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25日，美国方面搞了个大新闻，复活了曾于冷战时期成立的“应对威胁委员会”（CPD）。这个委员会最早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经过四次目标更新换代，现在最新版本叫作：

“应对中国威胁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 China以下简称CPDC)。

CPDC倡议者们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中国对美国构成一系列的威胁：中国军力上升、战略核潜力加强、盗窃美国技术，这一切都令美国感到不安。

按理说这种“骇人听闻”的新闻，在中美贸易争端的大背景下，应该迅速登上美国各大主流媒体的头版头条，然而并没有。

《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CNN、FOX、CBS、NBC从未报道此事。《华盛顿邮报》则只在该委员会成立两周后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对华鹰派呼吁美国打一场新冷战》，对其顶着无党派的身份掺杂政治议程的行为提出了质疑。文章指出，美国早就该对中国政府采取协调一致的反击，但委员会的举措有种将团结一致的努力政治化的倾向。“该组织在其网站上自称‘无党派’，并表示‘不接受任何意识形态观点’，只通过以事实为基础的调查来教育美国人民，但有几位发言者还是忍不住把自己的政治议程加入其中。”看来华邮的态度是理性的，而华邮读者的态度则有些调侃，有网友甚至表示，CPDC听起来有点像是汤姆·克兰西小说中的玩意儿。

（华盛顿邮报：《对华鹰派呼吁美国打一场新冷战》）

彭博社5月5日发文提及，班农的CPDC一直在促使川普进一步调升中国输美商品关税。但是这段文字后被彭博官方删除了，看来觉得事情有些不靠谱，或者觉得CPDC这种东西现在难登大雅之堂。

（彭博社曾发文提及“班农的CPDC督促川普进一步调升中国输美关税”。）

CPDC成立时，香港《南华早报》反而成了最早报道此事并一直跟进此事的英文媒体，然后再就只有英国《观察家报》对此进行了报道。

（南华早报：3月26日《冷战回归：班农助力重振委员会 目标针对“侵略性的极权主义敌人”中国》）

不过这似乎并没有妨碍到该委员会在小圈子里造势自嗨。

该委员会在网站主页上如此介绍自己：

应对中国威胁委员会是一个完全独立和跨党派的努力，以教育美国民众和政策制定者了解来自中国的生存性威胁。它的目的是解释中国的军力建设、他们积极展开的信息战与政治战、他们的商业战、网络战以及经济战所带来的范围广泛的威胁。

（CPDC委员会官网截图）

如果说这种说法还算委婉含蓄，那么与CPDC密切相关的极右翼智库美国“安全政策中心”则替它传达了更简单粗暴的意图：

“既然总统川普已被穆勒特别委员会证实并未通俄，我们国家的注意力就应该相应转向一个更为危险和具有侵略性的敌人：中国。为了解并反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造成的威胁，数十名国家安全从业者，中国专家，商界领袖，人权和宗教自由活动家共同组成应对中国危险委员会。40年前，另一个这样的委员会帮助里根击败了前极权主义共产党政府：苏联。我们今天组建这个委员会就是为了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帮川普总统做同样的事情。”

（美国“安全政策中心”官网主页）

这种表述完全就是华盛顿扛把子的架势，像是富有使命感地在发出号召：

委员会2.0曾帮里根击败了苏联，委员会4.0的目标就是帮川普击垮中国。

（CPDC官网：委员会成员介绍）

笔者杜佳之所以把安全政策中心和CPDC相提并论，是因为注意到CPDC的副主席弗兰克·加夫尼（Frank Gaffney）正是美国“安全政策中心”的创始人和执行主席，而他曾在里根执政期间担任国际安全事务代理助理国务卿7个月，还参与过美苏谈判，因此发出上述威胁性言论倒也不足为奇。加夫尼离开政府后就一直在大力宣扬反穆斯林的观点，他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和国务卿麦克·蓬佩奥（Mike Pompeo）是亲密盟友。

CPDC的主席布莱恩·肯尼迪(Brian Kennedy)也是“美国战略集团”的主席。这个集团致力于了解伊斯兰世界、俄罗斯和中国对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威胁。所以担任CPDC主席对他来说也算轻车熟路。肯尼迪曾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建立CPDC目的是要帮助美国意识到中国对美国所构成的各种常规和非常规威胁，并思考如何抵御这种威胁。他还指出，尽管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不怎么为人所了解，但是川普总统几十年前就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威胁。

