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但是，对世界未来走向做出抉择的不仅仅是各国人民，世界上各种不同势力都有他们自己的战略抉择。不同抉择之间碰撞、激荡，必然造成新变革，出现新局面。这就使得人们对未来前景充满疑虑，未来世界究竟将会是什么样子呢？

十字路口上人类所需要做出的抉择不是唯一而是多项，其中十分迫切而又相当严峻的一个，就是要不要打造人类社会新秩序，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性问题。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

有人对此持肯定与欢迎的态度，持这种态度的主观前提是，既有世界秩序需要改造与革新，有必要使之更加民主化、合理化，从而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与条件；客观前提是，一系列新兴国家的成长壮大，一系列新兴技术的发展普及，人类社会必然要焕发出新的面貌，必然要塑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秩序。

建立在这种认识与态度的基础上，当今世界有很多国家以及很多人都致力于推动全球秩序的改造与革新，这种努力已经汇成一股强大的潮流。结合全球发展变化的客观进程，主观愿望与客观需要这样两股潮流汇合在一起，此之谓“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但是，有人却对上述变化的内涵与方向持否定和抗拒的态度。持这种的态度的主观前提或者既定的逻辑是，世界必须由西方来领导，而西方则必须以美国为核心。简单地说，西方领导世界，美国领导西方，这一信条已经成为霸权当局至高无上的法则。因为既有全球秩序主要是美国霸权主导下的世界秩序，因此，任何有关改造与革新现有秩序的说法，一概被霸权集团视为威胁，所有相关势力也一概被贴上邪恶轴心的标签。以霸权为核心，围绕美国也汇聚起一股强大的势力，这股势力竭尽全力维护既有的等级世界，竭尽全力维护西方集团高踞等级世界的顶层位置。

因此，这股势力也力图改变和改造世界，他们也不是不要变化，而是只要他们所需、符合他们利益的变化，譬如颜色革命、北约扩张等，简单地说，就是旧秩序的加强与深化。

从上述视角出发观察全球，当今世界相当突出地存在两股力量：一是守旧势力，这股力量以霸权为核心，要维持和加强一个更加有利于霸权的全球秩序，为霸权进一步统治世界提供良好的环境与条件；二是变革力量，这股力量以新兴国家为代表，他们渴望打造一个有利于新兴国家的全球秩序，为自己的发展壮大提供良好的环境与条件。这两种力量之外是不是还存在第三种或第四种力量，可能会有争议，但即便存在，也无疑具有边缘化的性质，其占比与份量都比较弱小。

上述两种主要力量正在发生各种形式的碰撞，互相之间呈现强烈的排斥关系，彼此没有兼容，也找不到什么最大公约数。一切所谓共存、共享以及包容的说法，都只是美好而善良的愿望，实际结果将完全悖离。也就是说，世界只有两种前途，要么是新秩序取代旧秩序，要么是旧势力压倒新兴力量，二者必居其一，这就是人类社会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较量与搏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霸权全球秩序无法兼容，二者没有共存发展的空间和可能性，彼此之间的激烈斗争不可避免。

第二，动荡之下的全球秩序

新旧秩序两股力量、两种前途的碰撞较量，推动世界局势必然是四海翻腾、五洲震荡，这将是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内全球局势的基本特征。所谓“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内在动力就在这里，其外在表现则是各种形式的激烈之“变”。现在，很多人都热衷于对今后的变化做预测评估，指望能像考试押题一样有所命中，只要命中一二，就足以炫耀于世，足以佐证自己的先见之明了。

其实，四海翻腾、五洲震荡之下所发生的各种“变”，一概都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如同地震一般难以准确预测，所谓的学术研究在这方面总体上无能为力，如果有谁不自量力一定要这样干的话，就难免沦为瞎子算命式的把戏。因此，有关未来的全球秩序与战略格局的演变，还是做一点宏观与整体性的描述为好。

一是渐变与突变交织

所谓渐变，就是“量”的积累的过程，在全球秩序的概念下，具体表现为新兴国家的发展壮大，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表现为“量”的积累。为此，人们经常看到的是，各种文献都相当热衷于谈论新兴国家的发展，热衷于对比世界各地GDP的发展变化，由此来论证 “东升西降” ，也据此来阐述全球战略重心的转移。现在，全球战略重心确实已然展现出明显转移的进程，但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实际上重心仍还停留在欧洲，或者说大西洋两边，从那个地方焕发出来的力量对全球局势仍然具有支配作用，在那个地方发生的事态仍然具有全球性巨大的冲击力，也就是说，仍然是欧洲局势决定世界局势。战略重心的转移只是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至于这种转移究竟什么时候才真正地迎来战略性拐点，即亚太的局势决定欧洲的局势，决定全球局势，现在谁都难以做出时间上的判断。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关系目前也仍然处在量变与渐变的战略进程中，这是关乎全球战略战略局势的一个重大战略判断。

