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斌付小红：深刻把握初心使命的三重逻辑

点击：作者：肖斌付小红来源：昆仑策网【授权】发布时间:2020-07-02 09:04:07

【摘要】初心使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立身之本、命脉所系，也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新时代下，深刻认识和理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要制度，必须科学把握中国共产党人视域下初心使命蕴含的内在逻辑：在远大理想与共同理想的有机统一中诠释初心使命，在成功经验与挫折教训的正反对比中牢记初心使命，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转化中践行初心使命。

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初心使命是立身之本、命脉所系。它不仅承载着铸就昔日荣耀的历史基因，同时也是创造今日辉煌的精神利器，更成为走向美好未来的动力源泉。从“南湖红船”到“复兴号”巨轮，从建党伊始的50多名党员到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时的9000多万总量，我们的事业在不断发展，我们的队伍在不断壮大，但我们这个泱泱大党的初心使命却始终永葆、从未更改。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轰然倒下、功亏一篑。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深刻指出：“初心不会自然保质保鲜，稍不注意就可能蒙尘褪色，久不滋养就会干涸枯萎，很容易走着走着就忘记了为什么要出发、要到哪里去，很容易走散了、走丢了。”[1]事实上，无论是源于理论的自信自觉，抑或来自现实的风险考验，均使得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这道时代命题变得更加聚焦和凝练——初心使命的真谛到底是什么？究竟是什么让初心使命淡化丧失？又该如何真正践行初心使命？新时代下，这一系列问题不容回避，必须在深刻把握初心使命的内在逻辑中予以科学应答。

一、要在远大理想与共同理想的有机统一中诠释初心使命

初心使命是一个政党眼界与格局的集中刻画，也是历史和人民对这个政党的终极拷问。无论哪一个政党，惟有旗帜鲜明、言行一致地率先回答“为了谁、依靠谁”，方能在理论和实践中更加清晰勾勒和呈现出“我是谁”的本来面貌。毋庸置疑，世界上从来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初心使命，每个政党都拥有属于各自特定的政治初衷与时代责任；肩负不同的初心使命，就意味着迥异的价值追求与道路选择，并直接决定着一个政党在波谲云诡中的前途命运。鸦片战争以后，整个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来自社会各阶级的有志之士都曾开出自己的“救世良方”，尊崇过不少主义教条，尝试过不少改革方案，但最后均归于失败。折戟沉沙的背后，缺乏的并非“为有牺牲多壮志”的果敢豪迈，而恰恰是初心使命所蕴含的历史眼光与宏大格局。对于一个政党而言，历史能看多深，格局能有多大，未来就能走多远，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最终获得历史和人民青睐的必然所在。

正如习近平所说，“共产党人的初心，不仅来自于对人民的朴素感情、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更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之上”。[1]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对于初心使命的阐发从不泛泛而谈，而总是将其置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有机统一中来充分诠释。一方面，实现共产主义始终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底色，也是一切其他政党从未担负的独特使命。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自己的远大理想，这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和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体现着我们党所谋求的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永远与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紧密相关，并一直牢牢占据着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的道义制高点。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初心使命的承诺兑现亦须臾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守与践行。共产主义不是“飞来峰”，也绝非“土豆烧牛肉”那般简单，它的最终达成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点滴积累，需要我们党在谋求人民幸福与民族复兴的接续奋斗中不断实现。纵观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整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均源于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庄严宣示，都是对这个初心使命的生动演绎与具体建构。在某种意义上，如果离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正确引领，党的初心使命就会偏离方向；而一旦失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强力支撑，党的初心使命也注定沦为空想。因此，既要仰望共产主义的“星空”，又要脚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地”；身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心念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坚定远大理想和践行共同理想的既定框架中谋求人民幸福与民族复兴的实现，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开启初心使命的正确方式。

当然，不可否认，实际工作中的确还存在一些对初心使命的误读和曲解，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有人把初心使命与党的远大理想、共同理想割裂开来，试图给“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个表述打上“普世价值”的思想底色，并以此通约不同性质政党的初心使命。在他们看来，既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可以将“让美国继续伟大”作为2020年连任竞选口号，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也宣称要在“重塑欧洲”的一系列建议和主张中“让法国再次伟大”，那我们党所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岂不是与之高度契合、殊途同归？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事实上，这种错误看法的根源，就在于没有厘清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他一切政党的本质区别，模糊和混淆了迥然有异的初心使命。对此，习近平曾深刻指出过：“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因利益而结成的政党，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组织起来的政党”，这实际上就一针见血地点明了中国共产党与一些西方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云泥之别。作为资本人格化的集中体现，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因利而聚、为利而争、利尽而散；没有永远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描述的那样，“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像数学一样精确的证明：为什么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虚伪的兄弟，但面对着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2](P220)这原本是马克思论及平均利润率时的一个生动比喻，但也不失为是对因利益而结成的这种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品格的真实写照。因此，无论是选民利益至上的庄重承诺，还是民族再次伟大的信誓旦旦，只要其还停留在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固有视阈之中，还依然囿于“因利益而结成”的旧式政党模式，那么这个政党的初心使命便不可避免地将带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势必会导致虚幻的共同利益与真实的特殊利益之间的矛盾不断涌现和激化。而相比之下，无论何时何地，中国共产党都始终葆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不为稻粱谋，而为天下计，正是凭借这一独特的政治品格，中国共产党人才得以拥有更高的站位、更宽的眼界和更开阔的心胸，让“为人民谋幸福”深深植根于真实的人民主体地位之中，让“为民族谋复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相连、并行不悖，真正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构建中将伟大自我革命与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到底。