CPDC成员里还有一个引人注意的名字：史蒂芬·班农。他曾是川普的军师，后被川普 “像一条狗一样”抛弃了，现在他又回归了。英国《观察家报》报道称，川普政府前首席战略师班农视打破冷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为己任，他认为CPDC应推动该计划的实施。班农4月25日在接受美国CNBC网站采访时，称中国是“我们曾经面临的最重要的生存威胁”，还指责美国企业界是中国的游说机构，华尔街是投资者关系部。

（《观察家报》：班农携手冷战时期的组织来遏制中国崛起的威胁）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前局长、对华强硬派伍尔西（James Woolsey）也是该委员会一员，他还曾是委员会3.0成员。他直言，中国在军事、高科技、5G网络对美形成威胁，并通过华为等对美国实施密集的渗透，若无视，美国将面临危局。

该委员会共有43名成员，大都是川普的狂热支持者、保守派智库成员以及前国防和情报官员，包括里根总统时期的教育部长威廉·班奈特，小布什总统时期的国防部副部长威廉·博伊金（William G.  Boykin），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关系和中国历史教授华德隆（Arthur Waldron），战略防御专家亨利·库玻（Henry Cooper），太平洋舰队前情报总监法内尔（James Fanell）。此外，还有几个滥竽充数者，这里就不提了。

（委员会的历史进程，材料来自于公开媒体。）

CPD 最初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苏联在经济、科学和军事工业等方面发展迅速，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劳动生产率、在世界生产中的比重等方面的指标都超过了美国，在此期间苏联试验原子弹和氢弹、发射了世界上首颗人造地球卫星，美国建制派代表对此极为担忧。

1950年12月，美国前陆军副部长崔西·佛西斯（Tracy Voorhees）、时任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布莱恩特·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和原子能科学家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创立了该委员会。

（《危机贩子：应对当前威胁委员会及其政治牵制》）

他们指出当时的危险在于：苏联的侵略性计划（the aggressive designs of SovietUnion），并为此积极推动保罗·尼泽（Paul Nitze）撰写的绝密NSC-68号文件当中的计划。

（1950年4月12日 NSC-68号文件）

该文件呼吁将国防开支从1950年的每年130亿美元增加到每年400美元或500亿美元，同时强调了减税和“减少除国防和对外援助以外的目的性支出，并在必要时延迟执行某些可取的方案”，以节省经费用于国防支出。尼泽在1950年还制定计划拟帮助时任中华民国陆军司令孙立人取代蒋介石。

（《决战:1946-1950年中国内战》）

1951年，CPD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网络上发起了为期三个月的“恐吓运动”。此后的每个星期天晚上，该团体利用广播系统谈论“目前的危险”以及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可以说委员会的舆论造势搞得很有水平，毕竟美国广播新闻界宗师爱德华·默罗(Edward R.Murrow)也是委员会成员。通过政府内外各方面的努力，NSC-68的建议被采纳。

1953年，委员会核心人物转而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效力，CPD 1.0寿终正寝。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美国公众中反干涉主义情绪再次抬头，国会对东西方关系态度略微缓和。在此背景下，新保守主义者极力反对美国与苏联缓和关系，希望重振当年很有影响力的CPD ，推动美国反苏，这个时期的危险为“同样的认识和同样的危险”（common sense and the common danger）。

因此，1976年CPD 2.0复活，由曾担任过耶鲁法学院院长的尤金·罗斯托（Eugene Rostow）领导。其主要成员还包括前中情局局长威廉·卡西（William Casey），保罗·尼泽（Paul Nitze）等人。1977年4月，该委员会扬言：“在过去25年中，苏联军队的军事集结，让人联想到纳粹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状态。”1978年它又预测道：“20世纪80年代早期可能成为苏联战略核优势的时期，若不改变美国武器情况，美国将易受到苏联先发制人的攻击。”1979年，里根加入了该组织。里根执政后，有33名CPD成员获得任命，其中20多人担任国家安全职位，大多数都是超级鹰派人士，反共狂热派，他们对尼克松和卡特的外交政策极为厌恶。委员会的人脉遍布政府最高层，实际上相当于接管了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委员会呼吁对苏联实施强硬政策，其立场构成了里根“力量成就和平”（peace-through-strength）的政策基础。

