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这次国庆盛典，感受最深的就是人们汹涌澎湃的爱国热情。
我们的游行队伍几乎是一路踏歌声。我们上午9点就抵达了建国门外彩车集合区，紧挨着我们这辆彩车是“中国文艺”彩车。候场之际，歌唱家廖昌永就开始引吭高歌《我和我的祖国》和《我爱你中国》，大家一起跟着唱，然后是一阵阵欢呼声。许多人看到吴京也在彩车上，大声喊“吴京来一个”，吴京说我们一起唱吧，然后给大家起了个调“团结就是力量”，大家跟着放声唱了起来。彩车车队缓缓行进，在建国门内大街与等在那里的十万群众队伍汇合，此时大街两边的扩音器响起了《歌唱祖国》，车上车下随之开始齐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非常震撼，非常感人。在海外，很多留学生说，每唱到“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才得到今天的解放”总会让人热泪盈眶。但此时长安街上十万人放声齐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很多人从一开始就热泪盈眶。这种汹涌澎湃的爱国激情与当年歌曲作者王莘的创作激情一脉相承，当年，王莘也是沿着长安街走到天安门，看到勤劳的人民在建设自己的新生活，看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文思泉涌，心中流淌出了这首人民共和国的永恒经典。
与我们这个“凝心铸魂”彩车汇合的是2200多位北京大学的师生，他们绝大部分是90后，95后青年学子。他们手中挥动着“火炬”，组成一个长方形的队伍，把我们这辆“凝心铸魂”彩车围在中间，这些孩子很阳光，很自信，很活泼，踏着一首首爱国歌曲的节拍，伴随着我们彩车一起走向天安门。我们车上车下不时互动，不少同学喊着“中国机长”、“这就是中国”向我们欢呼。
他们的艺术指导老师告诉我们，同学都是自愿报名参加的，从7月暑假就开始排练，很辛苦，但排练效率很高。这个方阵的口号是“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是1984年国庆游行时北大学生喊出的口号。按计划，在路过天安门时，大家先喊两遍，稍停一下，再喊三遍，再稍停一下，然后再喊两遍。路过天安门城楼时，习主席站起来向大家挥手致意，学生欢呼着、跳跃着。通过天安门后，大家还是继续喊着“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直至彩车开到下一个主路口，人车分开，大家挥手告别。
这次国庆盛典，从解放军战士到大学生，绝大多数参加者都是90后、95后，我们可以从他们坚定的步伐中，从他们嘹亮的歌声中，从他们欢乐的神态中，感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爱国激情。
这是一代最自信的中国人，太棒了！
中国崛起关键之时，我们回国打响了一场“话语保卫战”
这两句话，要是放在十年前，恐怕还会有人嗤之以鼻。然而十年之后，这两句话成了很多人的口头禅，背后都有一句潜台词：因为祖国强大了。最早说出这两句话的，是现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的张维为教授。从邓小平翻译，到出国读书，从东方到西方，张维为教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比较中西政治制度，探索中国模式的新表达。“我们呼吁中国人要自信，论证中国崛起的背后是5000年伟大文明，强调中国模式可与西方模式竞争。”新中国成立70周年，观察者网推出“70周年·爱上中国”系列报道，专访海外归来学者，从个体人生历程出发，讲述新中国故事。本期嘉宾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
观察者网：张老师您好，虽然观网读者对您已经非常熟悉了，但首先还是想先请您聊聊自己当年出国时的状况，比如您个人的生活状况、社会环境等等；您当时出去是有什么机遇吗？出国后最大的震撼是什么？
张维为：我出国主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我在念书、然后到外交部工作，以国内为基地的出国，第二部分是我到国外念书工作，以国外为基地，走访其他国家。我第一次出国是1983年，去泰国曼谷，到了那里我就被震惊了，曼谷竟然可以这么发达。因为这对我们而言是很开眼的事，第一次看到超市，第一次看到高速公路，第一次看到商店能开到晚上九点。要知道当时北京最漂亮的商店友谊商店，外宾可以进去买东西，还有一个很好的商店是王府井的工艺美术商店，现在还在；但到了曼谷后发现，这样的购物商场太多了，当时的直觉是曼谷比北京、上海领先二十年。我可以想象，1978年邓小平接连出访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等国，一个比一个发达，这种震撼是中国拥抱改革开放的主要动力。跟国际比较，我们明显在现代化方面落伍了，必须发愤图强。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罗伯特·穆加贝，左二为张维为教授（图片为作者提供）
