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用哲学谣言否定经验的真相,人为制造反经验的人类冲突环境。
用霍布斯和洛克的自由主义,否定人类活生生经验的人与人是命运相系的共生体系;也即以人性恶、人人是单子个体互无联系、个人至上天经地义、“自然状态”、“丛林法则”等等一系列虚构概念叙事,制造一个人工的人与人冲突的“自然状态”或曰“丛林法则”环境;
以“古典经济学”标签的斯密私有财富论为核心,续编自由主义哲学谣言和一套“信仰式”“哲学三观”,为连1%人口都不到的个人攫取、拥有和保护私有财产编造合法性,以名曰“理性”的谋算、行事和舆论,打造一个私人资本阶级,建立私产者富人国家,致使资产阶级的极少数个人对社会其他阶层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成为残酷的事实,并日益导致人类自身经验的命运相系自然共生体系遭遇严峻的生存危机。
2、当人们开始认识这一野蛮人造“自然状态”和“丛林法则”环境的残酷现实的时候,也即当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挑战自由主义的新兴思潮风起云涌,资产阶级则改头换面掩盖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的真相,用“人性”、“自由”、“民主”、“人权”的政治谎言极力否认资产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事实,转移人类的视线;
3、在此同时,资产阶级仍以哲学和经济学谣言继续加强和野蛮扩大资本主义的人工“自然状态”和“丛林法则”环境,促使资产阶级霸权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全球一体化;
4、最终目的,让资产阶级始终占据统治地位,对人类占据阶级霸权主义地位,使野蛮的人工环境成为永久事实,作为永恒“真理”,直至如福山“历史的终结”所言,作为历史终结到来之前的最后状态。
5、今天最值得人们深思的是,资产阶级为维护它对世界劳动人民实行的阶级斗争和压迫,还在挥动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抽象自由、民主、人权谣言的旗帜,不遗余力地否定人民的“反阶级斗争”要求;谁起来揭露阶级斗争,谁就被扣上莫须有的“煽动阶级战争”罪名。
在资产阶级炮制成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如果揭示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遭到压制的。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遭到敌视和贬低,因为它深刻揭示了私有资本社会的资产阶级对无产者劳动群众的阶级压迫的斗争并指出无产者劳动群众只有打碎私有资本阶级压迫的锁链,才能获得解放。
出于仇视马克思主义理论,资产阶级又制造了一个谣言,指责马克思主义“煽动阶级战争”,耍的是转移视线的误导把戏。善良的人们不可上当,因为“阶级和阶级斗争”原是资产阶级制造的事实,却又恐怕人们看到这一真相,想方设法用哲学谣言掩盖这一真相。
马克思主义做的工作,是用无以辩驳的事实揭露资产阶级及其实行的阶级斗争真相。太关键的,在于这个真相是一切现代社会现象最根本的真相。
对马克思主义来说,记住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的真相,就透视了一切资产阶级谣言的迷雾。
最后的真相是:资产阶级的谣言和制造的阶级剥削社会,破坏人类以致人和自然界的同一条生命、同一个生生过程和共同命运的一多不分休养生息组织体系,把“一多不分”生息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这一平白简单得用不着任何粉饰的现实,千方百计以一个荒诞不羁编造的“一多二元”丛林法则世界的谣言加以涂鸦式的掩盖和否认。
把制造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帽子扣到马克思主义头上本身是一个阴谋。
马克思明确指出:
