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作者作为科研圈内人的勇气和秉笔直书，为我们剖析了高校科研界不为人知的一面。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如果有异议或者有类似的经历，欢迎给我们投稿，畅所欲言。

在我进行详细的，有关中国生物科研实验室现状的描述前，首先建议读者朋友打破一些关于神圣科研活动的膜拜与思维定式。它早已不是象牙塔里虔诚科学家默默无闻为人类进步和发展，而进行的伟大纯洁的奉献，而是实实在在的一种产业，是基于廉价劳动力和现金流经营的特殊企业。在科研的世界里，也有许多独特不为人知（我还是留口德吧，本想写“不可告人”的）的规则，以及如同所有行业一般，都存在一些和科学无关的令人不快的模式。

笔者是一个在重点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做了三年硕士的家伙，外界对我们学校评价很高。我会把我所经历过，见识过的一些事实原原本本地展示给大家，有心人完全可以分析出我说的学校是那里，每个人与事都能对号入座。

按照国家科技部规定，教授申请的科研经费，都存到学校管理的独立账户中，学校负责监管，并从中收取比例不一的管理费，具体比例根据学校不同略有变化，国家文件有个上限规定。教授支取研究经费开条即可，但只有申到经费的教授开条才有效，新入校的讲师和申不到钱的二三老板只得挂靠大老板（名教授）打工，以便共享研究经费。实验室买的仪器设备，计为学校固定资产，大件（数万）的话，大多数学校对实验室有个减免管理费的优惠（毕竟每个学校打广告时，都炫耀自己学校拥有价值多少多少的研究设备）。所有实验室自负盈亏，试剂，耗材，仪器，每一项的费用都来自于教授自己申请的科研经费，学校只收管理费，但不会给实验室提供什么资金支持，至多免房租（听说有的学校连水电，暖气费也要实验室自己拿钱，但我们学校似乎在这方面有优惠）。学生的工作补贴，除了国家发放的部分之外，各实验室也是根据自己的资金实力自己订立发放数量。

从以上角度来说，学校和实验室的关系，就像市场商场的经营者和摊贩的关系，或者机场经营者和航空公司的关系。

教授这个封号，首先意味着是科研工作者，其次是公司经营者，最微不足道的身份才是教育工作者。

以往我读本科时，常听一些没条理，纯念课件的老师讲课，初时极为困惑，一打听，那口吃凛厉的家伙往往总是某位学术成就突出的牛人。

后来混了3年硕士，了解了行内这些许缘由，终于恍然大悟。因为一个新入校的老师，从讲师，副教授一直爬到教授的位置，是需要所在院校进行评定的，所有高校的评定办法，都是看你做科研发过多少文章，文章影响因子（发文章所在杂志的影响力，国际上有一套算法）多少，这是晋级的主要依据（如果说还不是唯一依据的话）。这完全和个人的教学能力无关，无论你主讲了多少脍炙人口，令学生受益匪浅的课程，在评教授时都不顶用。具体讲，在我们学校对老师工作量有个记分体系（可理解为工分），主讲一门课，带出一个毕业生，拿的积分都微不足道，反倒是发一篇高影响因子文章，或者向国家申请来大量研究经费（意味着管理费与创收），所分配的积分很多。如果老师总是完成任务不足，会面临从警告，扣工资直至解聘等一系列恶果，所以学校从体制上也逼迫老师重视科研，轻视教育。毕竟学校牌子大，生源带来的授课收入稳定的很，不需老师操持，科研水平才是教授工作的重点。

先前看到过一些报道，有的老师虽然兢兢业业教书育人，讲课水平高，人格魅力高尚，备受学生爱戴，但是到了50岁却仍然只是个讲师，连个副教授都没评上，因为他们并没有热衷于发论文，申请科研经费。所以临退休时他成为了学生心目中最有威望的老师，却是同年龄中职称最低的人——因为这是业内的规则。

不发论文——没有研究经费——学校无法获利——教师个人只能底层徘徊，这就是大学老师对教书育人如此冷漠的原因。

关于我校明星教授对讲课不用心的情况，尤以学术水平最高的三位大人物为甚，其中一人A经营本事了得，在包括上海交大在内的3个学校都有自己实验室，还办有工厂，常年东奔西跑，他每年只给研究生主讲一门课，一共只上一次，所有学生只要交作业，就拿学分（因此大伙都爱选他的课）。据说我师弟这级，这位教授甚至连一次课都没上，收了作业就给学分。第二位名教授B和另一位资历尚浅的老师合讲，他只讲3节课，另一位老师讲剩余课程。第三位C倒是每节课都讲，只是从来不备课，上台就结结巴巴（此人口吃是事实）四处漫谈，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讲哪算哪，因为他从来只讲一门课，所以同一个课件连用好几年，几乎所有学生上完课都啥也没学到，但因为此人科研搞的出色，活动活动评上了杰青（这一称号政府另拨科研经费100万），又因为对院里事务比另两位名教授积极，所以几乎成了下届院长内定人选。（关于此人的事情下文另有详述）。