我是1988年离开外交部出国，当时联合国给了我一个合同，到联合国欧洲总部日内瓦做口译，但我自己的想法是能去念书，所以到了那边之后我就申请日内瓦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并通过了考试，1988年10月入学读硕士、博士。
从1983年夏天进外交部翻译室，开始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做翻译，到1988年离开，我在外交部工作将近五年，走了近30个国家。到了欧洲后，我就想，能不能走到一百个，争取每年都有机会出去走走，比如到某地开会也好旅游也好，就顺便走一两个国家，这样慢慢积累，到2006年我就走了一百多个国家。
观察者网：您到瑞士念书的经历，跟之前外交部的工作还是很不一样，到了欧洲，个人的感受应该也有所不同吧？
张维为：欧洲当然比泰国更加发达，那时我就在想什么时候中国才能赶上；但现在中国人到瑞士、到欧洲去看看，也就这么回事了，很多地方我们比他们更发达，特别是硬件、基础设施之类。我在外交部做翻译时，可以说正好是改革开放的黄金年代，每天都有很多新的创意、新的政策措施，给领导人做翻译时，他们谈的也都是改革开放，话题比例恐怕要占到一半以上，还有一半可能就是外交政策等。所以我对很多问题都特别感兴趣，利用读硕博士这段时间认认真真思考。现在回头看，这就是在研究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了，但当时没有想到这么多，把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我1994年博士论文做完的这段期间，中国发生的大事件梳理一遍，包括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意识形态领域内状况如何，主要采取什么政策，哪些方面回头看是对的，哪些方面则是出了问题的。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很早就谈中国模式，中国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做法和思路。
观察者网：您在瑞士读书时期，正好是改革开放的活跃期，站在国外回望中国时，有什么事情对您触动特别大，让您意识到国家的变化，想要回国或是重新认识中国？
张维为：回想80年代，我的整体感受就是中国活起来了，当时民间有个说法叫“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跑单帮”。过去因为“文革”的压抑，人们不能赚钱，赚钱是错误的事情。而那时人们突然发现，只要通过自己诚实的劳动，哪怕没日没夜干活都没人阻拦，虽然给人一种到处都比较乱的感觉，但社会氛围非常活跃。就我个人来讲，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上海的变化，因为每年都会回来看看。邓小平在1991年说“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我真的亲眼见证上海翻天覆地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初又正好赶上我做博士论文，所以我基本上把邓小平的讲话、思路进行非常透彻的研究，我觉得这条路是走得通的。另一方面，我当时已经走了大概五六十个国家，很多是发展中国家，也有一些西方国家，比较下来发觉中国模式虽然不是十全十美，但经得起国际比较，我们的进步大且快。
张维为：我可以跟你讲一个例子，虽然不是我本人，但跟我的经历一模一样。当时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秘书是一位比利时女士，她陪日内瓦的一个乐团到上海等几个中国城市巡演；回来后，她手舞足蹈地做手势跟我形容上海的变化，她说太厉害，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发展，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那会儿上海正在建立高架，有的已经造好了，车子在上面开，整个城市非常立体化，相比之下欧洲是不变的。我三十年前去瑞士日内瓦，那时的地图到今天还可以用，没有什么变化，但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变化是不得了，像复旦大学规模已经是过去三到四倍，变化太大了，这些都是可以感受到的。我曾举过一个例子，从90年代至今，中国越来越亮；过去在西方时，发现这些国家都好亮，城市灯光很炫，但现在全世界最亮的大概是中国。
观察者网：90年代初，中央决定对上海浦东开发开放，这件大事的最终拍板肯定离不开邓小平。您过去做过邓小平的翻译，又亲身经历浦东开发的整个过程，您有些什么感触？
