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 | 民主还是专制，这个范式已成为西方推动颜色革命的一种工具
点击： 作者：张维为 来源：“观察者网“ 发布时间:2019-09-12 16:10:22
张维为：
上次和大家探讨了三个中国理念：实事求是、民本主义、整体思维。今天我想再和大家探讨三个中国理念。
那么首先是民心向背，我们继续上次那个顺序，所以这应该是第四个中国理念。那么记得几年前我去布鲁塞尔欧盟的总部，参加过一个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当时一个欧洲学者非常直截了当地问我：中国政府的产生过程，不是通过多党竞争，不是通过普选，怎么具有合法性？
我笑了，我问他，如果你这种话语也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是不是美国的开国元勋都没有合法性？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经过任何普选，就自称代表了美国人民。实际上美国现在最不受公众信任的政治人物就是他们的国会议员，但他们是选出来的。
事实上所有西方国家都是在基本完成了现代化之后才开始实行普选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推论，在实现现代化以前，西方各国政府都不具备合法性？像泰国这样的国家，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但选来选去选出来的人的威望从来不可能超过泰国国王。泰国国王的合法性从哪里来的呢？对不对？类似这样的问题我问他。他没法回答。
所以我觉得一个国家这个政治话语非常重要，特别涉及到所谓政权合法性的叙述。如果没有自己的话语，那连你执政的前提它都可以把你给抽走。我对欧洲学者说，中国政权合法性理念形成的时候，美国还不存在，英国也不存在。中国政权合法性叙述的核心理念就是民心向背，或者叫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那么理解这一点，坦率地说对于提升西方国家今天的治理水平，都非常有帮助，他们还不懂这个概念。
那么民心向背是中国人自己的政治哲学概念，非常重要。民意和民心是两个既有联系但有一定差别的观念。一般讲民意大致指的就是公众舆论，英文我们可以用一个译文叫做Public Opinion，但民心是指宏观意义上的人心向背，英文我一直没有找到最好的表述方法，有一个比较接近的，我叫Hearts and Minds of the People，还不够准确，但一时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译文。那么实际上我们的先哲孟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了，得其心，斯得民矣。
中国人讲民意如流水，民心大如天，也就是说民意很重要，但民心是更重要的。
民意它有时候可以反映民心，有时候不能反映民心。以我们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为例，民意可能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内就发生变化，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每天都有舆情事件。但我们发觉很多人都感到就是要让子弹飞一会儿，因为舆情很快就会反转。
但民心是一个不同的概念，民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东西。如果用现代政治学的话语来表述的话，我想它指的就是广大人民发自内心的理解和支持，背后是人民的整体的利益，长远的利益。那么这种跨长度的历史眼光和整体思维能力，是中华文明的独特产物。
正因为我们有这么一种跟西方不同的合法性的论述，绝大多数中国人把国家长治久安，把国运昌盛放在一个十分突出的地位。所以我们不得不佩服我们古代先哲的智慧，一流的治国理政应该是民心治国，而非简单的民意治国。民意治国往往就是美国资深媒体人加德尔森说的“即时新闻的暴政”，也是西方今天政治制度下难以解决的一些问题，像短视政治、民粹主义一个主要的原因。
从过去数十年的情况来看，以中国为例，即使受到互联网民粹主义的压力，但总体上看，我们中国的执政者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可以实行民心治国。这是中国得以进行中、长期的规划，甚至为下一代的发展进行规划，从而避免像西方很多国家那样，只能规划一百天甚至更短的时间，或者最多规划到下一次选战。
那么得民心者得天下中的“天下”的概念与民心是相连的，与“为公”是相连的，这也是中国古代我叫做朴素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传承。中国古代先哲几乎都怀有“天下为公”的这种理想追求。日本有位很有名的中国思想史学者叫沟口雄三，他说中国人提出天下为公的思想，是在中国东汉时期。那么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的皇帝和朝廷这种天下为公对他们是一种制约，也是一种激励。这种传统一以贯之，坦率地说延续至今。
此外，中国历史上还有科举制度，还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种政治文化，背后也是一个天下为公的一种我叫做理想。那么一旦一个朝廷被广泛地认为它在谋私，而不是在为公，那么它就失去了天命。一个朝代的动荡，甚至更替就可能开始了。
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经常是一个暴力的过程，而中央政权的每次的更替，往往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所以一般老百姓不太希望看到频繁的政权更替，人们普遍憎恨动乱，希望国家长治久安，国运长盛不衰。政权更替一般是发生在中央政府彻底失去民心之际，否则的话多数人都期盼国家长治久安、渐进改良往往是民心的主流。那么至于我讲的文明型国家，这种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然后和它形成的文化传承有关。我也认为这是我们今天全面超越西方模式的一种核心的竞争力之一。
有人认为只有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才能保证国家的长久治安，这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国历史上200到300年的朝廷是经常看到的常见的现象政权延续的时间。而西方文明近代文明也就是过去两三百年，这当中经历多少跌宕起伏。从无数次的殖民战争，到大规模的奴隶贸易，到灭绝印第安人，从法国大革命到宪章运动，到美国南北战争，到几乎使西方文明毁于一旦的两次世界大战，都说明了这一点。
