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警惕美国为遏制中国崛起发动金融战争并诱发全球危机——借鉴建国初期成功治理金融烂摊子的奇迹

点击：  作者：杨斌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18-02-22 12:25:52

 

 

 

    【内容简介】

 

　　美国主流媒体正通过热炒“通俄门”向特朗普施加强大压力，迫使他无暇、不敢推出遏制华尔街利益的金融监管改革，他的基建计划尚未实施就已让华尔街通过股市泡沫获取了暴利，金融衍生品泡沫非但没有受到遏制反而膨胀到了天文数字。

 

　　特朗普非但没有意识到巨大危险反而为股市高涨而洋洋自得，这意味着他的政策失误已经将美国和全球经济置于危险境地，一旦华尔街扣动金融衍生品泡沫的核弹按钮引爆危机，索罗斯预言的各国都缺乏经验应对的大萧条灾难就会最终到来，各国实体经济领域的企业家都会成为华尔街捕食的猎物，2018年2月初美国股市震荡引发全球性股市暴跌，就是更大的全球金融风暴即将到来的前兆。

 

　　中国经济增长虽然位居全球之首但也难免受到巨大外来冲击，中国已同全球经济紧密联系因而必须未雨绸缪防范。倘若全球资产泡沫破灭让美欧、亚洲、拉美等陷入金融危机，中国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十九大的宏伟目标都会遭遇困难。

 

　　经济学家虽然难以预测周小川所说的资产泡沫破灭的“明斯基时刻”，但是，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应对因延缓爆发而积蓄更大能量的全球金融危机，防范美国为遏制中国崛起利用特大全球危机发动疯狂的金融战争。

 

　　本文有部分内容来自我以前撰写的受到重视的上送研究报告，不仅提出了挫败美国破坏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政策建议，还重新审视了建国初期的辉煌成就并探讨了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如正确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国家、货币、商品趋于消亡，还提出了有可能解决许多市场经济难题的新型共产主义市场经济设想，有利于在社会经济创新方面也像科技创新一样实现弯道超车，有利于早日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特朗普政策失误让全球经济陷入危险之中

 

　　特朗普虽然出言鲁莽但也带来了有限的积极作用，其中包括出于实体资本反抗金融资本压迫的需要，揭露了美国政客、媒体散布的关于全球经济、美国经济的谎言。

 

　　2015年、2016年全球贸易虽然持续出现大幅度下滑，美国政府、美联储却始终宣称全球经济、美国经济的基本面良好，全球经济只有结构性问题而不存在周期性的经济不景气，反对各国推出扩大基础建设等措施刺激经济、拉升需求。

 

　　特朗普揭露美国多年来的经济、就业增长其实是虚假的，主张美国恢复重视实体经济的经济政策包括扩大基建投资，还成功利用民众真实感受与主流舆论的差距赢得了大选。

 

　　各国看到美国官方都修改了经济形势判断和经济政策，也纷纷推出扩大基础建设投资并推动了全球经济好转，全球贸易从持续两年的严重滑坡转变为出现明显回升，中美两国也都扭转外贸下滑颓势并加快了经济增长步伐。

 

　　特朗普仅仅部分而没有全面借鉴罗斯福的成功经济政策，他采取的政策实际上是罗斯福政策与胡佛政策的混合体。特朗普通过扩大基建投资刺激经济的政策与罗斯福相似，但是，特朗普给大财团的减税政策却更为接近胡佛的政策主张。

 

　　特朗普曾在大选中承诺恢复罗斯福的金融监管法规，但是，他执政后迫于华尔街的反对并未落实这方面承诺，因此，很难期待特朗普能够像罗斯福那样实现美国经济的长期复兴。

 

　　桑德斯批评民主党，没有抓住关键性政策问题而是热炒“通俄门”进行激烈党派斗争，也没有像大选中民主、共和两党达成共识那样恢复罗斯福金融改革，而历史实践证明这才是摆脱金融危机后遗症的关键。

 

　　这意味着美国经济虽然有局部改善但仍然处于危险之中，特朗普尚未启动大规模基建投资就引发了泡沫投机的热潮，资金并未进入实体经济而是疯狂炒作“特朗普行情”的股市泡沫，不像罗斯福那样首先切断了泡沫融资渠道后再启动基建投资，一旦泡沫破灭美国仍然可能像1929年那样骤然跌入大萧条深渊。

