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自“英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

【原编者按】2019年7月26日，英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官网刊发长文，从资产阶级媒体“擅长”开展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民意调查角度出发，深入分析了东欧和前苏联一些国家的现实案例，得出这些国家的工人们更偏爱社会主义的结论，并阐释了其背后的生成逻辑，犀利地批判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坚信社会主义事业必将获得全胜。

随着资产阶级剥削和“民主”的反乌托邦现实袭来，斯大林和共产主义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怀念。

根据俄罗斯著名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the Levada polling centre）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前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在俄罗斯人中的支持率达到了70%的历史新高。（斯大林在俄罗斯人中的支持率创历史新高，《莫斯科时报》，2019年4月16日）

我们习惯于阅读民意调查，并有理由怀疑他们调查结果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因为在很多时候，大部分民意调查的对象只有一小部分公众。在民意调查中，调查方法通常是决定回答和结果的关键。因此，“西方”所谓的“民意调查”一般是一种人口操纵技术，而不是一种科学调查技术。

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注意到进行有关社会主义问题民意调查的人普遍怀有敌意。他们在报告中随意地使用了与社会主义国家相关的“政权”和“独裁者”等术语，同时他们提到腐败的资本主义统治带来的是“自由、牛仔裤、开放边境和可口可乐”的巨大好处。了解到资产阶级调查的偏见与人们对当前资产阶级剥削的仇恨的现实背道而驰，我们可以开始窥见隐藏在民意调查背后更大的真相。

有鉴于此，值得回顾一下反革命30年来前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一些民意调查。

在过去的十年里，每个前民主共和国都进行过民意调查，这让我们可以衡量他们对自由市场(即垄断)资本主义的体验。一些著名的西欧资本主义期刊似乎对他们报道的结果感到震惊。资产阶级记者常常用冷嘲热讽来表达自己的惊讶，并把东欧工人对失去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落和乐观回归的渴望斥之为“怀旧”。在德国，他们甚至创造了“东愁”一词用来描述渴望社会主义(东德)民主共和国回归的人们。

这些记者为了迎合他们报道的主题和期刊的意识形态，巧妙地歪曲文字，试图在讨论工人阶级权利的现实和东欧工人的实际意见时掩盖真相，这些意见来自前社会主义国家工人的生活经历。当讨论没有西方资本主义认可的政治制度的国家时，这种骗局早已存在。

全文链接在文章下方，我们邀请你阅读他们 —— 记住，每一条数据都被用作主观歪曲和不相干结论的借口，以便对社会主义发动无理攻击。比如，如果年轻人想要社会主义，那他们“年轻天真，在生活中经验不足”。如果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老人想要回到他们曾经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去，那他们是“怀旧”的化石，为他们失去的青春而哀叹。

如果我们无视评论，从报道的源头即采访者来看，我们会发现，那些既经历过社会主义社会又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的老同志们自己提供了选择社会主义的详细而微妙的理由。

更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上了岁数、曾生活在欧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在修正主义已经忙于根除计划经济成果和为资产阶级反革命准备必要条件的时候依然坚持选择社会主义。

俄罗斯和前苏联

“在2016年的一项研究中，大多数俄罗斯人表示，他们更愿意生活在前苏联之下，希望看到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国家恢复。”（大多数俄罗斯人更希望苏联和社会主义的回归，委内瑞拉南方电视台（Telesur），2017年8月19日）

前苏联集团

“回顾22年前的苏联解体，在11个加入欧盟的国家中，有7个国家的居民认为苏联解体损害了他们的国家，而不是使他们受益。只有阿塞拜疆人、哈萨克斯坦人和土库曼人更有可能从解体中受益，而不是受到伤害。格鲁吉亚人是分裂的。”（前苏联国家人民看到更多的是解体带来的伤害，盖洛普（Gallup），2013年12月19日）

东德

“今天，在柏林墙倒塌20年后，57%的东德人仍然保卫前东德......49%的被调查者说，‘那里的生活很好’。8%的东德人坚决反对所有对前东德的批评意见。”（大多数东德人感觉共产主义统治下的生活更美好，《明镜》周刊，朱莉娅·邦斯坦（Julia Bonstein），2009年7月3日）

