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留美经济学家：“民营经济”是中国在抗疫斗争中最重要的“制度优势”吗？

点击：作者：许准李钟瑾程瀚李民骐来源：昆仑策网【授权】发布时间:2020-05-09 09:0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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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无论非公有制经济以往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具体到这次抗疫斗争来说，能不能说，“民营经济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优势地位”就是中国在经济制度方面最重要的“制度优势”呢？所谓“制度优势”，一定是中国独有而其他国家没有的制度特征。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中国的“制度优势”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是社会主义国家独有而资本主义国家没有的制度优势。

面对这样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以及新的病毒恶性变异的可能性，国民经济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将超过微观效率和经济增长成为经济工作中的主要矛盾。我们对于所有制结构以及市场、政府相互关系的认识也要适应这种新的形势，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而不是将某一个时期形成的某一种认识“凝固化”、“神圣化”，一百年也不许变，直到在现实面前碰个头破血流，如某些盲目崇拜市场的国家目前正在经历的那样。

本文作者：

许准，美国霍华德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

李钟瑾，美国密苏里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
程瀚，美国富兰克林和马歇尔学院经济系助理教授；
李民骐，美国犹他大学经济系教授

四位留美经济学家《关于恢复公有制在中国经济中主体地位的建议》发表以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我们注意到，5月6日，微信公众号“中改1978”发布了一篇名为《政治局最新定调！》的文章（以下简称“定调”）。这篇文章特别提到怎样总结中国抗疫经验教训的问题，在评论“非官方又是如何总结（抗疫）经验教训”时，专门提到了我们的文章。

“定调”一文的作者写道：

“专家认为，我国取得抗疫的重要成效是我国制度优势的突出体现，抗疫过程中最能体现我国制度优势的，当然是党的领导和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对于这一认识，我们完全赞同。

但是接下来，该文作者就提出了对于我国“制度优势”的一些独特理解：

“但是从经济制度角度来观察，什么是我们抗击疫情的制度优势呢？市场化的改革，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以及民营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的繁荣发展才是我们取得抗疫成果的最重要的经济制度的优势。”

“由于民营经济在经济总量和服务行业中占优势地位，因此民营经济在抗疫过程中所发挥的是基础性的重要作用。”

“是在国民经济总量中占有多数的民营经济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救了中国。”

我们知道，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客观上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在就业、产值、税收等方面的主体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的巨大发展，既有民营经济自身活力的因素，也有国家政策导向的因素。由于在经济转型初期政策和法律不完善，造成部分国有和集体资产流失，各个地方在贯彻各项劳动、环保、财税法规时存在着种种偏差，也在客观上造成了某种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而不利于公有制经济的竞争环境。无论非公有制经济以往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具体到这次抗疫斗争来说，能不能说，“民营经济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优势地位”就是中国在经济制度方面最重要的“制度优势”呢？

所谓“制度优势”，一定是中国独有而其他国家没有的制度特征。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中国的“制度优势”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是社会主义国家独有而资本主义国家没有的制度优势。

那么，“市场化”、“市场经济体制”、“民营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不是中国独有而其他国家没有，或者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而资本主义国家没有的经济特征呢？

我们知道，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的都是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占绝对优势地位的市场经济体制。其中，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公认的“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仅私营经济占绝对优势地位，而且主要的大中型企业都在明晰的产权制度以及发达的金融市场的基础上组织为混合所有制的公司制企业。在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看来，这些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是市场化的楷模，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和目的地。

如果说，“市场化”、“市场经济体制”、“民营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制度优势”的话，那么这些“制度优势”无论如何不应该在尚未完全建成市场经济的国家充分发挥，而在那些有着“成熟”、“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反而无从发挥、一败涂地？

事实怎样呢？一些号称“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在中国的疫情得到控制、总结出成熟抗疫经验并且争取到了两个月准备时间的情况下仍然发生了新冠疫情严重失控、民众和医务工作者大量伤亡的悲剧。仅以美国为例，到北京时间5月7日中午，美国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已经高达126万，是中国的15倍；百万人口确诊率约3900，是中国的65倍；死亡人数约75000，是中国的15倍多；百万人口因新冠病毒死亡率约230，是中国的70倍。