 

　　罗斯福的金融改革、扩大基建政策不仅让美国走出了大萧条，还成功维护了美国资本市场稳定长达半个多世纪，因而罗斯福的成功经验在美国民众中享有极高的声望，桑德斯主张在全面继承罗斯福的成功经验基础上进行改革，立刻赢得了美国社会各界民众的热烈拥护、支持。

 

　　美国主流媒体不敢过多抨击而只能低调回避桑德斯的竞选活动，否则就会勾起美国民众对罗斯福遏制华尔街政策回忆、怀念，而美国主流媒体难以抹黑罗斯福有七十年成功实践支撑的有效经验，这样更加不利于扶植袒护华尔街利益的总统候选人上台。

 

　　美国大选中主流媒体故意热炒希拉里与特朗普的争论，却回避报道桑德斯提出的严肃的政策建议，原因是前两者提出的政策建议都缺乏成功历史实践的支撑，桑德斯的政策建议却全面继承了罗斯福的成功改革经验，触动了华尔街的利益痛处因而构成了更大的威胁。

 

　　2016年新年伊始全球股市、中国股市都陷入暴跌，索罗斯曾嚣张地宣称要作空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原因是他认为全球经济正陷入着类似1929年大萧条的通缩，而各国领导人、经济学家都缺乏应对类似灾难的经验。其实，这种现状恰恰就是华尔街和美国主流媒体故意造成的，目的就是让人们淡忘当年罗斯福应对类似灾难的成功经验。

 

　　华尔街没有料到2016年美国大选中桑德斯异军突起，凭借主张恢复罗斯福金融改革赢得了广大民众热烈支持，倘若任由索罗斯等华尔街投机家谋取作空投机暴利，强烈反对华尔街的桑德斯就可能赢得大选并引发政坛巨变。

 

　　美国大选形势迫使美联储同欧洲央行紧急沟通后暂停放任金融市场暴跌，美国主流媒体热衷炒作特朗普的鲁莽言论转移人们注意力，也是为了防止出现像罗斯福那样严厉打击金融投机的领导人。

 

　　西方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都没有预见到2008年金融危机，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因坚称只有结构性问题而没有宏观危机，在次贷危机爆发后被美国主流媒体评为最糟糕的预言家。

 

　　恩道尔、赫德森等从金融战争视角进行分析的少数西方学者，却不轻信美国官方统计数据和主流媒体散布的舆论烟幕，恩道尔早在2005年就撰文指出次贷泡沫濒临破灭，但这些成功预见危机的学者也未能预见到危机爆发的准确时间，周小川所说的“明斯基时刻”难以预测背后有更深层的原因。

 

　　我在2000年撰写、出版的专著《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曾准确预见到美国将会爆发类似大萧条的严重金融危机，但同时指出经济学家很难像以前一样预测危机爆发的准确时间，原因是美联储现在能利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维持泡沫，通过滥发货币公开或隐蔽地为资产泡沫进行大量输血，让华尔街提前进行充分的作空布局准备后再引爆危机。

 

　　次贷危机前夕美联储秘密提供的天量信贷证实了我的判断，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原来并非媒体误认为的最糟糕预言家，他其实早就知道危机即将来临却故意秘密输血掩盖真相，美国权威的彭博财经新闻社事后披露了这一惊人事实。

 

　　索罗斯曾说倘若他相信西方主流经济教科书的理论早就破产了，他赚钱恰恰是利用同教科书的市场均衡理论相反的市场失衡。

 

　　我的新著《金融软战争—当心股票、存款横遭劫掠》，揭示了一旦西方教科书的市场均衡理论超出了适用范围，就会充当掩盖失衡资本市场正在变成资产泡沫炸弹的误导烟幕，而华尔街废除罗斯福监管法规就是为了利用巨额民众存款，利用属于各个行业的资源和企业家、民众的财富，为给股市、楼市、期货市场制造资产泡沫炸弹而填充投机弹药，同时输血延缓泡沫破灭以获得操控金融危机爆发时刻的核武器按钮，这样出人预料引爆危机才能获取发动金融战争掠夺财富的最大效果。

 

　　美国主流媒体正通过热炒“通俄门”向特朗普施加强大压力，迫使他无暇、不敢推出遏制华尔街利益的金融监管改革，他的基建计划尚未实施就已让华尔街通过股市泡沫获取了暴利，金融衍生品泡沫非但没有受到遏制反而膨胀到了天文数字。

