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在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召开的发布会上，专家组组长艾尔沃德说“如果我感染了，希望在中国治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中国一家医院里有5台ECMO，呼吸机有几十台。

这个报道一度让国人引以为豪。

ECMO就是俗称的人工心肺机，也称人工肺，可以给重症患者提供一定时间的心肺支持。

我们全国总共有400多台ECMO，此次疫情从全国各地紧急调往武汉的有67台，另外又从德国紧急采购了16台ECMO，并上演了一段“跨境接力”佳话。

事实上，我国现有的人工肺全部依赖进口。全球能生产人工肺的企业仅有美国的美敦力、德国的迈柯唯、德国的索林、日本泰尔茂、德国费森尤斯五家。

目前中国进口人工肺的每台均价在160万元左右，因为高度的垄断性，人工肺制造商本身的利润就非常可观。

此外，人工肺所使用的耗材也依赖进口，这是制造商的第二重利润。上人工肺当天主要是6万元左右的穿刺管路和膜肺费用，这些昂贵的耗材全部靠进口，此外还有每天的检测和化验的药物费用，开一次机大约就得10万元。重症患者使用半个月的话各种医疗费、检测费、药物费用加起来可能会高达30万元以上。

重症监护室用到的呼吸机也面临外资垄断的状况。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呼吸机是来自飞利浦伟康，市场份额为55%，其次是瑞斯迈，占比为25%，剩下的稍微低端的市场才留给了国产呼吸机。

这些现象折射出中国医疗器械市场长期被外资巨头垄断的事实。

2013年媒体曾报道，我国目前高端医疗器械70%-80%依赖价格昂贵的进口或外资品牌。像大型血管造影机、超导核磁共振等大型检车设备，国内几乎没有企业能够生产；其他像心脏起搏器这种医用耗材，在市场开放的情形下，也根本无法与外资品牌竞争。

医疗器械和耗材依赖高价进口，造成了检查费用和治疗费用过高，有些费用又无法纳入医保，导致患者负担加重，加剧了医患矛盾。事实上，医疗产业利润大头被跨国医疗器械公司和医药公司拿走，中国的医院却要为此背上医患矛盾的全部黑锅（医疗产业化下他们也不是没问题的，例如为了回收成本、创造利润，对患者过度检查及滥用药品），遭受民众唾骂。

尽管这40多年来，我国的医疗器械产业的制造规模已经非常巨大，但但国内医疗器械企业小、多、散，竞争水平低，从而导致国内企业从事医疗器械行业中较为低端的环节，高端产品主要（70%-80%）依赖进口或外资企业。

这个局面的形成也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教训。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只有70多家医用刀剪钳镊及车床、台架等传统的产品制造商和医疗器械维修保养厂家，从业人员总共不到2000人。医药器械与制药一样，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记得笔者上中学的时候有一篇课文是《陈毅市长》，讲的是上海解放以后，陈毅市长着手兴办中国人民自己的制药工业，为此，陈毅市长亲自拜访化学专家齐仰之先生。齐仰之先生起初是不相信中共真的会搞中国自己的制药工业的，因为国民党早已让学成归来、希望报效祖国的他失望透顶：“归国之后，看到偌大一个中国，举目皆是外商所开设的药厂、药店，所有药品几乎全靠进口……我也曾找宋子文当面谈过兴办中国医药工业之事，可是他竟说外国药用也用不完，再制中国药岂不多此一举？我几乎气昏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有决心也有能力搞出自己的制药工业和医疗器械制造业。

1952年，我国第一台200毫安x线机“国庆号”由上海医疗器械厂和上海精密医疗器械厂共同研制成功，实现了我国医学影像设备在产业开发和制造上的零突破。

1963年，我国第一台能够批量生产的A型超声仪器在汕头被研制出来，推开了中国超声诊断设备的自主研发之路。

1965年，我国第一代国产笼球型人造心脏瓣膜研制成功，并于当年6月12日用于临床，成功地实施了中国首例人造心脏瓣膜置换术，标志着我国瓣膜外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到1978年，我国医疗器械生产厂家增加到430家，在职员工增加到10万人，生产品种也大幅度上升，为改革开放后的产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9年，我国颅脑CT国家重点项目立项，从日本引进第一台头部CT机，到1983年仿制成功；80年代末又成功研制出核磁共振机。与其他工业领域不同的是，我国的医疗器械产业在78年以后暂时还并未放弃自主研发之路。

但是，吊诡的是，目前医疗机构使用频率极高的几大件，如CT、核磁检查设备、生化分析仪和彩超等基本都是进口产品，从省级医院到县级医院，都以拥有进口设备为荣，业内人士称“医院在高端产品方面基本不考虑国产产品”。

一台进口CT的价格从200万元至数千万元不等，而国产的100多万元就可以买到；一台日本产核磁设备的购买费为1400多万元，每年还要续签80万元的维保协议书。外资医疗企业的高垄断、高利润由此可见一斑。

看似简单的口罩生产，也面临这种状况。疫情之前我国的产能约占世界一半，国内的无纺布虽然整体产能规模巨大，但医用三抗纺粘喷熔复合无纺布SMS、SMMS、SMMMS仍然依赖进口。

熔喷无纺布的生产设备面临的问题更大，目前国际领先主流无纺布技术主要有德国莱芬的莱科菲尔技术、意大利的STP技术、日本的神户制钢技术等，已经发展到第四代，正在布局第五代，但我国自主的无纺布设备只能达到第三代技术，还不能达到高级别防护的要求。而一台进口的无纺布设备价格上亿元，甚至数亿元。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高端医疗器械产业是一个多学科交叉、技术密集型的综合型高技术产业，涉及医药、机械、电子、化工等多个产业部门。

70年代末期以后，“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大行其道，多项重大工业项目下马，基础领域研究投入不足，产业链条的诸多关键环节逐渐依赖外资或进口，新兴的生物技术和制药领域更是不进反退，就算医疗器械产业想独善其身走自主发展道路也变得异常艰难，因为它缺少基础研究和基础产业部门技术迭代的支撑。

目前我国的高端医疗器械研发都交给了市场，由企业搭建平台进行开发。像目前国际上非常热门的数字化医疗，欧美等国都是由国家搭建平台，企业创新应用程序。我们的技术研发的“市场化”程度反而超过了欧美。况且，目前我国的医疗器械生产领域缺少国有龙头企业，这就造成了医疗器械生产领域企业数量多、规模小、技术差的局面，很难与老牌的跨国公司竞争。

另外技术，80年代医疗市场全面开放，国外先进的高端医疗器械很快杀入国内市场，对我国自主高端医疗器械产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相比目前争论激烈的“限制公立医院”和莆田系的问题，我国的医疗器械产业和制药业的私有化、市场化已经成为了既成事实。据此前数据统计，我国的全部医疗器械生产企业中，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私有企业分别占3%、37%和60%。

外资垄断高端医疗器械市场的现象存在多年了，有识之士也呼吁了多年，但基本状况并未改变，指望私企挑起高端医疗器械产业弯道超车的重任，几乎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高铁、航天之所以还能在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根本原因就是这些领域国有企业还占据着主要地位。

高端医疗器械领域的这个问题，事实上折射出“中国制造”目前面临的一个普遍的困局。困局之下，不仅仅是“利润流向西方”的问题，试想，如果此次疫情首先在西方爆发，我们会不会又得经历一次被卡脖子的局面呢？

未雨绸缪，是该好好反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