另外我们还有，民可载舟，亦可覆舟，这是对统治者一种警示，唯有勤政敬德，才能保持统治的合法性。我想这就是中国的社会契约论，比法国哲学家卢梭的理念要早2000多年。那么中国民心向背的理念，对于西方推动所谓民主化模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中国这个理念对治国理政水平的要求远远高于西方政治模式对治国理政水平的要求。
那么这就涉及到我想讲的第五个中国理念就是“良政善治”，也可以简称为良政，英文可以表述为Good Governance。
对于良政善治，国际社会还没有形成普遍接受的定义。一些西方国家想垄断这个概念的定义，这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远在西方现代国家形成之前，在西方现代政治学形成之前，中国古代先哲关于良政善治的论述和实践已经非常丰富了。这种追求良政善治的传统源于中国古代先哲一直怀有追求完美社会的这种理想。比方说在《尚书》中就说的，“德惟善政，政在养民”。《论语》中也说，“政者，正也”。《道德经》中也说“正善治”。《孟子》中也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等。我想都体现这种追求完美社会。
从世界政治历史的比较来看，有位历史学家叫许倬云，他就认为中国文化代表了追求完美社会的一端，印度文化代表着寻求解脱的一端。那么西方历史上的主流也主要是寻求超越现实世界的救恩与解脱，一直到西方经济所谓启蒙运动，到人本主义思想开始抬头以后，西方才转而追求现实世界建立完美的社会。
那么换言之，无论从文化传承来看，还是从源远流长的治国理政的实践来看，中国人对治国理政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所以我们要当仁不让。
那么这里我还要补充一点，良政另外一个表述就是叫善政。而且我们古人在《尚书》里边就使用过这个“德惟善政”，但我个人还倾向于在现代汉语中使用良政或者良政善治，而不一定使用善政，为什么？因为随着汉语本身语言的演变，这个善字含义首先的意思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是善良的意思。那么今天我们如果使用善政，可能会被误解成善良的政治，甚至是老好人的政治。那么稍微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无法实现真正的良好治理或者叫良政的目的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就今天汉语中良政更准确地表达了就古代讲的善政的意思。另外良政这个概念在英文表述中也和Good Governance非常吻合，所以便于国际交流。
那么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中国人讲的“以人为本”、“励精图治”，就是中国人理解的良政。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听得懂这种概念，外国人理解也不困难。基本的含义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出一切努力，为了人民的利益，把一个地方治理好，把一个国家治理好。
我在不少场合讲过一个观点，就是西方很多人总喜欢强调所谓叫“民主还是专制”这种分析的范式。那么一些中国人也习惯用这套西方的范式来分析中国政治，所以老是读不懂中国政治。
在西方这个范式下，你发觉世界只剩下民主与专制两类，它们是互相对立的，不是民主就专制，民主是好的，专制是坏的，民主的概念是西方自己来界定，它一家可以界定，别人不能界定的。结果这个范式现在变成了我们已经看到的，西方惯用的推动颜色革命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
我觉得与其这样，我们不如干脆使用一个更为中性的更有解释力的更有诠释力的新的范式，所以我就一直主张用良政还是劣政来代替所谓民主还是专制。
中国自己的崛起，它的成功经验表明：不管什么政治制度，最后一定要落实到良政善治才行，落实到中国人讲的以人为本、励精图治才行。良政可以是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总体上它的治理能力，治国理政能力在普遍的下降。良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政治制度，中国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中国模式虽有不足，但经得起国际比较。同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的政治制度，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当然劣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政治制度。
那么既然说到良政善治，我们就要探讨第六个中国理念，我叫做“选贤任能”。那么实现良政善治要有人才。中国古人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从思想传承来看，这种事业成败，关键在人的思想，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源远流长，也是中国政治文化中一种深层次的心理结构。从普通百姓到干部，在文化心理上都认为治国必须靠人才。像西方那样能说会道就可以竞选当总统，与中国政治文化深层的心理结构是格格不入的。
过去西方创造了一个神话，说是只要制度好，选个傻瓜也没有关系。但随着中国模式，特别是选贤任能模式的崛起，今天还相信这个神话的人，估计自己也是傻瓜了。小布什八年治国无方，美国国力就直线下降。希腊和冰岛领导人治国无方，国家就走向破产。
那么从制度传承来看，中国选贤任能制度也是源远流长的，它包括了持续上千年的科举选拔制度，在当时这是世界最先进的人才选拔制度，后来被西方国家竞相模仿。当然由于种种原因，科举制度后来走向了僵化，直至被废除。但中国人这种治国理政需要靠人才，人才要有治国理政的经验和资质，我觉得这是中国人不可动摇的信念。
那么这里我想与大家分享两个自己经历过的故事。
一个是邓小平的一次谈话，那是1985年9月18日上午，他会见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我当时担任翻译，这是非常特殊的一天，因为那天中国共产党召开一次全国代表会议，这在两届党代会就十二大和十三大之间举行的一次会议，所以有些不寻常。用当时总书记胡耀邦的话说，就是有一些重大的问题要解决。那次会见是这样的，邓小平在主持了这个会议的开幕式之后，就步行从会场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来见罗林斯总统。
邓小平会见罗林斯，张维为任翻译