 

　　特朗普非但没有意识到巨大危险反而为股市高涨而洋洋自得，这意味着他的政策失误已经将美国和全球经济置于危险境地，一旦华尔街扣动金融衍生品泡沫的核弹按钮引爆危机，索罗斯预言的各国都缺乏经验应对的大萧条灾难就会最终到来，各国实体经济领域的企业家都会成为华尔街捕食的猎物，2018年2月初美国股市震荡引发全球性股市暴跌，就是更大的全球金融风暴即将到来的前兆。

 

　　1920年代汽车等新兴产业带动的增长虽然远超美国今天也未能避免大萧条，倘若特朗普不全面借鉴罗斯福成功经验遏制华尔街就难以避免重蹈胡佛的覆辙。

 

　　中国经济增长虽然位居全球之首但也难免受到巨大外来冲击，中国已同全球经济紧密联系因而必须未雨绸缪防范。倘若全球资产泡沫破灭让美欧、亚洲、拉美等陷入金融危机，中国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十九大的宏伟目标都会遭遇困难。

 

　　经济学家虽然难以预测周小川所说的资产泡沫破灭的“明斯基时刻”，但是，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应对因延缓爆发而积蓄更大能量的全球金融危机，防范美国为遏制中国崛起利用特大全球危机发动疯狂的金融战争。

 

　　寻找有真实证据支撑的有效治理危机办法

 

　　华尔街对于桑德斯提出的恢复罗斯福金融监管法规的主张，不敢否认罗斯福政策的卓有成效而只能说其已经过时了，指责桑德斯是恢复数十年前过时的政府干预做法。

 

　　但是，人们深入考察后就会发现华尔街倡导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其实就是恢复更早的大萧条前夕的灾难性金融模式，难怪1999年美国彻底废除了罗斯福监管法规之后，短短数年后就爆发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这恰恰证明了罗斯福金融监管法规并未过时而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欧政治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金融改革主张和补救措施，美欧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五花八门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但是，美欧经济仍然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并无法摆脱严重的困境，不断引发民粹主义、反全球化的浪潮和美欧政坛的巨震。

 

　　这种状况究其原因在于美国为了维护霸权故意诱迫欧洲和世界各国，抛弃了二战后社会改良时期经济复兴的历史成功经验，如奥巴马虽然口口声声抨击华尔街并承诺实行遏制金融投机的改革，却故意回避借鉴、恢复实践证明卓有成效的罗斯福金融监管法规，难怪民众深感不满并转向了非主流的政治家如桑德斯、特朗普。

 

　　由于美欧媒体操纵舆论故意掩盖有真实证据支撑的历史成功经验，相反却让模糊不清的经济理论、政策争论充斥主流媒体，促使人们误以为今天经济形势日趋恶化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无论什么政党上台并改变经济政策都难以改善经济现状，误认为今天民众生活水平下降是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带来的，避而不谈二战后社会改良时期全球化伴随着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这其实才是美欧陷入生产率停滞危机和民粹主义泛滥的深层原因。

 

　　中国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不能轻信西方权威媒体、专家，不应该轻信忽视阶级博弈、金融欺诈风险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否则就会像美欧国家一样面对经济困境无法找到出路，就会被莫衷一是的肤浅争论搞得头晕脑胀、思想混乱。

 

　　我的新著《金融软战争—当心股票、存款横遭劫掠》，提出了借鉴侦探科学的独特经济研究方法，这样就能够识破西方故意设置的理论陷阱、舆论烟幕，依据真实的客观证据寻找到有效的解决经济难题的办法，避免像今天美欧一样陷入模棱两可的无休止经济争论，就像侦探破案一样排除众说纷纭并找到唯一的真正凶手。

 

　　倘若人们运用借鉴侦探科学的经济研究方法查找真实证据，就会发现其实今天美欧遇到的经济问题并不难解决，罗斯福的成功经验曾经有效解决了远远超过今天的经济难题，桑德斯提出了恢复罗斯福改革的主张并获得了社会各界支持。

 

　　但是，华尔街却操纵主流媒体故意对桑德斯的政策主张避而不谈，还故意炒作“通俄门”迫使特朗普不敢坚持竞选时的承诺，不敢恢复罗斯福金融监管法规遏制华尔街谋取投机暴利。

 