匈牙利

“72%的匈牙利人说，他们国家的大多数人今天的经济状况实际上比社会主义统治时期的还要糟糕......这是普遍对经济不满的结果。94%的人认为该国经济不好，是中欧和东欧经济重灾区，也是人民不满情绪最高的地区......公众对匈牙利融入欧洲更加消极：71%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国家的发展势头已被这一进程削弱。”（匈牙利：在社会主义统治下，经济会更好？《皮尤研究》，2010年4月28日）

捷克共和国

“‘大约28%的捷克人说他们在社会主义政权下过得更好......只有23%的人说他们现在过得更好了。商店里更多的商品、开放的边界和更好的文化服务被认为是1989年以后新政权的最大成功。另一方面，代金券私有化、人际关系恶化是其最大的缺陷。’大多数捷克人说。”（许多捷克人说他们在社会主义统治下生活得更好，《布拉格每日监测》，2011年11月21日）

前南斯拉夫

“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多达81%的塞尔维亚人认为他们在社会主义时期在前南斯拉夫生活得最好......45% 的人表示，他们最信任社会主义时期的政府机构，23% 的人选择 2001-2003 年佐兰·吉尼奇（Zoran Djinđic）担任总理期间的政府。只有 19% 的人选择了当今的政府。（塞尔维亚民意调查：在铁托的领导下生活得更好，《巴尔干洞察》，2010年12月24日）

在20世纪90年代的种族战争中，前南斯拉夫其他地区的人们伤痕累累，这些地区现在仍然在欧盟之外，他们怀念约瑟普·布罗兹·铁托（Josip Broz Tito）的社会主义时代，那时候，与现在不同的是，他们无需签证便可穿越欧洲。

‘那时一切都好多了。没有街头犯罪，工作是安全的，工资足以过上体面的生活，’70岁的贝尔格莱德养老金领取者科维利卡·马尔科维奇（Koviljka Markovic）说。‘今天，我几乎无法靠250欧元（每月370美元）的养老金生存’。”（在东欧，人们向往社会主义，安娜·穆德瓦（Anna Muderva），路透社，2009年11月8日）

罗马尼亚

2010年一项民调显示，如果齐奥塞斯库（Ceausescu）竞选总统，41%的受访者会投他的票。63%的调查参与者说他们在社会主义时期生活得更好，而只有23%的人认为他们当下的生活更好。约68%的人宣称共产主义是个好制度，只是在实践中出了偏差。（在罗马尼亚，民意调查显示民众对共产主义的怀旧，埃琳娜·德拉戈米尔（Elena Dragomir），巴尔干分析，2011年）

乌克兰、立陶宛和保加利亚

“民调显示，2009年有30%的乌克兰人赞成民主改革，低于1991年的72%。在保加利亚和立陶宛，人口从 1991 年总数的近四分之三下滑到略高于一半。”（在东欧，人们渴望社会主义，路透社，2009年11月8日）

“在保加利亚，与已故独裁者托多尔·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 ）(1954-1989年)去世后肆虐的腐败和犯罪相比，他33年的统治对一些人来说似乎是一个黄金时代。      

超过60%的人表示，他们过去生活得更好，尽管购物排队是家常便饭，‘社交联系’是获得更有价值商品的唯一途径，牛仔裤和可口可乐是禁区，买车需要长达10年的等待。

历史学家安德烈·潘捷夫（Andrei Pantev ）和博日达尔·加夫里洛夫（Bozhidar Gavrilov）写道：‘对保加利亚人（社会）来说，安全比自由更宝贵。’”（路透社，同上）

对于资产阶级媒体来说，这似乎很容易，他们不得不报道一些不利的发现，以证明人们对社会主义仅仅是一种怀旧情绪。“哦， 每个人都喜欢他们的青春，”他们大声疾呼， “他们怀旧的是他们的青春， 而不是社会主义！”

因此，值得看看人们自己对当前生活的看法。

“大多数东德公民过着美好的生活，”一位前东德公民比尔格（Mr Birger）表示。“我当然不认为这里（重新统一的德国）更好......今天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人们也缺乏旅行的自由。”（我们注意到，‘旅行自由’不是被东部各共和国所剥夺，而是被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列强所剥夺，帝国主义列强把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个存在置于战争状态，就像他们今天继续对朝鲜和古巴等国家的公民所做的那样。）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相信当柏林墙倒塌时，我们被赶出了天堂，”一个38岁的男子写道，他十分庆幸和感谢自己体验过民主德国的生活，他指出，直到德国统一后，他才目睹了那些担心自己生命安全的人，还有乞丐和无家可归的人。（ 《明镜》周刊，同前）

