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强新疆问题对阿传播的意义

新疆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要做好新疆工作，一方面要加强内功，“以推进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引领，以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为基础，以促进民族团结、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等为重点，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另一方面，也必须主动争取国际话语权，通过舆论引导让国际社会“增信释疑”，客观了解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和真实的新疆，为依法打击“三股势力”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为“和平发展”减压。只有将内、外两方面的工作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做到“谋长远之策，行固本之举，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

阿拉伯世界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能源、安全等领域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不能不借助的重要力量。能否与阿拉伯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在各领域开展富有成效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中国能否成功应对和平发展道路上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和挑战，因此，发展全面友好的中阿战略合作关系已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和努力方向之一。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中阿合作论坛”的成立以及“中阿战略合作关系”的确立，中阿关系发展顺利，特别是经贸合作水平屡创新高，2013年中阿贸易额达到2400亿美元，过去十几年来保持着年均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且双方有信心在十年内将这一数字提升到6000亿美元。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强调相关各国要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战略顺应了时代要求和中、阿双方加快发展的共同愿望，得到阿拉伯国家的积极响应，已成为中阿关系新的重要发展机遇和平台。但需要强调的是，中阿关系的发展、“一带一路”的建设仅仅从经济层面着手是不够的，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民心相通，相应地，如果不能实现民心相通，也就不能真正做到前四通，中阿关系也就缺少长期健康发展的深厚根基，无法形成“命运共同体”。因此，中阿双方应着力在“心相通”上下功夫，增进双方的相互认知、理解、信任与支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一带一路”的建设重点和关键基础是要使沿线国家对我们更认同、更亲近、更支持。

阿拉伯世界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是当今世界上民族、宗教等各种矛盾最集中的地区，同时也与我国新疆等穆斯林聚居地区有着紧密的联系。争取阿拉伯国家的舆论支持对我国做好新疆工作，特别是打击“三股势力”有着特殊的战略意义，既可以争取阿拉伯国家政策、舆论的支持，还可以回击西方国家的软遏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阿拉伯国家“向东看”的趋势不断加强，阿拉伯民众对中国怀有好感并充满好奇，但另一方面，多数阿拉伯普通民众以及相当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基本国情、内外政策还缺乏最基本的了解，特别是对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对新疆问题存有较大的曲解和误解。从近几年来的情况来看，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阿双方民众之间“心相通”的障碍之一，对中阿关系特别是民间友好造成伤害。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通过精细的谋划和实施，着力增进阿拉伯受众对新疆真实情况的客观认知。

二、阿拉伯民众对新疆问题的基本认知

巴勒斯坦裔著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指出，理解人类状况的第一条规则是人类生存在二手世界里。也就是说，在大众媒体时代，受众接触到的信息都是经过媒体选择、加工过的。阿拉伯媒体如何塑造新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阿拉伯受众对新疆的认知和立场。

阿拉伯国家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在伊斯兰文化圈中拥有主导地位。出于共同宗教信仰的缘故，阿拉伯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对新疆问题较为关心，有关新疆的各类报道也经常出现在阿拉伯主流媒体上，特别是2009年“7·5”事件以来，阿拉伯主流媒体持续关注新疆问题。但通过梳理可以发现，阿拉伯世界在新疆问题上的舆论环境与中阿“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的定位并不一致，总体上对我国解决新疆问题并不有利。

