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借此文与大家分享一些长期以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最近一次“外交与国防政策协会”的年度大会后，我的这些相关思考终于成熟了。顺便要提一下，这次会议是本协会创建31年来开得最富成效的会议之一。

日渐增大的威胁

俄罗斯及其领导层目前正面临一项艰难的抉择。我们已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即便我们在乌克兰战场上取得部分甚至是压倒性的胜利，我们与西方之间的冲突仍不会就此结束。全面解放乌东的四个地区，只能算是取得局部性胜利；在未来的一两年里再解放现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所有地区，也只能算是一个规模稍大的胜利。因为，到那时，仍将会有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盘踞在那里，他们心怀怨恨、手持武器，仍将给我们带来不停的内耗乃至新的战争。

如果我们去攻占乌克兰全境，自身要付出巨大代价不说，换来的将会是一个被夷为平地的乌克兰，乌国民众也将因此对我们恨之入骨，这应该是最糟糕的结果。而且，我们还将为此后的“救赎”要花去至少十多年的时间。应该说，做出任何一种选择，尤其是后者，都会分散俄罗斯的注意力，牵扯我们的精力，使我们无法去重拾我们的自我意识，去重新规划我们的经济布局，去实现我们把军事和政治重心转向欧亚大陆东部的战略抉择，而这些才是我们真正的要务。否则，再这样下去，我们将在西线被困住，而那是一方毫无前景的土地。为了争夺对乌克兰中部和东部地区实施控制，我们只会耗尽本国的人力和财力，只会耗尽我们全部的精力。别忘了，即便在苏联时期，那些地区也是常年依赖我们的接济和补贴。应该看到，我们与西方的争执不会就此了结，他们还将不断地在那里挑起内战，去支持和支援哪怕是低级的针对我们的游击战。

相比较而言，把重心放在解放和重组乌克兰的东部和南部地区，迫使该国投降，使其彻底去军事化，成为一个亲俄的缓冲国，这一选项似乎更加现实。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也会有个前提，那就是，我们要有能力让西方彻底放弃煽动和支持基辅军政府的意愿，并迫使其实行战略后撤。

这便引出了一个最重要但却很少被拿出来讨论的问题。与世界各地的其他紧张局势和战争威胁一样，发生在乌克兰的冲突，其背后的根源是因为现代西方统治和精英阶级正在走向失败。这些欧洲精英主要是指近几十年全球化进程中衍生出来的买办阶级（“买办”一词最早由葡萄牙殖民者用来指那些专为满足他们需求的当地商人）。精英阶级的失败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始料未及的变化，在当下的国际间力量对比中，这种变化已显然更有利于“全球大多数（国家）”，其经济驱动力来自中国，印度也起了部分作用，而俄罗斯则担起了军事和战略支撑的历史重任。由于其掌控力的日渐衰弱，那些满脑子帝国主义色彩的国际型精英（如拜登之流）被激怒了，同样恼羞成怒的还有那些帝国主义和民粹主义色彩兼备的精英（如特朗普）。长达五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一直通过暴力并利用他们所建立的政治和经济秩序以及强势文化来获取财富，而现如今，他们正在失去这种搜刮世界财富的能力。正因为如此，由西方挑起的那些攻防并重的对抗四处可见，而且也不会就此消失。事实上，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在道德、政治和经济层面一直处在下滑态势，虽因苏联解体曾有过短暂停顿，但自本世纪开始，这一下滑趋势再度重启，而且，其影响层面正在快速扩散。（西方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败以及2008年起西方经济模式出现危机，便是重要的里程碑。）

在这场挣脱新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俄罗斯显然已成为非西方世界的军事和政治核心。为了阻止这种滚雪球般的崩塌，西方国家暂时抱成了一团，并由美国把乌克兰作为制造危机的一记重拳，旨在困住俄罗斯的双手。当然，对于西方来说，更好的选择是引爆大战，从而能彻底削弱正在崛起的另一个超级大国——中国。就俄罗斯而言，我们推迟了先发制人的攻击，或许是因为此前没能理解到冲突的必然性，也或者是为了积蓄力量。当然，还有可能是因为俄罗斯遵循了现代西方的军事和政治思想，轻率地将使用核武器的门槛设定得过高，加之对乌克兰局势的研判也不够精准，致使我们在那里发起的军事行动至今也不如人意。

