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消除“洋垃圾”,中国真的认真了。
2017年7月,国务院发布新规,明令禁止了4大类共24种“洋垃圾”入境。
2018年1月1日新规正式执行,在成千上万吨洋垃圾被中国海关查验退回的案件发生后,西方国家终于认识到中国“认真”了。
然后,它们就进行了猛烈的“谴责”。
美国最先坐不住,在2019年WTO会议上怒斥中国“自私”,要求中国立即停止实施相关政策,继续进口垃圾。
随后,欧盟国家也出来“声援”美国,严厉谴责中国关于洋垃圾的禁令让其他国家环境饱受污染。
欧美站在“道德制高点”抨击中国的原因,也不难理解: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占据全球人口数量的16%的发达国家,制造了全球34%的垃圾。
而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回收站”,“吃下”全球超过45%的垃圾。
很多发达国家早已形成习惯,处理生产生活垃圾的最直接方法就是,打包装船发往中国。
以美国来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垃圾是美对华第三大出口品,超过大豆和电脑,仅次于飞机和半导体。
当时美国人赚麻之余自鸣得意:“我们是废物出口领域的沙特阿拉伯”。
欧盟27国中87%的再生塑料直接或间接运至中国。
一旦中国拒绝接收,欧美每天产生的海量垃圾怎么消化,哪个国家还能接受,欧美国家环保优越性还怎么保持?
在欧美国家的“谴责”声中,中国在2020年修改了法案:
2021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
不分大类、小类,全面禁止!
2022年10月21日,生态环境部领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已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实现固体废物零进口目标。
此言一出立刻冲上热搜:中国终于不再是“世界垃圾场”。
过去20年里,洋垃圾“无节制”流入中国,造成大面积空气、河流、土壤污染,大量儿童铅中毒。
除此之外,因为争夺洋垃圾,甚至每年引发大量械斗、仇杀事件……
01
2007年的夏天,广东贵屿镇,一名30多岁的湖南籍妇女被当地人绑到大街的电线杆上扇耳光。
因为她偷了六七个三极管,每个大约4元。
从上午10点一直到下午4点,这名被绑着的妇女滴水未沾,她的丈夫、亲戚远远观望,不敢出面解围。
因为此事事关“洋垃圾”,而当地人和外地人在争抢洋垃圾方面存在“深仇大恨”。
1990年代起,贵屿一直是中国乃至世界闻名的“电子垃圾之都”。大量电子垃圾源源不断地从美国、欧洲、日本等地运到这里。
别看只是一个52平方公里的小镇,这里每年拆解处理的废旧电子电器和塑料高达155万吨。
小镇大约15万人,参与垃圾产业的人数达到12万。
伴随着来自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四川等地成千上万的的拾荒者涌进来,垃圾产业变得紧张起来。
12万本地人和数万外地拾荒者双方为了抢夺垃圾互相仇视,打架斗殴时有发生,甚至发生了几起凶杀案。多年流血争斗之后,双方最终达成一种平衡,“白天外地人不敢惹本地人,晚上本地人不敢惹外地人。”双方打成这样,是因为“拾荒”很挣钱吗?
事实并非如此。
本世纪初,贵屿垃圾产业常见的雇工价格是女工17元-20元/天,男工20-30元/天,而他们得从早晨7点半干到晚上5点半,一天工作9个钟头。
对于普通拾荒者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暴利的行业,为什么还要“玩儿了命”挤进去?
“死也没关系,没钱没办法啊。”
“没有办法”。这是纪录片《塑料王国》中拾荒者最常说的一句话。
事实上,对于拾荒者来说,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于械斗,而是污染。
有人戏谑地称,在贵屿的人们用19世纪的方法处理21世纪的产品。这样的处理过程不亚于“制毒”。
当地人通过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将这些“洋垃圾”中最值钱的各种材料提取出来。
因此,在贵屿你常常会看到三股烟:
一股是“烧板”产生的黄烟。这是拆解后电路板堆放燃烧,为了高温提取铜。
一股是“酸洗”产生的白烟。这是浓盐酸和浓硝酸按比例混合制成的“王水”,为了提取电路板上的金、银等贵重金属。
还有一股是焚烧生活垃圾产生的黑烟。洋人“夹带私货”,将明令禁止的医疗垃圾、生活垃圾混在其中,只能焚烧掩埋。
于是,贵屿变成了“家家拆解、户户冒烟、酸液排河、黑云蔽天”。
不少手工作坊为了降低成本,都选择依河而建,老板们把河水抽上来使用,再把废水直接排进河里。
当地的孩子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