　　我运用借鉴侦探科学的经济研究方法考察真实历史证据，还发现中国建国初期也曾经摸索出了卓有成效的经验，其原理同罗斯福的金融改革相似但效果更为显著，成功治理了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当年美国的经济、金融烂摊子。

 

　　这一发现对于今天中国应对美欧资产泡沫破灭可能诱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挫败美国利用全球危机破坏一带一路并遏制中国崛起，实现中国梦和十九大提出的宏伟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年华尔街的投机主要诱发了股市等金融领域的泡沫，而解放前四大家族不仅控制了旧中国的经济金融命脉，还操纵央行滥发货币刺激几乎所有领域的投机活动，包括商品、股票、外汇、期货、黄金等各种市场投机，特别是粮食、棉布等生活必需品领域的投机活动非常猖獗，诱发了恶性通货膨胀并给民众生活造成了极端痛苦，因而导致旧中国阶级矛盾的尖锐程度远远超过了美国。

 

　　罗斯福的金融改革没有实行美联储、大银行的国有化，也没有从金融垄断财团的手中收回货币发行权，国家经济干预受到垄断财团的反对并面临重重阻力，基础建设投资规模有限只能缓解而无法完全克服大萧条，从1933年开始直到二战爆发的1940年花了七年多，才在战争压力下依靠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两手并用，最终完全克服了大萧条带来的严重失业和通货紧缩。

 

　　中国建国初期在保留市场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同时，果断实行了央行、大银行的国有化并收回了货币发行权，虽然面临美国全面封锁和三年抗美援朝战争的困难形势，税收制度尚在初建而抗美援朝战争军费占财政收入超过30%，仅仅用短短三年就成功治理了市场经济和金融的烂摊子，成功克服了恶性通货膨胀与大规模失业并存的难题，消除经济危机、战争创伤的破坏并实现了高速增长，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仍然保持了敞开供应、物价稳定、市场繁荣。

 

　　我的父亲杨培新是著名经济学家和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他曾在重庆、上海、香港从事党的经济统战工作，撰写了大量揭露四大家族操纵货币发行制造恶性通货膨胀，从事猖獗的金融投机压迫民族工商业的文章、著作，建国初期参与了创建新中国金融制度和治理恶性通货膨胀。

 

　　我从小就耳濡目染接触了大量这方面的历史证据，其中有不少真实证据往往被人们忽略而却颇具启发意义，为我们探索更为有效的治理金融烂摊子的办法提供了宝贵线索。

 

　　科学史上重大发现往往源于抓住宝贵线索开展深入探索，青霉素发现源于抓住绿色菌群周围细菌消失的线索，发电机发明源于抓住线圈靠近磁铁产生电流的线索，伟大的发明家善于抓住宝贵线索开展系统试验并上升到理论高度。

 

　　今天我们也应抓住西方主流理论难以解释美欧金融危机频发，而罗斯福、建国初期经验曾成功治理金融烂摊子的线索，及早开展系统的社会试点和相关理论创新、政策创新，对于帮助中国和世界应对潜在特大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的智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建国初期成功经验启示  治理金融烂摊子最为有效

 

　　二战后旧中国、欧洲持续多年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陷入了外汇短缺、物资匮乏、投机猖獗、民众饥饿之中，美国帮助亚洲、欧洲盟友的战后复兴援助成效甚微，马歇尔援助计划的资金早期没有流入实体经济而是被金融投机浪费，原因是当时美国继承了大英帝国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放纵金融资本炒作外汇、物资匮乏牟取投机暴利。

 

　　当年美国在国内实行罗斯福法规切断了各种投机的融资来源，但是，美国为了在海外为华尔街保留获取投机暴利的乐园，没有建议、要求其他国家也制定类似罗斯福法规严厉打击投机。

 

　　美国还鼓励、纵容旧中国四大家族控制央行滥发货币，帮助华尔街勾结旧中国四大家族趁火打劫炒作获取投机暴利，导致了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激化和国民党垮台。

 

　　今天美国即使在国内压力下被迫恢复罗斯福金融监管法规，仍然可能故伎重演为华尔街继续保留海外的投机乐园。

 