但随着冷战结束，该委员会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CPD2.0文件《同样的认识和同样的危险》地址：

http://insidethecoldwa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ommon%20Sense%20and%20Common%20Danger.pdf）

911事件之后全球弥漫的氛围倒助力了委员会的再次复活，CPD 3.0发起于2004年，为应对“激进的伊斯兰主义”和滋生的恐怖主义而集结。该委员会最初由里根竞选团队的顾问彼得·汉纳福德（Peter Hannaford）领导，他指出，在前苏联构成的威胁和恐怖主义威胁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不过很快他就因为替奥地利自由党游说被开除，当时的党派领导人约尔格·海德尔（Jörg Haider）是著名的纳粹支持者。委员会成员包括100多名前白宫官员、大使、学者、作家和其他外交政策专家。许多委员会成员都是伊拉克战争的坚定支持者，包括克林顿总统时期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伍尔西。

（CPD3.0官网页面）

CPD 3.0在网站上把他们的工作概括为以下几点：我们的主要活动是教育和宣传，以支持与我们使命有关的政策和立法。采取多种方法执行其使命，例如在杂志及报章刊登文章、发表演说、接受采访、接收委托进行研究、举办会议及专题讨论会、发表立场文件及小册子、举行记者会、进行民意调查、出席国会作证及简报会等等。

CPD 3.0一直坚持用意识形态和宗教术语来描述“反恐战争”。在2010年写给奥巴马的一封信中，CPD抗议政府使用“暴力极端主义”一词，而不是“伊斯兰极端主义”。CPD还主张北约扩张和鹰派武器计划，例如2009年10月，CPD举行了一次圆桌会议，批评奥巴马政府在导弹防御方面的做法，并推动重新为此类防御提供资金。

可以看出，该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就是“挑事情”和“搞事情”，每一次复活都在搅动着世界不平息。如今保守主义者们又开始不安分起来，有的人怀念里根时期的“好日子”，怀念那般简单与鲁莽，而有的人则在川普的焦躁不安中看到了入主白宫的好机会，他们又重拾起了信徒般的“正义感”和天马行空的幻想。

CPD 4.0的成员沿着他们老前辈的道路不断宣扬恐怖气氛，通过各种圆桌会议宣扬中国威胁论。但这次似乎很少有人买账，2004年CPD 3.0复活的时候，《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还刊登了整版广告。现如今的这次复活，舆论反应平淡。没有主流媒体帮忙造势，他们只能透过一些自媒体宣传自己。

这大概与川普政府的政治气氛有关：这一届白宫本不缺乏对中国的焦虑情绪。川普上台以后，把中国列为“大国竞争”的对手，对华政策越来越强硬，在多个国家战略文件中都有体现，笔者杜佳已经有过很多分析。如今的白宫，有对华“鹰派”库德罗、莱特希泽、博尔顿等人侍立川普左右，随时建言进策。今天突然冒出来一个委员会，似乎不多也不少。

4月13日，川普致电美国前总统卡特（当然，如果里根还在世，他或许也会致电给里根），说他非常担心中国将领先美国。

但是卡特作为过来人，而且是美国最长寿的总统，倒是乘机讲起了自己的反思和忧虑：

“我认为，我们已经浪费了3万亿美元（军费开支）。中国没有在战争中浪费一分钱，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走在我们前面。几乎每一个方面。”

然后补充道：

“如果拿出3万亿美元投入到美国的基础建设中，很有可能还剩下2万亿美元。我们会有高速铁路，我们的桥梁不会倒塌，我们的道路会得到妥善维护，我们的教育体系将和韩国或香港地区一样好。”

（川普与卡特：图片来自雅虎）

卡特还说，他知道川普担心中国或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超级大国，但他本人对此一点都不担心。至于卡特究竟是认为“中国不会超越美国”，因此不必担心，还是认为“中国超越美国也没什么好担心”、美国应该专注于自己的事情，那就话里有话、仁者见仁了。

捷克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人员亚历克斯·扎奇克(Alex Zaitchik)曾在2000年4月发表文章《永志不忘：新保守派与共和党外交政策1976-2000》，他对里根时期的美国政策提出批评：

“1980年的教训响亮而清晰。军国主义者和疯子占领白宫，把全世界都扣为人质。”

如今又有了一帮不甘寂寞退休生活的保守主义老干部，想要重新“占领白宫”。历史重复3次，大概只剩下闹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