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民主政治中，假新闻一直与西方民主危机如影随形。假新闻是指伪造的信息，在形式上而非组织过程或意图上模仿新闻媒体内容。从雅典城邦的“雅典瘟疫”谣言、到19世纪末美国的黄色新闻浪潮、再到如今西方国家的假新闻泛滥，假新闻在西方民主发展中从未缺席。

承载着不满、愤懑与特殊目的的假新闻是西方民主危机中的“不和女神厄里斯”，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但也是解释西方民主缺陷的一把钥匙。“谣言和人一样，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它也是一种复杂造物的结果，来自历史，影响历史，更阐释历史，无论是从外围到中心或是从中心到外围……换言之，是谣言在制造历史。”长期以来，由于传播技术的限制，假新闻仅仅是小打小闹，不成气候。随着社交媒体的崛起，寄生于西方国家票决民主、政党恶斗等痼疾之上的假新闻泛滥成灾，它把网民动员聚合成舆论一致的“杠杆”，撬动了西方民主的“神话”。可以说，假新闻泛滥一方面是西方民主整体性危机的集中体现，另一方面又从经济、政治、社会、价值观等领域全方位地侵蚀西方民主，加剧其危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戴维·朗西曼说：假新闻“使得扎克伯格对美国民主的威胁比特朗普更大”。

竞争和契约诚信是市场经济的灵魂。通过竞争合理配置资源、实现优胜劣汰的目的是市场经济的特点，也是其优越性之所在。马克思说：“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独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市场经济更是契约经济、信用经济，契约诚信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更是现代社会的道德底线。埋没真相的假新闻既扭曲了市场竞争，又毁坏着诚信。2017年美国《财经月刊》曾刊文指出，“假新闻正杀死经济”，对西方国家的假新闻泛滥表达了强烈的焦虑与担忧。

1．假新闻泛滥扭曲市场竞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是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机制，而假新闻扰乱和破坏的正是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机制。

第一，假新闻干扰其国内资源的优化配置。人的大脑存在着许多与生俱来的缺陷，这些缺陷让人们极易被精心包装的假新闻诱惑，反过来又促进了假新闻的滋生与传播。“人类不会随便相信他人。如果将他人的观点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很容易发现他人观点的缺陷。然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却盲目相信自己的观点。”很多时候只要假新闻杜撰的故事符合我们的一般想象，我们就很容易上当。社交媒体的算法营造的过滤气泡把人们紧紧束缚于信息茧房中，成为其牟利的棋子。假新闻与社交媒体公司的“狼狈为奸”扭曲了新闻市场的良性竞争。劣币驱逐良币，主流媒体明显处于竞争劣势。根据美国新闻聚合网站Buzz Feed的调查，在美国大选结果出炉的前三个月里，排名前二十的虚假新闻在脸书上的分享次数超过870万次，比主流新闻网站真实新闻的分享次数高出130万次。

第二，假新闻干扰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经济全球化能够促进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组合与配置，把它的最大效率效益发挥出来，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造福世界各国人民。“近年来，西方国家出现了明显的反全球化倾向，保守主义、孤立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回潮……一些政客有恃无恐地进行极端情绪的舆论煽动，简单地把问题归咎于移民乃至全球化，从而使全球化成为社会公众发泄愤怒的对象。”这股逆流与各种有关移民、难民、全球化贸易的假新闻的强力助攻不无关系。譬如，特朗普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地高呼“工作被中国、墨西哥抢走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刊发解释性报道，认为对华贸易为美国创造了就业机会。特朗普豪赌通过增加贸易壁垒改变贸易逆差，对欧盟、中国等主要贸易国左右开弓，高举“贸易战大棒”，这确实在短期内实现了美国就业率提升、经济逐步向好的目标，但贸易战没有赢家，贸易摩擦已经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长期来看必将反噬美国经济。1930年美国通过“斯穆特-霍利法案”引发经济大萧条，最终祸及自身的前车之鉴不容忘却。斯蒂格利茨警告说：“市场再次表现出短期思维和极端贪婪的倾向。这一切都不利于美国的长期经济表现。同时这表明2018年虽然可能比2017年更好，但也蕴藏着极大的风险。”令人忧心的是，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头已经被特朗普“撩拨”起来。欧洲也对外国进口产品和服务大肆设置技术壁垒、绿色壁垒和配额等贸易壁垒，反全球化的政党势力大增。

