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对公共卫生不像对临床医疗那样有敬畏心，都觉得公共卫生很简单、谁都懂、谁都能改。”
◆ “出台一项政策跟下棋一样，一定要多看两步，要考虑政策出台后会不会有副作用。但现在的问题是，操盘公共卫生改革的人不太了解公共卫生，对改革的结果也不承担责任”◆ “传染病暴露出来后，发现传染病的人应该被表扬，但如果现实是很可能遭批评，那这是不是无异于鼓励掩盖？”◆ “现实是哪怕你提出的公共卫生对策建议非常有效也不行，没有论文就无法晋升、评奖。”
曾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
2003年SARS期间，曾光最先提议关闭当时疫情严重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又是他首先建议设立小汤山医院。凭借在公共卫生对策研究上的深厚学养，当年4月28日，曾光受邀到中南海讲解SARS防治。1946年出生的曾光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再度出山。他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的身份，在1月20日即公开呼吁“现在能不到武汉去就不去，武汉人能不出来就不出来”，为疫情防控留下真知灼见。尽管建言献策屡被采纳，搞了一辈子公共卫生的曾光仍不免失落：“社会对公共卫生其实不是特别了解。”他甚至还会着急：“公共卫生以往多次改革，效果并不好。”5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完善常态化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并提出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我国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下称疾控体系）主要由国家级、省级、设区的市级和县级四级疾控机构组成，承担着公共卫生中一部分核心专业职能。疾控体系究竟应该怎么改？疾控体系改革又会不会牵动更全面深刻的公共卫生改革？《瞭望》新闻周刊就此采访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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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疾控的贡献认识“不充分” 期望值却“非常高”
《瞭望》：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能听到很多临床医生的声音，但作为“主角”的疾控人，似乎发声并不太多。曾光：我觉得表现相当出色，立下很多功劳。可惜媒体报道不够充分，社会对疾控的贡献认识不足。比如，到现场调查的是谁？是疾控人。又是谁揭示了疾病的自然史？也是疾控人。是谁发现这种病在潜伏期就有传染性？还是疾控人。还有，是谁提出这种病的潜伏期是14天？仍然是疾控人。要知道，14天这个标准已经是一个世界性标准。此外，也是疾控人率先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相关情况，并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引起国际重视。这些都是疾控人做的工作。《瞭望》：你觉得媒体对疾控人的贡献报道不充分的原因是什么？曾光：这跟我们疾控系统的纪律有关，纪律不允许我们向媒体表达，有了委屈、受到冤枉，也不能透过媒体去向社会解释。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公共卫生不受重视。这也是这次疫情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应该说，长久以来，搞公共卫生的人地位不高，甚至可以说比较弱势，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与此同时，社会对疾控人的期待又很高，恨不得要求疾控人一到现场就能马上弄明白原理，赶紧把疫情控制住。实际上，社会对疾控人的贡献认识不充分也好，对疾控人的期望值非常高也罢，都反映出社会对公共卫生其实不是特别了解。也因为如此，我对疾控这支队伍在待遇不高、社会理解不够的情况下，只要国家需要、人民需要就挺身而出、忠于职守，感到非常骄傲。他们跟临床医生一样，也是在冒着生命危险上战场。《瞭望》：作为一位资深疾控人，你对自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份子非常骄傲对吗？曾光：当然。我从来都认为，公共卫生不光是我们疾控人的职业，更是我们的事业。职业和事业是有区别的。如果你只是把工作当成一个饭碗、一个职业，我相信你做不到全身心投入。只有把它当成一个事业，你才会把自己平时的待遇有多低放在脑后，才会全身心投入。但是我说的这些，因为大家对疾控这份事业、对疾控人的工作了解太少太少，所以很多人并不理解。我觉得他们应该得到更多尊重。当然，我国这次抗击疫情胜利主要还是胜在我们的体制优势上，胜在正确的防控对策上。如果从2003年SARS算起，我们在17年里已经应对了3次大的传染病流行，当然会形成一些经验。但我们对SARS的经验教训还需要更好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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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公共卫生改革作为医改的一部分，本身就是不了解公共卫生的表现”