所谓突变，就是在“质”的意义上的转折性变化。在全球秩序的概念下，具体表现为国家间关系的破裂与颠覆，譬如因为俄乌军事冲突而导致的俄乌两国关系的完全破裂，俄罗斯与美西方关系的颠覆性变化等，这就是一种突变。表面上看，这种转折性突变具有较大的偶发性，但如果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度，从全球新旧力量对撞以及推动世界局势激荡翻腾的视角出发，这样的突变又是必然的，其必然性表现在，类似俄乌战争这样突变今后还将屡屡发生。有朝一日大陆对台采取坚决行动，这也将构成一场突变，也要引发国际关系大面积的转折化颠覆性的巨变。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关系未来发生质变意义上突变的前景十分清晰，具有较大的可能性，并且总的发展趋势是正朝着这个方向日益迈进。

上述渐变与突变、量变与质变两种变化复杂交织交错在未来全球局势的演进过程中，从而使得全球秩序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得紊乱而无序。由此可知，天下大乱必将成为“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的一个突出面貌。

二是前进与和后退交替

历史从来都是波浪性运动，在发展的过程中每每都要出现循环反复的现象。全球战略进程也是这样，不管什么“东升西降”也好，“战略重点转移”也罢，都要演绎出进退反复等各种复杂的运动方式，也就是说，在革新与守旧两种战略力量的交互作用下，今后的全球战略进程将既有向前进步的显著发展，也会出现向后倒退的严重逆流。这就意味着，具体到新兴国家而言，既面临发展的机遇，也面对严峻的挑战。从历史与战略逻辑上说，总体而言是机遇大于挑战，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则特定时间特定条件下就完全可能挑战大于机遇，俄罗斯等国的境遇就是一个十分显著的例子。

从这个意义上来认识，我们就完全能够理解“逆全球化”潮流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也能充分认识霸权主导下全球阵营化发展的逻辑底蕴（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笔者文章《全球新的“阵营化”前景与中国的战略抉择》）。上述这两者还只是目前出现为人们所看到的后退与逆流，这是严重的战略反动，而类似的战略反动在今后还将继续绽现发生。这就是动荡、变革之下全球战略秩序前进与后退的二重性，二者将呈现交替发展的态势，将彼此进行激烈较量的魔道之争。

因此，一切所谓全球化不可逆转的说法都没有依据，一切所谓中美关系不会重蹈冷战覆辙的说法都是主观臆测。窃以为，上述两种说法目前之所以在中国很流行，原因在于一些人对战略问题的理解认识还相当肤浅表面，也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些人总是存在种种幻想，不但对霸权主义幻想深重，而且对全球战略形势也幻想严重，主观主义甚嚣尘上。

三是军事力量起主导与支配作用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全球秩序也是这样，从根本上说，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依然是经济力量。但是，这里的“经济”并不是那种既时髦又庸俗的经济概念，什么股票、金融、贸易之类，而是赤裸裸的物质力量。简单地加以描述，就是“生产+技术”，这些实打实的物质力量将从根本上改革全球秩序，也从根本上决定全球秩序。

但是，物质力量是静态与固化的东西，并不能因此自动生成活力四射的战略博弈，要使之转化成为现实的动力与手段，还需要人的灵活的运用，其具体表现就是武装力量。自从人类进入到文明社会以后，每一个国家与民族都依靠特定的物质基础，竭尽所能地发展建设自己的武装力量，用以保护自己，用以实现自身诉求，达成既定的目标。武装力量的强制与暴力性质决定了它是最可靠、最有效的手段，也就是说，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物质力量主要还是通过军事力量的形式来表达，这是号称高度文明的人类仍然无法改变的基本定律。从殖民时代以来，这一定律被西方集团发挥运用到极致，已经成为他们战略逻辑中的最高准则。

正因为这样，所以，美国现任国防部长奥斯汀才坚定地声称，美国需要用军力来确保21世纪全球准则由美国而不是北京的价值观确定。应该说，这位国防部长的话集中而充分地表达了整个霸权集团的决心和意志，也预示了他们未来将要遵循的战略原则以及要践行的路线轨迹。