2．假新闻损害市场诚信

一是假新闻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美国特许专业会计师协会的一项调查显示，63%的美国人认为假新闻的传播使得他们难以做出重要的财务决策，特别是在医疗、退休或购置房产时。随着伪造信息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相信它，这反过来会影响我们购买什么和投资什么的决策。

二是假新闻干扰金融市场。假新闻会影响投资者的决策，一旦真相被发现，这些故事最终会导致投资者的损失。2015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一名苏格兰交易员提起欺诈指控，指出他的推文导致两家公司的股价下跌多达28%，他则从波动中获利。法庭文件称，这些推特账户是由他使用与真正的市场研究公司相似的名字所创建的推特账户发出的，导致股票持有者损失超过160万美元。假新闻被频繁用来非法牟利，西方国家市场经济面临诚信危机。

三是社交媒体平台的商业诚信欠佳。假新闻的泛滥与社交媒体平台“未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脱不了干系。然而，社交媒体平台更倾向于将自己定位为传媒互联网市场中的基础设施，而非具有编辑权力和内容决定权的媒体。虽然它们迫于压力纷纷采取措施遏制假新闻，但面对假新闻带来的巨额利润，遏制的动力与效果都很有限。

四是假新闻损害政府经济信用。2016年，英国脱欧阵营捏造假新闻，声称：“一旦脱欧，每周可省下献给欧盟的3.5亿英镑，这些钱可以用在英国的养老金和国民保健制度上。”这条假新闻为英国成功脱欧立下汗马功劳。然而，在公投结果公布后，脱欧阵营就不再提及此事。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后来承认，承诺的这笔资金不会发生。

3．假新闻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近年来，在西方一些国家，假新闻“商品化”“货币化”现象日益严重，已经形成了由制造者、传播平台、精准营销公司、购买者与消费者构成的完整产业链，这是2016年美国大选以来假新闻泛滥的一个重要根源。

一是假新闻制造者井喷，造假技术升级换代。自媒体的兴起与新闻“把关人”的缺席使捏造假新闻的门槛大大降低。社交媒体广告“按点击次数付费”模式火上浇油，催生了大批职业造假群体，马其顿小城韦莱斯的当地人创建了100多个美国时政网站，为牟利大肆造假。造假技术花样翻新，利用人工智能造假的普及速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机器人编写新闻已经不是新闻。“与几年前出现的‘僵尸粉’不同，‘社交机器人’组成的‘水军’已不仅仅为某个政界人士增加粉丝量、让其看起来更受欢迎服务，而是更多地参与政治话题的讨论，并与其他用户互动，影响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决定……研究人员通过检测算法发现，与大选相关的推文约19%来自‘社交机器人’。”

二是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平台成为假新闻的最大传播地。研究发现，推特用户似乎更喜欢分享虚假信息，在推特上，假新闻总是打败真相，更深入、更快速地渗透到社交网络中，社交媒体平台借此获得丰厚利润。

三是剑桥分析等精准营销公司发展迅速。剑桥分析因非法利用社交媒体平台的客户信息进行精准营销、干扰2016年美国大选与英国脱欧而臭名昭著，目前已经破产。但是，其核心员工早已洗白重操旧业，吉纳斯公司（Genus  AI）就是他们创建的。

四是假新闻购销两旺。特朗普曾在2016年选举期间聘请剑桥分析来运行数据操作，2018年3月美国广播公司报道说，剑桥分析多位高管声称他们确保了特朗普在总统大选中获胜，并以“击败骗子希拉里”运动操纵数百万选民。而西方国家大众与精英、左派与右派之间的冲突与分歧加剧，这使得抱有特定成见的民众（例如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反全球化群体也成为假新闻的忠实消费者。

