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勋章”获得者伊莎白：毛泽东是“社会学界的牛顿”

点击：作者：激流1917 来源：激流1921 发布时间:2019-10-05 10:28:03

习近平为伊莎白·柯鲁克颁授“友谊勋章”

9月29日上午10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其中最年长的“友谊勋章”获得者、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和英国双重国籍人士、英国共产党员、104岁的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格外引人注目。

伊莎白在儿子柯马凯的搀扶下步入人民大会堂

陪同者伊莎白·柯鲁克参加颁授仪式的，是柯鲁克和伊莎白的次子柯马凯。2018年12月26日，在激流网举办的纪念毛主席诞辰125周年网络文艺晚会上，柯马凯曾与阳和平（寒春阳早之子）、沙尔玛（P．V．沙尔玛与莎拉达女士之子）等几位“国际纵队”战士纵声高唱《东风吹战鼓擂》《红军不怕远征难》。

阳和平、柯马凯、沙尔玛等人组成的“国际纵队”在激流网举办的纪念毛主席诞辰125周年网络文艺晚会激情演唱

伊莎白·柯鲁克进入人民大会堂参加颁授仪式，陪同者是柯鲁克和伊莎白的次子柯马凯。

1977年，伊莎白、柯鲁克与寒春、阳早及其子女阳建平、阳及平在南郊红星公社。（摄影：阳和平）

伊莎白·柯鲁克的一生与中国革命深度捆绑。

伊莎白·柯鲁克，出生于1915年。她拥有加拿大和英国双重国籍，但中国却是她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可以说她是用自己的一生见证了中国这一个世纪的故事，和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发展。

伊莎白拿着自己年轻时的照片。（图片来源：英伦圈）

伊莎白本人也是共产党员，她信仰共产主义并一生追随，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也是目前唯一健在的、来自西方国家、享受中国政府特殊待遇的外国老专家。

从传教士之女到新中国英语教学的拓荒者，扎根在中国

1915年，伊莎白出生在四川成都。父亲饶和美（HomerG. Brown）和母亲饶珍芳（Muriel J. Hockey）在成都华西协和大学任教，他们都是来自加拿大的基督教传教士。伊莎白的童年和少女时代，有一半时间在中国度过。小时候，父母常带着伊莎白在四川山里游玩，接触到很多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人群，也让伊莎白渐渐对人类学产生了兴趣。

伊莎白父母的身份证

高中毕业后，伊莎白回到加拿大继续学业。1938年，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一年，23岁的伊莎白从多伦多大学儿童心理学硕士毕业，她选择回到了中国。“我从小就经历过四川地区军阀混战，还常常捡子弹壳玩，因此并不害怕战争。”伊莎白这样说。

少女时期的伊莎白和父母（图片来源：英伦圈）

当时日军截断了中国的海盐供给路线，内陆盐价暴涨。中华基督教协进会计划在兴隆场筹建一个食盐供给合作社，使当地百姓免于受苦。伊莎白受雇于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来到了兴隆场。

她的任务是和同事俞锡玑一起进行逐户调查，了解当地农民的经济生活状况，为建立合作社做准备。从那时起，对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的关注与调查，持续了伊莎白一生，中国大江南北都曾多次留下过她的足迹。

伊莎白在中国农村（图片来源：英伦圈）

1940年，伊莎白回到成都探亲，结识了当时在成都金陵大学任教的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大卫是英国记者，曾加入过西班牙反法西斯国际纵队，是一位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1942年，为投入反法西斯战争，伊莎白和大卫分别在英国参加了加拿大妇女军团和英国皇家空军，并在大卫的祖国英国结了婚。

而少年时曾迷惘于自己的信仰的伊莎白也在丈夫的影响下，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她说：“遇见David之后，我受到鼓舞，成了一名英国共产党员。终于认定，我的生命中也有了为之奋斗的目标。”

伊莎白夫妇（图片来源：英伦圈）

1947年，伊莎白和丈夫以国际观察员的身份来到十里店，观察和采访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改复查和整党运动的整个过程。当时，他们和当地村民一起参加了一连串大大小小的、正式和非正式的会议，并多次在自己的宿舍里召开座谈会，田间地头也有他们的身影。

据《武安县志》记载，一位十里店村民曾回忆：“他们深入田间、打谷场、担粪路上，凡是有我们村上人活动的地方他们都要去。有一次跟我一起边走边说一起到地里，还接过我的镢头刨了一会地。”