　　新中国恢复时期迅速克服经济困难和恶性通货膨胀的秘诀，就是彻底废除旧中国大财团控制央行和货币发行的独立性，由人民政府直接掌控货币发行并严厉禁止金融投机，杜绝国内私人资本与外国财团勾结并谋取外汇、物资投机暴利，确保严重匮乏的外汇、物资充分用于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从而创造了远远超过欧洲、日本战后复兴的经济奇迹。

 

　　新中国恢复时期迅速克服了旧中国的顽固恶性通货膨胀，短短三年里工农业生产、财政收入和人民收入都增长了数倍，远远超过了二战前最高水平和国民党的所谓黄金十年增长，陈云同志曾经称“恢复时期三年取得的成就超过了国民党时期二十二年”。[1]

 

　　更为重要的是，当年新中国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并面临美国的全面封锁，30%—40%的财政收入都用于了抗美援朝的军费开支。相比之下，二战后西德、日本都不面临战争和美国的封锁，但是，1950年代初期其经济仍然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2]

 

　　美国经济顾问知道国民党时期的经济状况有多么糟糕，他们没有料到新中国能够在经济领域和朝鲜战场上创造出奇迹，成功治理了猖獗的金融投机和恶性通货膨胀之后，工业、财政收入均高速增长并支撑了朝鲜战场上的胜利。

 

　　美国迫于新中国在经济、军事战线上形成的强大压力，才被迫彻底改变了战后初期奉行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建议盟友转向实行严格的资本账户管制并打击金融投机，坦言担心华尔街大财团在海外像野兽一样掠夺激起民变，改变了战后一直拆除日本、西德工业设施以将其变为农业国的方针。

 

　　抗美援朝结束的1953年，美国还主动减免了西德的巨额战争债务，这样马歇尔计划后期的援助资金才不再继续被金融投机浪费，日本、西德的经济才逐步恢复并超越了二战前的最高水平。倘若没有新中国在经济战线和朝鲜战场上形成的巨大压力，日本、西德可能还是农业国而根本不会有战后经济奇迹。

 

　　二战后全球流行的社会改良政策推动了各国经济复兴，也改变实力对比威胁到了美国的全球经济军事霸权。1974年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积极进行联合斗争，通过了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宣言呼吁帮助南方国家实现工业化。

 

　　1975年美国紧急启动了应对南方国家崛起威胁的研究项目，随后通过了影响全球数十年至今的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战略，抛弃了促进战后复兴的社会改良和金融监管的成功经验，故意转向与之截然相反的新自由主义和金融自由化政策。

 

　　美国的新战略虽然没有进入大众传媒但却有公开权威文献记载，1983年我留学日本研修国际政治时曾接触过相关文献，我的新著《金融软战争—当心股票、存款横遭劫掠》对此有详细论述。[3]

 

　　值得关注的是，今天美国避而不谈二战后经济复兴和金融管制的成功经验，却故意恢复了曾经导致战后初期经济混乱的自由主义政策放纵金融投机，导致美欧、亚洲、拉美等国家再次出现了金融投机猖獗的现象，一旦全球资产泡沫破灭爆发金融危机华尔街就会趁火打劫，国际资本裹胁投机暴利外逃之后其它国家就会陷入外汇危机、金融危机，美国就会趁机操纵国际货币基金逼迫希腊、委内瑞拉等陷入危机的国家，进一步推行金融自由化加剧危机并让国际资本控制其经济金融命脉。

 

　　中国应警惕今后美国可能重点金融攻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趁火打劫在菲律宾、巴基斯坦、缅甸等国制造动乱和颜色革命，可能导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蒙受重大损失，利用外部冲击延缓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和经济崛起的威胁。

 

　　委内瑞拉被美国视为威胁其在拉丁美洲霸权的眼中钉，奥巴马称委内瑞拉是国家安全威胁而特朗普扬言进行军事干预，美国倾注了巨大财力对委内瑞拉进行金融攻击。

 

　　美国打压油价并采取各种金融制裁切断委内瑞拉的外汇来源，谷歌等外汇网站上委内瑞拉货币贬值幅度远远高于黑市，引诱委内瑞拉商人不去用外汇购买生产物资和生活必需品，而是纷纷前往美国的外汇网站套取远远高于黑市的投机暴利，导致委内瑞拉陷入了类似当年欧洲的遍地饥饿和社会动荡困境。

 

　　玻利维亚也实行类似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外汇充裕、社会稳定状况却远远好于委内瑞拉，原因是美国正集中财力攻击委内瑞拉而暂时无暇顾及其他国家。

