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导致美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

收入分配不公平和社会不平等，一直是美国社会的痼疾。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贫富两极分化呈现持续加剧态势，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从1978年的9%上升到近年来的20%；美国前10%家庭拥有的财富占全国所有家庭财富的比重超过75%，后50%家庭拥有的财富占比仅为1%。2017年，非洲裔美国人家庭净资产中位数仅为白人的10.29%，拉美裔为12.11%。根据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公布的《高管薪酬观察》报告，美国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工资和普通员工的平均工资之比，1965年为24倍、1979年为35倍、1989年为71倍、1999年为299倍。另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发布的研究报告，2015年美国大型企业首席执行官一年的平均薪酬高达1550万美元，为普通员工平均年收入的276倍。

巨大的贫富差距使美国人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美国”：一个是已经实现了美国梦的人的美国，另一个是仍需艰辛工作勉强维持生计的人的美国。随着中产阶级和白人蓝领阶层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的下降，他们在政治上开始变得愤怒和激进。斯蒂格利茨指出：

“塔尖1%人群给社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最大后果就是侵蚀了人们对美国公民身份的认同感，让普通人不再相信公平竞争、机会平等和社区意识。”

美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里根﹑老布什﹑小布什等历任总统实施了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经济社会政策。新自由主义推崇彻底私有化、绝对自由化、完全市场化，认为一切跟“国家”“政府”“公有”相关的部门都缺乏效率、干涉自由、导致腐败，只有市场、私人企业才具有最高的合理性。这种“任资本的力量在苍茫大地主宰沉浮”的理念落实到实践层面，不可避免地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进而导致富人阶层与中下阶层矛盾的加深，民粹主义抬头，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

税收政策、工资政策、产业政策均加剧了美国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

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盛行“财富下渗”经济学，其基本主张是通过对资本家减税，把社会财富主要分配给资产者，经过渗漏原理逐渐使穷人的境况得到改善。在这一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导下，里根政府大幅度降低高收入者和大企业的所得税率，个人收入中利息和股息等非劳动收入的最高税率从1982年的70%减到50%，资本利得税自1981年6月起从80%减到了20%。在1986年的改革中，利息和股息等非劳动收入的最高税率再次从50%下调至28%。与此同时，美国低收入阶层的税率却从11%上涨到15%。里根之后，对富人实行减税，减少对穷人的救助，几乎成为美国政府渡过经济危机的通行做法。老布什在任期间（1989-1993年），美国国内延续了导致经济分配不公、贫富分化的经济政策。1993年民主党人克林顿上台后，大胆提出增税计划及公平负担的原则，把增税压力主要放在富人身上，但对新自由主义执政模式的影响甚微。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继续实行有利于大企业、大资本的巨额减税政策，突出表现在逐步取消了仅由富人承担的房地产遗产税。在这种情形下，近40年来，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几乎一直延续了不断扩大的趋势。

除税收政策外，自里根开始，历届美国总统几乎都采取了有利于资本家，不利于工人的工资政策。里根在任期间调低了全美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小布什上任后又进一步下调。2009年，奥巴马政府将最低工资标准从每小时6.55美元提高至7.25美元，此后又一直停滞不前。奥巴马在任期间曾几次呼吁国会提高联邦最低工资标准，无一不遭到代表工商业者利益的共和党人的反对。

新自由主义还推动美国政府实施严重伤害劳动阶层切身利益的产业政策。全面市场化引导大量资金投入到能够迅速获利的虚拟经济中，跨国公司把生产转移到海外，资本所有者、金融高管与科技精英在这一过程中如鱼得水，但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却因此迅速衰落，导致“铁锈地带”的出现，大量工厂倒闭，到处是闲置厂房和被遗弃的锈迹斑斑的设备，工人大量失业。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金融家阶层，不断通过让政府放松对金融领域的管制来谋求自身利益。在美国最大的投资银行高盛公司的前副总裁罗伯特·鲁宾担任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和经济顾问期间，美国政府通过了旨在消除所谓壁垒、监管、管制的《金融改革与现代化法案》，进一步放宽了政府对商业银行从事金融投资的限制，花样繁多的金融衍生品应运而生，虚拟经济、泡沫经济迅速膨胀，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的差距被再次迅速拉大。

救富不济贫的社会福利政策，使部分贫困人口失去基本生活保障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高税收政策的“福利国家”导致了经济上的低效率，弱化了人们工作﹑储蓄和投资的动机，增加了国民对国家的依赖。受这一观点影响，美国政府对福利国家政策持排斥态度，尽量减少在医疗保险、高等教育、退休养老金等方面的国家扶持，使部分贫困人口失去基本生活保障。

为缓解新自由主义造成的收入两极分化的社会危机，美国政府也曾考虑国家干预手段的必要性，包括尝试改革医疗保险制度，但都难以付诸实施。2010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了由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提出的《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的医疗改革法案。新法案可将3200万没有保险的美国民众纳入医保体系，从而使美国医保覆盖率从85%提升至95%。但实施这一法案的巨额资金需要通过减少联邦医疗项目开支和对富人增税等方式予以筹集，等于让富人为穷人买单，被认为是“劫富济贫”，引起利益集团与富人阶层的强烈不满。因此，特朗普上台不久就便用行政权力叫停“奥巴马医改计划”。2017年5月4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17票对213票通过取消“奥巴马医保”，使大约15%的底层民众再次失去基本医疗保障。

美国现行教育制度加剧贫富人群的分化与隔离

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美国现有教育体制明显不利于底层人群的子女通过接受良好教育的途径改变自身命运。可以说，在美国，贫富差距既是教育不公平的原因又是其结果。穷人的孩子很难与富人的孩子一样有同等机会获得良好教育以及寻找到合适的事业来施展他们的才华，这就减少了他们在未来赚取更高收入及累积财富的机会。

美国的教育资金有三大来源：10%来源于联邦政府，45%来源于州政府，45%来源于地方社区。这使美国的基础教育严重依赖地方性税收，富人多的地方交税多，教育投入多，整体教育资源好；而穷人多的地方则因为税收较少而缺乏教育投入，教育资源贫瘠。教育投入的不平等又加剧了贫富分化。

对美国家庭来说，教育不公平在居住地方面表现得极其深刻。社会学家安·欧文斯的研究显示，近年来，美国社区“收入隔离”势头蔓延，穷人、富人混居的社区越来越少。富人居住区有着风景如画的庭院、漂亮的学校、精美的图书馆、现代化的购物中心、绿林掩映的社区公园和运动场所，以及精心养护的交通道路。低收入家庭大多居住在环境糟糕、基础设施差、治安不好的“穷人区”，学生大多上公立学校。美国教育部国家教育数据中心的统计表明，2007年全美公立学校低收入家庭学生为900万，2014年超过1100万。

美国的顶尖高校大多为私立学校，学费较高，而且更看重校友、社会资源等非个人能力因素，这就把大多数贫穷家庭的孩子阻隔在外。教育专家哈罗德·利维撰文指出，在美国常春藤大学，来自全美收入最低四分之一家庭的学生仅占全体学生的3%，而来自收入最高四分之一家庭的学生比例高达72%。

教育公平是社会流动性和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推动教育公平，是一个社会能够从根本上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措施。美国现行教育制度加剧贫富人群的分化与隔离，不仅使美国阶层固化现象日趋严重，也使美国的贫富差距在短时间内看不到改善的希望。

参考文献：

①李文：《新自由主义破产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经济日报》，2017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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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来源：“察 网”微信公号，原载人民论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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