1947年，伊莎白夫妇在十里店的留影（图片来源：英伦圈）

在当地村民心目中，伊莎白夫妇“是高级知识分子，但没有一点架子”，村民回忆：“他们见到我们总是问寒问暖，平易近人。每天比我们劳动的时间还长。”从采访、笔记整理、誊写打印、装订分发文件、照相、冲洗到提水、扫地、通讯联络，他们都是亲自操劳。

1948年，左起柯鲁克、伊莎白、李棣华、韩丁、李焕山在十里店。（摄影：阳早）

最终，经过这段时间详细的考察，伊莎白完成了自己最著名的社会调查著作《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和《十里店（二）——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真实地记录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阶段。

1948年夏天，伊莎白和丈夫告别了十里店村，前往石家庄西部一个叫做南海山的村子，那里驻扎着由叶剑英、王炳南直接领导的外事学校，他们受邀在此教授英语。这所外事学校几次移迁，几次更名，终于发展成当今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对此，伊莎白说“我们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

伊莎白把自己如今“北外退休教授”的身份归于“组织上的安排”。“当时先说有两个选择，一是去新华社做对外宣传报道；二是去教英语。我们选了新华社，老柯想做记者。但后来又说，因为外事活动中外语人才缺乏，还是要求我们去教英语，所以我们就去教书了。”就这样，伊莎白和柯鲁克在英语教育岗位上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成为新中国英语教学的拓荒者。如今，他们的许多学生活跃在中国外交和英语教学领域。

（图片来源：英伦圈）

尽管已经是著名的英语教授，伊莎白最喜欢的身份仍然是人类学家。教学之余，她一直关注着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夫妻俩曾于1959年-1960年两次回访十里店，将采访经历写成《阳邑公社的头几年》。1964年，农村掀起“学大寨”高潮，伊莎白去大寨考察了两次。退休后，伊莎白还一直以重庆璧山大兴镇为例，研究中国农村的发展。

伊莎白与中国朋友合影（图片来源：英伦圈）

上世纪80年代后，伊莎白还几度重访四川。之后，伊莎白还与美国东北大学的历史教授柯临清（Christina Gilmartin）再次回访兴隆场，合作完成了一部更为专业、系统的学术研究著作。

这部著作2013年8月终于在美国正式出版，名为《Prosperity'sPredicament：Identity，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Rural Wartime China》（兴隆场的困惑：战争时期中国农村的身份、改革和抵抗）。其中涉及中国抗战时期农村的经济、教育、性别关系、乡村建设实验等话题。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历史做出了一份贡献。

“百分之三百”的中共拥护者，终生追随共产主义

伊莎白和丈夫都是共产党员，很关心社会主义建设等问题，“对毛泽东那一套都接受，而且很积极”。后来在北京的外国人，给这一派很“左”的人起了个外号，叫“百分之三百”，意思是中共号召什么，他们就三倍地拥护。

1977年，柯鲁克、伊莎白在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做关于中国的报告。（摄影：阳和平）

在伊莎白家的客厅，最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两幅画像。“他们都是伟大的人”，伊莎白充满崇敬之情地说。毛泽东画像购于1949年3月的北京街头，在墙上已经挂了60多年了。伊莎白曾细读《毛泽东选集》，在她心目中，毛泽东是伟大的社会学家。

对伊莎白来说，共产主义信仰一旦认定就一生追随。在经历了西方共产主义运动的衰退、文革时的冲击、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迁后，依然如此，始终对中国红色革命充满深情。

虽然在“文革”时期，伊莎白和丈夫都曾蒙冤。在二战中做过情报工作的大卫被诬陷为“国际间谍”，在秦城监狱关押5年之久。伊莎白也被造反派隔离审查3年。

不过同诸多外籍人士一样，伊莎白一家也得到了周恩来的关照，“周总理派人照顾我们的孩子，安排他们到工厂去学习技术，使他们成为有技术的工人，文化大革命后，孩子们回到英国念书，他们都是有技术的工人，自己赚的钱就够学费和生活了，我们没有资助他们一分钱。”

伊莎白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儿子（图片来源：英伦圈）

虽然蒙冤多年，但大卫和伊莎白都不认为中国应该为“文革”时期的暴行负责。大卫在自传中写道：“我于1973年被释放。老朋友和新朋友都问我，在‘中国人’如此对待我后，我为什么不离开中国。我的回答是，如此待我的不是‘中国人’，而是中国的敌人。”当问及伊莎白在那段经历后是否对中国失望时。她说：“Never.（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