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举行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决定新组建两个司令部，并成立“网络行动中心”——北约指挥结构扩容的背后

资料提供：陈雅东 制图：王锡圣

“当世界发生变化时，北约为了自身的生存，必须在战略和体制层面做出调整与改变。”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话，一定程度上道出了观察北约发展演变的“门道”。

冷战时期，北约最多时拥有65个司令部，到冷战结束时还有33个，工作人员约2.2万人。苏联解体后，北约也开启了压缩指挥机构的历程。经过1991年、1998年、2010年三轮改革，各类司令部数量已压缩到7个，约7000名工作人员。机构变小了，然而其在伊拉克战争、俄格战争以及乌克兰危机上“拖泥带水”“相对疲软”的表现，令不少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对其能否承担“集体防御”的责任产生怀疑。

这种背景下，上月举行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决定，新组建“大西洋联合司令部”和“后勤、机动与支援保障司令部”，成立“网络行动中心”，提出要对指挥结构进行现代化改造。这是冷战结束以来北约指挥机构首次扩容，意在重振昔日雄风、提升成员国士气。北约此次指挥结构改革，可从历史、现实和未来三重维度进行考察分析。

着眼遏制俄罗斯

—继续充当美国马前卒

北约的战略目标是“加紧跨大西洋两岸（美洲和欧洲）的纽带联系，在欧洲建立和打造一个有利于西方的国际秩序”。这是北约发展演变的逻辑起点。美国是北约的最大“股东”，北约的发展必须依据美国安全利益和战略进行调整，其根本目的，是维持美国的全球利益。回顾北约的历次指挥结构改革，无不是对美国战略调整的“回应”与“跟随”，以确保西方的战略利益。

从历史看，北约的7份战略构想均带有美国战略的影子。北约1949年发布的第一份战略构想，是在“杜鲁门主义”的背景下产生的，目的是团结北约国家力量，在同盟国内部达成集体防卫的安排，这奠定了北约初始指挥结构的理论框架。第二份战略构想基本上是第一份战略构想的翻版。第三份和第四份战略构想，主要是受艾森豪威尔政府“新面貌”政策的影响，给北约核战略和指挥体制打上了“大规模报复战略”和“灵活反应战略”的标记。冷战结束后出台的3份战略构想，则在美国安全战略的“辐射”之下，采取“合作安全”的方式，不断壮大同盟国和伙伴国的“朋友圈”，试图把更多欧洲国家牢牢捆上“北约战车”。

具体到当前，美国对于北约的战略要求，一是要回归“大国竞争”轨道，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围堵与遏制；二是要求欧洲承担更多防卫责任的同时，遏制欧洲国家联合发展自主防务的倾向。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前，曾发表过“北约过时论”的观点，一度引起北约内部的“生存忧虑”。随着事态的发展，美国重新调整其在欧洲的安全战略。美国新版的《国防战略》，指责俄罗斯“侵犯了周边国家边界，并寻求对邻国经济、外交和安全决策的否决权”。与此同时，美国去年在欧洲新增了一个重型装甲旅的部署，这是美国自2013年以来第一次增兵欧洲，昭示其重回“大国竞争”的轨道。

作为美国的“欧洲战队”，北约势必在战略上与美国全球战略相协调，继续对俄保持威慑态势。无论是大西洋联合司令部，还是后勤、机动和支援保障司令部，都有应对和遏制俄罗斯的意图。此次会议上，各国防长同意调整北约的陆军指挥部门，以加强北约欧洲成员国的协调及快速反应能力。在战役战术层面，这有助于加强欧洲东部4个战斗群和8个小型司令部（一体化部队）与驻欧美军的情报沟通，确保遇有情况能够快速反应。

着眼维持战略优势

—不断解决现实难题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此次会议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改进后的北约指挥结构将更加侧重海上安全，后勤、机动和网络防御。此次北约对作战指挥结构进行扩容，主要想解决北约在几个领域面临的现实难题，尽快补齐短板。