2009年新疆“7·5”事件发生后，阿拉伯官方反应普遍比较克制，但阿拉伯媒体中出现了大量对华不友好的言论。许多专家学者、宗教人士在各类媒体上发表评论，但由于缺乏对中国的了解，加之宗教感情的作用和西方媒体歪曲报道的影响，他们的言论中充斥着谬误和过激的情绪。较为典型的是所谓“国际人权人士”马哈茂德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力最大、发行范围最广的《生活报》上发表的文章，这篇以《追求真相哪怕远在中国》为题的文章虽声称“追求真相”，确与真相背道而驰，作者在文章中使用“种族清洗”、“宗教镇压”、“对穆斯林的罪行”等词语形容“7·5”事件以及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将中国视为霸权主义国家，将新疆穆斯林的宗教自由和生活状况描述成一片漆黑，声称“尽管中国在过去二十年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有一件事没有改变，那就是针对穆斯林的内部镇压政策”。再如，伊斯兰世界著名的教法学家、思想家、圣训学家优素福·格尔达威曾在“7·5”事件后以世界穆斯林学者联盟主席的身份发表声明公开指责中国，批评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认为中国的穆斯林受到了不公正的压迫。类似的言论在“7·5”事件发生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层出不穷，被大量阿拉伯媒体、西方媒体转载。在媒体的放大作用下，这些观点在阿拉伯民众中产生了极大的流转效应，网络、电视、报纸上阿拉伯民众对中国的指责和攻击此起彼伏，甚至还出现了组织游行示威、抵制中国商品的鼓噪。

“7·5”事件后，相关部门通过各种途径在阿拉伯世界做了大量解释说明工作，向阿拉伯社会各界介绍“7·5”事件的本质以及新疆真实的发展现状。总体来看，虽然近几年来阿拉伯世界在新疆问题上的舆论环境不再像2009年那样极端，但仍不利于我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如《生活报》在2014年共刊登了82篇与新疆有关的报道和评论，对“3·1”事件、莎车爆恐事件、伊力哈木被捕、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大毛拉被害等均作了较为详细的报道。这些报道中有76篇，即超过90%来自法新社、路透社、美联社等西方通讯社，只有3篇采用了新华社的稿件，另有1篇中国学者的评论，2篇《生活报》自己采写的稿件。除新华社和中国学者的4篇稿件外，其他稿件一方面承认新疆暴恐事件的性质，但同时也都在试图将新疆问题引向民族和宗教问题，试图将中国政府和其他民族塑造成与维吾尔族、伊斯兰教对立的负面形象。例如，《生活报》发表题为《恐惧与担忧中的昆明市民》的报道，称“维族人因其宗教信仰和文化而受到汉族的清洗”，文末又引用所谓“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的话，认为“维吾尔人长期受到打压，而‘3·1’事件则再次给了中国政府打击维吾尔人的借口”。再如，半岛电视台网站题为《中国穆斯林思想家被判无期徒刑》的报道借所谓“很多学者”之口将伊力哈木描述成一个为维吾尔族抗争的“著名思想家”和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却将中国相关部门的依法审判描述成对穆斯林学者的打压，并且称“中国政府决不会改变对东突厥斯坦的镇压政策”。

总之，阿拉伯媒体在很多问题上进行选择性报道、隐性引导，将报道重点放在各类突发性事件、争议性事件上，对新疆各方面的发展与进步则基本没有涉及，这种情况导致很多阿拉伯民众和知识分子对新疆问题形成曲解和误解。笔者曾在2013年1月至2014年11月期间对来华参加援外培训的142位阿拉伯各界人士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90%的受访对象表示对新疆的历史“基本不了解”，78％的受访对象表示在来华参加培训之前对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基本不了解”，90％的受访对象表示其对新疆以及新疆问题的认知和立场主要来自媒体。2014年10月，笔者在黎巴嫩大学随机采访了100名教师和学生，84％表示对新疆的历史“基本不了解”，但同时又有65％认为新疆的穆斯林“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笔者就调查结果专门与约旦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萨米尔·艾哈迈德以及黎巴嫩中国友好联合会主席、黎巴嫩大学教授马斯欧德·达赫尔交换了意见，两人均长期关注新疆问题的国际传播，他们都认为这一调查结果基本符合实际情况，阿拉伯人普遍对新疆的情况不了解，但往往出于宗教因素，容易受到媒体信息的影响。