襁褓中的女孩儿,被妈妈背着来到了垃圾场,她脸上的苍蝇,赶都赶不完。
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垃圾场就是游乐场。塑胶手套成了气球。
针筒装了水,就直接往嘴里送。
谁也不知道,这些医疗垃圾里,到底有什么病毒。
生活用水,几乎就是“污水”。
这些孩子最早接触“欧美世界”,就是通过漂洋过海来的洋垃圾——美国的废旧塑料,法国的罐头,德国的……
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健康,就成了一种奢侈品。
废水、废气就这样无孔不入地渗透进贵屿的空气、稻田、灌溉渠、河流和土壤里。
中科院、中山大学等科研机构曾在此做过大量抽样研究,当地部分土壤的铅、锌、铜含量,是对照区域的100倍-1000倍。
当地很多人都有呼吸道疾病,皮肤也出现溃烂,甚至还出现了严重的肾结石。
小孩的问题则更加严重。
2013年央视新闻报道称,从2006年开始到2009年就有五六百名铅中毒儿童,体检结果显示90%以上的孩子血铅超标。
汕头大学医学院的一项研究也表明,铬污染可能对新生儿的健康构成威胁——当地新生儿脐带血铬水平为303.38微克/升,而其他地区新生儿的这项指标,是20.30微克/升,差了15倍。
在当地,不论大人小孩,你很难找出谁没得过病……
随处可见的惨状,当地人甚至总结出这样一条教训:还没有生育的女孩不能“烧板”,否则会影响到孩子。
这些,都是纪录片《塑料王国》中真实的场景。
除了贵屿镇,与贵屿镇相距120公里外的碣石镇、清远市龙塘镇定安村、佛山市大沥镇的联滘村……都曾是有名的“洋垃圾村”。
1980年代之后,从东北到华北,从华东到华南,洋垃圾曾经无处不在。
02
处理洋垃圾,钱赚得不多,还有如此大的毒副作用,为什么非要做这个?
除了拾荒者所说的“为了生存没有办法”,更大的原因是,需求缺口太大。
上世纪80年代,洋垃圾第一次来到中国。
别人嗤之以鼻的“垃圾”,却是当时中国人稀罕的“宝贝”。
比如废塑料。
如果将这些废旧塑料通过破碎、清洗、加热塑化,最后挤压成再生颗粒,作为工业原料投入利用,比直接从石油提取合成要便宜,可以大幅降低成本。
说白了,可以多赚点钱。
《塑料王国》里所说,每割一斤塑料挣1毛钱,刨去生活费,净收入大概在每月2000块左右。
在当时,这个收入,对于农民来说,很可观了。
金发科技就是以此发家,如今已是改性塑料龙头企业。
再比如废金属。
以一批5-10年前的废旧手机为例,每吨可以提炼出来200-300g黄金,1000-3000g银,100kg左右铜,以及几克到十几克不等的钯、铂金。
从1985年到1990年,中国人从中每年提炼出21.5万吨铜用于制造,占到整个中国铜产量的38%。
这就是贵屿人的谋生手段——他们提取出的黄金,有时足以影响国际金价。
还有废纸。
中国森林覆盖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造纸原料纸浆多依赖外国进口,木浆的进口量更是占到了总消耗量的72.8%。
美国、加拿大、芬兰等森林资源丰富的国家,造纸原料中木浆占比为90%。使用这些废纸能够极大节省成本。2016年及以前,国内约40%的废纸需求靠进口废纸满足。
而对西方国家来说,处理一吨垃圾的成本是400美元到1000美元,中国处理垃圾的成本却只有10美元到40美元。
欧美国家的垃圾处理公司将垃圾转卖到中国,节省大笔处理垃圾的成本,赚取巨额差价,而中国则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将这些垃圾消化掉,赚取这条产业链中最微薄的利润,同时解决一部分就业问题。
那是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的1990年代,中美贸易正打得火热,贸易量激增。满载而去的船只,返回时往往半仓或者轻仓,运费十分便宜。
曾在香港做废纸出口生意的张茵看到了这样的便利,决定占个先机,从事造纸。
1996年,张茵投资1.1亿美元,创立玖龙纸业,正式从废纸贸易转型为废纸造纸。
不到10年时间,玖龙纸业在中国市场占有率就达到了17%,成为中国第一、亚洲第二、世界第八的造纸巨头。
2006年,玖龙纸业在香港上市,股价稳步提升,张茵也以270亿的身价位列胡润财富榜首,成为中国第一位女首富。
与财富积累同步的,是洋垃圾的进口量——从1995年到2016年的20年间,中国的年垃圾进口量翻了10倍,从450万吨增长到4500万吨,成为一项大宗交易品。
在这个交易环节中,发达国家解决了垃圾回收问题,环境优美;
中国的厂家通过洋垃圾的回收利用,解决了就业,创造了经济效益;
而中国制造的成品最终流回发达国家,让他们享受到了物美价廉的商品。
这似乎是一个没有输家的循环系统……
但是,中国的拾荒人、中国的环境,成为了最大的牺牲者。
洋垃圾产业链,带动的多为中低端制造业,1分钱的效益,常常会附带着10倍的污染值。
弱者,没有话语权。
洋垃圾从西方流向中国,这远不是环保的问题,也是全球经济分工问题,甚至是国际政治话语权的问题。
自己国家正在低端产业链上循环,人民要工作要赚那点微薄的收入糊口,工业产业要发展还得靠别人的垃圾,还能说什么?