就民主德国而言，他对人们的意义似乎不仅仅只是怀旧。人们拥有没有贫困、有尊严的安全生活，远比在帝国主义资本家的操纵下，国内经济崩溃时，有“自由”地从一个城镇流浪到另一个城镇，半饥饿半无家可归，或者被迫去外国漂泊被廉价剥削要好。无论如何，在社会主义世界里旅行是可能的，每个工人都有权享受长时间的高薪假期、产假、护工假和病假等等。

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一部分民意调查报告进行检查时发现，接受采访的普通工人与作者的宣传叙述并不相符合。《明镜》周刊文章援引柏林自由大学一个研究所所长、研究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学家克劳斯·施罗德（Klaus Schroeder）的话说：“恐怕大多数东德人并不认同目前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社会政治制度。”

我们在资产阶级媒体宣传中经常看到对社会主义的一个攻击点是，那些怀念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懒惰和没有才干的人。事实上，文章中采访的一位成功商人表示，虽然他个人表现不错，但他对当前不平等的工资和养老金制度感到不满，并怀念社会主义时期“那种陪伴和团结的感觉”。

他简明扼要地总结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他说:“就我而言，我认为我们当时的情况没有我们今天的情况那样独裁。”他总结说，作为幸运的人之一，“我今天比以前过得更好，但我并不更满意。”

在谈到罗马尼亚时，《巴尔干分析》一文的结论是，不是对社会主义历史的怀念使人们渴望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人们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和经济压力，因此，无论人们的教育程度、年龄或社会地位如何，他们对获得更多社会保障的渴望都增加了”。换言之，在资本主义统治下，经济不安全状况恶化，导致社会混乱、贫困、犯罪和不幸福现象加剧。

对俄罗斯人来说，情况很简单:2017年，俄罗斯人将一半以上的收入花在了食品上。资本主义的回归意味着绝大多数人的安全感被完全剥夺，与此同时，极少数人获得了难以置信的财富。

保加利亚人现在也享受着把大部分收入花在食物上的“自由”:“我们过去生活得更好，”31岁的阿妮莉亚·比瓦（Anelia Beeva）说。“我们去海边和山上度假，那里有充足的衣服、鞋子、食物。现在我们收入的最大一部分花在了食物上。有大学学历的人失业，很多人出国。”(路透社，同前)

“从表面上看，我看到新的建筑，商店，豪华的汽车。但是人们相比以前变得更悲伤、更加好斗和不快乐了。”保加利亚著名艺术家尼古拉·马内夫（Nikola Manev）说。

贫困和人民权利丧失的指数级增长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幻灭密切相关。在这里接受调查的8个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对自己的民主勉强“满意”。（匈牙利对当前民主的实践不满意，但仍相信资产阶级民主理想，《皮尤研究》，2010年4月7日）

在1989年东欧剧变之前，资产阶级媒体宣传中对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常见的攻击点是，东欧在某种程度上被其与苏联的政治和经济联系所禁锢。“被俘虏的国家”一词在资产阶级媒体报道中无处不在。

资产阶级媒体及其宣传者继续颠覆现实，坚称东欧在二战结束时，红军将其从纳粹占领下解放出来之前都是“自由”的。事实上，在二战之前，所有这些国家(捷克斯洛伐克除外，该国在1939年由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签署的纳粹-英国条约下被随意地割让给法西斯德国)都是由这样或那样的压迫和独裁的君主或暴君统治的。

例如，这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幻灭可以在匈牙利看到。70%的匈牙利人认为生活在一个真正的多党选举的国家非常重要，但只有17%的人认为多党制保障了匈牙利的“民主”。这也表明，尽管匈牙利无产阶级愤怒，但他们并没有完全摆脱“多党制”资产阶级制度的欺诈，这种制度掩盖了一个事实，即在多党制背后隐藏着一个不能被投票推翻的统治阶级。

读到这篇文章的开明人士可能会担心“民主的幻灭”，但请不要忘记了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民主的观点。在西方，你可以改变执政党或总统，但你不能改变政策。前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民主意味着公共工业和服务的私有化政策——攫取由人民积累起来的财富，这些财富以前只用于造福人民。

