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一些西化学者不断宣传美国如何援助中国抗战、美国如何保护和支持中国发展。历史的真实，却是截然相反的。

　　抗战前期，美国人根本就是无视中国，更热衷于与日本做生意赚现钱。对此，日本人心知肚明。昭和研究会是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智囊团，1938年6月提供的一份秘密报告《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指出：

　　美国的在华权益，和英国比较起来，不仅少得不可比拟，并且大体上和我国没有竞争对立的关系。其实，该国对日本有比对中国更大的利害关系。

欧洲战场开打之后，根据新的形势，1939年12月28日，日本外务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三人联署的《对外政策的方针纲要》，明确指出了抗战以来列强与日本的关系：

　(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至少以苏联放弃对华援助和撤销威胁日满的军备为前提条件，……

　　对于美国，应防止它用经济手段来阻挠和干涉我方对于(中国)事变的处理……

　　对于英国，根据该国表示它在中国没有政治目的的态度，帝国利用它的中立立场……

　　……必须尽快摆脱对英、美过度的经济依赖关系。

　　用缔结通商条约等方式，调整和各国的经济关系，致力于振兴输出贸易和获得帝国不足的资源……

　　1941年7月24日，日本出兵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动了欧美的奶酪。当月26日，美国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资产;英国、荷兰随即跟进。至于日军在中国的行动，美国人从来没有兴趣。事实上，美国的冻结令，是在演戏，只要日军撤出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一切好说。为了显示诚意并调动日本撤军积极性，8月1日，美国还特批给日本45万加仑的汽油和价值30万美元的柴油指标，后来还追加了指标。由于日本误判形势，美国只好假戏真做，双方谈僵了，太平洋战争爆发。

　　根据1941年10月17日日本重臣会议资料(《应第三次近卫内阁总辞职后所开重臣会议的要求递送的“日美谈判经过”和总辞职的始末》)，可见英美对日本侵华的贡献之大：

　　现在，自从美、英等实施冻结令以来，军需物资(特别是石油)的进口几乎完全不可能。……在冻结令实施后，军需物资的储藏逐渐减少，会出现越来越穷的状态。但就取得军需物资中最担心的石油来说，即使攻打荷属东印度，如果考虑到油田被破坏和石油护送等等问题，在一两年后究竟能否得到我国希望的数量，还成问题。

　　日本是个资源贫乏的国家，仅石油便是90%依赖进口。七七事变以来，如果没有美英等国的放纵甚至是鼓励，日军的侵华战争没法打下去。

　　美国学者迈克尔-亨特、史蒂文-莱文合著的《太平洋上的大国争霸》，蔑视日本为“二流工业国”，并声称，二战爆发时，美国“这个工业巨人生产的汽车、钢铁、铝和石油等主要产品超过了其它所有工业国家的总和”。遗憾的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教授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第460页)指出：

　　荒谬的是，在1939年7月《日美商务条约》终止之前，美国是日本丝绸的大买主及石油、废铁和汽车零部件的主要供应者;它还满足了日本对金属、棉花和纸浆总需求的将近40%。毫无疑问，日本与美国市场的关系，直接和间接支持了它在中国的战争行动。……在日本的压力之下，法国在1940年6月中断了越南至云南的铁路运营，一个月后英国也关闭了滇缅公路，从而完全把中国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这种局势，因美国随美日关系的恶化逐渐加大对华援助有所改善。1941年3月，罗斯福总统将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虽然1941年对华租借的总额只有2600万美元，只占租借给所有国家之总额的1.7%，但这毕竟代表了一个重要的开端。