 

　　许多人认为委内瑞拉已经陷入了难以挽救的经济动荡之中，错误的高社会福利政策导致了财政困难、物资匮乏和民众饥饿。其实，委内瑞拉实行了现有经济政策十多年并未带来困难。

 

　　当前委内瑞拉的困境同二战后旧中国、欧洲面临的经济困境非常相似，当时战后多年欧洲仍然处于经济停滞、饥饿遍地的困境之中，说明当年欧洲发达国家也难以抵御金融投机猖獗的摧残，旧中国曾经因疯狂投机遍及各个行业而民不聊生、爆发内战。

 

　　今天中国应该尝试借鉴新中国建国初期迅速克服危机的成功经验，就能够抓住今天委内瑞拉问题的关键并有效化解其经济困境，这样积累丰富经验后还有利于挫败美国采取类似手段攻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中国应该向委内瑞拉推荐新中国恢复时期治理金融投机的成功经验，关键是政府必须牢牢掌握货币发行权和外汇管理权，确保货币发行资金、外汇资金流向实体经济而不被金融投机攫取、浪费。

 

　　西方宣扬政府控制货币发行权就会导致财政失控和通货膨胀，倡导中央银行必须享有独立性并在货币发行上不受政府控制。委内瑞拉政府名义上享有任命中央银行行长的权力，但实际上无论人选和货币政策都受到内外大金融财团影响，就像美国总统名义上任命美联储主席而实际上货币政策是华尔街操控。

 

　　美国鼓吹误导性的金融理论并宣扬货币失控的原因是央行缺乏独立性，政府控制了货币发行但缺乏财政纪律约束支出膨胀，并且经常引用德国魏玛政府时期和当代津巴布韦的恶性通货膨胀作为例证。

 

　　实际上，一般政府出于调动国民经济资源的需要有可能多发货币，但调动资源规模往往仅是经济的一部分而不会超过国民经济规模，没有动力发行超过国民经济规模数千倍的货币引发恶性通货膨胀。

 

　　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马克仅仅对美元贬值了50%，仅仅出现了较高的通货膨胀而没有恶性通货膨胀，为何战争结束后德国马克反而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这时政府滥发货币补充战争经费的动力已经消失了。

 

　　深入考察就会发现当年德国魏玛政府将货币发行权授予了私人帝国银行，金融大寡头为了从马克贬值中获取做空暴利与国外投机者相互勾结，这种无止境的贪婪导致货币发行量超过了国民经济规模数千倍，德国魏玛政府收回货币发行权后才成功控制了恶性通货膨胀，德国著名银行家萨特在回忆录中披露了当年的历史真相。[4]

 

　　旧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也同四大家族控制货币发行有关，私人财阀获取投机暴利的贪婪同政府扩大支出欲望相比是无止境的，恶性通货膨胀恰恰是同私人财阀控制央行的独立性有密切关系。

 

　　据美国一些进步独立网站揭露在津巴布韦大选期间，美国为了阻止穆加贝领导的左翼政府获得大选胜利，暗中利用津巴布韦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施加影响，误导其滥发货币制造恶性通货膨胀以引发经济动荡、社会不满。左翼政府在大选期间的民意调查中占据优势，政府没有必要滥发货币引发强烈的社会不满，西方媒体指责政府滥发货币收买人心站不住脚。

 

　　尽管后来爆发了恶性通货膨胀也没有阻止左翼政党赢得大选，但是，美国却利用津巴布韦恶性通货膨胀进行误导宣传，鼓吹央行独立性误导并趁机影响、操纵各国的货币发行权，炒作全球资产泡沫并帮助华尔街谋取投机暴利。

 

　　美国攻击委内瑞拉政府为提高社会福利扩大财政开支，滥发货币弥补财政开支导致了当前的恶性通货膨胀，但是，委内瑞拉的社会福利支出不可能超过国民经济规模，今天委内瑞拉的恶性通货膨胀不是政府社会福利开支造成的，而是内外金融投机贪欲促使货币发行规模远远超过国民经济造成的。

 

　　相比之下，新中国恢复时期迅速治理了旧中国的极其顽固的恶性通货膨胀，恰恰是剥夺了私人财团控制货币发行的央行独立性，政府利用货币发行改善民生推动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复兴。