“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个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
资产阶级用哲学谣言炮制了自己这个阶级并持续发动向所有人的阶级斗争这一经验事实,接着又用哲学谣言否认它制造的这种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经验真相。人们不能忘记这个历史的真相。
资产阶级用“个体”人,用人性恶,用竞争、用God等等的想法、做法和说法制造出一个一小撮人的集团,将它固化、变成一个私有资本集团阶级,使它走上占有统治人类的地位。
资产阶级以此作为信仰,视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和理性正确而制造的一个阶级。是这样,人类才有了充满简单并空前激烈斗争的一个私有资产阶级社会,一个尖锐的资产阶级同所有人甚至同天地万物自然界作为征服对象的特殊社会。
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反对人们讨论这个真相,不许提及阶级和阶级斗争。谁要是提及,则把制造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莫须有帽子扣给你,说你挑动阶级战争。
制造了阶级,从所未有地在人类社会发动向一切其他人群的阶级战争,却百般忌讳人们谈论这一真相,为的是它可顺顺利利安安稳稳地搞阶级和阶级斗争,施展它阶级霸权主义淫威,维持对它攫取私有财富来源的整个人类和自然资源世界的统治。
谈清楚资产阶级怎样在文艺复兴之后能够编造出打造资产阶级社会的哲学谣言,不能不提及它古希腊的前身是怎么回事。
资产阶级“哲学谣言”是怎么衍生而来的?是一种什么历史文化渊源?我们从古希腊历史文化开始,可以理出下面这样一个脉络。
按照叫真的学理来说,以洛克和斯密的为突出的资产阶级哲学谣言,是文艺复兴后出现的“雇佣哲学”——说“雇佣”,是说所谓“哲学家”以自己附在当时历史的一股政治思潮和力量的派别身上,去作为炮制人工真相起到服务作用的“哲学”。
正如休谟所说,他们是拥抱着一个权力斗争派别的哲学家;睁开眼看看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事情真是他们说的那样,看到的都是恰恰相反。[2]
顺藤摸瓜,应该说启蒙运动后的哲学谣言可追溯到古希腊的哲学谣言。叫它“哲学谣言”,根据是苏格拉底对雅典当时流行的荷马和赫西奥德等所谓“史诗”的强烈反对和谴责。
在苏格拉底眼中,所谓“史诗”是歌颂神与神之间一己私欲争斗的凶狠专横、潜藏祸心和无所不用其极。是在这里显示了苏格拉底的伟大,作为哲学家和道德家,他挺身而出挑战荷马、赫西奥德诗中隐喻的哲学谣言。
柏拉图的《理想国》记载苏格拉底同阿德曼特斯的对话对“史诗”的批驳。
苏格拉底说,“理想国”第一件事就是要对小说故事实行审查,批准好的,禁止坏的。只允许母亲和保育员们给孩子讲述审查通过的故事。他说用好故事影响孩子们思想是比体贴抚摸还要好的爱护。他认为,而现在讲的很多流行故事都必须停止再讲,如荷马和赫西奥德等一些诗人的故事。
按照苏格拉底指出的,最严重的错误,是这些史诗讲的是谎言,很坏的谎言,神和英雄的这些故事是错误的叙述,甚至是谎言之最。
赫西奥德讲的乌拉诺斯(第一代神王)做的事,然后克罗诺斯(第二代神王)报复他,之后他儿子又来折磨他。哪怕这些是真的,也绝不应该向孩子和没脑子的人讲。理想国里不能讲这种故事,不能对青少年讲这种下作至极犯罪故事,青少年决不可效仿那些骇人听闻的行为。
讲述理想国的护佑者们的互相吵骂,如此见不得人的事!讲天堂里发生神与神的战争,神互相耍阴谋、勾心斗角,讲起来还添油加醋,这些不是真的!不能讲这样的故事。
我们要告诉孩子们,吵架不是神做的事情,告诉他们永远都不要听信这一套。应该警告这些诗人要为孩子们去编好的故事。故事使用讽喻意义是不行的。
一个青少年是不会判断的,不知道是讽喻还是明喻,而这个年纪吸收的思想会变为永久的记忆,最重要让孩子第一次听到的是道德思想强的故事。宙斯赐予了人善与恶,他违反誓约和协约的事,神之间的冲突,争吵是忒弥斯(第一代神王女儿、作为宙斯的姑妈和第二位妻子)与宙斯唆使的,等等;不能让人们讲这种故事,绝对不允许讲God是做坏事的。