张维为：我最后给邓小平做翻译是1987年，浦东开发是1990年。我没有亲眼见证这一重大决定，但对于他的思路，我有一些了解，也蛮有感触。邓小平最后一次到上海是1994年春节，后来就没来过了。那时新锦江饭店建成不久，他登上锦江饭店楼顶的旋转餐厅，看到上海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说上海变了，非常高兴。从1991年提出“一年个样，三年大变样”到1994年，正好三年，看到了上海的大变样，灯光灿烂，当然现在就更不一样了。邓小平过去说过，如果改革开放中有什么失误的话，那就是上海开放晚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研究中国如何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是有风险的，所以邓小平最初决定先在相对边缘的地方搞特区，比如深圳，即使出了问题也不会有太大影响，但上海是中国经济重镇，对国家财政贡献大概高达五分之一左右，谁都担心万一出问题怎么办。所以，邓小平后来说，上海如果能更早一点开放会更好，但他也讲，晚开放有晚开放的好处，可以汲取别人的教训，做得更好。浦东经验是非常成功的，我们称之为“浦东模式”，浦东模式的经典之处是一张蓝图绘到底，迄今为止上海市政府换了这么多届，但这张蓝图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往深探索，整个发展规划早已做好了。这是中国成功的经典案例。
观察者网：确实，这跟您过去经常提到的中国政府的稳定性、制定长期规划并有效执行的观点很符合。那么，您在欧洲学习生活这么多年，最后选择回到国内是出于什么原因？
张维为：我是一直想回来的，虽然在欧洲我生活得很好。我一直看好上海，上海毫无疑问是一个世界级城市，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当时见过上海老市长汪道涵，我有段时间做两岸关系，台湾去的比较多，回来后跟他聊过，他也跟我讲起当年邓小平对浦东开发的一些设想，我印象非常深。我最终完全回上海定居是受到一些具体事情的触动，说起来和观察者网也有关系。如果没记错的话是2010年4月，在这之前我已经出了一本书《中国触动全球》，这本书初版做得并不是很好，但该看的人都看到了，包括现在大家熟悉的我们核心团队的成员，但那时我们之间还不认识；他们给我发邀请函说，张老师能不能到春秋研究院来做一次演讲，于是我就来了，也就认识现在一起做事的核心团队。当时我讲了一个观点，我认为中国崛起是一个精彩的故事，但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网上几乎都是骂自己国家、骂中国模式的声音，令人担心之极。我觉得这是要出大问题的。有感于此，我讲了一个故事。我说，今年是2010年，是抗美援朝六十周年，当年周恩来总理跟印度大使有过一次谈话；当时中美没有外交关系，所以周总理请印度大使转告美国，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我们要管。这句话掷地有声，印度大使后来还将此写在回忆录中。我当时说，我个人认为敌视人民共和国的力量已经越过了“三八线”，我们要管，否则要出大问题。在座的另一位学者、现在也是我们核心团队的成员之一说，张老师你的判断是对的，但我们在国内感觉这个状况比你讲得还要严重，不是越过“三八线”，而是已经打到“鸭绿江”边了。总之，当晚，我们就一起吃饭一起商量，决定要做事情，要写书、办网站、办刊物，要通过自己的资源和力量来纠偏，完全是民间力量，没有任何官方指示。接着我就从欧洲回来了，另外还有从美国回来的，从新西兰回来的，从新加坡回来的等等，大家一起聚到上海做事情。慢慢的，刊物、著作、网站、视频等都做起来了，影响也越来越大。我觉得一批有担当，有学识，真正做事业的人，在中国崛起的关键时刻，发出了自己应该发出的声音，总体看来还是起了一点积极作用的。我们最早提出了“中国人，你要自信”，我们反复论证讲中国崛起的背后是5000年的伟大文明，我们一直说中国模式，虽有不足，但可以和美国模式竞争，一点都无需害怕。2011年，春秋研究院组织我和福山的辩论，你可以去回看一下当时的现场视频，一半人支持我，一半人反对我、支持福山，对立情绪非常厉害；我一讲完， 一部分为我鼓掌，福山讲完另一部分人为他鼓掌。现在八九年过去了，证明我们对中国大势、世界大势的判断比西方学者更为准确，我觉得这是好事。前面提到的这段经历我过去没有公开说过。
观察者网：所以其实让您决定回国定居，跟当时国内的整体形势是有关系的。
张维为：有一个情况是，我突然发觉，过去一直以英文写作为主虽然也产生影响，但用中文写作时受众多百倍不止。我还在日内瓦时开了一个博客，把《中国触动全球》中的一篇《别了，南斯拉夫》，放到博客上，是我走访南斯拉夫的整体观感和思考，没几天，文章跟帖就达到三四千，这种影响在国外是不可能的。我感觉到要近距离跟读者互动、讨论，当然关键是这一批人，大家都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回国做事。
观察者网：您前面提到不少在上海的经历，您出生在上海，对这座城市经历的变革是否有着更特殊的看法？如今站在建国70年之际，您最想对其诉诸的情感是什么？之前一个有意思的说法是，您主讲的《这就是中国》这档节目敲定在上海东方卫视录制，后来央视也找过您，但您最后还是决定留在上海，这是否有什么考虑？