三、新疆问题对阿传播面临的挑战

如前所述，阿拉伯受众对新疆问题的认知在很多方面都还存在曲解与误解，这不利于“一带一路”所要求的“心相通”的实现，并且已经对中国的国家形象、中阿友谊，特别是民间友好造成了影响。对此，我们应当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在新疆问题上做好“增信释疑”的工作，获得阿拉伯世界对中国更广泛的理解、信任与支持，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进一步促进中阿人民之间的“心相通”。需要注意的是，国际传播是一项系统工程，国际话语权的构建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从当前情况看，我国对阿新疆问题国际传播还面临以下一些外部挑战和自身的不足。

（一）西方国家的“软遏制”

中国的和平发展与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国际秩序的转型几乎同步，中国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逐步实现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信息化社会的交叉转型。中国的发展是超越常规、超越发展阶段的跨越式发展，在短短三十多年中，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迅猛增长，中国不仅在经济规模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近两年来已经开始更多地成为重大国际行动的主角，并积极参与到国际规则的制定当中。这种史无前例的快速增长对在近两百年中始终处于国际体系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在物质上和心理上产生了巨大冲击，他们根据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成长经历和现实主义“零和”的思维方式，判定强大了的中国必将挑战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和既得利益，因此始终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持有很大的疑虑，并利用其话语霸权大肆宣扬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一方面试图限制和阻碍中国发展的步伐，另一方面又试图将中国拉入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规避中国崛起后可能带来的风险。

为了减少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的疑虑，为自身发展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先后提出了“负责任大国”、“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主张，并以实际行动在国际社会践行自己的理念和诺言。但实际情况是，无论中国如何说、如何做，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丝毫没有减少，反而利用各种机会加大了对中国的遏制，当然这种遏制已不同于新中国建立初期所面对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而主要体现为各种“软”遏制，利用话语霸权对中国发展造成负面舆论便是主要形式之一。近年来，新疆、西藏等问题成为西方国家用来向中国施压的“牌”，在有关问题上极力歪曲事实，丑化中国形象，同时又将自身界定为一个站在“道德高地”上的仲裁者。“7·5”事件中西方国家、西方媒体的表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学者王冲曾对“7·5”事件发生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每日镜报》《今日美国》、美联社、BBC的相关报道进行了整理分析，他认为西方媒体虽然看似采用多个信息源，在形式上用“客观”的手法来报道事实，但实际上充满了傲慢与偏见，这些媒体通过“移花接木”、“厚此薄彼”、“玩弄文字”、“拼凑材料”等伎俩来混淆受众的视听，对所有不同政见、所有反对政府的声音、所有骚乱都想当然地把板子打在中国官方身上，最终给中国贴上邪恶的标签，将中国塑造成必须防范的对象。

虽然西方媒体关于新疆问题的歪曲报道经不住推敲，但由于西方媒体拥有广泛的传播网络和大量信息资源，其设置的议程影响力大。据学者统计，全世界90%以上的信息是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所传播出来的，70%以上是由西方国家的跨国媒介公司传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媒体只能作为中转站，对发达国家传播出来的信息作二次传播。国际传播领域中的信息流动呈现出“中心一边缘”的特点，即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由国际大媒体向一般性媒体流动，反向流动的情况很少发生。这对于新疆问题的国际传播而言，便造成了前文中出现的两种现象：一是阿拉伯媒体成为西方媒体的二传手，特别是《生活报》、半岛电视台等阿拉伯著名媒体，它们本身就与西方媒体有着天然的联系，例如《生活报》在伦敦出版，与路透社、法新社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而半岛电视台从人员到理念都直接来源于BBC，所以相关信息从西方媒体流向阿拉伯著名媒体，再从阿拉伯著名媒体流向普通媒体，通过“流转效应”最终广泛传播到阿拉伯受众中；二是直接来自中国媒体的信息很难大量进入阿拉伯主流媒体，《生活报》《中东报》、半岛电视台、阿拉比亚电视台等主流媒体极少采用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的稿件，如2014年《生活报》82篇涉疆报道中只有3篇来自新华社的稿件。对此，笔者曾专门对《生活报》编辑部主任法尔哈特先生进行了访谈，他承认西方媒体涉疆报道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和遏制中国的目的，但由于西方话语霸权的影响、中阿媒体合作的薄弱，阿拉伯媒体在涉华报道方面都还受到西方媒体较大的影响，西方媒体有关新疆问题的议程设置始终在阿拉伯世界处于主导地位，进而很大程度上影响到阿拉伯受众的观念和决策支持度。