我们须要求,一定要讲God做正义正确的事。如有任何人说“善的God”做邪恶的事,都要想方设法讲道理去消除影响,不允许讲这样的故事,也不能作为歌来唱、来听!无论唱的人和听的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是秩序良好城邦不能容许的。这种故事是自杀性的、毁灭性的,是不义的。
苏格拉底无情地谴责这种艺术家,还有政客;这些人在本行业成功,他们认为自己在什么其他更重要的事业方面也是很高明的。他们的野心很大、很暴力。他们人很不少,到处自诩很有知识,其实很无知。他们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其实是小人一个。
是在这里,苏格拉底讲出了最精辟的人世格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这闪烁苏格拉底哲学智慧光芒的话,在今天听起来令人觉得尤其具有激荡的启迪力量。
不过,苏格拉底挑战所谓《史诗》的谣言的做法,是在哲学谣言的脉络上编造了善意的谣言。然而善意的谣言却给他惹来被告上法庭的祸事。
他被指控的为“像瘟疫一样极其讨厌”、“毒害青少年的精神”,[3]“不信仰神”和“观点越是坏越成为他更强的争辩”;[4]他甚至被指控是个完全的无神论者,说“太阳是石头,月亮是泥土”。[5]
苏格拉底为自己辩护说,根本不是的,因为我信仰神,而且是在更高意义上信仰,而不是像起诉我的人那种信仰。[6]
苏格拉底信仰的多神是好神,而不是流行的那些为一己之私互相残害、争斗的邪恶谣言的神;他还信仰有一个开头大写字母的“真善美”的“God”。他说:
“真正的事实是:阿门,雅典人,唯有‘God’是高明的。”[7]
苏格拉底宣称:
“我将服从这个‘god’而不是你们。”[8]
他甚至申明:
“作为我的构想和想象,‘God’命令我完成这一项哲学使命,向我自己和其他人调查,我如果因为怕死或别的什么害怕而失职,那才奇怪呢,我才会是在法庭受到正确指控——我否认神的存在”;[9]
“而且这一点是我要逢人就讲的,孩子和老人,市民和异域人,尤其是市民们,因为他们是我的兄弟。因为这是‘God’的指令,我要让你们知道;而且我信仰到今天为止在城邦中,除了我对‘God’所做服务,尚未有任何更大的‘善’。”[10]
苏格拉底在死前还说:
“天鹅意识到它们必将死去,它们的全部生命都在唱歌,这时唱的更欢,为它们即将到它是臣仆的‘God’那里去而深感欣喜……我也是,相信我自己同样是‘God’的圣化奴仆。”[11]
柏拉图的哲学精神是伦理道德的,形成了一个以真善美持续挑战、战胜假恶丑哲学谣言的故事。
可不过这个故事尽管很美丽,尽管戳穿了“史诗”的哲学谣言,它本身却仍然是一个未能在以人类活生生经验基础上建构的哲学真相。
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苏格拉底万万没有想到,虽然“高贵者最愚蠢”的“史诗”哲学谣言撞得粉碎、被他美丽的善的哲学谣言取代,却竟然在文艺复兴之后,又被同“史诗”哲学谣言雷同的资产阶级哲学谣言复辟回来。
霍布斯、洛克和亚当斯密一系列“自然状态”、“丛林法则”、“人与人战争”、“个人至上”、“无限制积累私人财富”、“看不见的手”、“利己”是经济发展动力、“市场看不见的手”等等的哲学与经济学谣言,却用来制造出了一个人工事实,一个名义上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受民主而实质资产阶级占据霸权地位,制造阶级,制造人类分裂,挑动人群与人群间的对立、斗争,以致对整个人类和自然实行无休止剥夺战的真相。
因为它首当其冲压迫的阶级斗争和压迫对象是穷人,这一真相带来无产者和劳动大众对阶级和阶级斗争有着最痛切的感受和清醒的觉悟。
古希腊的“史诗”谣言摇身一变成为启蒙运动的谣言,是一个简而明的脉络。贯穿这个脉络的,根本上是属于同一套哲学的三观,也即一个虚构假设的宇宙或者世界,无论是一神还是多神统治,一神和多神都是单子个体,或者它们都是坏神,或者都是好神,它们之中有还是没有一个都服从的真善美的唯一神也好,总之,它们与同样独立单子个体人的关系,无不是二元对立、竞争、冲突,是最终有一个我征服你的结果:你作为奴仆、接受我对你霸权主义压迫的单线单行关系。
古希腊是从“史诗”的向恶哲学谣言走向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向善道德哲学。