反观西方，在享尽了70年温饱与和平后，其精英阶层已任由那些反家庭、反祖国、反历史、反男欢女爱、反信仰等一切有违人类本性的怪象肆意蔓延，他们不仅放弃了对崇高理想的追求，而且还开始排除异己，其目的是在破坏现有的社会秩序，将民众变成奴隶（犹如伟大的柯尔克孜族俄罗斯作家钦吉斯 · 艾特玛托夫笔下的那些被剥夺其历史认知和据理抗争权力的奴隶），进而削弱他们抵抗现代“全球化”资本主义的能力。这根本不是在彰显公平，而是完全反人类和反人性的，是西方自身的倒退和失败。

与此同时，已开始走向衰弱的美国居然挑起了一场冲突，来彻底毁灭欧洲和其他依附于它的国家，将他们推入乌克兰冲突的火海之中。殊不知，这些国家中的精英群体大多已迷失了方向，内外的双重失利和失落又无不令其惊恐万分，于是便选择盲目地跟从，把自己的国家带向杀戮。更可怕的是，这种失败感和无助感，加上其数百年来的恐俄症和智力退化以及战略文化的丢失，使他们的仇恨情绪远甚于美国。

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现状已清楚表明，它们正在走向新法西斯主义和（暂且可称为）“自由”极权主义。

最重要的是，情况只会变得更加糟糕。休战是可能的，但和平不是。此起彼伏的愤怒和绝望情绪只会愈演愈烈。毫无疑问，西方若按其现状发展下去的话，他们正在把自己带向第三次世界大战，事实上，战争已经开始了，任何偶发事件，或是因当下西方统治集团的日渐衰败及其不负责任，均可能随时引发一场全面风暴。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在战争中的运用也增添了各种意外升级的威胁。事实上，机器正在使本已困扰不堪的精英群体进一步失去他们的掌控能力。

此外，“战略依赖和寄生性”也加剧了这种局面的演进。自我防卫意识在世界各地都有所减弱，尤其是在西方。75年来的相对和平环境，使人们已经忘记了对战争的恐惧，甚至已对核武器也失去了惧怕。

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核战略的历史，并得出了一个明确但似乎不太科学的结论：核武器的发明是神明干预的结果。上帝惊讶地发现，欧洲人，还有日本人，居然在同一个时代里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令数千万人丧生。于是，上帝便将能在顷刻间让世界沦为末日的武器交给人类，以提醒那些已对地狱失去恐惧感之辈，告诫其这一武器的存在。正是因为人们有了这种恐惧，世界才得以在过去70多年保持了相对和平。而现在，人们的恐惧感已经消失了。对照之前的核威慑理论，如今所发生的一切是不可想象的，这不，在一怒之下，一众国家的统治集团居然大胆到在一个超级核大国的脆弱之时发动了一场全面战争。

因此，人们的这种恐惧感需要再一次被唤醒。否则，人类注定将要灭亡。

乌克兰战场上正在决定的，不仅是俄罗斯的明天和未来的世界秩序，而是这个世界是否还会存在的问题，或者，地球是否会变成一片还将毒害人类遗骸的放射性废墟。

为此，我们必须彻底消灭西方不断向我们发起侵犯的意志，这不仅是为了解救俄罗斯自身，而是要最终将世界从长达5个世纪荒唐的西方统治中解救出来，是为了拯救全人类。为了迫使西方放弃他们的狂妄，迫使其精英彻底放弃称霸世界的企图，我们必须在全球性灾难爆发前逼迫他们退却，从而避免灾难的发生，还人类以新生。

我能给出的解决方案

毫无疑问，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场艰苦的斗争。我们必须首先解决内部遗留问题，包括要在观念上彻底清除西方中心主义的流毒，以及在我们管理阶层中的那些西方人，清除掉那些买办以及买办思维（西方实际上已在帮我们解决这部分问题了）。是时候结束我们300年的欧洲之旅了！它确实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也造就了我们伟大的文化，我们当然会小心翼翼地保护好这些欧洲遗产。但现在，是时候回家和回归自我了！我们应该利用所累积的经验，去开启属于我们自己的新的征程。不久前，外交部在阐述“外交政策概念”时，将俄罗斯定义为国家型文明，这是一种突破性的思维。我想补充的是，俄罗斯是一个汲取其他文明所长的文明，是对东西南北均抱开放态度的存在。我们当下的发展重点自然是向南和向北，但最主要的取向还是在东方。

发生在乌克兰的这场我们与西方之间的对抗，无论其结果如何，都不应该动摇我们的战略性转向，不应该妨碍我们迈向乌拉尔、西伯利亚和太平洋的步伐，不应该阻止我们在精神、文化、经济、政治和军事政治层面的战略大调整。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乌拉尔与西伯利亚”战略，这将给我们带来多个振奋人心的项目，这当然也包括我们应在西伯利亚建立的第三个首都。在众多事务中，这场举国上下的运动应该成为我们当下之要务，我们需要完整地来描述“俄罗斯之梦”，以重塑俄罗斯的形象以及我们想看到的世界。