如果“市场化”、“民营经济”是这次抗疫斗争中最重要的“制度优势”，怎么这个制度优势偏偏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得到发挥，而在有“成熟”市场经济体制的美国反而一点不发挥，或者越发挥造成的灾难越大？这不是咄咄怪事吗？

比如，“定调”一文认为：

“一大批民营生产企业和供应链物流企业，利用民营企业对市场信息的高度敏锐、决策迅速、机制灵活多变等体制机制方面的优势，靠市场这只无形之手，一方面迅速在全球采购大批的口罩等医疗急需物资，另一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千方百计地快速生产或转产口罩、检测器、呼吸机等抗疫医疗物资，其速度之快、规模之大，是国有企业在现有层层审批、决策缓慢的体制机制下难以比拟的。”

“定调”一文在这里所讲的民营企业经营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这些民营企业的特点，如果是优势的话，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私营企业都具备。怎么那么多私营企业占绝对优势的市场经济国家抗疫都失败了，唯独市场经济还不完善的中国抗疫斗争反而胜利了呢？

就中国来说，民营企业的“高度敏锐、决策迅速、机制灵活”既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一些令人意想不到或者不愿意看到的副作用。以口罩生产为例，口罩的最重要原料是熔喷布，合格的熔喷布生产线需要极大的先期投入，目前在国内只有中石化等大型国企可以生产。由于熔喷布是紧俏物资，中石油生产的熔喷布都服从抗疫规划定向供应。但是这无法阻止一些拿不到合格熔喷布的民营企业“高度敏锐”、“灵活多变”、“迅速决策”，“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使用不合格的原料和“山寨”的机器生产出数以亿计的假冒伪劣口罩（见财经头条：“口罩黑心产业链：山寨熔喷布，触目惊心小作坊，月赚千万，疯狂”）。这些几乎毫无防护力的口罩被当作正规的抗疫物资售往国内和海外市场，不仅直接威胁人民群众和医护人员生命安全，还极大地污损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据国外媒体报道，中国某些私营企业制造和出口的检测试剂盒由于质量低劣、准确度极低，不仅给国内疫情防控制造了困难，造成个别地区出现反复，还引起了包括英国、西班牙和印度等多国的严重不满，要求退货和索赔，造成了不必要的外交摩擦，并损害了中国企业和海外华人的形象（纽约时报中文网：“英国斥资2千万美元从中国购买试剂盒，被发现检测无效”）。

“定调”一文认为：

“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我国现代物流供应链企业...为市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实际上，在疫情期间为人民群众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主要是以政府为大脑、以国有企业为中枢、以基层党政机关和社区服务人员为支点的现代国家动员体系。国家直接投放储备粮食和副食等生活物资，再由国有大型超市通过降价投放等方式平抑市场价格，最后由公交车、邮政乃至军用车辆直接送抵社区，这是“封城”期间私营供应链停摆后国家经济动员的成就（人民日报：“打好武汉生活物资供应保障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部分非公有制企业和不法商贩，趁着疫情囤积居奇、转手倒卖，哄抬价格，牟取暴利，发“国难财”（工人日报：“怎样的‘涨价’会构成‘哄抬物价’犯罪？”）。私营物流企业在“封城”结束之后确实回到了人们身边，但是仍在继续发挥作用的抑价政策和针对困难群众的财政补贴，是群众能买得起生活物资和私营物流企业能够运转的先决条件。可见，公有制经济不仅保证了“封城”期间的物流运转，还为“解封”之后的经济回暖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

“定调”一文还认为：

“在防疫抗疫和控制疫情大规模传播过程中...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互联网企业，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手段，在疫情的排查、隔离、预防等基本环节中发挥了巨大的技术平台支撑作用。”

