重要结点是第一军第一师的师长程斌叛变，程斌长期追随杨靖宇左右，对杨靖宇在南满的那些深山老林建立的70多个密营了若指掌，虽然在得知其叛变后，杨靖宇带领部队随即做了最快速的运动转移，一开始并没有遭受到重大损失，但程斌向日本讨伐队献计，将杨靖宇的70多个密营全部端掉，使1939年到1940年初的杨靖宇每转移到一处密营以求增加补给，即发现又此处密营被毁，随之杨靖宇的部队也因物质条件渐渐匮乏而不断减员，随着杨靖宇带着部队发现所有70多座密营全部被毁之时，杨靖宇也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任你再聪明、再伟大的的杨司令，也只能落到一个人面对几百名讨伐队的危境。

　　反之，在杨靖宇第一军最为兴旺之时，支撑其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的，密营游击战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关于杨靖宇的许多民间故事里，都有他当年为了团结各路抗日英雄，经常与之“豪礼”相赠的经历，动不动杀上两头肥猪慰问友军的事也经常发生，由此可见，杨靖宇部队非常重视补给，而且密营储备的丰富为其可以打开抗日局面助力非常----然而，但在杨靖宇将军临牺牲前4天里，他几乎滴米未进，全靠草根和棉絮活着。

　　许多关于抗联的资料都讲了什么是密营----这种抗联部队建设的特殊建筑的形状和功能，甚至有的密营灶头还研究了炊烟的稀释，以避过日本人的飞行侦察，但却鲜少有人讲清这些密营在14年的抗联历史中曾发挥何等重要的战略、战术作用。

　　正如碉堡虽然只是一种钢筋水泥的建筑物，但在蒋介石当年向中央红军发动的5次反围剿中，一度碉堡成了一种决定战争双方成与败的关键战术，尤其是蒋介石的军队因德国军事专家的面授机宜而采用了强大的碉堡战术，曾给予同样由德国人李德做军事指导者的中央红军严重打击，这才有了之后的长征。

　　据我至今对一些并不完全充分的历史资料的考据，至少在南满的杨靖宇部队里，密营战术可以称为游击战术的一种特殊形式，经历了一系列探索、普及、成功和失败的全过程，并成为可以完全区别于长城以南中共部队所使用的那些游击战术的一种独立的游击战术，但同时，它们被用于游击战，也完全符合中共中央对下辖部队的指导思想，更可贵的，它是由东北抗联在长年无法得到中共中央具体工作指导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

　　所以我希望，未来能通过自己对此的考察和研究，更准确而全面地揭示密营游击战术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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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邓小平任军委主席时代，中共中央军委曾经通过了一个所谓“中国当代36位军事家”的大名单，其中种种就不说了，但在这36人大名单里，我未见到任何一位军事家出身于东北抗联。

　　即使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认为东北抗联除了战争环境异常辛苦之外，其实并没有取得多大胜利成果，甚至有人粗暴地认为，东北抗联大部分时间就是一群土匪，等等。

　　在中共夺取了全国政权后，对东北抗联历史地们的认定曾经因为某些历史原因和某些个人原因，而受到不公对待，现在想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著名的高岗事件，比如远东第88 旅复杂的政治背景，等等，但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整整70周年，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也已经66年，且中国社会已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的大波折，可以说，我们今天有理由、有必要、有责任，也有条件用更真实、宽广和善意的心态，客观对待从1931年到1945年长达14年的东北抗战，和从中发挥了重要中流砥柱作用的东北抗日联军，否则，何以能对得起那些千千万万战死在东北这片土地上，其实非常年轻、非常意气青春的先烈们？

　　1958年，杨靖宇将军的遗首被从哈尔滨运到通化，与遗体合葬，中央政府曾经为其举办过一次极为隆重的国家级的纪念仪式，但到了本世纪，为赵尚志将军举行的类似仪式，却已经实际降格为“省级”，我想这应当与东北抗联的历史功绩没有完全得到公正评价也有莫大关系。

　　抗日战争已经结束70周年，但，也许对于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公论，才刚刚开始。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根据作者微信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