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后的哲学,本应由向善的哲学谣言转向向善的真哲学,可却最后走向了反面,朝着向恶的哲学谣言走回头路了。
资产阶级取代了荷马史诗的多神“英雄”,成了一代新枭雄。
汉语的释义真是好:凶狠专横之徒!《文选•陈琳》:“而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乃欲摧挠栋梁,孤弱汉室,除灭忠正,专为枭雄。”张铣注:“枭,恶鸟也;雄,强也。言操如恶鸟之强也。”[12]
新科技接踵而出,从人工智能到合成生物学,目的是什么?为的不是人类福祉,而是为了政治霸权。
以新科技作为建立和维持国际霸权主义手段,看懂它,就知道它明显是继文艺复兴马基雅维利的霍布斯、洛克和斯密自由主义哲学和经济学谣言一直驱动的,是出现在新世纪的新状态。
这一本质真相充分显露在对“西方内部分裂”作“地缘政治”分析的话语中。
有评论说,在反华的政治立场上,西方整个的基本联盟仍然保持着,但美国和欧洲对华为表现的不同态度,同它二者在对待科技表现的不同态度,反映了西方内部出现裂痕;欧洲的政治文化同美国的“快步科技创新”文化产生冲突。
表现这一冲突的事例,似乎是欧盟政策委员会于2000年专门针对环境破坏问题出台“以预先防范为原则”政策,针对的情况是:“如某一现象、某一产品或某一程序的潜在危险后果已被确认,科学评估不应放行由于确定性不足而具有风险的决策。”
此外最近欧盟还呼吁,制定“对‘高风险人工技能项目’实施约束的明文规定;此类项目必须透明、具可追踪性、保证不发生人为失察”。
但是“脸书”首席执行官马丁•扎克伯格提出反对管控、反对针对公众场合使用人工智能人脸识别技术算法程序实行审计的考虑,不同意告知人们自己被刷脸是怎样一个机制以及目的是什么。
“脸书”发表《绘制前行路线图:在网内容规则》一文,出台“网上内容全球标准”,提出反对“提供信息的社会媒体公司必须为提供信息担负责任”,理由是“这是限制言论自由”。
扎克伯格同奉行“以预先防范为指导原则”的最高欧盟监管官员发生面对面冲突。欧盟理事会对“脸书”的“路线图”表示强烈不可接受。欧盟工业政策专员布雷顿(ThierryBreton)不客气地说:“不是让我们适应这些公司,而是要让它们适应我们。”
这只是一件事情。评论者说,从很多“今日头条新闻”信息,人们都能看出西方内部存在深度的冲突,因为欧洲的认识是:商业驱动的失控科技,不仅对社会是一个危险,而且这种科技本身即是危险的。
欧盟现任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被认为是致力使欧洲脱离美国科技统治的紧箍咒。她来自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故乡。
海德格尔早就主张,战后欧洲要脱离在欧洲兴起、却在美国声浪最大并已形成的科技奴役性制度的道路。海德格尔认为,深深根植在人内在意识的东西——一种生活精神,今天仍然是欧洲、特别是德国的世界观。他深刻地指出:
“我们走到哪里都仍旧不能自由,而是被科技锁链禁锢着,无论我们感情冲动地肯定它还是否定它。”
在1966年一次《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海德格尔提醒:
“科技正在越来越将人类逐出家园,把人类从大地连根拔出”,
“一切本质性和根本重大意义只产生于人类有一个家,人类根植于传统这个事实。”[13]
的确,在有批判性思维的欧洲人眼里,扎克伯格,也是美国本身,其实是他们自己启蒙运动的“骇人听闻坏小孩”;“脸书”“算法”霸权的“路线图”,恰是会让海德格尔感到惊恐不已的。
法国思想家让•鲍德里亚则表示:
“美国没有一个‘过去’,没有祖传的领地,除了将来,没有根;因此,它什么都不是,只是它所幻想的……空间加上一个虚构精神。”[14]
鲍德里亚甚至已探进到把西方文明支柱分裂的裂痕深处,严肃地说:
“美国是具体形状的欧洲梦的痛苦结果。美国是‘现代性’的原始版,是获得从‘过去’解放而没有质感的‘天堂’。[15]欧洲人则幻想一切皆在超越上走到终点,而美国人则对把现实概念化不感兴趣,而是对把想法物质化感兴趣。”
鲍德里亚的更为深刻的话是:欧洲人的先入为主的“真实”是对它的概想,是通过把它理想化,从它那里逃脱;而美国人是根本对欧洲人想到的一切只是实用,从“大众平均主义”到“个人主义”,到“自由”,到“奇幻”。