二、要在成功经验与挫折教训的正反对比中牢记初心使命

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从不是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也绝非一经确立便一劳永逸；它往往要在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中历久弥新，于铭记与忘却的反复较量中历久弥坚。正如俄罗斯文学巨匠车尼尔雪夫斯基所说：“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一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是一部各国共产党投身革命、建设和改革这项完整事业的探索史，也是一部共产党人践行初心使命的奋斗史。其中有成功经验，亦不乏挫折教训；但正因如此，历史的比较才总是意味深长。习近平强调：“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党总是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勇于推动自我革命，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正视问题、克服缺点，勇于刮骨疗毒、去腐生肌。正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这样做，才能够在危难之际绝处逢生、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永远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

初心易得，始终难守。[1]作为曾经有着世界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苏共正是以这种独特的方式为我们生动诠释着“学习榜样”与“反面教员”的双重角色。在列宁和斯大林掌舵的那个伟大年代，苏共也一度是革命战争与和平建设的先锋力量，他们视自身为人民群众中的“沧海一粟”，把革命前受压迫的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摆在首位，通过不懈奋斗将一个“只有木犁”的落后资本主义国家建设成为“拥有核武器”的社会主义超z级z大z国，并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毛泽东在《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书中就曾坦言：“中国共产党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3](P1357)然而，也正是这样一个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老党、大党，没有被隆隆炮火打垮，也没有让敌z人封锁扼杀，但最终却在一片扼腕声中自行缴械、轰然瓦解。透过苏共“冰火两重天”的历史境遇，我们更应该思考到底是什么因素在主导和影响着一个政党初心使命的得与失。

首先，能否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是考验我们党初心使命的首要因素。很长时期以来，有人一直主张中国共产党要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这种观点是极端错误的，其要害就在于仅是把革命作为执政的“前阶段”，将执政视为革命的“目的地”，从而虚无了党如何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革命党”先进性的重大命题。不言而喻，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我们党如果不保持“革命党”本色，就无法掌握科学的批判武器和有力的武器批判，就不可能真正在改造旧世界中创造新世界。同时，残酷的生存环境也无时不历练党员的品格和纯洁队伍的品质，初心使命于坚守与丧失之间往往泾渭分明。而政权一旦成功夺取，伴随一些党员精神懈怠、骄奢淫逸的滋长，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逐渐降低，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不断弱化，执政后的“革命党”就会时刻面临自身蜕化的风险。在苏共垮台前，苏联《西伯利亚报》在苏联人民中曾作过苏共究竟代表谁的调查，数据表明：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却高达85%。[4](P67)这充分说明长期执政的苏共已不再是“列宁的党”“人民的力量”，一个只为执政却不想自我革命的政党注定无法跳出兴衰更替的“历史周期律”。新时代下，中国共产党弘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就是要让广大党员经受各种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和实践锻炼，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始终擦亮“革命党”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底色。

其次，能否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抵御“围猎”风险，是考验我们党初心使命的基础因素。经济生活是人类其他一切生活的根源和基础，成为制约和影响人类其他一切生活的“普照之光”。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从单一走向多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华大地的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自身所固有的经济生活法则也随之确立和推广。我们应该看到，相较于从前那种单纯以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办法，现在由市场配置资源，优化生产要素组合，确实是最有效率的形式，也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但同时，无可否认，这种特定经济生活法则也必然将与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发生不同程度的交融和碰撞。如果放任“商品交换那一套”染指党内政治生活，那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现象便会层出不穷，党内政治生活将趋于庸俗化、利益化。马克思早在1853年就曾指出，“政治权力只是经济权力的产物，使寡头政治让出经济权力的那个阶级必然也会争得政治权力”；[5](P80)一旦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形成利益集团，其必然攫取政治权力、改变党的性质，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也必然在冰冷的利益关系下荡然无存。在苏共执政后期出现的“共青团经济”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一些从“共青团经济”起家的共青团干部逐步发展成为商界寡头，操纵和控制着国民经济的重要命脉，最终铸成个体在自己政党葬礼上发财致富的历史闹剧。因此，如何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继续恪守党的初心使命，如何在算好“经济账”中更加管好“政治账”，这是时代留给中国共产党的一道全新课题。

