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生性疾病——“痼疾”，只要有资本主义，经济与金融危机就会周期性爆发。

　　金融海啸冲击余波未平，震撼弹的威力仍然在发酵，及时深刻总结危机教训，防止类似危机重演意义重大。

     一、危机是经济自由主义泛滥的结果，在经济自由主义倒下以后，世人发现，世界不是没有选择，而是有了更多的选择。

　　美国的经学家、政治家为美国的金融危机编织了一堆理由，包括东亚的重商主义，廉价货币政策导致世界经济严重失衡等。这些理由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其实，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奉行的经济自由主义。

　　当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英国举起新自由主义旗帜的时候，她断然强调世界“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TINA)，只有经济自由主义。罗纳德?里根政府在美国呼应了英国的政策主张。如此，自由经济理论纵横世界：自由不受干预的市场是有效的;市场会自动迅速纠正自己的错误;政府的作用越小越好，管制只会阻碍创新;央行应该独立，只专注于控制通货膨胀。

　　新自由主义强调竞争，最大效率创造财富，把促进经济增长、创造物质财富当作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目的，而且任何人能够使用任何手段致富。这种极端的经济思想不断激发“经济人”(金融家)的无限贪婪，将欺诈当作创新。自由竞争带来的是两极分化，社会创造出来的大量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这些财富愈发以虚拟形式，追逐更大的虚拟财富，导致危机不断发生。

　　长期以来，经济自由主义近乎垄断了国际经济思想，压制人们的思维，遮蔽了决策者的视线。如今，金融危机终结了经济自由主义，在自由主义倒下以后，人们惊奇地发现，世界非但“别无选择”，而是有了更多的选择。问题是，对于毕生学习、运用并获得切实利益的诸多经济学者而言，承认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放弃新自由主义理论与信仰，是十分痛苦的，是极不情愿的。他们对新自由主义的抱残守缺以及理论复辟，是人类思想解放、国家政策进步的主要障碍。

二、金融危机是对金融资本主义的信心危机，危机发生后人们发觉，信任、道德比专业技术、法律规则更加重要。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众议院议长Pelosi Nancy严厉指责政府推波助澜，为公司的贪婪创造了机会;痛斥金融资本主义泛滥的美国社会“没有规制，没有监管，没有原则”(No Regulation，No Supervision，No Discipline)。的确，在经济自由主义泛滥的美国，商家尤其是金融家没有自律，没有制衡，在利润驱动下，无法无天，冒天下之大不韪。市场经济的基础(道德与信用)与前提(规制与监管)都不存在，或至少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用。

　　现代经济的本质就是信用经济，金融发展的本质更是信用的发展。中国孔夫子有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现代经济，无信不立。但是，经济自由主义泛滥，导致“经济人”迅速成长，“社会人”不断萎缩，人们可以不择手段致富。所以，就有了华尔街金融家、金融机构为谋取自身最大化利益，而以金融创新之名行金融欺诈之实，不断利用甚至创造信息不对称来实施金融欺诈，利用自身的专业技术，将消费者与投资者对自己、对行业的信任，当做实施欺诈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支点。

　　金融投机大师乔治?索罗斯强调，金融领域只有规则，没有道德。信用与道德是市场经济的润滑剂，是现代社会构建的基础。市场经济如果没有道德，缺乏信任，一切听由规则安排，一切诉诸法律手段，那么经济活动则会因高昂的成本而渐趋失去活力、效率而衰竭、枯竭，在此基础上所构建的社会也将失去公正、公平而陷入无止境的冲突。我们需要一个有秩序、有法制的社会，但是更需要信任与道德的社会。理想的世界、和谐的世界，不仅是真的世界，更是善的世界，是美的世界，是道德高尚的世界。

三、全球化需要治理，国际社会应增进合作，应加强对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的监管。

　　全球化主要是经济全球化，而经济全球化集中体现的是金融全球化。金融资本横行全球，令相关资产价格大起大落，制造一个又一个金融动荡，从中牟利。全球化某种意义上是美国化，美国将经济自由主义输出世界，充当金融资本的保护人，竭力维护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利益，在世界范围内反对各种形式的金融监管。

　　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国内主流意见都要求加强对金融资本的监管，对经济全球化进行有效治理。欧盟在全球治理与金融监管方面发出了清晰的声音，做了很好的示范，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强化全球治理，在信用评级、对冲基金、场外市场交易等“影子银行”以及相关金融活动(如“裸卖空”)进行监管。这些要求以及相关配套监管措施主要是针对美国的金融机构与相关活动，因此受到美国的硬性或软性抵制。

　　金融机构因为太大而难以管理。因此对“太大以至于不能倒闭”的金融机构的监管，正逐渐成为金融监管的共识。如果银行大到不能倒闭，那么它们已经大到不适宜存在了。其实，应对办法很简单：把它们拆分。但是，由于金融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拆分大银行说易行难。

　　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也逐渐成为发达国家关注的焦点。有资料说，全球金融衍生商品总值从2002年的100万亿美元暴增到2007年的516万亿美元，其中美国约为340万亿美元，即2/3产生于美国。金融衍生商品存在于正常的规范的证券交易之外，缺乏监管，容易泛滥成灾。

　　对金融家、银行家的监管与强力约束虽然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是这个分歧期望能够缩小，因为相关国家国内纳税人、舆论呼声很大，政治家们要在金融利益集团的政治献金(一元一票)与纳税人的意志(一人一票)中作出选择。

四、抑制金融利益集团的扩张，控制虚拟经济的膨胀，实现世界经济向实体经济回归。

　　随着金融资本的发展，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成长起一个强大的金融利益集团(如伦敦城与华尔街)，深刻影响乃至直接操纵政权，推动英美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不断向金融化方向发展，由此导致虚拟经济不断膨胀，实体经济持续萎缩。

