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作为在祖国西部基层从事了40多年农业科研工作者，长年与“三农”打交道，对“三农”状况了然于胸。更对40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居然总是把从农村进城务工的农民称为“农民工”，一直心存芥蒂。

君不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春风吹拂大地。祖国东西南北中，很多农民，爬上田埂、走下坡地、洗掉手脚上的泥土，冲出大山，来到城市、来到经济相对发达地区，自谋职业，诚实劳动，挣钱糊口，攒钱养家，既希冀摆脱贫困窘境，又期盼逐步发家致富奔小康。这是他们怀揣的梦想，也是他们吃苦耐劳的动力。然而，现实并不都与“梦想”合拍，社会也不都给“动力”加油。光是一个“农民工”称谓，仿佛一道“篱笆墙”区隔开了甚至还在不断拉大甚至固化城乡差别二元结构。

笔者曾经多次在京、沪、深、渝等大中小城市及更多地区的乡村，以不同形式对从事不同职业的进城务工农民询问过他们对“农民工”称谓的反映，几乎无不透出既愤愤不平又无可奈何的情绪。笔者为此多次呼吁：应把“农民工”统称工人。

记得2017年2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会议指出，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的主体力量。要按照“政治上保证、制度上落实、素质上提高、权益上维护”的总体思路，造就一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宏大的产业工人队伍。

现在而今眼目下，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中，进城务工农民真正是撑起名副其实主力军的脊梁。

历史经验应当汲取并发扬光大。曾记否，新中国成立之初，特别是在“一五”“二五”时期，就有大批农民到城市各行各业务工，不仅造就了一支越来越浩浩荡荡的产业工人大军，同时加快了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这也是发达国家初始工业化时的普遍现象。那个时期的我国，先后从贫困农村、农民家庭走出了诸如王进喜、王崇伦、孟泰、时传祥、雷锋、李瑞环、郝建秀等等都是产业工人中的佼佼者，全国英模劳模，直至后来有的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倘若按照现在的称谓逻辑，他们难道不是那个时代的“农民工”？！不以为然的是，现在的农民或者其子女从农村进城务工，就叫“农民工”的话，莫非参了军，还得叫“农民战士”“农民兵”？

把“农民工”统称工人，既有历史沿革为依归的正确性，又有现代城乡统筹的必要性；既有加强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战略性，又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必然性。

把“农民工”统称工人，需要从各种级别的文件和对各种媒体的宣传舆论抓起。比如像“不许拖欠‘农民工’工资”，完全可以表述为“不许拖欠工人（或者职工）工资”。因为从逻辑上讲，“农民工”和教师、医生、企事业员工乃至公务员的工资一样，都不能拖欠。顶多在出台一些照顾性、倾斜性政策时，注明“家居农村的”如何如何即可。

把“农民工”统称工人，既是回归传统，又是与时俱进的题中之义，是给予人的一种尊严与尊重，是社会整体的一大文明进步。不知社会各界意下若何？

（作者系副研究员，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九三学社重庆市委“思想建设与理论研究中心”副理事长，九三学社重庆市委老龄委委员，原贵州省政协委员、安顺市政协常委、九三学社安顺市委副主委、安顺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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