4．假新闻是资本主义精神衰落的产物

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指个人把努力增加自己的资本并以此为目的的活动视为一种尽责尽职的行动，赚钱本身被当成一种目的和职责，是美德和能力的一种表现。但是，他敏锐地发现了资本主义精神中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的内在张力，“寻求上帝的天国的狂热开始逐渐转变为冷静的经济德性；宗教的根慢慢枯死，让位于世俗的功利主义”。一旦只剩下工具合理性，只有经济冲动而没有天职观念，财富的追求经常显现出体育竞争的某些特征。格林菲尔德通过对英美等西方国家经济意识发展的分析印证了这一点，现代化的、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背后的动因或“精神”并不是对“理性经济行为人”的解放，而是经济民族主义。欧盟日益频繁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这类诉求就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呈现。可以说，假新闻泛滥正是价值合理性丧失、工具合理性登峰造极的产物。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全球金融危机下的美债危机、欧债危机强烈地冲击着西方国家，假新闻更是火上浇油。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传媒实验室的研究报告显示，相比涉恐、自然灾害、科学和财经等领域的假新闻，政治领域的假新闻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戴蒙德认为：“对异议和反对派的宽容、在政治上温和克制的倾向、对自由和责任的向往……这种广义的民主政治文化构成民主精神的一个关键层面。”假新闻不仅频频引发社会暴力行为，而且恶化了政治生态。在假新闻的蛊惑下，西方民主精神正从内部被逐渐解构。假新闻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解构，不是指对西方三权分立制度架构的瓦解，而是指对西方所谓民主精神的根本侵蚀。

1．假新闻操纵公共舆论，干预大选，政治极化现象严重

 每当各国大选，隐藏各种政治目的的假新闻就会满天飞，试图操纵公共舆论，影响政治议题，干扰政策制定，干预大选，而且价格便宜。趋势科技采集的数据显示，能影响大选结果的假新闻全程服务费用在40万美元左右，能煽动民众上街游行的假新闻服务费用在20万美元左右。与此同时，假新闻也在加剧西方国家的政治极化趋向。美国的政治极化问题早已不是新鲜事物。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基思·普尔和霍华德·罗森塔尔就指出，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值已经达到南北战争结束以来的最大值。2016年美国大选以来，美国政治极化现象愈益严重，各种极端群体和极端言行急剧增加，右翼本土主义、民粹主义猖獗，两党分歧愈难弥合。和政治精英的极化一样引人瞩目的是普通民众的极化，“红州”（共和党赢得的州）与“蓝州”（民主党赢得的州）已经成为理解美国政治的重要框架。在政治极化时代，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兼具保守和自由的观点。“根据自1994年以来七次调查共同提出的10个问题，现在有32%的美国人采用大致相同数量的保守和自由立场，2015年有38%的人拥有这种价值组合，1994年和2004年是49%。”在假新闻的蛊惑下，欧洲民粹主义抬头，极右翼政党实力大增，有不少进入议会，甚至有望成为执政党。虽然2017年法国、德国和荷兰大选在极右翼政党的搅局下有惊无险，但欧洲极右翼势力迅速崛起却是不争的事实。

 2．假新闻容易导致“多数人的暴政”

所谓“民主社会的前提是全体成员都可参与”。广泛的公民参与是所谓民主社会的活力之所在，但假新闻形塑的极端群体却试图左右公共舆论导向。当社交媒体参与代替公民参与，当偏见替换包容，当公民丧失与异见者对话的话语框架，托克维尔预言的“多数人的暴政”恐会成真。当前欧美种族主义、排外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趋势渗入社会各个角落。德国民调机构英萨研究所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社会民主党只剩下15.5%的支持率，而右翼民粹政党选项党的支持率则上升至16%。美国的调查数据也显示，“从2014年到2016年，美国公众中对种族关系深感忧虑的人数占比由17%上升到35%”。哈贝马斯曾寄希望以交往理性取代单一的工具合理性，建立话语民主的社会，“交往参与者在解释过程中可以获得共识的解释模式”，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解决西方民主政治的合法化危机。然而，随着社交媒体的迅速崛起，一方面，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理性与主体间性被假新闻的“语言腐败”及其形塑的“政治部落”所僭越，无处立身；另一方面，经济和行政系统成为假新闻实现其邪恶目的的工具，同时假新闻又助力经济和行政系统侵入社会，生活世界进一步被殖民化，政治共识与社会团结难以达成。在美国，茶党人士自视为诚实、勤奋、虔诚和爱国的“真正的美国人”。“他们热衷于诉诸激情和指责，其解决方案往往是偏激的、缺乏建设性的，在各种问题上拒绝妥协。”在欧洲，《巴黎宣言》也表达了类似的诉求。通过谈判、协商和妥协等方式解决政治冲突是民主政体得以维系的重要前提，如果对少数族裔、弱势群体一概排斥，这离“多数人的暴政”就不远了。

