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电影圈因为一部老片吵了起来。
起因是经典老片《永不消逝的电波》复映。
本来这是一件好事。
而且这次复映还颇具看点:
黑白转彩色,4K修复。
还推出了一款符合当下审美的新海报。
但问题,就出在了这张海报上——
「编剧林金」的署名,被删除了。
从老海报上,我们可以看到:
编剧林金的署名,不仅赫然醒目,而且还位列演职员表之首,可见其地位之重。
为何过了63年,编剧变得可以被忽略?
这一下,可引起了许多人的愤怒。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很快发表长文,对此进行斥责,表示「编剧署名权不容侵犯」。
在质疑的压力声下,片方对海报进行了修改。
加上了「编剧林金」的署名。
并替换了之前的老海报。
可事情并未就此平息。
新的问题又来了——
编剧署名的次序不对,被放在导演署名之后。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再次发文提出质疑。
指出擅自篡改顺序,违反了法律规定的「名次权」。
直到现在,复映方还没有做出回应。
后续是否会诉至公堂,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编剧署名」的问题我们却难以忽视。
《永不消逝的电波》变成「永远消失的编剧」。
其背后,反映了中国影视圈一大乱象。
01
《永不消逝的电波》是中国影史一部重要的作品。
年轻一代可能比较陌生。
但在我们的父辈之间,几乎是无人不知。
它取材于真实事迹,是首部讲述地下党组织的谍战片。
自1958年首次公映后,被多次以电影、电视剧、舞台剧等形式翻拍。
经典重映,本值得支持。
而且这次还是经过4K修复+黑白转彩色。
年长的观众可以重温过去,年轻的观众可以回顾经典。
只可惜,这件好事却愣是引发了一场风波,将中国影视圈长久存在的问题暴露了出来——
中国编剧的地位,越来越低。
横版海报同样将编剧林金排在第一位
要知道,本片的编剧其实非比寻常。
「林金」并非一个编剧,而是三位重量级编剧共同组成的化名,即:
杜印、李强、黄钢。
这三人都大有来头。
杜印,20岁时就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曾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戏剧系学习过。
中央电影局成立后,他便被聘为剧本创作所特约编剧。
黄钢,同样在延安学习过。
他是我国著名报告文学家、政论家、杰出新闻工作者。
在去延安前,曾在国民党的官营电影机构——中央电影摄影场短暂工作过。
因此他十分熟悉国民党军官和特务的日常状态。
这段经历后来成了他写作《永不消逝的电波》剧本的重要素材。
最厉害的还是李强。
他是地下工作的传奇人物,曾任中央特科的科长。
又是科学家,曾研制出我国第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
还是经济学家,曾任我国外贸部部长。
李强的传奇经历,为电影提供了最直接、最动人、最真实的历史素材。
三位编剧都曾是革命战士,而本片无疑也是他们最珍贵的遗产之一。
就这么删去,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摘自《纵横》2017年第4期,马尚瑞文
不仅如此,删除编剧署名的行为也涉嫌违法。
今年6月1日,新修改的《著作权法》正式实施。
其中的第十七条规定:
视听作品中的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的著作权由制作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
另外,这里有个值得留意的细节。
编剧,是放在所有职位最前面的。
既然是法律认定的次序,海报也不应该随意变动。
这样的举动不禁让人感到十分困惑:
他们难道是真的不懂吗?
只是从黑白换成了彩色,编剧的名字就可以删除或者排后吗?
编剧汪海林在一次采访中说到:
「真正瞧不起编剧、漠视编剧、欺负编剧的是谁?是我们影视行业的人,不是观众,是自己人。」
这也正反映了当下的一个重要问题:
编剧,这个原本在电影圈最重要的工种,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
02
在以前,中国电影还不是现在这样。
虽然电影市场还不曾像今天这般热闹。
但那时,编剧在海报上都是有名有姓,甚至名字都写在导演之前。
比如1956年的《铁道游击队》。
写在首位的是编剧刘知侠。
再比如1961年的《红色娘子军》。
写在头一位的,便是编剧梁信。
还有1964年的《小兵张嘎》。
编剧徐光耀的名字依然写在首位。
可以说,那时候的中国电影中,编剧就是地位最高的一位,是一部电影的核心。
剧本,即「一剧之本」。
有编剧为电影打下基础在前,才有后期导演、演员乃至上映这些事。
无数优秀的编剧,推动着中国电影向前发展。
但。
随着中国电影逐渐市场化,编剧的地位却不升反降。
如今,提起一部电影最先想到的大都是导演或演员。
能一下子说起编剧是谁的,少之又少。
宣传上不提编剧,在今天的国产片中更是非常普遍。
就比如去年压轴上映的《拆弹专家2》。
在上映前发布的宣传片和海报中,写上了一众演员、导演、电影公司的名单,却唯独缺少了编剧李敏、李昇的名字。
以致「香港编剧权益联盟」特地发文批评。
才让《拆弹专家2》新的宣传资料都做出了相应的更改。
「香港编剧权益联盟」的发起人之一,编剧任侠曾接受采访说:
「没有署名权,做的工作不能放进个人履历,真很影响我们的生活。另外,花了很多心思去写的戏,结果播出来的时候没名字,是一种很冤枉和憋屈的情况。」
新版海报
同样的心情也出现在编剧余飞的身上。
他是写出过《外乡人》《跨过鸭绿江》等剧的知名编剧。
在今年《悬崖之上》上映时,他特意发了个朋友圈。
将「余皑磊」和「飞凡」两个姓连在一起画了个圈,表示自己也在海报上。
当然,他并非这部影片的编剧。
此举只是在提醒,偌大的海报上并没有署上编剧(全勇先、张艺谋)的名字。
虽然有些黑色幽默,但属实有些心酸。
曾有记者采访余飞,为什么会出现不在海报上给编剧署名的情况?