这样一来,“乌托邦得到成功”(utopiaachieved)则转变为不讲理性的“反对乌托邦”(anti-utopiaofunreason),没有质感,价值中立主义,冷漠,语言模糊和文化死亡。[16]
评论者认为,鲍德里亚这种思考将西方文明内部冲突的底层原因概括得十分到位。今天欧洲和美国对待科学技术新开垦地带的步调不一,将使得西方文明内部的地缘政治出现重新定义。
欧洲和美国究竟怎么了?欧洲与美国表现出对华为态度的不同,又与对新科技表现出态度的不同联系起来,这不是不妥,而是把在这两件事情上态度的不同归咎于“地缘政治”,是值得人们好好想想的。
在比较中西哲学的角度看,“地缘政治”基于的大前提是一个哲学谬误,它失去的是把人类视为大生命体和同属一个大生命过程,因此也失去以此为最根本大前提作思考的能力,而是把人是必然相互争夺冲突的错误假想哲学当作了大前提。
西方文明不是被“地缘政治”决定,而是被“地缘政治”的错误前提误导了。美国喊出的快步“科技创新”口号,正是在争议很大的马基雅维利的将攫取政治霸权手段称为“科学”的西方政治学的继续,在今天变成了所谓“科技创新文化”,恰是把促进新科技作为攫取和维持国际霸权政治的途径。
其实如果更深刻在根本上认识,美国的这个“科技创新文化”同欧洲对科技谨慎的政策的不同,不仅要归咎于“地缘政治”,而是更要归咎于哲学不同,归咎于世界观不同;一句话,是更要归咎到没有把人类和自然世界视为生命共同体,而是错误地将人和自然视为冲突、打斗、竞争、征服,以为这才是本质的那种错误哲学和世界观。
应当说,欧盟制定对新科技“以预先防范为原则”,并且提议制定采取对“高风险人工技能项目”约束的明文规定,强调项目必须透明、具可追踪性和保证没有人为失察,恰是针对以新科技作为谋求政治霸权手段的政策,提出“人与科技手段”问题,必须坚持“人的重要性”的原则,这体现了人性重于科技的哲学三观。这正是源自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古典理想主义哲学的传统。
而“脸书”首席执行官马丁•扎克伯格主张反对管控,反对审计公众场合使用人工智能人脸识别技术的算法,拒绝考虑让人们明白自己被刷脸是个怎样的技术和目的是什么。
“脸书”发表“绘制前行路线图:在线内容规章”(“Charting the Way Forward:Online Content Regulation”)的文章,抛出《在线内容全球标准》,同时表示反对“让提供信息社会媒体公司承担提供信息内容的负责”,指责“这样做限制言论自由”。明明白白这里反映在服务于攫取、维护政治霸权前提下的“科技比人更优先”价值观。
反对管控,反对审计‘刷脸’科技算法,拒绝考虑让人们知道被刷脸的技术和目的,甚至反对让社会媒体公司为自己提供的信息承担责任,是彻底抄袭洛克和斯密的自由主义政治学和经济学谣言所致,根本不是以正确的人类大生命共同体的哲学三观为前提,而是人与人冲突、打斗、竞争、征服错误哲学的三观,是新科技服务于攫取和维护政治霸权的目的的前提。
海德格尔主张战后的欧洲要脱离美国的科技奴役制度道路,指出人内在意识的生活精神,是今天欧洲的世界观。这表明仍然是哲学家看到了问题的本质。
科技对人的奴役是世界观问题,是把人的第一因素颠倒为允许科技将人的生活精神驱除。坚持人的生活精神才是正确的哲学三观,才能以人类大生命体为前提。哲学三观的核心是“人”。
海德格尔在根本哲学上彻底揭穿了哲学上的谣言。他说人走到哪里都没有自由,被科技锁链禁锢着。这个经验真相,不管人怎样冲动肯定还是否定,也无法改变。
海德格尔揭露的正是自由主义哲学谣言——人不是个体的,启蒙概想虚构的自由不是真的,事实恰恰是人不自由;以没有事实根据的个人自由哲学谣言驱动的科技,恰恰是奴役,是对人的锁链禁锢。这个真相、事实,是资产阶级极力用哲学谣言否认不了的。
今天人类不正在处在面临被科技越来越逐出家园,处在被从大地连根拔出这命运到来的惶恐之中吗?听听:“一切本质性和根本重大意义只在于人有一个家,人类根植于传统。”
海德格尔这句话正应该是人类想事、做事、说事的根本大前提——人与人不是个体竞争的,人的命运决不是互相打斗,人的自私不是天经地义,人存在的本质和重大意义在于它本身是关系和无我;关系是家,人是关系,人是关联相系在一起的文化和传统。脱离了家,脱离了传统,则是脱离了关系,此外哪里有“本质的人”与人的根本意义?