在过往的撰文中，我和其他人曾多次强调，伟大的国家若没有了伟大的理想，便会失去其伟大或直接消亡。人类历史中到处可见那些失去理想的昔日列强之阴魂和坟墓。但是，愿景和理想必须由顶层来设计和规划，而期待它能自下而上地诞生，那是蠢才和懒人的异想天开。当然，伟大的理想和愿景必须要与人民的价值取向和基本诉求相吻合，最重要的是，要能引领我们向前迈进。我们的社会精英和国家领导有责任来把这些宏大叙事一一阐明，此事再也不可久拖不决了！

为了俄罗斯的未来，我们必须要与旧势力，也就是邪恶的西方势力的抵抗作顽强斗争，因为，若不将其彻底摧毁，他们会无情地将世界带入一场全面的、也可能是人类的最后一次世界大战。

这便引出了全文最难写的部分。诚然，我们可以再打上一年、两年甚至三年，去牺牲我们成千上万最优秀的俄罗斯人，同时也让成千上万如今还生活在被称为乌克兰领土上的那些陷入历史悲剧中的人们，让他们埋葬在战车之下。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迫使西方作出战略性退却，甚至投降，不能逼迫其停止那些倒行逆施的行为，不能逼迫其放弃称霸世界的企图，去管好他们自己和解决其内部的种种危机，那么，这场军事行动就不可能以我们取得决定性胜利而告终。简言之，西方必须“滚蛋”，只有这样，俄罗斯和世界才能畅通无阻地向前迈进。

因此，我们有必要去唤醒西方，唤醒他们已经失去的自我防卫意识，并使其明白，他们通过武装乌克兰人来消耗俄罗斯的企图和努力只会适得其反。为此，我们必须主动采取手段，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门槛，不失谨慎地加速威慑的升级，使核威慑重新发挥其应有的效应。俄罗斯总统和其他领导人宣布在白俄罗斯部署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以及加强战略威慑力量的各项准备，只是迈出了第一步。但是，要真正使用核武器的话，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数了一下，大概还有20多个步骤要去完成。随着事态的发展，我们终将有可能不得不敦促生活在某些国家的同胞和友人离开其居所，因为，对于那些直接给基辅傀儡政权提供支持的国家，我们将对其相关设施实施核打击。必须让敌人知道，我们已做好了实施先发制人核打击的一切准备，以报复他们当下和过去对我们做出的冒犯行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防止全球陷入一场热核战争。

我曾经多次说过和撰文论述过，只要我们正确地制定出一套恐吓与威慑乃至使用核武器的战略，反倒可以令我国本土遭受“报复性”核打击或任何其他打击的风险降至最低。事实上，除非是憎恨自己国家到了极点的疯子，否则，美国人是不会置自己国家的安危于不顾，疯狂地去为了“保卫”欧洲而来对我们实施反击的。在这一点上，美国人和欧洲人自己都很清楚，只是他们不愿意去想它，加上我们自己又时常在高喊热爱和平，这就使他们根本不去考虑这些问题了。通过对美国核战略历史的研究，我清楚地知道，当（冷战时期的）华盛顿了解到，苏联在遭受核打击的情形下已完全具备组织发起反击的能力后，美国除了在公开场合还有些虚张声势外，就再也不去考虑动用核武器来攻击苏联本土的选项了。即便有所考虑过的话，那也只是局限于对“挺进”到西欧的苏联军队实施打击。我还知道，德国总理科尔和施密特在历次军演中，只要一提到使用核武问题时，他们便会迅速躲进地堡。

我们必须主动并快速踏上核威慑升级的各个台阶。因为，当下西方精英阶层的群体性堕落已使他们的感召力每况愈下，越来越走向意识形态化的极端。同时，我们也很难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欧洲会有更负责任和更有理智的领导人能上台。只有当他们彻底放弃狂妄，放弃野心之后，情况才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我们决不能允许另一个“乌克兰场景”出现了。25年以来，我们没有真正听取告诫，没有对“北约扩张必将导致战争”的警告引起足够重视，而是一味地试图去拖延和“磋商”。其结果是，我们让自己陷入了严重的武装冲突，并正在为我们的优柔寡断付出不可估量的代价。

有人可能要问，如果他们不放弃的话，我们该怎么办？万一他们完全丧失了自我防卫的意识，我们又该怎么办呢？若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将不得不针对某些国家的目标实施攻击，让那些利令智昏的人恢复其理智。从道义上讲，这当然是个糟糕的选项，因为使用了“上帝的武器”，我们自己也定将遭受残酷的精神折磨。但倘若我们不这样做，不仅俄罗斯要灭亡，整个人类文明也很有可能将不复存在。