再次，能否在改革开放征程上秉持“守正出新”，是考验我们党初心使命的关键因素。一个执政党的先进性，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长期执政必然绕不开对内的改革与对外的开放。由于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制度，在建设上无先例可援，同时很多国家是在生产力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往往受到历史的局限；再加之改革和开放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我们依然处于西方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包围之中，西方敌对势力各种西化、分化图谋时常沉渣泛起，这也就决定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无成本、无代价、无风险的。对此，苏共就是极其惨痛的前车之鉴。戈尔巴乔夫所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不但没有使整个社会机体得到改善和更新，反而指导思想的多元化、经济上的私有化、政治上的多党制以及军队建设上的非党化直接带来国家权力在政治竞技场上的重新分配，让苏共走上从“改革”到“改向”的不归路。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好吃的肉”已让位于“难啃的骨头”，当“做大蛋糕”已变换为“分好奶酪”，当“单一制度破窗”已过渡到“制度系统集成”，新时代下的改革开放应对的将是“难度系数”更高的试炼与挑战。作为驾驭改革开放的最高政治力量，如何消除不改革的惰性，如何避免在改革中误入封闭僵化的老路与改旗易帜的邪路，如何在改革开放中始终坚持我们的立场、原则和方向，这也将成为检验我们党新时代下坚守初心使命的重要试金石。

三、要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转化中践行初心使命

初心使命从来不应是虚妄的幻想、华丽的说辞、空洞的口号，而只有当它是精神信仰、是改造武器、是行动指南，才能引领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未来。回眸苏联解体前夕，那里也曾经是遍地皆红旗、无处不马列，但亡党亡国最终仍不过是一夜之间。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背后，问题并不在于苏共对初心使命谈论的多少，而恰恰在于其是否真正被践行，尤其是当初心使命被淡化遗忘之时，苏共究竟又是以一种怎样的姿态去对待？历史是最好的见证者，当年面对赫鲁晓夫用修正主义篡改伤害苏共的初心使命，作为继任者的勃列日涅夫却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来加以纠正和医治。此后，初心使命便成为挂在墙上的神圣肖像、写进报告的雄伟词句，并没有有效融入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一度陷入“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的窘境之中。一位俄罗斯学者曾这样生动描述道：“赫鲁晓夫破坏了国家精神的支柱，勃列日涅夫没有对其进行修复，仅仅是用红色颜料封上裂痕，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裂痕上挖出窟窿，使大厦最终坍塌。”[6]

历史辩证法总是含泪带血的，但正因如此，它往往也为来者照亮前行的道路。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开展主题教育同完成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结合起来，同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同党中央部署正在做的事结合起来”；[7]“要切实防止‘两张皮’，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7]事实上，这就抓住了主题教育的“三寸之辖”，明确了主题教育与中心工作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架通初心使命所蕴含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桥梁。从初心使命的普遍性来讲，“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初心使命的共识与追求，贯穿于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行各业，术业虽有专攻，但无一不体现着初心使命的注入与滋养。无论身在何处岗位，守初心、担使命都是要永葆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和对人民的赤子之心，都是要时刻不忘自己走过的路与当初为什么出发。但同时，如果从初心使命的特殊性再来审视，我们便会看到，一步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初心使命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是要通过中心工作的特殊性生动诠释对践行初心使命的普遍性。这也就意味着，在不同领域和环境中，初心使命是与具体行业和业务工作的特殊性相结合的，守初心、担使命总是要着眼于具体业务工作的改进与提升，并将其最终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际效果的判断标尺。正如人民解放军践行初心使命总是要和锻造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现代化人民军队相结合，国有企业践行初心使命总是要与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相统一，高等院校践行初心使命总是要跟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相联系，初心使命从来都是与中心工作紧密结合，也注定要在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中得以充分彰显。

由此可见，在实际工作中能否顺利实现这种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辩证转化，无疑是真正践行初心使命的关键点、着力点和结合点；而能否把住关键点、找准着力点、抓好结合点，则直接取决于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和执政本领。应当看到，在一些地区和部门，个别领导干部对于初心使命主题教育的认识确实还存在不同程度的错位和偏差。将其作为供人观赏的精致盆栽者有之，将其视为应付检查的留痕材料者有之，将其变为标新立异的作秀表演者有之，甚至搞出“低级红”和“高级黑”者也不乏存在。毋庸讳言，这些现象之所以存在，当然离不开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滋生泛滥，但从根本上还是在于一些党员干部的党性不强与本领恐慌，无法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辩证转化中完成对初心使命的真正践行。正是基于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此次主题教育“不划阶段、不分环节”，力求奔着问题去、守得初心归。重“实”不重“形”的背后，并不是对标准的放宽与降低，而是要为各单位结合自身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提供更广的发挥空间，为主题教育与中心工作之间的融合效应预留更多的反应时间；进而真正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四项重点措施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真正把修党性与强本领的有机统一寓于并实现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之中，真正把初心使命变为党员干部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自觉行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郑重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也正是立足于使党始终成为共产党、使党员始终成为共产党人，切实让广大党员干部在这个长效机制中不忘本来、夯实本领、永葆本色，而不使其沦为“忙一阵子”、“装下样子”、“玩花架子”的一次性活动。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1-09（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6]转引自程恩富，丁军.苏联剧变主要原因的系统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1，（6）.

[7]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求是，201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