《瞭望》：如何更好总结SARS等传染病防治的经验教训？曾光：比如SARS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走的，早期为什么会混乱，采取了哪些策略结束了这种混乱等，我们都应更好总结，把这些经验教训当作课程传播给各级领导干部。领导干部没学过相关知识，自然不会绷紧公共卫生这根弦。这就导致湖北在疫情初期重复了当年SARS时走过的弯路。而且SARS那年，湖北只有6位患者，很容易控制，当地干部从自己经历中难有足够的经验。更进一步，很多领导干部不了解公共卫生的内容，不了解公共卫生改革。如果把公共卫生改革作为医改的一部分，本身就是不了解公共卫生的表现。《瞭望》：去年6月，你在“中国医改十年：回顾与展望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对公共卫生提出了公有、公益、公平、公开和公信的“五公”思考，这是为什么？曾光：我在那次会上的发言是多年对公共卫生思考的总结，但很多人并未理解。那其实是一次提高公共卫生重视度的机会。后来有参会的领导干部告诉我，对没有及时重视公共卫生改革表示遗憾。《瞭望》：公共卫生跟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既有联系也有不同，改革策略应该不同吗？曾光：公共卫生改革和医改的改革策略是不一样的。什么叫公共卫生？公共卫生是关系到一国或一个地区人民大众健康的公共事业。可以说，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一个公共卫生的典型案例。公共卫生改革涉及更多的政府部门和社会群体，政府是公共卫生的第一责任人。虽然医改离不开公共卫生，公共卫生改革也少不了医学，但二者的改革内容差别很大。医改的改革策略不足以决定、支撑公共卫生改革。公共卫生改革宜单独策划。道理很简单，医改改得再好，也没办法从根源上防范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瞭望》：在你看来，哪些关于公共卫生的改革措施是值得商榷的？曾光：公共卫生，首先要姓公。但以往的改革把很多地方的卫生防疫站都推到市场，不再姓公了。一边要搞疾病防控，一边还要想着挣钱，这样的机构很难做好公共卫生。这样的改革，大大影响公共卫生的效果，一定程度上造成队伍人心涣散。公共卫生改革应该改回来了。《瞭望》：近年有关部门取消了一些疾控的收费项目，这是不是说明，国家不希望搞公共卫生的人考虑挣钱？曾光：这个方向是对的。但在实际中，把公共卫生相关收费项目取消后，并没进行相应补偿。这就跟医院进行药品零差率改革大不一样。医院药品零差率后，为了解决医院收入下降的问题，同时设立医师服务费，并对一些检查、护理费用等进行调整，有升有降，最终结果是医院收入没有降低，反而提高。公共卫生在取消相关收费项目后则造成实实在在的收入下降。从根子上说，就是没考虑到这样的调整会导致疾控队伍不稳定。一些地方的改革把疾控中心给改没了，或者让医院来管理疾控机构。这样的改革是搞不好公共卫生的。因为疾控机构本来对医院是有一定检查督导作用的，把疾控机构划归医院领导，检查督导作用就没了。出现这些问题，本质上还是对公共卫生不了解，遵循公共卫生的规律也就无从谈起。我觉得，出台一项政策跟下棋一样，一定要多看两步，要考虑政策出台后会不会有副作用。但现在的问题是，操盘公共卫生改革的人不太了解公共卫生，对改革的结果也不承担责任。社会对公共卫生不像对临床医疗那样有敬畏心，都觉得公共卫生很简单、谁都懂、谁都能改，改革中考虑公共卫生人的意见也少。《瞭望》：你的意思是，由于政策制定者的知识结构、认知水平等原因，在制定政策时，可能就已经埋下了公共卫生诸多问题的伏笔？曾光：对。就拿传染病防治法来说，它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传染病病人或疑似传染病病人时，都应当报告。但这部法在执行时管不了政府部门。2004年就修改传染病防治法征求意见时，我就提出，这部法要有办法让政府部门守法。新冠肺炎疫情也告诉我们，如果传染病防治法不能让地方政府守法，如果有法不依、违法无罚的局面不打破，很多问题可能重演。曾光：疾控中心让我去当时的卫生部讲我的意见，后来我还到国务院、全国人大的相关会议上讲，该去的地方都去了，但是我的意见没有被接受吸纳。我还要强调法律对政府部门的约束力。如果政府部门不遵守法律不会受到惩罚，甚至可能带来好处，公共卫生很难做好。举个例子，现在很多城市都在争创国家卫生城市，指标之一是无甲、乙类传染病暴发疫情，无脊髓灰质炎病例发生，无院内感染引发的传染病暴发疫情和死亡事故。在这样的指标体系下，如果争创国家卫生城市的重要关头出现相关传染病，会不会即便疾控机构想报告，但上级政府不让，最终还是不报告？如果疾控机构一意孤行报告了，疾控机构的领导会不会反而被认为“没有大局意识”、受到上级政府批评？正常情况下，传染病暴露出来后，发现传染病的人应该被表扬，但如果现实是很可能遭批评，那这是不是无异于鼓励掩盖？我曾在某个以皮毛、皮革加工为支柱产业的城市发现，由于工厂收购的皮毛、皮革本身带有布鲁氏菌，工人也就感染了布鲁氏菌病，当地政府怕我们揭露这个情况导致皮包等加工品卖不出去，就想方设法不让我们报告，但这显然会危害更大人群的安全和健康。