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中共的领导班子做了重大的调整，实现了新老交替。当时我记得是叶剑英、邓颖超、徐向前等十位老一代的革命家离开了中央政治局。然后李鹏、乔石、姚依林等六位进入政治局，而且决定一百三十一位老同志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委员，同时增加了一大批新人进入中央领导机构。
当时邓小平说：“三个委员会的成员进退做得很好，特别是中央委员会的年轻化前进了一大步，一批老同志以实际行动带头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推进干部制度的改革，这非常好”。邓小平说“这件事在党的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今天回头看一下，就1985年开始的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对中国长治久安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那天邓小平在大会开幕式结束后，直接来到了福建厅与加纳客人见面。他当时还沉浸在党代会的气氛中，所以上来就主动对罗林斯介绍党代会，我刚从会场过来，这个会议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然后他谈到了中国发展中面临的挑战，他说这个挑战包括人才不足，他说我们建设中国遇到的问题，一个是经验不足，还有就是人才不够，这是我们的弱点，可能也是你们的弱点。然后邓小平向客人介绍了中国在人才，包括领导人有序接班问题上的一些做法，包括培养人才，包括利用好现有的人才。邓小平还谈到要从50岁左右和40岁左右甚至更年轻的有大学学历的和实践经验的人中间发现人才。
回望过去，实际上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一大批领导人，就在那个时间段选拔出来的佼佼者，当时还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选拔和培养一大批30岁左右的青年干部。放到各种岗位上去经风雨见世面，接受各种考验和磨练。其中的佼佼者就组成了中国今天的最高的执政团队。那么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就是在十八大召开前夕，美国《纽约时报》一位编辑给我来了个邮件，问我能不能就十八大写一篇评论，所以我就熬夜写了一篇。那么这标题就是《中国选贤任能制度对西方民主模式的超越》。那么今天读来这篇文章，一个字都不用改。我当时写了这么一些话：我说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都在经历最高领导人的换届，这种巧合被西方媒体描述为一个不透明的共产党国家与一个透明的大众民主国家，这么一种鲜明的对比，我认为这种对比是非常肤浅的，它实际上涉及的是两种政治模式之间的竞争：一种是更强调选贤任能的模式，另一种是迷信选票的模式。相比之下，中国选贤任能的模式可能胜出。
那么中国最高决策机构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候选人，几乎都担任过两任省委书记，或具有其他相应的工作历练。在中国，治理一个省的工作，对主政者的才干和能力的要求非常之高，因为中国一个省的平均规模几乎是欧洲四五个国家的规模。
以即将接班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为例，他曾在经济充满活力的福建省担任省长，后又担任过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浙江省的省委书记，后来又担任过上海市委书记，上海是中国的金融和商业中心，还有许多强大的国有企业。换言之，在习近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他主政过的地区就人口而言超过1.2亿，就经济规模而言，超过印度。其后他又有5年时间，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来熟悉整个国家层面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各个领域的领导工作。
美国政治家林肯的理想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但在现实中这一理想并非轻易可及。美国的民主制度距林肯的理想还相当遥远，否则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就不会批评美国的制度是1%的有、1%的治、1%的享。当然1%的说法也可能过于严厉了。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12年在美国文化生活类时尚杂志《名利场》上发表《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
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实验室。中国这种“选拔加选举”的模式，已经可以和美国的选举民主模式进行竞争。温斯顿·丘吉尔有过一句名言：“民主是最坏的制度，但其他已经尝试的制度更坏。”那么在西方文化背景中，情况可能确实如此。许多中国人把丘吉尔这句名言意译为“最不坏的制度”，但如果用中国伟大战略家孙子的话说就叫“下下策”，它至少可以保证领导人应该离开政治舞台的时候离开。
然而，在中国儒家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中，政府应该永远追求“上上策”或“最最好”的目标，力求选拔出最卓越的领导人。这当然很难做到，但这种努力不会停止。中国通过政治制度上的创新，已经产生了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上上策”和“下下策”的结合，也就是说它能够选出久经考验的优秀领导人，同时也有下下策，也就是有退出机制，这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选贤任能理念和制度安排是对西方模式的一种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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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昆仑策研究员高级研究员；来源：“观察者网“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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