说在欧洲人批判性思维眼光里,扎克伯格或曰美国是被看成是启蒙运动“坏小孩”,正呼应了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批评。
是的,“启蒙运动是欧洲的”,它走向自己的反面,走到反对自己初心的对立面;它从反对宗教教义和价值观,走到无道德地攫取个人权力和财富、建立资产阶级阶级霸权制度的大前提下。
对此,欧洲似乎尚有觉醒意识,而美国却成为走向反面的“启蒙运动”自由主义谣言哲学和科学霸权主义乐园。是在这个意义上,如鲍德里亚所说,在西方文明支柱裂痕深处看,美国是具体形态的欧洲梦的痛苦的结果。
我们解读鲍德里亚的观点,是否可以说,欧洲人是在虚构哲学的意义上,以一切皆在超越的理想的真善美处走到终点。而美国人鄙视它是概念化的现实,认定只有物质化才是终点。
欧洲人的是形而上学“实在”(metaphysical reality),或说通过理想化逃离“实在”。
美国人则在根本上将一切想法作为实用,服务于建立霸权政治,什么“大众平均主义”、“个人主义”、“自由”、“奇幻”等等,只要对自己的霸权政治可用,则不择手段。
这才是“概念”成功,才是“兑现的乌托邦”;因此反对一切理性,反对一切不可实现物质化的概念,反对“乌托邦”!这是已进入了无质感,除了实用没有其他价值,冷漠,语言失去含义,文化死亡的过程。
西方文明的内部分歧,欧洲与美国对待新科技态度的不同,其中夹着对中国华为的不同态度,不是用“地缘政治”叙述话语可说明白的。如果作什么“地缘政治”重新定义,除了离题、不靠谱,势必会向更糟糕的地缘冲突误导。
哲学家的眼光是深邃的,欧美分歧只能在两种根本不同哲学三观上去看。也即要问:相对于科技而言,人是否仍是第一因素与第一意义?如果在这个哲学问题的否定回答前提上想事、做事和说事,走向势必是面临人类究竟在科技奴役之下能否延续生存问题。
把这个问题放到比较哲学视野看,我们看到的是欧洲和美国属于同一文化语义环境(interpretive context),也即同一个比较哲学术语“一多二元”或曰“transcendentalism and dualism”(超绝主义与二元主义)。
用平常生活语言来说,“一”就是宇宙或世界有一个高高在上、外在、绝对真实本体(例如God);“多”是一切散居、独立、单子个体性物体不存在内在联系、个个皆有一个静止、不变、真实质相之体,但外在原因使得个体之间产生的关系,必然是矛盾、冲突、竞争性的。
有理由说,欧洲和美国都是“一多二元”文化语义环境中,二者的哲学三观是一样的;同时二者的区别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的逐渐分野,今天愈趋明显。
欧洲更显尚浓的柏拉图形而上学实在论和古典理想主义,或者说,仍然坚持某种唯一绝对真善美的哲学理想三观,而美国则是断绝了同这样哲学理想三观的关系,而是沿袭马基雅维利、洛克和斯密的自由主义路线,致使将“一多二元”体系应有尽有的理念皆可实用于服务攫取和维护资产阶级政治霸权的目的。
在今天欧洲仍然起作用的哲学三观中,浓重成分仍然是现象背后存在一个普世的“真”(或曰“一”)。而在今天美国起作用的哲学三观,绝对主导的“一”是“个人至上”。而“个人至上”的超绝原则,同样来源于宇宙或世界一个高高在上、外在、超越真实本体(比如God)的存在。
不同于过去的是,这个“一”已不再决定人的道德命运,而只是赋予“单子个体人”“自由”、“权利”、“平等”等等神圣性的合法。这正像鲍德里亚之言命中的——美国人把一切理念都作实用——尤其今天是“科学”作为手段——追求概念“物质化”,让“概念”得到“成功”,拥抱“兑现的乌托邦”(utopia achieved)。
欧洲和美国分野的节点似乎很微小,但分野出去则可能朝向两个不同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欧洲现代哲学三观,除了仍然钟情于“一多二元”的“一”,这与美国有了分歧,它也是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地缘政治”理念有着同样难以割舍的不分关系的。这也是所以欧洲同美国仍然在反华政治立场能保持基本整体联盟的内在结构。
虽然“地缘政治”理论19世纪才流行起来,如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提出“国家有机体论”,可“地缘政治”理论作为政治哲学理念缘起,可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如该书第二卷提到如何建立“十分舒适享受的国家”:[17]