加强公共卫生，其实就是要从这些方面加强。曾光：公共卫生的核心贡献是要给政府提出科学合理的对策建议。SARS期间，我们首先提议关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首先建议设立小汤山医院……这些被政府采纳的对策建议，应该比论文有分量。但现实是，这些贡献不像影响因子可以量化，也没有办法用论文来表达，更无法转化为科技成果。《瞭望》：那该如何考核疾控机构的职能发挥得好不好？曾光：还是要看它做了哪些事，比如疾病的自然史调查清楚没有，疾病的规律弄明白没有，提出了哪些对策被政府采纳。《瞭望》：所以你认为，疾控机构的核心职能还是疾病控制？《瞭望》：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疾控人为了晋升等原因，不得不腾出精力去写论文，这会不会影响疾控人专注于疾病控制这套看家本领？曾光：对疾控人来说，论文不应该是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公共卫生中的现实问题。但现在就是用论文这些东西衡量我们的贡献。比如现在宣传群体免疫的论文多如牛毛，很多还发表在重要杂志上，影响因子很高，引用量也很好，但这些论文有多少科学含量呢？现实是哪怕你提出的公共卫生对策建议非常有效也不行，没有论文就无法晋升、评奖。《瞭望》：这是不是说考核疾控人员的工作绩效，需要有更科学的指标？包括公共卫生教育都需要改革。目前国内公共卫生学院讲授的课程其实并不是公共卫生，而是预防医学，两者大不一样。预防医学偏向自然科学，公共卫生不仅是自然科学，还包括社会科学。可以说，公共卫生院校的教育，是挂着公共卫生学院的牌子，卖预防医学的内容。这导致国家花了很多钱建立的公共卫生学院，其毕业生缺乏公共卫生实践经验，并不能很好培养出公共卫生人才。另外，当下的疾控系统人员大量流失，又没有一流毕业生补充进来，队伍很不稳定。现在国内一流公共卫生学院的毕业生超过95%都不选择到疾控中心工作，因为收入待遇太低。如果招不到好的人才，提升疾控能力又从何谈起呢？公共卫生对人的素质要求特别高，不但需要医学知识，还需要社会学知识、法学知识、伦理学知识，还要有沟通能力、侦探能力，更要有担当、有勇气。如果薪酬待遇不好，是没办法留住高素质人才的。《瞭望》：你谈到的公共卫生的诸多问题，都是由来已久的老问题。曾光：我们现在都承认公共卫生安全非常重要，但在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管理手段却不能与之匹配——我们对公共卫生实行的还是横向管理，横向管理就意味着地方政府说了算。曾光：我建议至少也要是垂直管理和横向管理相结合，在监督体系上应该是垂直管理。公共卫生还不光是管理手段上的困扰。我国公共卫生的一个尖锐矛盾，在于问题最大的贫困地区公共卫生经费最少。因为公共卫生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财力不发达，公共卫生的日子就不好过。这势必造成人才流失的“孔雀东南飞”现象，长此以往，贫困地区的公共卫生事业肯定受到冲击。《瞭望》：我国公共卫生的这些情况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明显吗？曾光：差距非常明显。现在我国的公共卫生改革还有一件大事，就是要走向世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有员工26000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才2100人。我们的经费可能不足美国的1%。再以流感疫苗接种为例，我国流感疫苗的接种率大致为2%，有些国家能达到80%。我认为，这些数据跟我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很不相称。《瞭望》：在你看来，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公共卫生的差距呈现什么趋势？曾光：我1985年到美国CDC做访问学者，从而有了一个近距离观察美国公共卫生的窗口。那时，美国CDC已经实现计算机联网报告疫情，我国还在靠打算盘的方式统计疫情数字，通过邮寄的方法报卡、报表，常常是疫情过去快一个月，统计数据才回来。现在的情况是，有些地方差距正在缩小，但全面来看，还是落后、还要赶追。公共卫生系统有一句老话，“财神跟着瘟神走”。SARS来了，可能领导重视一阵，SARS走了，一些地方领导慢慢也就不重视了。说到底，就是对公共卫生重视不够、远远不够。经由新冠肺炎疫情，公共卫生的改革已经提上议事日程，未来社会对公共卫生、对疾控系统也会有更为清晰的认识。毕竟，再不重视公共卫生，那可真就晚了。
（作者：张冉燃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瞭望”，原载《瞭望》2020年第19期，标题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公共卫生首先要姓公》）【本公众号所编发文章欢迎转载，为尊重和维护原创权利，请转载时务必注明原创作者、来源网站和公众号。阅读更多文章，请点击微信号最后左下角“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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