3．假新闻泛滥既源自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又加剧国家治理危机

福山认为，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将强大的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三种机制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自由民主制今天可能被认为是最合理的政府，但其合法性仰赖自己的表现。而表现又取决于维持恰当的平衡，既要有必要时的强大国家行为，又要有个人自由。”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以有力的证据指出，1988年以来新一轮的全球化实际上缩小了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但加剧了国内基于阶层的不平等。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与茶党运动、欧洲的极右翼政治运动、脱欧公投等早已显示出内部的重重矛盾与分歧，底层的不满愈演愈烈，社交媒体的崛起正好为他们提供了发泄的出口。西方自由民主制的缺陷主要表现为：“受资本钳制的选举民主日益异化为资本民主，最终危及民主价值并助长普通民众的反精英情绪。背离协商精神的分权制衡容易扭曲为恶性政争，抑制政府决策能力并错失改革良机。大量损益者或失落者进行极端情绪化的煽动，简单地把问题归咎于外国人乃至全球化，从而使全球化成为社会公众发泄愤怒的众矢之的。”假新闻的泛滥源自西方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反过来又加剧西方的国家治理危机。

4．西方政治领袖捏造和转发假新闻散播仇恨

政治领袖的言行对公共舆论的引导、民众政治心理的塑造、政治社会的发展走向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领袖与追随者是一种相互性的意识关系，领袖必然知道他是领袖，而且必然有当领袖的意愿；楷模与仿效者则不是这种关系：作为楷模的人不需要知道他是楷模，虽然将他奉为楷模的人知道这一点，也没有这种意愿。因此，政治领袖必须要有谦虚谨慎的修养，谨言慎行。但是，西方政治领袖捏造、散播假新闻却不是新鲜事。2018年5月9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上任466天，特朗普一共说了3000多个谎言，平均每天超过6个。非但如此，特朗普还频频转发与其意识形态一致的假新闻。2017年11月，他连续转发了3条英国极右翼英国优先党副主席弗兰森的“反穆”推特，引发英国与荷兰的抗议，这3条“反穆”已经被确认是假新闻。西方政治领袖为了一己之私，不顾事实与真相，不惜以假新闻污染、操弄公共舆论，迎合怀抱偏见的支持者，撕裂社会，甚至祸乱他国。这既揭示了西方政治领袖的政客本质，也表明西方民主政治存在的内在危机。

5．假新闻损害媒体公信力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力，网络新闻也不例外。然而，在后真相时代，情绪宣泄超越真相成为主导舆论的动力来源。假新闻引发的强烈情绪“代入感”，病毒式地播撒偏见与偏激，假新闻与“后真相”相互强化，对新闻公信力造成了巨大损害。新闻媒体曾被誉为“第四种权力”，假新闻泛滥却使它沦为“搅屎棍”。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公布的民调，大约65%的美国民众认为，媒体的负面影响已经影响到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当前党派政治充斥各大媒体报道的情况下。2017年凯度发布的全球媒体公信力报告显示，由于假新闻带来的争议，社交媒体和纯数字媒体的公信力受到显著打击。与此同时，西方政治家对主流媒体的激烈攻击也严重损害了主流媒体的公信力。自就职以来，特朗普就一直斥责美国主流媒体散播针对他的假新闻，称他们是“国家的敌人”，并发起一场“对媒体的战争”。他一边在记者会上将《纽约时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5家主流媒体拒之门外，一边在自己的推特帐号上颁发“2017假新闻奖”。美国蒙莫斯大学发表的民调显示，31%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主流电视台和报纸经常报道假新闻，46%的人认为偶尔会这样，这说明特朗普对主流媒体的攻击正在产生效力。在标榜新闻自由的美国，主流媒体遭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和危机。