西方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引导新疆问题的舆论导向，其目的在于丑化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遏制中阿关系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进一步恶化，影响力持续下降，“退出中东”、“中东后美国时代”已成为美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与此同时，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向东看”成为地区国家普遍的战略选择。除伊朗进一步加强了与中国的合作外，沙特、土耳其、埃及等地区大国也在谋求外交再平衡，即由过去一边倒向美国调整至中美之间的平衡策略。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合作不断拓展和深化，不仅传统的经贸合作屡创新高，政治、军事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了多项实质性突破。“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更是将双方的关系提升到“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新高度。未来中国在中东的利益将与日俱增，中国在中东事务中的参与程度和影响力也将进一步增强。需要强调的是，虽然中国无意挑战美国，但美国不可能坐视中国在中东地区做大做强，不可能放任中东国家倒向中国并与中国形成“命运共同体”，因此必然会加强对中国在中东地区的遏制，新疆问题会成为西方媒体用来炒作的热点。约旦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萨米尔·艾哈迈德在北京参加《文明的追随》一书首发式时曾指出，西方国家热衷于在阿拉伯世界炒作新疆问题，试图把中国塑造成与伊斯兰教、穆斯林相对立的形象，如果“具有天下穆民皆兄弟”情怀，但又缺乏鉴别能力的广大穆斯林受众接受了西方媒体信息和立场，那么中阿友好关系必然将受到影响。基于这一点，萨米尔认为西方国家未来将会花更大的力气在新疆、西藏等问题上制造麻烦、打压中国，对中国以及中阿关系进行软遏制。

（二）自身传播能力的不足

国际传播作为公共外交的主要形式和软实力的重要手段，不仅关系到国家形象的塑造，更与国家利益的实现、国家安全的维护、国际地位的提高紧密相关。就新疆问题的国际传播工作而言，我们应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

值得强调的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西方国家掌握并强化话语霸权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近年来在国际传播方面加大了投入，但短期内还很难改变“西强我弱”的格局，我国自身的传播能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目前，我国在新疆问题对阿拉伯世界国际传播工作上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不足：

第一，渠道影响力低。国际传播是指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跨越国家边界、跨越国家传播体制的信息交流与传递。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类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互融合发展，国际传播竞争正变得日益复杂和激烈。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在国际传播“走出去”工程的推动下，我国已经建立起涵盖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使用阿拉伯语的对阿国际传播体系，例如，平面媒体的《今日中国》（阿文版）月刊，广播媒体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阿文广播，卫星电视媒体的中央电视台阿语频道，网络媒体的新华网、人民网、国际在线、中国网、外交部网站等。这些媒体是我国开展对阿国际传播的主要渠道，为新疆问题的外宣工作做出过重要贡献。