　　实体经济是指物质产品、精神产品的生产、销售及提供相关服务的经济活动，是世界财富的基础和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虚拟经济原本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依附经济，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虚拟经济日益远离实体经济，逐渐异化为资本价值形态的独立运动。简而言之，虚拟经济不是靠生产和服务去挣钱，而是“用钱挣钱”，甚至“玩钱挣钱”，最终脱离实体经济，成了“影子世界”或“镜像世界”。据统计，世界每天数十万亿美元的金融交易总额中，与实物贸易有关系的不超过1-2%，众多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整个世界经济呈现“倒金字塔”状况。

　　美英是虚拟经济膨胀的典型。美国实体经济创造的GDP占其全部GDP的比例从1950年的62%，下降到2007年的34%。实体经济中最具代表性的制造业1950年创造的GDP占总GDP的27%，到2007年则只占12%;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占全部GDP的比例则从1950年的11%上升到2007年的21%。美国战后的三大支柱产业，汽车、钢铁和建筑业早已不再有往日的辉煌了，代之而起的支柱产业是金融、保险与房地产服务业。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那些年，金融业的利润占国内总利润的1/3，大约是20年前的两倍。

　　金融业有一个由依附实体经济发展渐进到独立发展的过程。在美国，到1990年广义金融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了制造业。全世界庞大的金融系统已经远远超出了它传统的融资功能，由此产生了一个庞大的、食利性的金融利益集团，该集团一旦确立即不再满足为实体经济服务而赚取的平均利润，而是用陆续创造出来的各种工具(金融衍生工具)对社会进行巧取豪夺，以获取垄断利润。这绝对不是社会福利增加的延续，而是灾害的开始。

　　危机过后，新任民主党奥巴马政府似乎要痛改前非，抑制华尔街的贪婪，通过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脚踏实地，发展实体经济，增加就业，提升出口。这给那些积极效法美国模式，积极致力于金融业发展的经济体无疑敲响了警钟。

五、贫富分化不仅是社会危机的根源，也是此次经济与金融危机的根源，危机揭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必须缩小两极分化，缩小社会发展差距。

　　次贷及相关金融衍生品于美国膨胀，有着深刻经济乃至社会原因，这就是美国日益扩大的社会差距。为了彰显社会公平公正，减少社会犯罪，让穷人、根本买不起房的人拥有自己的住房，美国政府支持房利美与房地美的发展，给大肆发放次贷的金融机构融资，允许(睁一眼闭一眼)华尔街无限制扩张次贷衍生产品。政府为解决社会矛盾，而人为增加社会需求，如此埋下了严重金融隐患。

　　30多年来，除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美国平均实际工资一直落后于生产力增长，而收入被更多地分配给那些最富有的人。本世纪之初，美国5%的人占有近58%的财产，10%的人占有70%的财产，而处于社会底层的50%的人，占有的财产不到3%。不仅整个社会收入差距悬殊，而且在同一个企业与机构内部收入不平等趋势也在迅速扩大，有资料说1971年美国企业高管人员与一般人员的收入差距是40：1，而到了2007年这一差距扩大到357：1;另据国际劳工组织(ILO)2008年世界工作报告指出，2007年美国最大15家企业的CEO们收入所得比普通工人多520倍，远超过2003年的360倍。

　　全球化持续扩散并放大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企业内部管理层与一般员工、一国内部的穷人与富人，而且还表现在国家之间的穷国与富国的差距越来越大大，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由此也变得越来越不合理，金融危机的成本(最终体现于失业与物价上涨)最终集中由穷人与弱势群体、尤其是穷国中的穷人与弱势群体承担。如此，愈发边缘化的穷国更加成为犯罪、海盗乃至恐怖组织滋生的温床。如若不切实解决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分化问题，国际恐怖主义会更加严重，国际社会的冲突将更加严重。

六、危机重创了那些对外(市场、资本、规则)高度依赖的经济体，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不仅是福音，也有灾难和危机。只要有资本主义，经济与金融危机就不可避免。

　　金融海啸生成后，东亚、拉美、中东欧国家纷纷被卷入危机漩涡。分析研究显示，凡是对外部(市场、资本、规则)依赖越严重的国家或经济体受到的打击越严重，冰岛、阿联酋迪拜、爱尔兰等高度依赖经济体，由于资金撤离、市场萎缩等原因迅即发生危机。

　　危机过后，发达国家痛定思痛，表示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抑制过度的虚拟经济，积极发展实体经济，增加就业，逐渐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这必然而且正在带来贸易保护主义以及经济民族主义抬头，贸易战、投资战、货币战更加激烈。

　　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导向的比重越高，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影响程度越大。由此，一度具有无穷魅力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战略的风险越来越大，近乎已经走到了尽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成为必然。

　　经济小国家承受不了大金融机构垮塌之重，经济小国家必须检讨经济发展模式，依附国际经济(市场与资本)、依赖虚拟经济(金融业)的巨大风险。

　　值得关注的是，一些被全球化近乎遗忘的国家，受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较小，有的还显示出很好的生机与活力。参与全球化程度不同而带来的祸福差别，以及发达国家越来越严重的市场保护主义或许揭示，全球化很可能由此进入低谷或调整阶段。

　　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危机史。1970年至2007年间，人们有据可查的银行危机不少于124次、汇率危机达208次、主权债务危机达63次。世界体系中的外围国家的危机明显多于中心国家，但是中心国家的危机正呈现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强烈的态势。危机的爆发越来越频繁、损失也越来越大，防范越来越难。还是那句老话，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生性疾病——“痼疾”，只要有资本主义，经济与金融危机就会周期性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