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健康、成熟、充满活力的公众社会是表征一国民主政治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民主政治赖以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条件。托克维尔认为，民主在美国的良性发展需要依赖一系列条件，包括美国的自然环境、法制和民情。在这些条件中，“最佳的地理位置和最好的法制，没有民情的支持也不能维护一个政体；但民情却能减缓最不利的地理环境和最坏的法制的影响”。正是这些维护民主、使民主良性发展的社会条件养育了习惯民主制度的公民，培育了民主制度得以生长的社会环境，维护了美国民主制度的生存。虽然假新闻没有改变西方民主制度，但却逐渐腐蚀这些社会条件，加速消解西方民主的社会基石。

1．假新闻戕害公民美德

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需要培养公民具有包容多元、理性对话与公共精神的公民美德，每一个人都有意见表达的机会，公共舆论承载着民主和法治的理念与诉求，它促进形成的沟通网络“帮助公民形成民主的美德：节俭、判断力、口才、足智多谋、勇气、自信、对权力敏感、公共意识”。然而，当公共舆论被假新闻劫持，网络舆论“巴尔干化”，公民被诱导，“道德判断的标准只能出于自己，对任何事物都可以从自我所采取的任何观点出发”，彼此都站在与对方无法沟通的立场上，诉诸情感主义。认知能力低、“无思想性”的普罗大众就像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堕化为助长假新闻泛滥的“平庸的恶”，公民美德必将陨落。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调查发现，32%的人经常在线观看捏造的政治新闻，23%的人曾分享过假新闻，14%的人称自己明知是假新闻但还是转发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传媒实验室的研究表明，人类而非机器要对假新闻的病毒式传播负责。该研究显示，含有虚假内容的推文在推特上传播给1500人的速度比内容真实的推文要快六倍。这项研究不仅展示了假新闻的强大传播力与巨大危害性，而且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西方社会公民美德的堕落。2017年，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指出，希望获得最多点击率、却未说出事实的人们正散播谎言，在某种程度上，这杀死了人们的思想。被假新闻和偏激观点所劫持，不仅真相无立足之地，独立思考也随之被扼杀。

2．假新闻妨碍社会共识的达成

 社会信任是推行民主政治的重要前提。福山把信任视作一种社会资本，它不仅是社会美德，更能创造经济繁荣。帕特南则认为，社会资本是民主进步的决定性元素，是使民主运转起来的关键因素，对于民主制度的绩效来说，至关重要的要素是普通公民在公众社会中充满活力的群众性基层活动。“近年来已经发现了大量证据，证明社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对社会的健康和公民的福祉关系极大。”社会资本是指普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以及体现在这种参与中的互惠和信任规范。然而，社交媒体时代却带来一个吊诡的结果，一方面，通过社交网络基层公民得以实现广泛的政治参与，普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迅速形成，并具有产生巨大影响的威力；另一方面，社会资本并未形成，渗透在这个参与网络之中的不是“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互惠和信任规范，而是一个个冲突与分裂的相对“封闭、碎片化、分殊化的特殊信任网络”。阿尔蒙德认为，人际信任感是有效民主的先决条件。借助社交媒体平台庞大的用户市场和巨大的影响力，假新闻得以快速传播并产生巨大的社会效果，它制造的分歧与冲突正严重伤害着社会繁荣与稳定所依赖的社会信任。非但如此，假新闻还深深伤害公共理性。在民主社会里，公共理性是平等公民的理性，是公民对民主社会的理解范式，“它的目标是公共的善和根本性的正义”。只有当社会成员的政治行动受到公共理性约束，才能达成重叠共识，才能实现政治生活的正义性和稳定性。兰德公司发布的《真相侵蚀》报告指出，美国新闻界正遭遇新一轮“真相侵蚀”浪潮的严重冲击，导致民主政治的根基遭到破坏，社会共识的交集日渐萎缩。正是因为社会信任和公共理性受到伤害，西方民主制度难以达成社会共识。如果民主制度不能成功地逐渐创造出和谐一致的基本共识，就会是一个难以运转的和脆弱的制度。历史已经表明，社会分歧越大，民主就越脆弱。