然而，在传播技术发生革命性变化以及国际传播竞争日益白热化的今天，受众因拥有太多的自主权反而对获取信息的途径感到茫然，媒体也很难通过单一的传播平台和传播方式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并满足其信息需求，受众的“注意力”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因此，只有那些真正采用多平台、跨媒体发展策略的国际化优势媒体才能够吸引受众的关注，大量传播媒体和实力较弱的媒体尽管存在，却面临着“存在”但“不可知”的尴尬境地。目前，我国对阿传播的各类媒体还没有实现多平台的融合发展，这在已经处于媒体饱和状态且受西方话语霸权较大影响的阿拉伯国家，想要吸引受众的“注意力”是十分困难的。正如约旦学者萨米尔在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言，“普通阿拉伯受众能够接触到的媒体数量很大，仅卫星电视频道就超过600个，报纸超过30种，但他们持续关注的各类媒体总数一般不超过10个，因此中国媒体发出的有关新疆的信息往往淹没在庞大的信息流中，无法被受众接收到。”如前所述，笔者曾对142位来华参加援外培训的阿拉伯人士进行过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90％的受访对象表示他们对新疆以及新疆问题的认知和立场来自本国媒体和西方媒体，只有不到10％表示经常关注中国媒体，通过中国媒体了解新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阿拉伯国家虽然科技发展水平不高，但新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发展速度很快。据皮尤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09年Facebook、Twitter、Linkedln等社交媒体陆续推出阿拉伯语版本以来，用户数量迅猛增长，2012年底达到7200万，是2010年底的四倍。而且社交媒体的功能也在不断丰富，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社交”工具，成为普通民众、媒体、政治人物和政治组织均积极参与其中的综合性信息平台。每逢新疆有重要事件发生，西方媒体、阿拉伯媒体都会利用社交平台发布信息、设置议程、影响用户立场。而在这方面我国的媒体还基本没有涉足，处于失语的状态。

第二，信息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有待提高。目前，我国新疆问题对阿拉伯世界的国际传播还具有很强的被动性和应急公关的特点，例如在新疆“7·5”事件、云南“3·1”事件、北京“10·28”事件等重大事件发生后，各媒体都会专门进行跟踪报道，对事件的性质进行澄清，对阿拉伯受众的疑惑进行说明。但新疆问题对阿拉伯世界的国际传播不应仅仅停留在应急外宣上，还应当制定中长期的传播计划，系统地、有针对性地向阿拉伯受众介绍新疆以及全国各族穆斯林的情况，讲好新疆故事，传播好新疆声音。从当前情况看，相比西方媒体制造的关于新疆的信息产品的数量，我国向阿拉伯世界传递的有关新疆的信息数量还很有限，且质量不高。如前所述，中国媒体关于新疆的稿件很少被阿拉伯媒体采用。

除新闻外，其他形式的信息传播量也比较少。以阿文版新疆选题的外向型图书为例，目前，我国阿语版外向型图书的数量极少，近几年来全国各个出版社出版了一批有关新疆历史、文化、宗教、人物、物产、民俗等主题的图书，但这些图书基本上都没有阿拉伯语版。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外宣图书是我国阿文版新疆主题图书的主体，但数量也十分有限，据不完全统计，在2009年新疆“7·5”事件发生前，新疆选题外宣图书只有《新疆的招商引资政策》一本有阿文版，2009年以来，此类图书的数量有所增加，但总量也只有10余种，如《中国新疆：数字与事实》《新疆的发展与进步》《新疆的宗教信仰》《中国西北边陲的明珠－－新疆》《谁是新疆暴力事件幕后指使》等，侧重介绍“7·5”事件的本质以及建国以来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现有阿语版外宣图书虽然一定程度上可以在阿拉伯民众中起到“增信释疑”的作用，但由于数量和篇幅均十分有限，很难全面、系统、深入地介绍清楚新疆的历史与现状。此外，这些图书还缺少大众传播途径，其推广模式是由出版社在国内出版，之后由政府回购，免费赠送给阿拉伯国家的政府部门、图书馆、学术机构。这种模式能够影响一部分阿拉伯上层人士和精英群体，但对一般知识分子、普通民众而言则很难达到效果。在一般的商业渠道上，如阿拉伯世界最大的网上图书销售平台“尼罗河与幼发拉底河图书网”，我国的新疆选题图书，包括每年出版的《中国新疆：数字与事实》系列均未出现在销售清单上。长期关注新疆问题的黎巴嫩学者马斯欧德·达赫尔博士通过研究指出，近年来阿拉伯世界“向东看”倾向明显，有不少阿拉伯人想要深入了解中国、了解新疆，但遗憾的是，直接来自中国的信息仍非常有限。