张维为：《这就是中国》的节目是东方卫视主动来找我，我过去在央视也做过一些节目。毫无疑问，这两个平台都非常好，如果说有什么差别的话，东方卫视作为地方卫视总体上灵活性更大一点，比如在东方卫视我们可以调侃一下印度、调侃一下特朗普，但在央视就很难做。所以我决定做这个节目。当时我说，最关键的是，最后由谁来拍板；这个最关键，千万不能婆婆妈妈太多，拍板的人要认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理念、中国话语。东方卫视对此做了安排；做节目有时也要磨合，但这很自然。有些观点大家会有争议，但关键是我们坚持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讲真话，我们坚持真实的观众，真实的问题，原创性的话语，原创性的形式，最后效果非常之好。观察者网和读者都理解，这是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人们有很多困惑、很多问题，就像这几个月的香港问题，前两天沙特油井遭无人机轰炸，中美贸易战持续一年有余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普通老百姓困惑，年轻人困惑，甚至党政干部也有困惑，所以我们觉得要把自己的研究、真正的思考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我想，我们这个做法是对的，我们的方法是打话语组合拳——学术话语、大众话语与国际话语的组合拳。这跟官方话语不完全一样，官方话语很重要，但因为西方话语对中国的围剿包括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和国际话语，所以我们必须也要有对应，这样才能很好的传播。我们做了尝试，观察者网其实也是如此，是三种话语的组合拳，读者就喜欢看。显然这个尝试是成功的。
观察者网：今天我们谈论建国70年肯定脱离不了上海。上海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正如前面提到的为什么改革开放最早不是在上海，可能跟它承担很多国家责任有关，大量国企扎根上海，尤其今天上海又承接新的国家战略等，这是上海自身的努力所抓到的机遇，还是国家必须将此赋予上海？您对上海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的新任务和新实验有何看法？
张维为：上海一直是中国经济重镇，中央对上海的定位非常明确：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现在上海开展的一些改革开放试验，特别是开放层面的试验，都在上海先行先试，像自贸区、沪伦通、进博会等等，都是沿着这个思路一步步升华。当然，这也跟上海自身的发展有关，换句话说，上海再进一步发展，它的目标在哪里？中国模式有个很好的地方，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提出更高的目标，让你去努力实现。上海的整个发展过程，进步非常之快，我当时那本书《中国震撼》，实际上不少内容是在讲上海震撼。上海有做得好的地方，但很快也会遇到一些自己的问题，比如国企改革等等。好在中央做过大量调研后，对上海提出的很多目标，总体上海完成得不错，中央也比较满意，所以愿意把很多试验放在上海。以自贸区为例，它已经不是过去简单的开放。开放的一个大背景是在发生变化的，十八大之前总体是以吸引外资、出口导向为主，大多是工业和商业。现在的开放，明显就是全方位开放，不仅吸引外资，还要中国资本走出去。从过去五年为尺度来看，实际上走出去的资金比吸引进来的还要多一些，过去是以出口为主，现在进口大幅增加，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而且增加进口也有其他好处，其中一个就是人民币可以走出去，取得定价权。这些方面自贸区正在试验，过去的一些自贸新区更多的是贸易便利化，现在则是贸易自由化，因此在设计上不光是货物流，还有服务流、资金流，人员流，这些方面都在上海自贸区进行新的试验。中央对上海的要求是能提供一些可复制的经验，所以自贸区很快推广到各个地方，比如“一口受理”，一个地方办理各种各样的要求，加快办证速度，再比如负面清单制度、注册制，过去很多需要审批、审核，现在改注册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为主等等。总体而言，这些试验还是比较成功的。最近临港新区相当于是过去自贸新片区的扩大，有了更多新功能，像先进制造业、金融中心的新服务项目。甚至不久前我还看到上海建航运中心涉及到不少争端解决机制，所以设立海事法庭，这也会在新片区实践。总之，上海有很多新任务都在试验。
观察者网：不过，外界对于这些新试验也都抱着诚惶诚恐的态度，不确定今后走向如何，也不知道上海经验能否在别处被复制。