3．假新闻塑造内群体，制造分歧，撕裂社会

互联网是开放的，它把空间差异化分布的个体联结起来；互联网又是封闭的，传播的分众化与社交媒体的分层化隔离出一个个“信息茧房”和“极化部落”。在证实偏见与回音室效应的作用下，在假新闻反复的灌输与转发中，一种被扭曲的群体认同悄然形成，这就是内群体。“我们假定世界上一群人共同持有同一种奇怪的信念……通过自选过程，他们彼此来到同一个论坛……很快他们就会觉得人人都持有这种信念。”内群体的认同越强，假新闻的蛊惑效果就越好，对外群体的厌恶与贬损现象就越严重，群体偏见的指向性与攻击性也就越强。“群体成员会由于外群体对内群体自尊或威信的损害而产生了对外群体的敌对态度。”古斯塔夫·勒庞认为，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他的个性便湮没了，成为无意识的“无名群众”，群体的行为表现出无异议、低智商、极端与情绪化反应等弱点。“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误。”假新闻塑造的内群体不仅制造了分歧与敌意，而且撕裂了社会，损害民主的生机与活力。在美国，民众在移民、医改、枪支管控、气候变化等几乎所有公共议题上都存在严重分歧。《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联合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在文化、经济和社会结构上的分裂愈发严重。在欧洲，难民、穆斯林、脱欧等议题也在搅动欧洲的神经。2017年1月，一则假新闻声称1000名穆斯林高喊着“真主万岁”烧毁了德国一座最古老的教堂，这条消息在脸书上被疯狂转发，导致欧洲支持反难民政党的支持率都有所上升。

 4．西方民主社会逐渐走向封闭

有人认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崛起与繁荣源于开放与包容，得益于来自外部世界的才智与资源的贡献。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为美国的进步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上任伊始，特朗普便着力推行有针对性的、强硬的移民新政。尽管这遭到美国大多数精英和民众的反对，但美国的移民政策依然一步步收紧。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也加大了对海外学生申请者的审查力度，使美国成为一个更困难的留学目的地。2018年2月，美国移民局在官网上发布最新的《使命宣言》，其中去掉了“确保美国是移民国家的承诺”，不再提移民国家的定位，这意味着其移民政策的根本转变。“一项研究表明，如果将所有非法移民遣返，美国经济在今后10年间将蒙受高达5万亿美元的损失。”2017年10月，10位欧洲保守主义倾向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巴黎宣言：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欧洲》，断言真实的欧洲正处在危险之中，指出虚假的欧洲的代言人“忽视甚至否认欧洲的基督教根基。与此同时，他们花费巨大精力去防止对穆斯林的冒犯”。他们越是刻意区分“真实的欧洲”与“虚假的欧洲”，越是强调“欧洲属于我们”“虚假的欧洲正在威胁着我们”，“我们就会越是按照‘我们’和‘他们’来想象世界”。虽然《巴黎宣言》在欧洲的影响波澜不惊，但“政治正确”频频被挑战，迅速崛起的本土主义、排外主义、民粹主义倾向锋芒毕露却是不争的事实。

    假新闻泛滥侵蚀西方所谓的民主价值观

西方国家一向标榜“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民主价值观，用自己的标准将其定义为“普世价值观”，并强推之。且不论其普世价值观的虚伪性，假新闻泛滥正在全面侵蚀其引以为傲的民主价值观，这既源于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之间的理论张力及其在实践中的紧张关系，更源于西方民主的内在缺陷与体制困境。