 

　　新中国恢复时期财政税收制度刚刚创建并且尚不完善，政府果断利用了货币发行弥补财政开支、福利经费的不足，实行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原则充分满足合理的社会需求，不仅用于弥补关系到抗美援朝的战争经费不足，还为国民党的旧军政人员、妓女、失业者提供工作、生活保障。

 

　　新中国政府利用货币发行弥补财政开支的范围远超委内瑞拉，但是，新中国利用货币发行弥补战争、福利经费的规模再大，也仅仅为国民经济的一小部分并且没有带来恶性通货膨胀，相反还有效启动了由于战争破坏、投机猖獗而被闲置的各种资源，依据按需分配原则妥善安置了各种困难群体的生活、就业并维护了社会稳定，不仅没有像四大家族控制央行滥发货币来牟取投机暴利那样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还通过扩大有效社会供给和需求刺激经济发展带来了物价稳定、市场繁荣。

 

　　挫败美国制造全球金融动荡  早日实现十九大的宏伟目标

 

　　中国应该深入研究建国初期为何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在面临美国全面封锁和抗美援朝战争的不利条件下，很短时间就治理了旧中国遗留的市场经济烂摊子，消除了恶性通货膨胀、失业并实现了市场繁荣、物价稳定，朝鲜战争时期市场也敞开供应而没有像一五计划那样凭票供应，创造出了远远超过西德、日本战后经济复兴的辉煌奇迹。

 

　　新中国大胆将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原则同市场经济相结合，充分利用本来属于全体民众的货币发行红利发展经济，弥补朝鲜战争经费、建设投资、税收和社会福利基金的不足，通过保障妓女、吸毒、无业人员的生活根除了黄赌毒，非但没有造成财政困难反而促进了财政收入翻番增长。

 

　　新中国恢复时期的辉煌经济成就具有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卓越非凡的成功实践早已证明了共产主义是现实可行的，能够同市场经济相结合并且有效克服市场经济的弊端。

 

　　当年我们很可能没有完整、辩证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原理，因而未能意识到建国初期取得辉煌经济成就所具有的深远意义，无论对于今天改革开放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帮助世界各国克服全球动荡并抵御美国金融攻击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实际上，当年新中国实践的是一种新型的共产主义市场经济，保留了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等旧的生产关系中的合理因素，同时利用新的生产关系改造、革除旧的生产关系的弊端。

 

　　新中国成功地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原则与市场经济结合了起来，成功地实现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两手并用、相互促进，成功地迅速治理了饥饿遍地、物价飞涨的市场经济烂摊子，创造出了远远超越日本、西德战后经济复兴的奇迹，也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成就。

 

　　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市场、货币会趋于消亡，无政府的盲目市场调节将会被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取代，但是，倘若国家消亡了是否会出现无政府、无计划的局面？

 

　　显然，马克思所说的国家消亡不是倡导无政府主义，而是指国家的阶级压迫的消极作用会逐步趋于消亡，同理市场、货币、商品趋于消亡也应该是指其消极作用，而不是指国家、市场、货币等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

 

　　马克思曾说当旧的生产关系尚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时就不会退出历史舞台，这就意味着应该保留旧的生产关系中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因素，同时应该毫不犹豫革除旧的生产关系中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消极因素，还意味着是否、何时引入新的生产关系也应依据生产力标准。

 

　　这还意味着应该通过实践探索新的生产关系是否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并且应该依据生产力标准、实践检验标准在适当的范围内，实事求是地决定如何保留旧的生产关系并引入新生产关系。

 

　　当年马克思所提出公有制、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等共产主义原则，更多是来自考察资本主义的现实弊病而非仅仅出于建设美好社会的理想，因为当年频繁爆发的严重经济危机已给民众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已充分暴露出了私有制与生产力发展和公众利益的矛盾，这就是说当年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等原则，很可能对于改革资本主义的现实弊端也有着积极的作用。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出现大量人力、物力过剩的浪费，由于工人没有劳动的机会并无法获得劳动收入，按需分配比较按劳分配能够更好保护工人面临的生存危机，更好帮助过剩产能、过剩产品实现价值并克服经济危机。

 

　　瑞典等北欧国家大胆探索引入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结果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美国、西欧，从欧洲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变成了全世界最富裕的地区，人均收入、分配公平指数、创新发明指数均远远高于美国、西欧。