互联网和大数据可以汇总和整理信息，但是“排查、隔离、预防”等基本环节是基层党政干部、公立卫生系统的医务工作者和社区工作者人员一家一户走街串巷完成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疫情防控要用好社区网格化管理”）。“非典”时期没有什么大数据，互联网也很不普及，但是中国靠着这些兢兢业业的基层工作者也成功完成了社区动员和隔离。

所以，“定调”一文宣称的部分非公有制企业在抗疫中的“贡献”，有些是过分拔高，有些是在公有制经济支撑下的锦上添花，有些则实际上起到了反效果。

那么，什么才是中国在这次抗疫斗争中独有的“制度优势”呢？我们认为，除了党的领导以外，最主要的制度优势就是公有制经济成分以及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点。

除了上文讲到的公有制经济的关键作用以外，社会主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动员体制在抗疫斗争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首先，在习近平主席的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下，统一安排抗疫人员、物资的调配使用，统一组织各项排查、隔离措施，迅速在湖北实现了“尽收尽治”，大大加快了全国抗疫的进程；第二，中国动员了包括部队医院在内所有的公立医院，并直接调动各省市的医务工作者奔赴湖北，直接缓解了湖北医务人员紧缺、过度疲劳的问题；第三，中国对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湖北各地区采取了“一省包一市”的对口支援，这种在汶川抗震中历经考验的政策在抗疫斗争又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上述所有政策都不是“看不见的手”所能替代的。相反，上述每一个政策之所以为抗疫作出了重大贡献，全都是因为克服了自由放任市场条件下各经济部门一盘散沙的先天弊端。这种有效利用经济计划并保证公平惠民的“中国模式”，不仅帮助了中国有效抗击了疫情，还成为那些拥有“完善”市场机制的发达国家效仿的对象。比如，西班牙政府直接掌控了所有私立医疗设施，统一规划抗疫资源；美国政府援引《国防生产法》，用指令性计划经济的手段直接干预抗疫物资生产，并且调集海军医疗船驰援受灾严重的地区；欧洲多国直接征用各类大型场所，建立方舱医院，集中收治轻症病人；各国都成立了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牵头的抗疫领导小组，绕过市场机制，用紧急动员的方式统筹抗疫的全局性工作等等。

“定调”一文一方面回避我国在抗疫斗争期间所突出表现的制度优势就是公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另一方面又说，如果要恢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是要“把疫情期间的非常措施凝固化、机制化、神圣化”。

在疫情期间公有制经济和“集中力量办大事”发挥作用的一些具体做法，比如局部地区的“封城”，当然属于非常措施，随着疫情平息、经济恢复，应当逐步取消并恢复常态，不应该“凝固化”，更不应该“神圣化”。

但是，我国建设的市场经济不是别的市场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然是基本经济制度，那就必须“凝固化”、“机制化”。如果基本经济制度的某些方面削弱了，比如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动摇了，那就理所应当地要努力恢复。

另一方面，对于市场机制和民营企业，我们也要采取辩证的态度，一方面充分肯定它们的经济活力，另一方面也要正视它们在造成宏观经济不稳定、收入分配悬殊、无力应对“黑天鹅”或“灰犀牛”等国内外重大变故等方面的严重缺陷。正视这些严重缺陷，而不是将市场和民营企业的作用“神圣化”，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目前，资本主义世界的疫情仍在蔓延和恶化，全球经济和全球生产链能否恢复、何时恢复，都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即使全球经济在明后年恢复了，在欧美各国保护主义、右倾民粹主义和反华势力抬头的大环境下，我们也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全球经济秩序会简单地回到疫情以前。面对这样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以及新的病毒恶性变异的可能性，国民经济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将超过微观效率和经济增长成为经济工作中的主要矛盾。我们对于所有制结构以及市场、政府相互关系的认识也要适应这种新的形势，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而不是将某一个时期形成的某一种认识“凝固化”、“神圣化”，一百年也不许变，直到在现实面前碰个头破血流，如某些盲目崇拜市场的国家目前正在经历的那样。

（作者：许准，美国霍华德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李钟瑾，美国密苏里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程瀚，美国富兰克林和马歇尔学院经济系助理教授；李民骐，美国犹他大学经济系教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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