此三人是我们学院发表论文最多，名头最响的三个教授，有人称之为“生院三巨头”。可见凡欲成大事者，必当不顾细谨，如此教书小事，怎有资格排到大人物的日程表里呢？一听科研工作者（科学家）的称号，再一听是名牌大学的教授，顿时于百姓之中产生万人敬仰的feel，这些人往往比一些显赫的高官富商更能引起人们的尊重。

但剥去体面光彩的外衣后，这些名教授更像是私人公司的经营者。

研究经费，是维持实验室的生命线。老板们通过包装论文，申请经费。维持实验室运营，使工人做工，生产论文，再包装论文，申请经费，再招工……以此往复，这就是生物实验室的产业循环。

作为挂单高校中的特殊企业，实验室是以生产学术论文谋生的。实验室发表论文，再把论文包装宣传，构思编织许多关于所作研究的“重要意义，重要学术价值，潜在应用价值，关键贡献，解决某重大问题，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力”等等，辞藻之华，扬雄汗颜。这些论文是老板向国家申请研究经费的主要资本，发了好文章（高影响因子），对于公司来说，有着可以兑现的经济价值。真正把企业做大做强的老板，往往都是出色的营销大师，这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他们知道各大杂志编辑的审阅风格，价值观，知道如何把一些看似平平无奇的实验发现说成意义重大。按照一位老师的说法，构思一个引人入胜的story，是一项好研究成功的一半。其次，大老板都善于把自己的论文和研究内容，以更加吸引人的方式包装，构思出科研经费申请书，以便向国家推销产品（论文），以此获得更高收入。我们学校有位研究糖生物学的教授，绝对是位极具煽动性的演讲家，语调抑扬顿挫，听他讲话，情不自禁就被其激情和构思的美好前景所打动。最后，他们有些还善于向作课题的学生宣讲自己研究项目的意义，让学生不论研究内容多么脱离实际，莫明其妙，都能信任自己，坚信老板的工作是意义深远，前途光明的，以便安心做试验。

中国科研的大环境就是，过度重视发表论文的影响因子，很少看重实际的经济效益。各位名教授为了做论文而做论文。所以总体来说，国内基础研究偏多，但是有效转化为先进生产力，产生现实经济效益的内容太少，而且科研成果转化经济效益的体制也不健全，途径稀少（科研成果转化的内容稍后再谈）。这直接导致老板们大多从事如同阳春白雪一般的研究，关在象牙塔里做学问，只和政府研究经费相关部门打交道，几乎完全脱离社会需求。只有是容易出结果，能发高影响因子文章的项目才做，一切向论文看齐，因为论文本身，已经成为实验室在现有体制下生存的根本。

其实科研和众多企业公司的经营方式以及核心理念，都是相通的，经营实验室，就是经营产业；我们作为科研工人，也和做公司员工，车间工人并无二致。

往往有许多教授论文发的多，钱申请的多，就有资格招收大量学生，中国生物科研领域，一个名教授招二十个以上的学生很常见。人增加了，大老板还得继续四处讨钱，参加会议，改论文，总之有相当多事情要做，事情多自然没空管学生。

于是就招收或培养一些小老板，这些小老板，往往是博士毕业后进入高校的新人，他们刚起步，没有招硕士的资格，没有研究经费，没有好项目，要想发文章，完成学校任务，好在这个圈子混下去，就必须先依附于某个大实验室，分享大老板的研究经费，帮助大老板做课题，大老板也往往把自己没空管理的学生交给小老板带。

所以作为一个研究生，究竟算是谁的学生，还真不好说，很多人是挂名挂在大老板名字底下，做试验和接受指导却都跟着另一位年轻小老板，除了在实验室开seminar（学术交流会）大老板问两句以外，几乎几年下来，都和大老板打不上交道。

再后来，有的年轻老师有了经费，招了自己学生，几年后有的会独立，小老板晋升为大老板；有的半独立后依旧作为原先大老板的子公司，分享大老板的经费和人力资源，条件是在做自己课题的同时为大老板做课题。

大老板有的善于经营，就在好几个学校挂名（上述A教授），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实验室，每边招上一二十学生，人多好做事嘛，根据学校规定，每个教授在各自学校每年招的研究生还有数量限制，所以名教授只有多挂几个学校，才能成倍增加人力资源，当然，前提是名教授自己要足够牛×，要不申请不到经费，资金链断了，实验室只能减少招生人数了。

这样，每一个摊子都交给一个信得过的小老板打理，这些主事的小老板许多是大老板培养的学生或关系很近的人（嫡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