第三，缺少舆论领袖。舆论领袖，是指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同时对他人产生影响的“活跃分子”，他们在大众传播效果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或过滤的作用，由他们将信息扩散给受众，形成信息传递的两级传播。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信息并非全部直接到达普通受众，而是有的只能先到达其中一部分，而后再由这一部分人把信息传递给他们周围的最普通的受众。有的信息即使直接传达到普遍受众，但要他们在态度和行为上发生预期的改变，还须由舆论领袖对信息做出解释、评价和在态势上做出导向。对于国际传播而言，是否具有一个有影响力，同时又了解本国情况、有意愿维护本国利益的舆论领袖群体是影响国际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

就新疆问题而言，虽然西方媒体生产的硬新闻传播范围较广，但通过舆论领袖之口生产出的各种软新闻影响更深。如前文所述，“7·5”事件发生后西方学者、阿拉伯学者的言论在阿拉伯民间产生了极大的反响。相应地，中方更多的通过官方媒体发表声明，而没有很好地发挥中国学者以及知华、友华的阿拉伯学者在增信释疑、舆论引导方面的作用。在“7·5”事件发生后，仅有北京外国语大学薛庆国教授在《生活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新疆事件的解读及对阿拉伯反应的看法》的文章，从学者的角度说明了事件的真相和本质，这篇文章虽然得到了一些阿拉伯知名学者的反馈，但仅凭这一篇文章又很难对舆论产生重大影响。近两年来，相关部门已经开始注意到舆论领袖的作用，开始组织学者代表团赴阿拉伯国家开展公共外交活动，但在发动国内外专家学者在阿拉伯媒体上发声则还很薄弱，阿拉伯媒体上仍然十分鲜见舆论领袖关于新疆问题有利于中国的言论。需要强调的是，学术研究与国际传播是不同的领域，学术研究要求学者独立、自觉，但国际传播则需要政府的精心规划和大力推动，美国所谓独立的媒体实际上背后都有政府的身影，因此，构建舆论领袖队伍并为其在国外媒体发声需要国家力量的支持，只有将学者和政府各自的优势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培育起舆论领袖队伍。

四、关于加强新疆问题对阿传播的几点思考

新疆问题对阿拉伯世界的国际传播是一项系统工程，并且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课题，在设计、操作层面均需要做方方面面的工作。本文仅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一）改善传播策略

从过去几年的实践看，我国对阿拉伯世界就新疆问题的国际传播工作带有非常明显的应急公关特征，往往在暴恐事件等重大事件发生后急于向阿拉伯国家说明事件的性质以及中方的立场，而这对于阿拉伯受众客观、全面地认知新疆是远远不够的。笔者认为，全国人大发言人、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傅莹提出的“早说话、多说话、说明白话”可以作为改善新疆问题对阿国际传播策略的参考。“早说话”，就是要提高有关新疆的各类新闻的原创率、首发率，抢占新闻的源头和制高点，特别是对重大突发事件、重要政策等阿拉伯受众急于获取的信息，要在第一时间内发出声音，不能缺位，不能失语，主动掌握解释权并引导舆论走向，避免阿拉伯媒体受西方舆论过多的影响而处于不利我国的地位。

“多说话”，就是要不同的渠道、不同的媒体、不同的话语人不厌其烦地说，反反复复地说，因为阿拉伯受众，特别是广大普通民众对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的了解非常有限，并且由于共同宗教信仰以及西方舆论的误导对很多问题形成了固有的印象。因此不能认为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中阿关系的发展，新疆的历史与现状就自然而然地被阿拉伯受众熟知并认同，也不能认为对一些事情说一遍就能够说清事实、讲清道理。相反，必须主动说话、经常说话、反复说话，把我们希望阿拉伯受众了解的各类信息全面、深入、细致地讲清楚。