苏格拉底说,很多人将不会满足于简朴生活方式,他们要很多很多的东西,沙发、桌子等很多家具,还要山珍海味、香水、点香,还要服侍小姐、甜点,而且必须是各式各样的,这都是超乎生活必需品的。
生活必需品是住房、布料和脚上穿的鞋,而享受性生活要摆设绘画艺术、刺绣和珍贵地保藏的黄金、象牙和所有此类贵重物品。……这样我们得必须扩张边境。
原来的健康型国家已不能让人满足了。城市必得有大量行业,得有满足超乎生活必需的大群狩猎工、演员、时尚专家、音乐家——诗人以及配套的诗歌朗诵者、乐器演奏者、舞蹈家、经纪人,还得有种类繁多的制造业(包括女人的服装)。
我们要有很多仆从佣人、家庭教师、奶妈、保姆、贴身侍女、理发工、甜点师、厨师,得有很多屠宰养殖工——将会有很多种牲畜是供人们吃的。享受型生活方式,我们还得有比过去更多的医生。
这样,“农耕”的国家使人满足不了了;我们则对邻国领土产生要求,得拿过来做我们的牧场和耕地。
同时别国也对我们土地产生要求,像我们一样,也为生活必需之外的享受,也要无限积累财富。
这样一来,我们则肯定必须打仗。不用弄明白战争到底是好还是坏,我们已发现战争的根源,几乎是所有的国家之恶,无论为私还是为公。
我们的国家必须再次扩张,而且动用庞大军队,都得出去为我们拥有的一切同侵略者大打出手。
如果我们没有失误的话,对方则不会有能力防卫。因为人人都接受,建立国家有一条规律是,一个人是做不到成功从事各种专业的(手段——科学技术)。
欧洲和美国政治文化至今都有柏拉图《理想国》的注脚。理解苏格拉底这段话,自然清楚为什么近现代产生的“地缘政治”理论会在政治和学界如此根深蒂固与盛行,仿佛一切国家与国家间事务离开“地缘政治”话语,就找不到别的讲述话语。
柏拉图的《理想国》为“地缘政治”扎下了哲学三观的根源:
a)很多人不满足于简朴生活,心中追求很多很多东西——>无限积累私人财物的欲望——>自己国家资源不够,必须扩张——>必须对其他国家土地产生要求;
b)别的国家必然也是很多人心怀无限积累财富欲望——>构成战争根源:来于国家之恶,无论为私还是为公,必须多次扩张、大打出手;
c)征服对方在于高超手段(无失误)——>纯知识手段:科学技术;
d)因此,凭借手段取胜,人人都接受、服从——>霸权主义逻辑成立。
如果审视一下世界政治历史,尤其近现代霸权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还搞不懂吗?有谁能说不是这种根深蒂固来自《理想国》的逻辑呢?
可惜这种逻辑不是普世的逻辑(universal logics),而只是世界一个特殊局部地区产生的文化特质,它的大前提哲学三观是虚构在人与人自一开始来到这个世界,人与人为私有利益冲突、竞争、打斗即是绝对的、唯一的。
这种哲学三观始终缺少的经验智慧是,天、地、人、自然万物构成着一个大生命体和大生命过程的这个最根本大前提。
所以,以人与人冲突、打斗前提的一切想事、做事和说事,必然导致对作为生命体的人类自己的生存危机。
也恰是这里,是今天欧盟与美国发生的“分裂”节点。欧洲人看到了新技术危及人类的危险,有的本身即是危险,而美国人尚未看到。
也可以说,人类是不是要继续保留柏拉图那个以真善美挑战、战胜假恶丑哲学谣言的善意哲学谣言,还是把它抛弃,秉承文艺复兴的再次复兴古希腊“史诗”假恶丑以及马基雅维利、洛克、斯密的恶意哲学谣言。
注释:
[1]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年3月5日”《马恩全集》第28卷第509页。
[2]“But philosophers, who have embraced a party…… But would these reasoners look abroad into the world, they would meet with nothing that, in the least, corresponds to their ideas, or can warrant so refined and philosophical a system. On the contrary, we find every where princes who claim their subjects as their property, and assert their independent right of sovereignty, from conquest or succession.”