张维为：对的，我想恐怕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担忧是金融，其他方面我都不太担心，但上海能否建成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中心，有些紧张。这次港交所有意向收购伦交所，但伦交所的回应中没有任何意向，还称谈合作的话更愿意和上交所合作。这说明他们更看重能直接与大陆打交道，也证明上海这些年在金融改革方面的进步。上海背后是整个长三角，腹地非常大，再加上今年科创板在上海启动，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证监会主席易会满、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都在上海做了重要讲话，提振信心。我们仔细看上海这些年的变化，中央还是比较满意的。研发的投入占上海GDP的比例已绝对超过一般的西方国家，超过OECD成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标志着上海经济驱动力已经不是纯粹靠一般投资，而是靠研发投资，靠新经济。这也是给中国其他地方带头，看能否在新发展理念、整体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中国崛起走到这个阶段，什么问题都不能回避
观察者网：您前面多次提到要将中国模式作为参照物，新中国70年发展之路上，中国共产党无疑发挥巨大作用，您能否概括一下中国共产党在复兴之路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今后更漫长的历史奋斗中还需作出的自我革新？
张维为：中国共产党最大的特点是，它并非西方意义上的政党。西方意义上的政党是部分利益党，仅代表某个社会阶层，某一个社会的一部分力量或一部分利益。通过票决制竞争，你51比49就赢了，也就是所谓的法治。但这种政治游戏在中国的国情下难以适应，因为中国是个超大型的国家，人口规模相当于一百个欧洲国家的人口总和，传统就是统一的执政集团。所以中国共产党是统一的整体利益党，我觉得这是最关键之处。跟西方政党完全不一样，整体利益党是“使命党”，它对国家、对文明的终极命运负责，比如韩国的一个政党、台湾地区的某个政党，他们不需要负任何终极责任，不负任何终极责任。但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决策、尤其是重大决策，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毛主席过去说，五六十年要赶上美国，否则要开除国籍；邓小平说要分三步走，一直规划到2050年；习主席提出两个百年，所以只有整体利益党、一个文明型国家的政治力量，才会这样来规划，它对自己文明的复兴负终极责任。更可贵的是，在这种长期的过程中，我们一直都在讲改革。值得骄傲的是，中国是全世界的改革专家，过去四十年我们是改革加开放，两者有机结合、相辅相成。其实，多数国家是没有改革能力的，因为他们没有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这是最关键的。但我们一直与时俱进，不停地改革是让自己的工作能做得更好。世界变化太快，要适应这个变化，包括在大学、在各个机构，你会发现一方面进步很快，但另一方面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要怎么解决？就是靠改革。
观察者网：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主要是向西方学习。2008年奥运会之后，似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自信起来，总结中国模式。您怎么看这种国家心态的转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张维为：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国家以这样的规模崛起，在人类历史都是罕见的，我经常讲这是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崛起，每隔十来年就是一场工业革命，30岁或是30岁以上的人在中国几乎全程亲眼见证了什么叫农业文明、什么叫工业文明、什么叫信息文明？现在信息文明方面，我们是走在世界最前列的，一部手机可以全部搞定，这样的变化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自信心，这在过去是没有的。虽然还有一些公知天天骂自己的国家，但他们的影响力在迅速减弱。另外，这次香港局势又给大家上了一堂史诗般的道路自信、爱国主义的思政课，效果很好。
观察者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原本可能存在这样的声音，但起初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发声，受到压抑，当有了一个平台或是看到像您这样的一批人在做这样的事情后，突然发现自己想表达的情感被讲出来了。
张维为：这背后是其实时代的潮流，在推着你往前走。像观察者网，我们这批人的声音，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理解甚至是呼应，应该说逐渐成为越来越主流的声音。比如，我现在做《这就是中国》节目，很多年轻人追剧，我们没想到这些小孩子看了之后在B站给我们打9.7分。节目的很多观众是90后，这证明了他们有很多困惑，当你真诚地对待他们的问题，实事求是回应他们的关切，给他们有温度、有质量的作品，他们会非常喜欢。