“说明白话”，就是要充分研究和考虑阿拉伯受众的信息需求、接受习惯，强化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话语对接，既要考虑我们希望受众了解什么，更要考虑受众想要知道什么，既要说清事实本身，也要说清事实的背景，既要表明自己的态度，又要解释事情的原因。约旦的中国问题专家萨米尔·艾哈迈德在接受笔者访谈时提到，中国在新疆问题上的国际传播应减少外宣色彩，用更加生动的语言和故事打动阿拉伯受众，他特别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论述，认为“讲述好新疆故事”是“传播好新疆声音”的关键。此外，他通过研究总结出阿拉伯人较为关注新疆三个方面的情况，即新疆人的真实生活、伊斯兰教在新疆的发展、维吾尔族与各民族的关系，中国媒体可以在这几方面讲好故事。

（二）提升传播能力

如何让关于新疆的声音既能够“走出去”，又能够“走进去”，是我们开展新疆问题国际传播工作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在这方面，笔者认为可以着重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统筹资源，提升信息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目前，图书、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领域的媒体都在或多或少地进行着新疆问题的对外传播工作，但由于缺乏统筹和规划，各类媒体能够提供给阿拉伯受众的关于新疆的信息产品在数量上还非常有限，在内容上也较为分散，没有出现有广泛影响力的信息产品，从而很难吸引阿拉伯受众的关注并影响他们的认知。对此，相关部门应统筹各类媒体资源，制定中长期的传播计划，设计涵盖新疆历史、文化、民族、宗教、人物、物产、旅游等各方面情况的信息产品，而且除新闻产品外，还应深入挖掘图书、电影、电视剧、音乐等文化产品的价值，以更加柔性的方式传递信息。以图书为例，应设立新疆选题图书出版工程，争取在三至五年内翻译出版100本全面介绍新疆的阿文图书，体裁应包括学术专著、游记、回忆录、图册、小说等多种形式，作者应包括国内少数民族作家以及知华、友华的阿拉伯著名学者，以高质量的图书来影响阿拉伯受众。需要说明的是，在新闻领域让国内媒体短时间内赶超法新社、路透社、BBC、CNN是不现实的，但图书、影视作品等领域则更加开放，也相对更容易被接受，约旦学者萨米尔曾阅读过王蒙等作家关于新疆的作品，他认为这些名家名作生动而富有正能量，能够被阿拉伯受众喜欢，有些作品甚至可以与阿拉伯国家合作拍摄成影视作品，从而进一步扩大传播范围。

二是加强国际合作，形成跨境合作网络。当前，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下，中阿关系进一步升温，阿拉伯世界“向东看”的倾向更加明显，阿拉伯社会各界都有深入了解中国的愿望，阿拉伯媒体也都在加大报道中国的力度。在2013年9月召开的中阿广播电视合作论坛上，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媒体人均强调了中阿合作应对西方话语霸权、开展直接交流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对此，中国作为大国，应当在构建跨境合作网络方面率先迈出更大的步伐。除了传统的新闻信息互换外，图书、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领域的企业还可以通过国际并购、海外营销、代理推广、合作研发等形式开展国际合作，借助国外媒体已有的声誉和传播渠道走出去，这样可以让“中国声音”以更便于阿拉伯受众接受的方式落地，从而更好地影响受众的认知和立场。