新建大西洋联合司令部，应对大西洋海域的现实威胁，确保北美和欧洲之间的海上通道安全。在北约看来，近年来俄罗斯在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海上活动日益频繁，形成对欧洲安全的“战略挤压”，如果不能有效应对，未来北约将丧失对俄的“战略优势”。英国国防参谋长皮奇警告说，“俄罗斯未来可能在冲突时切断大西洋海底电缆，严重危及北约国家的网络安全”。去年，加拿大军队一个战斗群远程奔袭7000余公里，由本土机动至拉脱维亚。在西方看来，如不能把大西洋航道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往返于北美与欧洲的部队就会面临极大的风险和挑战。

新建后勤、机动和支援保障司令部，就是要通过密切各国政府和私营企业的协调，改善盟国基础设施，提高北约部队的机动能力。近年来，北约多次举行“军刀出击”“波罗的海行动”“铁狼”和“蟒蛇”等系列军事演习，尽管演练背景、课题和方法各有不同，但都暴露出远程跨国机动的短板。北约那不勒斯联合司令部副司令阿兰·贝尔中将说，“跨区机动是未来实施有效威慑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去年5月，北约在罗马尼亚举行了“诺布尔跳跃”的检验性演习，来自北约9个国家的4000名士兵，采取空中、铁路和公路三种机动方式，实际检验各类重型装备的跨国机动能力。

成立“网络行动中心”，以应对日益严重的网络安全挑战与混合威胁。近年来，北约遭受的网络攻击事件日益增多。2015年，北约平均每月处理近300起网络事件，2016年，这一数字增加到500余起。2017年5月份“勒索”病毒的爆发，导致全球150个国家的近10万个机构陷入停顿状态。北约于2017年组建了网络快速反应小组，把网络防御定位为应对混合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成立“网络行动中心”，并将之作为搭建北约新型指挥结构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确保将网络攻防纳入各级司令部的规划与行动，提高应对混合威胁的能力。

着眼改造指挥结构

—主动应对多元威胁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曾表示：“北约拥有对任何威胁做出迅速反应的能力，但这完全取决于高效而灵活的指挥结构。”此次北约国防部长会议明确提出，北约需要对指挥结构进行现代化改造，确保在合适的时间、地点，能够部署适当的人员和武器装备。这是北约首次将“现代化”作为指挥结构改革的要旨，也是区别于以往指挥体制调整的一个突出标志。

指挥结构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能够应对多元安全威胁。斯托尔滕贝格曾把北约的发展归纳为“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是从1949年北约成立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北约主要围绕如何威慑苏联，确立了单一制的“大战型”与“威慑型”的指挥结构；第二个时代，是从冷战结束到2014年乌克兰危机。这一时期，北约的指挥结构从单纯的集体防御逐步转向能够适应超越边界的“冲突管理型”；第三个时代，是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至今。在第三个时代北约既要强化对俄罗斯威慑，加强集体防御和危机管理，也要巩固超越边界的安全稳定，打击欧洲南部、中东和北非的恐怖主义势力。有鉴于此，北约指挥结构正向兼备“威慑型”“冲突管理型”“反恐型”三种功能的“混合型”模式转变。

与此同时，随着高新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机器学习、量子计算、3D打印等新技术快速进入国防领域，给北约提供了指挥结构现代化的契机。

负责拟制“新指挥结构大纲”的盟军转型司令部司令丹尼斯·莫西尔空军上将，曾多次率工作小组访问“硅谷”、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谷歌创新园区和国防创新重点实验室等，与不同专业的科学家、工程师进行对话和研讨，以探索应对未来挑战的体制框架方案。这不仅将使北约即将成立的两个司令部和“网络行动中心”具有前瞻性，也有助于确保“集体威慑与防御”的可靠性和可信性。比如，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及时掌握保障资源、实现快速精确保障，将是后勤、机动和支援保障司令部成立后面临的主要课题。

北约未来能在多大程度上推进此轮指挥结构调整，使“新指挥结构大纲”落地生根，而这又会把北约与欧洲的未来安全引向何方，仍有待观察。（陈雅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