余飞坦言:
「其实包括我在内的绝大部分编剧,如果人家不知道你,那这个名字署上去,没有太大的商业价值。」
说白了,给不给编剧署名已经成了一种商业行为。
但问题在于,编剧不署名,那么也难以让大家看到。
也就更难获得商业价值。
这就将编剧这一职业推入了一个死胡同。
除了不给编剧署名之外,还衍生出了另一个乱象——
不好好署名。
比如2010年的《赵氏孤儿》。
只给了参与剧本创作的高璇,一个「前期剧本创作」的头衔。
再比如《小时代》系列、《爵迹》等电影。
除了编剧署名是郭敬明之外,还有多位编剧被署名为「副编剧」。
后来,郭敬明在《演员请就位2》上故技重施。
在短片《无量》中,将自己署名为编剧,另外两位署名为副编剧。
短片《无量》这番骚操作,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前面也说过,「署名」还只是编剧们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
他们还要面对外界造成的各种难题。
比如被导演擅自乱改剧本。
以粤剧编曲名家江誉鏐为原型的电影《南海十三郎》中,就讲过类似的故事。
十三郎写出的剧本被导演改得面目全非。
他去找导演讨说法,导演非但不解释,反而强硬地甩出一句:
「我是这部戏的导演,我说改就改。」
又比如演员水平差,被迫改剧本。
就像汪海林曾经公开吐槽过,甲方要求编剧降低剧情难度。
因为流量明星演不来,台词更背不下。
「我们已经很多年没写过超过两行的台词了。」
如今编剧的境遇跟几十年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既没有署名自由,也没有创作自由。
似乎整个行业都在跟编剧作对。
很多人都说,国产片的故事编得太差了。
这个锅,往往由编剧背。
但面对这样的尴尬境地,编剧似乎也无力改变。
03
在2015年,阿里影业的副总徐远翔曾发表过一段演讲。
他表示,将不再请专业编剧,而是请各种写手写故事,实现打造超级IP的目的。
这番发言当即招来整个影视行业的谩骂。
虽然事件以徐远翔道歉结束,但是我们不经思考:
他所说的也许就是当下影视圈的主流想法。
相比以往,如今的中国电影市场更加自由,也迎来了越来越多的资本介入其中。
商业大片动辄几十亿票房似乎都成了家常便饭。
于是,拍电影的商业属性越来越重。
既是生意,那精明的商人自然要以最低的成本换取最高的收益。
为了降低风险,片方自然地选择大明星和大导演。
而不愿意将更多的时间、精力、金钱押注在编剧身上。
是赌一个未知的故事大爆,还是赌几张熟悉的面孔大火?
在利益面前,这个决定,想必不难做。
这样的电影也许能赚到钱。
但对于电影产业的发展而言,就像是用一把小刀慢慢切开了一个口子。
行业越来越浮躁,已经鲜少有人沉下心来,花时间花精力去好好打磨一个剧本。
因为无论故事好不好,只要有明星、有流量在,票房就不会差。
造成的结果显而易见。
烂片一堆,佳片寥寥无几。
而编剧待遇低,早已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
写出过《幸福就像花儿一样》的石钟山曾说过:
「一线编剧,顶多每集二三十万的酬劳,而一线演员的价位,六七十万一集算是便宜的。」
《幸福就像花儿一样》
如此一来,圈内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在这样的环境下,新人更是难出头。
才华无处伸展,甚至还有被「白嫖」的风险。
就像之前就出现过年轻编剧参与《成化十四年》剧本编写,却没有获得署名的事。
编剧得不到尊重,自然就会导致编剧人才越来越稀少。
而编剧人才的式微,甚至边缘化,必然会导致整个行业无法进步。
相比较之下,日韩编剧的地位都非常之高。
特别是韩国,三大电视剧制作公司绿蛇、三禾、PAN娱乐,都采用的是编剧中心制。
权威编剧的剧本,再大牌的导演和演员都不能擅自修改。
并在选择演员、确定剧目名称和营销推广的每个环节都有话语权。
韩国金牌编剧金恩淑
这两年大热的韩剧《王国》编剧金银姬,就曾说网飞「从来不发表任何意见,只给钱」。
网飞之所以能推出这么多爆款自制剧,其背后也透露着对编剧,对创作的信任与尊重。
而电影方面,韩国导演和编剧也愿意沉下心来细细打磨剧本。
像许久没有消息的奉俊昊导演。
拿下奥斯卡的《寄生虫》已经是两年前的事。
他每部影片的剧本,都是自己和搭档在闭关谢客中耐心打造。
虽不高产,但成果是有目共睹的。
《寄生虫》编剧韩进元和奉俊昊
尊重编剧,其实是尊重创作。
这也是影视行业得以发展最基础的前提。
而如今,我们却还在为一个编剧署名,苦苦求之。
见他在海报上碍眼,也会随意删去。
多么无奈,多么可悲。
编剧不署名只有一个「好处」。
就是当一部片再烂,我们也只能骂导演和演员了。
因为,编剧不存在。
来源:“独立鱼”今日头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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