三是加大媒体融合力度，重视新媒体的作用。近年来，图书、报刊、卫星电视等传统媒体在阿拉伯世界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同时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在阿拉伯国家也发展迅猛。在媒体饱和、国际传播竞争白热化的情况下，要增强中国媒体在包括新疆问题在内的各种问题上的话语权，就需要“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媒体面临的不是小修小改，而是深刻的、革命性的转型。目前，我国从事对阿拉伯国家国际传播的各类媒体基本还是按照传统的工作逻辑和发展逻辑，按照原有的工作惯性发展。这些媒体应当加大媒体融合的力度，强化互联网思维，因为“互联网已经成为媒介领域、传媒领域里面的操作系统，它是底层的操作架构，媒介要跟它的规则去接轨，在它的这种游戏规则的框架之内来决定自己的资源如何配置，运作方式如何有效地实现。”在当前的环境下，如果没有互联网思维和先进技术作为支撑，再好的内容也很难“走出去”并“走进去”。各媒体一方面可以加强自主创新，另一方面也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平台，除在阿拉伯国家使用比较广泛的国外社交媒体外，由中国企业研发的“微信”、“QQ”等在阿拉伯国家也极受欢迎，下载量和使用量均居前列，这两个社交媒体本身就可以作为介绍新疆、设置有关新疆议题、了解阿拉伯舆情的很好的平台，完全可以在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加强人才的培育和利用

要加强我国就新疆问题在阿拉伯世界的话语权，人才的培育和利用是关键性因素。目前，有三方面的人力资源需要加快培育、整合和利用。

一是整合国内熟悉阿拉伯文化、新疆问题的“舆论领袖”。目前，国内有一批熟悉阿拉伯文化、新疆问题，并在阿拉伯学术界拥有一定知名度的专家学者，他们完全可以成为我国在阿拉伯世界就新疆问题开展信息传递、舆论引导的“舆论领袖”，因为从受众的角度出发，“信息源的公信力、可信度有一个递减规律：首推专家学者、其次是媒体，最后是政府。”相关部门应建立人才库，将这批专家学者整合起来，为他们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主流媒体“发声”创造条件。近期，北京外国语大学对阿传播研究中心在中国驻埃及使馆新闻处的帮助下，在埃及《共和国报》报开辟中国学者专栏，邀请国内知名学者就新疆问题、中国民族宗教政策、中阿关系等热点问题撰写文章，从实际效果看，专栏文章受到阿拉伯受众的关注和好评，有助于阿拉伯受众直接从中方获取客观信息，应对西方在新疆问题上的议题设置和话语霸权。

二是更好地利用阿拉伯汉学家。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德国汉学家和俄罗斯汉学家座谈时曾强调，一些人对中国有偏见主要是缘于陌生、隔阂和不了解，而汉学家则是推动国际社会客观认识中国的重要桥梁。我国涉疆外宣工作亦应当进一步发挥阿拉伯汉学家的作用，邀请他们撰写新疆选题图书、在阿拉伯媒体中就新疆问题客观发声，与中国翻译工作者合作翻译相关图书等。目前，阿拉伯汉学家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重要原因之一是对阿拉伯汉学家的情况不熟悉。因此，相关部门应尽快建立阿拉伯汉学家动态数据库，掌握阿拉伯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的分布、人数、研究方向、主要作品等信息，为涉疆外宣工作提供支持。

三是培养通晓阿拉伯语、阿拉伯文化、国际传播业务的复合型人才。随着媒介融合的逐步深入，选拔从事国际传播的媒体人才应以打造“合金钢”式的人才团队作为出发点，组建能力突出、结构优化的媒体人才队伍。向阿拉伯国家开展包括新疆问题在内的信息传播需要精通阿拉伯语、熟悉阿拉伯文化、具备国际传播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目前，国内相关专业培养模式单一，新闻专业没有阿拉伯语的辅修、选修课程，而阿拉伯语专业则局限于阿拉伯语语言文学的知识框架内，这使得毕业生知识结构单一，很难做到既熟悉对象国语言文化，又掌握全方位的媒体技能，还具有信息综合处理以及深度解读新闻与社会变化的能力。近年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媒体都认识到单纯招收新闻专业毕业生和阿拉伯语专业毕业生很难应对日益复杂的对外传播工作，复合型人才的缺口极大。为此，应形成阿拉伯语语言文化与新闻等专业的复合培养模式，尽快破除人才培养的瓶颈，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构建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