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初，毛泽东同志著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显然他当时也感受到明末同样的问题：国民党为了发展大量引进外资，“依靠外国输血”导致农业过早商品化，这引发农民大量破产并由此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这些与明万历年间的张居正改革的结果几乎如出一辙。从三十年代土地革命战争中走过来的毛泽东对此体会最深，他特别注意总结中国历代王朝特别是明朝张居正改革以后在农民问题上失策的教训。1944年3月，毛泽东阅读了由由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带到延安的李健侯所著《永昌演义》，此书所涉的明末农民问题引起毛泽东很大的兴趣，并于4月29日给李鼎铭先生写了一封亲笔信：“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i《明季北略》是记载明万历至崇祯时期北方地区史实的史书，全书共二十四卷，起自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此时张居正改革刚刚结束——清太祖努尔哈赤兴起东北，止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注意到这本书的内容，1944年7月28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明季南北略i及其他明代杂史我处均无，范文澜同志处或可找得，你可去问讯看。”

崇祯长于以霹雳手段迅速清除少数位高权重的“悍虎”，这有助于他打掉了魏忠贤这只“大老虎”，却短于对严惩失衡的国家进行有效调理，这让他在李自成面前一筹莫展。

毛泽东注意到这一点，建国后，特别是“三反五反”运动后，他下功夫最大、最用力的就是农业合作化问题。他着力探索的是如何避免重复明末覆辙，防止农民变为流民。毛泽东发动“三反五反”乃至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都是防止我们的干部脱离群众，蜕变为“魏忠贤”式的人物，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从制度上杜绝把农民逼为“李自成”的任何可能。

1953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草案）》后批示说：“这种单干制度长久下去，就要使农民的大多数成为富农、高利贷主和商业资本家进行剥削和投机事业的牺牲品，重新失掉自己的土地。”i毛泽东这时关心的不是改革而是改革结果。毛泽东将农民的组织化而不是分散化作为检验中国农业改革成败的标准。在当时组织农民只有社会主义合作化一途。1959年7月29日，针对国内外关于“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的质疑，毛泽东说：“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要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i 1958年5月18日，毛泽东警告全党：“农民是同盟军，不抓农民问题就没有政治，不注意五亿农民的问题，就会犯错误，有了这个同盟军，就是胜利。中国党内相当多的人，不懂得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跌跟头还是在农民问题上。”1962年11月30日，毛泽东告诉来访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志说：“农民跟着我们走，民族资产阶级才不得不跟我们走。农民问题很重要，谁能解决农民问题，谁才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历史上的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孙中山也不能解决农民问题。”

最终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用集体所有制将农民组织起来。尽管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也遭遇了严重的困难，但中国农民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可靠的阶级基础的性质始终没变。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明末、民国的反面经验和新中国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的成功实践，对于我们今天的农业改革都是值得鉴的。

引自观察者网张文木先生专文

明末的人祸和天灾——从张居正改革谈起:张居正改革的教训及其历史比较。

网页链接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