1．假新闻泛滥扭曲西方的自由观

卢梭曾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即使极力主张言论自由的思想家密尔也通过“不伤害原则”划定其限度。“当言论自由对其他利益造成了真实而非臆测的、实质而非边缘的损害，且又没有其他手段以避免或消除这种损害时，可以对言论自由进行最小必要程度的限制。”假新闻曾是西方国家祸害发展中国家的利器，现在反过来反噬自身。有人认为，人性恶在新媒体技术的协助下肆虐，在网络自由的挡箭牌下肆意“假面狂欢”，“它以解放、色情、冲动自由以及诸如此类的名义，猛烈打击着‘正常’行为的价值观和动机模式”。人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疯狂制造、分享、传播假新闻，谩骂、诋毁不同意见者弥漫虚拟空间，以自己的言论自由敌视甚至压制“他者的自由”。西方国家层出不穷的白人至上主义、反移民浪潮尽显西方自由观的虚伪与局限。

2．假新闻泛滥侵蚀西方的平等观

假新闻泛滥扯掉了西方国家平等观的底裤。美国一直以来自诩是建立在自由民主之上的“山巅之城”，实际上，美国依然存在白人至上思潮、高等教育的种族鸿沟和向上流动停滞。这些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表明，在民权运动结束50年之后，美国社会依然等级化、排外和抗拒变化。白人警察执法时对黑人的“种族归类”就饱受非洲裔的诟病。美国的工人阶级和有色人种都深信种姓思想也渗透到他们的世界。“另类右翼”等极端群体都试图以假新闻操弄民意，“政治正确”红线频频遭受挑战，2017年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骚乱就是其恶果。此外，各种隐性的种族歧视有回潮的迹象。在法国，一个名叫“爱情王子”的推特账号多次伪造各大门户网站截图，发表反难民、反移民等极右言论。在德国，杜撰的“丽莎事件”给德国难民问题煽风点火。“一切民主制度固有的内在威胁是群体冲突——民主的生命线——可能固定化以致有瓦解社会的可能。”如果冲突达到危及社会整合、导致社会解体的临界点，民主的血脉就将凝固。在假新闻的助推下，以“反伊斯兰化”“反移民”为口号的极右翼政党候选人支持率一路攀升，民粹主义情绪弥漫整个欧洲，政治底线不断被挑战，族裔不平等问题愈益凸显。

3．假新闻泛滥侵蚀西方的民主观

社交媒体正在扼杀民主。社交媒体曾被誉为民主政治的帮手，现在却沦为假新闻泛滥的帮凶。民主政治依赖高水平的、广泛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然而，在虚拟世界中，当情绪代替了理性、偏见僭越了思考、轻率取代了担当、敌意驱逐了包容、极端覆盖了温和，社交媒体时代的人们就只是在“符号的掩护下并在否定真相的情况下生活着”，后真相时代来临。因此，社交媒体上的高政治参与率不但没有成全民主政治，反而堕化为“劣质民主”的渊薮，这是美国、意大利等西方民主国家被列入“有缺陷的民主国家”的原因。

“所谓民主，就是每个人自己做决定。”然而，算法制造的“过滤气泡”为受众推送的都是“信息窄化”的同质化资讯。如果受众的资讯消费长期处于这种算法的算计之下，信息茧房中的受众就会在回音室效应下不断强化自我认同，想当然地认为这些扭曲的故事就是事实的全部，在丧失思考的情况下表达“被假新闻塑造的、自以为是的意见”。“重复虚假陈述增加了它的可信度，赋予它一种斯蒂芬·科尔伯特所说的‘真实效应的幻觉’。”当人们丧失独立思考，西方民主何以自处？威尔·杜兰特说：“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有素质优良的人，才能有素质优良的国家。假新闻泛滥是一种疯狂的语言腐败，是一场可悲的集体无意识狂欢。网络上充斥着“被毒化的语言”，“意义世界”被异化，公众的价值观与美德被严重侵蚀，民主政治失明。