[3]“He was sued for being pesti’lential [disease-spreading] who corrupts the young.” (Apology)
[4]“……making the worse the stronger argument.” (Apology)
[5]“……a complete atheist……for he says that the sun is stone, and the moon earth.” (Apology)
[6]“But that is not the case; for I do believe that there are gods, and in a far higher sense than that in which any of my accusers believe in them.” (Apology)
[7]“……the truth is, O men of Athens, that God only is wise.” (Apology)
[8]“I will obey the god rather than you.” (Apology)
[9]“as I conceive and imagine, God orders me to fulfil the philosopher's mission of searching into myself and other men, I were to desert my post through fear of death, or any other fear; that would indeed be strange, and I might justly be arraigned in court for denying the existence of the gods.” (Apology)
[10]“And this I should say to everyone whom I meet, young and old, citizen and alien, but especially to the citizens, inasmuch as they are my brethren. For this is the command of God, as I would have you know; and I believe that to this day no greater good has ever happened in the state than my service to the God.” (Apology)
[11]For the swans, “when they perceive that they must die, having sung all their life long, do then sing more than ever, rejoicing in the thought that they are about to go away to the god whose ministers they are……And I, too, believing myself to be the consecrated servant of the same God, and the fellow servant of the swans.”
[12]参见“https://baike.kunlunce.net/item/%E6%9E%AD%E9%9B%84/5023024?fr=aladdin”.
[13]……“everything essential and of great magnitude has arisen only out of the fact that man had a home and was rooted in a tradition.”
[14]“America doesn’t have a past. It has no ‘ancestral territory’…… America has no roots except in the future and is, therefore, nothing but what it imagines. …… space plus a spirit of fiction.”
[15]“America is, in concrete form, the traumatic consequence of European dreams. America is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modernity, the weightless paradise of liberation from the past.”
[16]“We anticipate reality by imagining it or flee from it by idealizing it. Americans merely radically implement everything we think about, from mass egalitarianism to individualism to freedom to fantasy. In so doing, ‘utopia achieved’ has transformed into the anti-utopia of unreason, weightlessness, value neutralism, indifference, the indeterminacy of language and the death of culture."
[17]参见http://classics.mit.edu/Plato/republic.3.ii.html 或参见“The Ideal State (the Republic) Book II” in Michael L. Morgan, Classics of Moral and Political Theory (3rd edition,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dianapolis /Cambridge, 2001, p. 53). “For I suspect that many will not be satisfied with the simpler way of way. They will be for adding sofas, and tables, and other furniture; also dainties, and perfumes, and incense, and courtesans, and cakes, all these not of one sort only, but in every variety; we must go beyond the necessaries of which I was at first speaking, such as houses, and clothes, and shoes: the arts of the painter and the embroiderer will have to be set in motion, and gold and ivory and all sorts of materials must be procured……Then we must enlarge our borders; for the original healthy State is no longer sufficient. Now will the city have to fill and swell with a multitude of callings which are not required by any natural want; such as the whole tribe of hunters and actors, of whom one large class have to do with forms and colours; another will be the votaries of music --poets and their attendant train of rhapsodists, players, dancers, contractors; also makers of divers kinds of articles, including women's dresses. And we shall want more servants. Will not tutors be also in request, and nurses wet and dry, tirewomen and barbers, as well as confectioners and cooks; and swineherds, too, who were not needed and therefore had no place in the former edition of our State, but are needed now? They must not be forgotten: and there will be animals of many other kinds, if people eat them……And living in this way we shall have much greater need of physicians than before?...... And the country which was enough to support the original inhabitants will be too small now, and not enough?...... Then a slice of our neighbours' land will be wanted by us for pasture and tillage, and they will want a slice of ours, if, like ourselves, they exceed the limit of necessity, and give themselves up to the unlimited accumulation of wealth?...... And so we shall go to war……Most certainly……Then without determining as yet whether war does good or harm, thus much we may affirm, that now we have discovered war to be derived from causes which are also the causes of almost all the evils in States, private as well as public……. And our State must once more enlarge; and this time the will be nothing short of a whole army, which will have to go out and fight with the invaders for all that we have, as well as for the things and persons whom we were describing above……Why? ……are they not capable of defending themselves?...... not if we were right in the principle which was acknowledged by all of us when we were framing the State: the principle, as you will remember, was that one man cannot practise many arts with success.
(作者系原北京外国语大学文教专家、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来源:“察网”微信公号【授权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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