 

　　更为重要的是，北欧的官员、富人感到自己、子女和亲属的未来都有良好保障，逐步丧失了铤而走险、不择手段敛财的贪腐动力，北欧的廉政指数、环境保护指数、生活幸福指数也跃居全球之首。[5]

 

　　新中国恢复时期引入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的成功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原则完全可以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引入新的生产关系可以同保留、改造旧的生产关系结合起来，保留市场经济的合理因素更为符合马克思的生产力标准，同时利用新的生产关系改造旧的生产关系中的不合理因素，更加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从社会利益出发的立场和实事求是的辩证思想。

 

　　倘若人们非要将共产主义理想与国家、市场、货币消失联系起来，就难免会感到共产主义不现实、难以实现并遥遥无期，但是，倘若人们辩证地而不是教条地完整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会发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原则与市场经济并不对立。

 

　　倘若市场经济始终存在着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就可以永久保留，而引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原则有利于消除市场经济的弊端，有利于更加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巨大潜力造福人类，正因如此，新中国恢复时期成功引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原则，同保留市场经济的合理因素并革除其弊端完美地结合起来，创造出了远远超越日本、西德战后经济复兴的经济奇迹。

 

　　新中国恢复时期将共产主义原则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成功实践，已证明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能够更为有效消除市场经济的许多弊端，如市场经济在爆发周期性危机、战争、饥荒、自然灾害时，过大的供求缺口就会导致市场失灵并难以恢复供求均衡，投机资本就会趁火打劫操纵市场并加剧供求失衡以谋取投机暴利。

 

　　此时广大民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就会受到威胁，大量失业、缺乏劳动的机会就会导致社会主义按劳分配难以落实，引入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才能够迅速恢复经济、社会稳定。

 

　　倘若建国初期国民党的八百万旧军政人员得不到妥善安置，不让大量的无业游民、妓女、吸毒人员获得正当职业和生活保障，他们就可能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破坏性力量并且威胁到新政权生存。

 

　　当年马歇尔计划实行多年欧洲仍然迟迟仍没有复兴，抗美援朝战争后美国被迫借鉴了新中国恢复时期的成功经验，抛弃了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转向实行社会改良、金融监管，大量的援助资金、货币发行红利才没有继续被金融投机所浪费，欧洲才摆脱了社会动荡、饥饿遍地的困境并实现战后复兴，充分证明当年新中国的成功经验具有世界范围的深远意义。

 

　　新中国恢复时期的卓有成效治理市场经济烂摊子的成功经验，对于解决今天中国与世界的经济难题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今天中国再次借鉴建国初期的治理市场经济烂摊子的成功经验，有利于迅速克服美国在全球放纵金融投机造成的种种困难，防止美国鼓吹央行独立性并暗中操纵各国货币发行炒作特大全球资产泡沫，诱发特大全球金融危机给各国经济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确保货币发行资金、外汇资金都流入实体经济并不再被金融投机浪费，这样才能迅速治理特大金融危机冲击并且推动真正的经济复苏。

 

　　第二，还有利于各国迅速改善民生、打击恐怖势力并且恢复社会稳定，有利于货币发行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抵御反复爆发的美欧危机，在不提高税负和债务比重的情况下也能改善社会福利消化过剩产能。

 

　　第三，有利于防止机器人广泛应用可能带来的大规模失业危机，化解机器人的生产效率极高但却无法消费过剩产品的矛盾，在社会经济创新方面也像科技创新一样实现弯道超车，争取早日实现十九大提出的共同富裕、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第四，有利于利用本应属于全社会的货币发行红利造福广大民众，优越于北欧国家依靠高税收政策建立的社会福利制度，还能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迅速稳定经济并挫败美国破坏，迫使美国利用特大全球金融危机遏制中国崛起和一带一路战略的企图落空。

 

注 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第四十三章的，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2]董志凯著：《1949-1952中国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3]杨斌：《金融软战争：当心股票、存款横遭劫掠》，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年。

[4] Stephen Zarlenga, "Germany's 1923 Hyperinflation: A 'Private'Affair," Barnes Review(July-August 1999); David Kidd, "How MoneyIs Created in Australia," http://dkd.net/davekidd/politics/money.html(2001).

[5]杨斌：《中国股市改革、金融监管与反腐败》，《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7年4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国家经济安全课题首席专家、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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