4．假新闻泛滥践踏西方的人权观

康德曾言，人是目的而非工具。人权首先是人之为人的权利。在社交媒体时代，民众成为被特定组织或政客操纵的假新闻操弄的工具。一些数据分析公司利用非法获取的大数据对受众心理进行精准测量与恶意利用，他们分析的是人的心理特征，而不是人口统计学特征，在固化受众认知图式的同时，也把他们变为可以利用的工具。在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曾聘用剑桥分析，该公司非法地将大约5000多万脸书用户的信息用于大数据分析，从而精准地刻画这些用户的心理特征，并向他们推送定制广告与假新闻。“剑桥分析将美国人口分为32类性格特征，并集中关注17个州……该公司发现在美国制造汽车的偏好是潜在的特朗普选民的一个很好的迹象。除此之外，这些调查结果显示了特朗普的哪些信息在哪里发挥最佳作用。”每一位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游说者都可以精准了解每栋房子中住户的性格、喜好，总之，他们对选民会不会投票了如指掌。在英国脱欧过程中，剑桥分析也发挥了作用。人成为工具而不再是目的，西方人权的温情面纱被揭穿。

 5．假新闻泛滥加剧西方民主价值观之间的紧张关系

假新闻泛滥是西方民主价值观各部分张力的结果，反过来又加剧了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西方民主价值观中有两对核心关系：自由与平等、自由与民主。在自由与平等的关系上，自由主义坚持自由相对于平等的优先性，“一般都认为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基本关系就是自由与平等的关系……自由主义民主这一定式是指以自由——依靠自由——求平等，而不是以平等求自由。”坚持机会平等，否定结果平等，强调个人利益与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在全球化时代这种做法最大的问题在于导致西方愈来愈严重的两极分化。“一个更突出的事实是……他们的忠诚是国际性的，而不是地区性、国家性或地方性的。他们与布鲁塞尔或香港的同行有许多共同语言，而与那些还没有与全球信息网络接轨的美国大众之间则不然……一个由布鲁塞尔统治的欧洲会越来越脱离人民的控制。”在2016年美国大选以及欧洲各国大选中，大众与建制派精英的鲜明对立清晰地暴露了这个问题。在自由与民主的关系上，两者的调和并不会产生天然的政治均衡，自由民主有向其反面堕落的倾向，即反自由民主或反民主自由。萨托利警告“反自由民主”，“自由民主中民主成分的增长，越来越要求我们正视走向反面的危险”；芒克则提醒“反民主自由”，西方的政治体制早已不再像自由民主那样运作，而日益类似于反民主自由，欧盟也许正是这一趋势的最好样本。脱欧派所提出的“夺回移民控制权”之所以引起许多欧洲选民的共鸣，是因为难民政策等重要决策越来越多地由欧盟委员会等技术官僚机构决定，决策日益远离公众的视野。

假新闻泛滥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治理难题，依法管理网络言论、惩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安全和国家主权，中国走在世界前列，却被西方国家污蔑为破坏网络环境。随着假新闻成为全球公害，“越来越多的国家逐步采取与中国类似的措施……在互联网管理的探索道路上与中国‘并道同行’”。对于假新闻泛滥的危害，西方国家几无异议，但在如何治理的问题上却有避重就轻之嫌，在向外“甩锅”方面色厉内荏,在对内治理方面却争议不断。然而，假新闻泛滥对西方民主的威胁却不容小觑，迥异于以往所遭遇的历次局部危机，假新闻对西方民主的侵蚀、解构是全面的，深入“骨髓”的，是西方民主内在缺陷与痼疾的总爆发。面对假新闻的泛滥与危害，西方国家“票决”政治家们不是从假新闻泛滥的病根——西方民主的内在缺陷入手，而是把西方民主之所以兴盛的“经济全球化”“开放包容”当作“病根”，把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排外主义作为“解药”，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因此，与其说假新闻泛滥导致了西方民主的整体性危机，不如说是西方民主的整体性危机造成了假新闻泛滥，假新闻泛滥的困境本质上是西方民主的困境。

参考文献：

[1]王绍光主编：《选主批判：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欧树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2]詹得雄：《西方民主怎么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3]〔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4]吴冠军：《再探代议民主的规范性困局》，《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3期。

[5]张永红：《论当前西方民主的四个重大危机》，《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13期。

（作者系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经济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刊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