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请著名喜剧大师卓别林观看《梁祝》电影（1954年）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引起世界关注，但与之不太相匹配的是我们软实力仍有很大差距。

　　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但与这种成果不太相匹配的是我们的软实力仍有很大差距。一方面我们需要不断建设好自己的软实力，另一方面要能将我们的软实力有效、广泛的向外传播出去。对外传播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人们在看待一个问题，尤其是别的国家的问题时，通常不会从别国的传统和历史来考虑，更多的只会从自身所受的传统和历史角度来考虑和分析。这就导致为什么对同一个问题，同一个词语，同一段话，不同国家的人有时会产生几乎完全不同的理解和印象。如果再加上有的个人、团体、地区、国家或蓄意歪曲历史，或断章取义，或偷换概念，或混淆视听，而且利用其熟悉国际宣传技巧和渠道的优势用英语加以大肆宣传，就更容易使真相被掩盖、歪曲和误读。例如，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中国的台湾问题。

　　美国人以及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的台湾问题，其历史角度明显受“台独”荒谬的理论影响甚深。由于我国台湾与西方的交流和接触比较早，也比较深，“台独”分子多受过西式教育，不少在西方留过学，有些人深谙国际宣传技巧，把“台独”的荒谬理论早早地、广泛地用国际流行的语言——英文，用对方能理解的英文和方式传播出去，争得在国际舆论上的同情、支持和主动。再加上有些国家本来就蓄意利用这一类的事情，给中国复兴设置障碍，这些荒谬的理念在国际上很有市场。

　　国际传播，简单来说用别人的语言传播自己的理念，不仅涉及语言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让别人听得懂，看得懂，能理解。这中间包括了表达的方式、渠道、技巧等几个层次。如果我们只是掌握了英语的语言，把自己的东西翻译成了英语，传播的工作只能说是做了一小半。因为翻译成了英语并不一定能使对方理解，尤其是一些政治、文化理念，有不少是有中国特色的，直接翻译过去，有时对方即使看得懂这些字面上的文字，但实际仍茫然不知所云。因为绝大多数外国人并不了解我们的情况，正如我们也不太了解对方一样。虽然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但给别人介绍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理念、情况、历史、文化、传统等，通常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获得别人的理解、认同，往往费了很多口舌，还不一定达到效果。但如果能够利用别人所熟悉的知识、历史、文化等，找到大致的对应物，在第一时间里则相对比较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这方面，周恩来总理是传播工作的卓越楷模，有许多生动的例子。例如，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要向与会人员播放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的电影，其中有刚拍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如何向外国观众宣传介绍这部电影吸引大家来观看是一个难题。如果按通常的音译把名字翻译过去，会让西方观众不知所云，而且很难引起人们的兴趣。所以最初代表团工作人员是准备写一个剧情内容解释，一并放在海报上。但这实际上带来了新问题，因为这样的剧情解释，短了说不清楚，长了观众可能不会仔细看。

　　如何一下子就吸引观众的注意，引起他们来观看《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兴趣就成了这部电影能否成功播放的关键。

　　这个情况报给了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总理，他稍加思索，便告诉工作人员，就说请大家来观看中国的《罗密欧与朱利叶》。后来的结果证明这个名字一下子就引起了外国观众的兴趣，因为《罗密欧与朱利叶》的故事在西方世界可以算得上是家喻户晓，看到这个名字，观众们很容易就理解这个中国故事的内容。而且《罗密欧与朱利叶》的剧情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它为名来介绍《梁山伯与祝英台》能吸引更多的人来观看。这个事例告诉我们，对外传播最佳的翻译方式是采用一个西方历史中广为人知的典故来引出中国的东西，首先从名字上就能引起人们的兴趣。

　　结果整个放映大获成功，初步加深了西方观众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拉近了双方之间的距离。事后周总理总结传播的要义时说，关键在于“宣传什么，怎么宣传”。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流利的外语只是传播的必要工具之一，更重要的是传播的技巧和方式，要让别人看得懂，易理解，要善于抓住人心。一个好的题目或名字配上合适的内容，其传播效果远胜于十万次的说教。这就要求我们从事传播中国理念的人员不仅要熟悉中国的历史、传统、理论、价值观、国情，同时也要熟悉西方有关的历史、传统、事件等，这样才能把中国的价值观、民主观、法制观等更好的传播到世界上去。

　　(作者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信息资料室主任；来源：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