观察者网：有时候我们也开玩笑说，张老师做了这个节目之后好像“出圈”了。有一些过去不熟悉的、没有任何交集的观众、读者也在看，年龄层跨度很大。您通过写书、写博客、开讲座、做节目等各种方式与社会各界有志之士共同为中国话语建设努力。回顾并展望中国话语构建，您有什么感想和评价？对如今市面上各类中国话语，有什么看法？
张维为：这说明时代呼唤思想，呼唤有质量有温度的精神产品。我们太需要把中国的一切说清楚，因为中国崛起已经走到了这个阶段之后，就会发觉我们什么问题都不能回避。很多问题我们要开宗明义地讨论，开放式提问，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你要说“修宪”，我给你讲“修宪”，你想谈“文革”我们就讨论“文革”，你要讲“言论自由、网络自由”，我就和你探讨这些自由，什么都不回避。我觉得中国到了这个阶段，一定要把这些问题透彻地说清楚，这也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就目前来看，我们在解构西方话语方面的成绩很大，特别是在政治学和政治领域，坦白说我们已经基本解构完毕，随时可以亮剑，无需做准备。无论是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还是国内公知，我们都可以辩论，讲道理。相比之下，建构方面虽然也做了很多努力，也蛮有成就感，但还有很多的事要做。因为解构相对容易，你把他存在的种种问题说出来就可以了，但建构需要更多努力和精力。
观察者网：此前外界有一种观点是，我们应该从怎样讲好中国故事慢慢发展为讲好中国观点，如何在国际上表达我们的观点、主张甚至设置规则的声音，您认为在这方面还应有什么作为？
张维为：笼统地说，我把这些都归在中国话语里面，包括中国观点、中国标准、中国认知等等。这些话语建构也正在慢慢起来，但真正高质量的还不是特别多。以中国标准为例，这个标准不仅要能用来讨论中国问题，也可以用于讨论世界的问题。我们现在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比如说“实事求是”的中国概念，它既可以讲中国，也可以讲西方，可以比较，再比如选贤任能，你可以就此建立一个指标体系等。最近我提出来、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因为中国将于明年完成扶贫、消除极端贫困，我就想到美国的贫困，我们用中国的标准来看美国的贫困。根据联合国报告，按美国的标准有4000万人处于贫困，其中530万是赤贫，即便按第三世界国家标准都是严重贫困人口。如果以人口比例来看，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放到中国可能就相当于2500万是赤贫状态的。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我们之后就要研究这到底怎么回事、持平到什么程度。联合国已经出了一份报告，我也想看看报告原文，了解一下具体情况。这其实就是尝试一下能否用中国标准把西方的问题分析得非常清楚，这是中国话语建构的一部分。
放眼国际，我们心态可以更平和一些
观察者网：中国走到这个阶段，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再到重新审视中国的国际角色，外界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但总有抹不去的偏见和傲慢。我们该如何对外解释中国70年的改革和发展？西方究竟能听懂吗？
张维为：从我个人的视角来看，我们的话语研究成果是外部世界可以看懂听懂的。我现在没有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否则将《这就是中国》翻成英文，老外完全能看懂听懂。我们的概念是国际化的概念，这些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我们提出的一些概念，西方社会现在也开始理解和接受，“阿拉伯之冬”这个概念是我自己创造并第一次使用的，现在大家全都接受了。他们知不知道这个概念是张维为创造的，这没关系，但只要你始用这个概念，你对整个问题的理解就比较深入了。再比如文明型国家的概念，很多西方学者也都逐渐接受了，只是他们接受的和我的解释不完全一样，他们理解的范畴更大了，印度、土耳其、俄罗斯都说自己是文明型国家。但背后的理念是指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并不是西方推崇的、都要走西方这条路，这是最关键的，这一点认知很重要。大家都这么做的话，我们可以在更好的基础上对话。我提出“良政和劣政应该代替民主和专制”，接受的人也多起来了。所以，只要你认认真真投入，切合这个世界的真实需求、真实状况，就会逐步产生影响力。我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来做这件事情，这个世界太需要中国人的智慧，通过中国人的分析和观点把世界上的事情说清楚。