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剥夺了这些资产，将其变成了牟利的工具。资本主义复辟带来了食利派的寄生产物，他们唯一的兴趣就是利用国家机器，用沾满受剥削人民鲜血的双手榨取劳动人民身上全部的价值。

那些在欧洲和苏联协助瓦解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希望加入寄生的帝国主义俱乐部，像美国、英国和德国的百万富翁阶级一样生活。相反，他们的同胞已经变得像墨西哥的人民一样——无论是就地工作还是运往国外务工，西欧和北美资本都可以利用这些廉价劳动力获取超额利润。

反革命后，东欧被系统地去工业化。他以前的独立州变成了新的倾销西方商品的殖民地，给当时正走向衰退的全球资本主义打了一针急需的强心剂。随着东欧经济的去工业化，就业机会被摧毁，迫使许多年轻而强壮的劳动力打包行李前往德国、英国和法国，转移到帝国主义中心寻找工作。

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严峻的经济形势都伴随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下降。失业、典型的资本主义贫困及其带来的绝望等弊病卷土重来，凸显了资本主义剥削下产生的诸如大规模吸毒、肺结核、艾滋病毒、卖淫、暴力、犯罪和精神疾病等所有丑恶特征。

在前苏联领土上，出生率直线下降，预期寿命下降了7年，堕胎率飙升。这很少被提到，但代表了一场真正的资本主义大屠杀和数百万未知的欧洲工人的死亡。

随着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被迫进行大规模私有化和去工业化，这个曾经繁荣而自豪的国家每年需要西德补贴1300亿欧元。由于没有就业前景，社会处于废墟之中，东德人大批移民。多“自由”啊！人口惊人地减少了220万，从1989年中期的1670万减少到2005年的1450万。(《东欧的共产主义怀旧情绪:对过去的向往》，库尔特·比雷（Kurt Biray）著，《开放民主》，2015年11月10日)

在保加利亚，经济私有化和“民主转型”的破坏性后果造成了该国乡村工作和职业的流失。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唐金（Mike Donkin）在2006年表示，保加利亚是整个欧洲人口下降速度最快的国家，“在农村，被遗弃感甚至更强烈......现在，散布在这片土地上的是几十个荒废或几乎荒废的村庄。”（玛丽亚·托多罗娃（Maria Todorova）和祖萨·吉尔（Zsuzsa Gille），《后共产主义怀旧》，2010年）

集体农场的清算减少了留在农村的工人，导致年轻人不仅离开农村，还离开国家。难怪保加利亚人渴望回到他们失去的社会主义天堂。

波兰也出现了类似的下降。“随着人们的离开，经济受到抑制，这鼓励了更多的人到国外去寻找更好的机会。”

“当然，离开的往往是最具创业精神的人，而思想更保守的员工留在了后面。本来可能在华沙或克拉科夫建立的创造就业机会的企业最终却在伦敦或柏林建立起来了。”(2019年8月24日《快报》罗斯·克拉克（Ross Clark）称，波兰要求工人回家是对欧盟成员国身份的令人震惊的控诉)

提交人声称这是对欧盟的控诉。事实上，这是对资本主义的控诉。

波兰经济在2008-2009年危机中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然而2015年国内的经济规模小于2008年，这表明了自社会主义垮台以来东欧经济遭到的掠夺程度。

这些结果不是偶然发生的。他们源于市场的无政府状态，资本主义国家竞相掠夺前民主共和国的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和市场。

前社会主义集团的工人开始看穿他们多年来被炮轰的反共产主义宣传的把戏，这有什么奇怪的吗？约瑟夫·斯大林的名字再次与自由、尊严和社会正义联系在一起，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吗？

我们期待着有一天，东欧工人能够从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反革命的崩溃给他们带来的惊人打击中恢复过来，恢复和重建一个比以前更好的社会主义社会。

斯大林曾预言道：“我知道，在我死后会有人把一堆垃圾放到我的坟墓上，但历史之风迟早会无情地刮走它们！”（1943年，引用费利克斯丘耶夫（Felix Chuev））

共产主义的幽灵已经出来了，不会再放回去；工人们不会永远被压制。无论社会主义道路多么曲折，未来都有光明的前途；暂时的失败并不是道路的终点，而仅仅是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征途中的一个低谷期。

我们毫不怀疑，欧洲和世界的工人最终将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使他们能够充分发展自己的才能，利用他们的集体劳动和智慧，为人类理性地规划一种光明、充满希望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