即使是朋友和同情我们的人，也不会在第一时间给予我们支持，所以，这一决断必须也只能由我们自己来作出。如果我是中国人，我也不会希望当前的俄乌冲突结束得太早和太突然，因为这只会转移美军的注意力，而当下的俄乌冲突反倒是一个机会，使中国能够更好地集结力量去迎接那场决定性的战斗，可能是直面对抗，也可能是按照老子（应该是孙子，译者更正）所言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如果我是中国人），我也反对使用核武器，因为将对抗直接拉高到核战水平，那可是我的国家（中国）还相对较弱的领域。此外，果断行动也不符合中国的外交理念，因为中国（在发展其军力的同时）更注重积聚自身的经济能量。我（中国人）会给予盟友支持，守卫好他的后院，但我会一直在他的身后，而不去直接参战。尽管我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可能过于肤浅，误读了中国朋友的真实想法，但我还是认为，如果俄罗斯发动核打击，中国人定会出面谴责，但他们一定也会因为美国的声誉和地位就此遭受重创而心存窃喜。

换位来思考，如果（请上帝原谅）巴基斯坦去袭击印度，或印度去攻击巴基斯坦，我们会作何反应？如果核禁忌被打破，我们会感到震惊和悲伤，然后会去帮助那些受害的民众，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会开始对我们使用核武器的规程去作必要的修正。

对于印度和“世界大多数”中的其他国家，包括拥核国家（如巴基斯坦和以色列）来说，出于道义和地缘战略的考量，使用核武器也是不可接受的选项。一旦核武器被“成功地”使用，那将使得核禁忌就此被打破，因为，一直以来，人们的普遍认知是，即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使用核武器，不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世界末日的到来。对于“全球南方”中的许多国家来说，看到那些曾经对他们实施过掠夺、种族灭绝和文化侵略的列强遭致惨败，他们当然会感到无比欣慰，但尽管如此，我们也很难指望会迅速得到他们的支持。

不管怎样，对于战争的获胜者，人们是不敢妄加评判的，拯救世人的一方终将收获感恩。只可惜，当下欧洲的政治文化使他们忘记了我们曾经为他们做过的善事。不过，其他国家应该记得我们是如何帮助中国人从日本的残暴占领中解救出来的，我们又是如何帮助那些饱受殖民统治的人们挣脱了殖民枷锁。即便我们在第一时间得不到应有的理解，那也只会激励我们去加倍努力和进一步去完善自我。不管怎么说，我们获胜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们应该能让敌人重拾理智，在无需采取极端措施的前提下，迫使他们退却；而在数年之后，我们又可以站在中国人的身后，支持他们与美国的斗争，就像现在他们在支持我们一样。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避免一场大战，才能共同为包括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人民在内的所有人，去赢得胜利。

也唯有如此，历尽磨难的俄罗斯和全人类，才有可能走向未来。在我看来，那将是一个光明的、多极的、多元文化的、多彩的未来，所有国家和人民将重获新生，去建设自己的家园，去共创美好的未来。

原文题目：A Difficult but Necessary Decision

原文出处：

https://eng.globalaffairs.ru/articles/a-difficult-but-necessary-decision/

译者简介：王南森，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理事长、执行主任、高级研究员，现任环球华置商务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主席兼总裁，同时还担任两家美国上市公司“沿控科技”和“东方文化”的独立董事、香港Pets Central宠物诊所及医院连锁机构咨询董事、全球私营供电商协会理事会顾问，是国际知名民调机构“盖洛普全球联盟”亚太区学术委员会委员、俄罗斯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专家组成员及撰稿人，《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常任国际新闻评论员，常应邀为多家国际媒体撰写英文时政评论文章。

王先生1983年毕业于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曾在国内某军队院校任教三年，1986年移居香港并进入商界，拥有30多年的跨国投资和企业运营管理经验，在房地产项目投资、企业及项目融资、收购与兼并等领域的业绩遍布亚洲、北美和欧洲，由他亲自主持的大型和复杂交易多达一百多宗，是备受尊敬的业界精英。王先生善于发现和创造新的商机，热衷于协助中国企业的外向型发展及其跨境商贸业务的拓展，近年来又开始频繁出入中东欧各国，在当地政商各界建立起了广泛的人脉资源，常受托跨国机构和投资基金，协助其设计和完成各类交易，或有时与之联手，共同参与项目投资。

（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环太国际战略”，修订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