有鉴于全球“西强东弱”的总体形势还将持续相当长一个时期，因此，在霸权的操纵下，未来相当一个时期决定全球秩序的仍然是军事力量，其基本法则仍然是丛林法则。对此，任何善良美好的愿望都无济于事，任何理念与价值的力量总体上也都无能为力。

在这种情形下，动荡变革之下，全球各地的冲突与战争必将更加频仍，既有若干著名的火药桶随时有点燃的可能，新的热点也可能发生猛烈的燃烧，硝烟弥漫的情形将日益严重起来，所谓的“国际社会”也将因此变得四分五裂。

总之，天下大变总体上等同于天下大乱，这将是动荡变革之际全球秩序的基本特征。

第三，动荡变革之下的战略格局

动荡变革之下，全球秩序必然因之生变，而秩序之“变”又必然导致国际关系重组与战略格局再造，这就是“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中“变”与“局”的关系。

有“变”有“局”，有“局”有“变”，未来一个时期全球秩序与战略格局纷繁复杂的变化与再造看起来让人眼花缭乱，但其中却有主有次、有纲有目，其“主”其“纲”主要展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欧洲的混乱将持续发展

乌克兰战争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令欧洲陷入困境与混乱之中，展望未来，不管乌克兰战争以怎样的后果而告结束，欧洲的动荡都将进一步加剧，这倒不是什么能源危机与通货膨胀等经济问题，而是若干具体的地缘安全关系方面将出现可怕的裂痕，从而出现绽现新的严重冲突，这其中有英国苏格兰地区、北爱尔兰地区的独立运动可能导致英国进一步分裂的危机，也有巴尔干这个火药桶再次滋滋作响的危险，还有环波罗的海广泛存在的对抗随时可能爆发新冲突的危机，等等。

尤其严重的是，乌克兰战争的结果给欧洲的未来投下严重的阴影，大混乱已曈曈可见。目前，波兰还只是部分地展现了这个国家难以遏制的领土野心与大国雄心，它已经开始染指乌克兰的领土，并向德国提出了新的索赔要求。如果乌克兰泽连斯基当局在战争中战败而俄罗斯获胜，则波兰必然要去抢夺西乌克兰原属于波兰的地方，并以俄罗斯威胁为借口大规模武装自己。波兰进一步强化武装势必要引起德国极大的警惕与戒心，从而使德国波兰两国关系更加诡谲。其它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也要加入到瓜分乌克兰的潮流中来，分赃将变成抢夺，抢夺将变成撕咬，这将是难以遏制的趋势。如果俄罗斯战败，则激起反响与引发的动乱更将难以估量。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白俄罗斯及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地区难保现状，其归属与地位必将成为波兰、立陶宛和德国拼死争夺的大肥肉。与此同时，乌克兰重建更要在欧洲各国之间引发巨大的纷争，即便是美国主导对欧洲各国实行强硬压制，也难以平息他们彼此之间的利益争夺。

这就意味着，乌克兰战争结束后欧洲发生大乱可能性居高不下，这个酿成前后两次世界大战的地方，未来前景依然让人相当难以预料，可以说现在谁也不知道欧洲将走向何方。这也意味着，欧洲不可能成为新秩序下的战略一“极”，指望用欧洲来平衡或对冲美国霸权，将完全彻底落空。

二是亚太地区隐约出现新军事阵营的态势

此前一个时期，有关亚太版的“新北约”已经呼之欲出，AUKUS、QUAD等具有浓厚冷战色彩的军事政治组织接连被推出问世。而最新的进展动态是，美国和印度的军事关系不断升温，不断向纵深挺进，两国军队前不久已经在中印边境争议地区附近山地举行了高海拔联合军事演习。为此，中国方面的官方态度是，这违反了中印双方签署的1993年和1996年有关协定精神，不利于中印两国之间的信任。中方已经就此向印方表达了关切。

中国向印度表达关切，难道对美国不应该表达更加严重的关切吗？美国大兵跑到喜马拉雅山下同印度军队搞联合演习，要干什么？其剑锋所指，难道还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吗？

这件事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亚太地区一个新的军事战略阵营已渐露雏形了。

事实上，霸权力图在亚太地区打造针对中国的新军事阵营的企图已昭然若揭，日本、澳大利亚已经加入这个集团之中，远在天边的英国、加拿大等积极参与，现在美国正极力把印度、韩国等拉进来。现如今的印度成了一个香饽饽，印度当局以此为自己奇货可居，正在同美国讨价还价。随着俄罗斯越来越靠不上，从经济技术到武器装备印度必然越来越依靠美国，他们无论如何也玩不过老谋深算的美国。韩国则因为害怕朝鲜背后的大国而有所顾忌，在彻底倒向美国的问题上比较谨慎。但笔者预计，未来这两个国家将很难挣脱美国的谋划设计，必将陷入美国的网彀之中难以自拔，被美国绑架到霸权的战车上而失去自主权。因此，所谓世界的“印太时代”，从战略意义上说，就是全球战略对抗的中心与重心转移到这里的时代。与此相对应，冷战阵营也必将把阵地打造在这里，霸权国家一定要把冷战时期的军事阵营移植复制到亚太地区来，这将是其所谓“战略竞争”逻辑下的必然。