观察者网：您提到这一点，我想起了一个细节，您在演讲时提到一个中国概念时，经常会把对应的英文表述也告诉大家。
张维为：对，中国话语要走出去的话，现阶段确实需要外语，通过各种媒介把它表述出去。
观察者网：其实类似的想法，在一些国外“知华”学者中也有。比如傅高义，他在回应日本经历泡沫经济破裂后的社会状况时曾提出，日本缺少有智慧、有能力、有勇气、且能在国际场合用外语准确表述自己主张的政治家和学者，事实上我觉得这个观点即便是放在当下的中国也是讲得通的。
张维为：是的，像我因为长期在国外生活，长期跟西方各种各样的观点亮剑交锋；有些观点之所以比较有战斗力，也跟这个有关系，因为本来就是在辩论和交锋中产生的。我经常说，提什么问题都可以，越尖锐越好，我做任何讲座都坚持一条，一定要有互动，这是发自内心的自信。一切在于国际比较，当然我也不是说中国已经做得好到天上去了，我们有自己的问题，但将过去数十年中进行跨国比较，中国无疑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国家。放眼整个国际，对中国的误解还是很多。本质上讲，我们可以继续努力，但我们心态应该放得平和一点，西方社会因为自身的宗教传统、意识形态传统，要想让它完全接受我们的观点是很难的，你再怎么努力，到了这个限制就跟过不去的坎一样。但同时，我也认为西方是最承认实力的，如果他最后觉得“哇，你就是这样”，他没有办法了，那么即使不理解也会跟着中国。就像中美贸易战，不要害怕，美国人有一个特点，英文叫做“if I can’t beat you ,I join you”，中文是“如果不能打败你，我就加入你”。美国是个商业民族，这是刻在基因里的文化，你比它弱，它就拼命欺负你，一旦发觉斗不过你，他就加入跟着你走。第十二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上海举行，刘鹤与美方代表站在和平饭店眺望黄浦江。
观察者网：您讲了这么多关于自己、国家这些年来走过的路程，最后请您总结一下中国70年发展能为全球治理提供什么重要借鉴，尤其是当下自由主义多元化与保守主义对抗零和之间的角力？当然也要请您展望今后的中国。
张维为：这个题目有点太大了，我就简单总结一下自己的感受。新中国前三十年，是三十而立，最大的特点是奠定了基本的政治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等。随着中国成功，我们发现这些政治制度非常之重要，并不断完善。此外还奠定了基础的工业体系，虽然是初步的，还进行大量社会革命，妇女解放、土地改革、基础教育的普及，这都是前三十年做的事情。如果没有建立这一系列独立的体系，就没有后四十年的崛起。但是我们要承认在四十年前，依照国际标准来看，中国是一个穷国，全国人均GDP低于非洲。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去曼谷也好，去非洲也好，很多国家的首都都比北京更现代化。一直到70年代，我们讲结婚三大件，就是缝纫机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就是为了补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整体生活水平还比较低。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我称之为“四十而不惑“，经过四十年时间，一次接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中国找到自己成功的道路，真的可以做到一览众山小。我一直讲两个观点，今天用中国制度、模式、道路来看西方，甚至看香港，他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当然也有问题，但我们一直在改革，可以通过改革解决。在70年历史新的起点上，中国可以非常自信，不是说我们好到天上去了，但是我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很多壮举。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根据购买力平价），创造了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成为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向全世界输出最多的游客，关键是还有世界最大的有产阶层，这是过去难以想到的。所以，中国故事真的非常精彩。
（作者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研究院院长，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今日头条、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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