甚至对于欧美国家的“夹带私货”,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绿色和平组织有毒污染防治项目处曾公布,垃圾商会采用谎报形式,将“高污染”、“无回收价值”的洋垃圾以别的名义报关,夹带流入中国。
1993年9月,韩国7家公司以“其它燃料油”的名义,将1228吨废旧物由韩国运抵南京港,实际上船上全是污水,醯性腐蚀性赦体等化工废弃物。
1995年6月,德国将678吨货物运抵江西,说是废塑料,其实是食品袋、饭盒、饮料罐等。
2005年3月,荷兰人向中国的54个集装箱内装满了食品垃圾、塑料废品、旧衣服、废电池等生活垃圾,却谎报是可回收塑料。
当它们将各类垃圾塞给中国,让中国为它们带来绿水青山后,心安理得的指责中国碳排放过多,污染过重。
正如丁仲礼那句怒问:“中国人是不是人?”
03
人民尊严和健康的问题,靠呼吁是得不到的,只能靠实力。
发展中的问题,还是要通过发展来解决。
2017年,中国向全世界发出声明:禁止24种“洋垃圾”进入中国。
禁令一出,世界文明中心的欧洲,开始焦急地讨论大约3000000吨的塑料垃圾要往哪里放;
澳大利亚处理垃圾的成本,一下子上升了400%-500%;
还有韩国,本应运往中国的垃圾,却只能在城外堆积成山,一个小火星直接导致大火燃烧了三个月……
很快就是2020年,正式实行的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
对中国来说,这一系列禁令的连锁反应,则是相关行业的短期波动。
比如,金属、塑料等行业,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涨动。纸制品价格更是多次上调,从上游的原料到下游的消费端,一个接一个地涨。
原料上涨甚至造成价格倒挂,让很多中小型的纸厂不堪承受,纷纷宣布停产。
那么,洋垃圾禁令,是否伤害了中国的制造业?
短期来看或许如此,但从长远来看,却会倒逼许多企业做出升级。
我国有相当一批再生资源利用企业,它们多属于技术含量低、产业集聚度低、污染防治水平低的“三低”企业,“散、乱、污”是其最明显的特征。
在禁令实行期间,约有三成企业不得不停产改行。
剩下七成中,有一部分在国内开始建立自己的回收体系,治污水平提升,加工模式也陆续向园区集中、向规范、有序、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型。
还有一部分企业则直接从原材料入手,探索更多可能:
山鹰纸业在吉林省扶余市的纸浆和工业包装纸项目中就包括年产10万吨玉米秸秆制浆生产线;
银泉纸业公司采用稻草为主要原料,成功生产出纸地膜产品;
泰盛制浆和玖龙纸业分别在南平和咸宁开展毛竹制浆造纸项目。
产业的升级,可持续的、绿色的发展,是国家和企业共同的目标。
还有一层“升级”,便是我们生活环境的“升级”。
就像广东贵屿,虽然没有放弃“老本行”,但从前的家庭式作坊已经被循环经济产业园替代,电子垃圾拆解开始变得更加环保。
2018年前半年,贵屿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达标天数占90.4%,剩下不达标的天数也只是轻度污染。
联合国副秘书长埃里克·索尔海姆甚至称,贵屿镇的坏名声已经“成为历史”。
垃圾总要落在一个地方。
中国拒绝后,东南亚各国自然而然成为了洋垃圾的“接盘侠”。
绿色和平东南亚分部做过统计,2018年一年,仅废塑料进口量一项,东南亚联盟国家(ASEAN)的进口量相较2016年增长了171%,总量由83万吨上升到226万吨。
2019年5月,菲律宾和加拿大因为“洋垃圾”吵了起来,总统杜特尔表示,菲律宾今后将不再接受来自任何国家的垃圾。
事实上,没有中国,东南亚各国面对激增的垃圾都显得有些“不堪重负”,纷纷出台“限废令”。
比如,越南临时禁止进口塑料废料,泰国宣布2021年前禁止进口塑料垃圾,马来西亚政府也表示将禁止进口所有不可循环再造的固体废物。
但直到今天,这些限制仍只停留在喊话阶段,大多没有落地,或者只是暂时的。
为什么?
因为穷,因为需要。
环境重要么?当然重要。
但和活下来相比,就显得不值一提。
东南亚产业链相当落后,捡拾洋垃圾中能够利用的有限资源,可以为其工业发展提供相对廉价的原料,以降低成本获得收益。
如今的东南亚,就一如当年的我们。
我们不愿回去的过去,是东南亚人民梦寐以求的未来。
文章来源于酷玩实验室 ,作者酷玩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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