因此，摆在中国面前让中国不得不面对的，将是一个具有强烈威胁性的新的军事阵营，这是未来印太地区的总体态势。

与此相对应，中国会不会打造类似的阵营进行战略上的自卫？窃以为，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2022年11月，中俄两国战略轰炸机进行了第五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同此前4次联合巡航不同的是，此次双方战略轰炸机首次在对方机场降落，这一最新的举动引起广泛的注意与解读，普遍被视为非同寻常。联系到中俄两国此前一系列深度的战略合作，可以说，两国之间构筑新战略阵营的工程大概只差最后一根导线了。同时不能不提到的是，如果霸权主导下的军事阵营覆盖了亚太印太的话，也给上合组织的发展升级注入了新的动力与活力。

三是多极时代仍然可望而不可即

自冷战结束以来，有关世界走向多极化的喧嚣就始终都热烈如潮，一直到现在依然如此，尽管事实上现如今的世界还是一超独霸、缺少强有力的制衡，但有关多极化的吵闹不但没有降温，反而呈变本加厉的态势，以致于有人干脆宣称当下的全球秩序已经进入了多极化时代。在这些人的逻辑定义里，讨论全球战略与国际关系各种问题，一概都被置于“多极化时代”这一战略大背景下。

若问，现如今的全球秩序真的已经进入多极化时代，真的已经是多极化状态了吗？

我们说，事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真正的情形是，除了美国霸权，现如今的世界并没有战略意义上的第二个“极”，仍然是只有“一极”而非“多极”，中国自己不承认自己是一“极”，而且也不想当一“极”；欧洲混乱无序，几个核心大国唯美国的马首是瞻，不堪一“极”；俄罗斯形单影只、空前孤立，难为一“极”，等等。至于被“多极”所“化”即所谓的“多极化”，更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从事实出发看问题，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承认，冷战后全球秩序确实一度有走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但是，这个趋势现在已经被无情地打断与中止。因为霸权不需要多极化的秩序，只想要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美国连独立于霸权体系之外的第二个“极”都不允许其存在，都要通过“战略竞争”将其扼杀打败，更遑论什么第三、第四“极”了。可以说，霸权的战略统治以及相应的破坏是多极化胎死腹中的根本原因。或者换句话说，多极化世界与霸权秩序并不兼容，有霸权统治存在，世界就不可能多极化；多极化的全球秩序只能在霸权坍塌崩溃之后才能真正地得以实现。

因此，冷战后兴起来的一些充满大同世界色彩的国际与地区组织诸如APEC、RCEP、G20以及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今后一概都将举步维艰。在“战略竞争”大战略的驱动下，所有的国家都必须选边站队，战略中立的可能性与空间余地将越来越逼仄。在美国同一切国家的关系中，美国都要把“中国话题”摆在核心位置，无论这个国家是远在南太平洋深处的所罗门，还是孤立于非洲西南角落里的安哥拉、纳米比亚，都一概要在这个问题上同霸权看齐达成一致，否则就将为美国所不许，就要被美国收拾，就要遭到不堪承受之重。美国要在世界上一切角落都发起对中国的“竞争”，都要把打压中国当做第一要务，这些地方包括非洲、拉美直至北极、南极的无人区。在霸权这样一种反动逆流的推动下，西方集团将带头掀起浓厚国家保护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的浊流，多边主义只能沦为美好的希望与愿景，冷战结束以来的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化”将日益趋向没落沉沦（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笔者2017年文章《全球化乃梦幻泡影，中国不可见猎心喜》和2021年文章《两种“全球化”和中国的战略选择》）。指望所谓的“全球化”能对冲或消解霸权的“新冷战”，是战略上十分可怕的幻想。

未来并非令人乐观，前景也并不美好，既往的人类历史上曾屡屡遭遇这样的情形，今后也有这样历史重演的可能。大动荡、大变革、大改组之下，挑战不可预知，战争的危险性与日俱增，在这样的战略大背景下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底线思维出发，就很有必要为天下大变、天下大乱做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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