　　台湾拍摄的《一寸河山一寸血》的解说词，更加直白：

　　中日战争在国际间绝非一个单独事件，所以在战前、战争初期、甚至战事结束，我们都不断地努力着争取国际友人的同情与奥援，但这些努力所得来的只是令人寒心而已，“九一八”我们已充分领教了“国联”的软弱与无能，“七七”军兴更暴露了所谓“国际道义”的子虚乌有。……英国更不用说了，民国29年竟听命日本，在我国海运港口尽失的情况之下封锁了我对外交通的唯一管道——滇缅公路达三个月之久。回想抗战初期，我们为了争取一点点时间，每每要付出数以万条人命的代价，而现在，他们随随便便就把你卡死了，这种罔顾人命落井下石的绝事，只有高喊“人权”、“崇尚和平”的“先进”国家才做得出来。

　　至于美国，在抗战初期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民国27年底借给我们第一批贷款1千5百万，是用桐油换来的，(民国)29年的那2千万则是以云南的锡来抵偿。老实说，这些钱对我们的帮助远非美国人带给我们的灾祸所能比拟的，因为在1938年底以前，老美的军火商还不断将飞机零件和重型炸弹卖给日本，换句话说，在华北、在淞沪、在南京、在徐州、以迄武汉，难以计数的军民同胞便是在美制的炸弹之下死于非命的。事实上直到1940年8月美国才完全中止对日的汽油、废铁、机器、以及军用物资的输出。

　　……在此期间，美国还扮演了“盟军兵工厂”的角色，多少发了一点战争财，其实，“盟军兵工厂”的武器不仅提供给盟军，象日本，只要付帐他们也照卖，在抗战初期许多中国老百姓其实就是丧生在Made in U.S.A的炮弹之下的，当然，美国也曾经给予某些盟邦一点援助，但并不包括中华民国在内。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成了盟国，情况又如何呢?据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谢田先生的研究报告：

　　长期的战争，已经民穷财尽，接近崩溃。经过宋子文和美国财长的协议，美国借巨款给国民政府，支持其财政，但是……美国……的副财长完全破坏了这一拯救举措，而且造成经济和社会的崩溃。历史学家黎东方在《中华民国简史》里面写道：“罗斯福的财政部长茅根索(Herry Morgenthan)于1943年7月17日用书面对中华民国政府作了承诺，说‘美国财政部同意就五亿信用贷款划出两亿美元，作为中国购买黄金之用。’国民政府一贯相信美国政府一个官员说的话和写下的字，差不多立即就实施出卖黄金的计划，而且不等到美国运来一镑或一两的黄金，就先把自己在重庆的库存的黄金拿出来卖。那是1943年秋天某一日开始发生的大事。……国民政府却很想多卖一些黄金，多收回一些法币。它从1944年3月1日，改令中央银行出售黄金。中央银行似乎比中国农民银行更会做这个生意。它在同年5月，卖出相当于两百万美元的黄金，在6月也卖出这个数目在7月卖出了相当于四百四十万美元的黄金。然而出于一个莫名其妙的原因，美国黄金运来重庆极少。从1944年1月到6月，总共只运来了不多于一百万美元的黄金。其后，从1944年到1945年6月运来重庆的黄金也只不过相当于一千一百万而已。中国政府及其驻华盛顿的代表，每次向美国政府抗议，都或是被置不答复，或……从1945年2月1日到同年6月13日，又没有一两黄金从美国运抵重庆。同时，国民政府‘预售黄金，定期交货’的方式从人民手中收回大量法币。事实上，由于美国政府不把黄金运来重庆，国民政府于1944年12月31日已经失信于中国人民，更付出了相当于一千二百万美元的黄金。国民政府又必须在1945年3月31日前给人民以相当于八千四百万美元的黄金。物资指数从1942年12月的66.2，升到1943年12月的228，飞到1944年12月的755，又飞上了直冲霄汉的1945年12月的1167。”……黎东方指出其中的关键人物是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怀特(Harry D. white)的破坏，……黎东方统计，物价因此上涨了1763倍，加上系统而有组织地造谣，人们相信这些钱都是被国民党官员贪污了，使得国民政府失去民心。八年抗战中，美国本来就实行的是重欧轻亚的政策，连在开罗决定援助中国的物资，也临时调往欧洲。全部美国的对华援助加起来，只有六亿三千万美元，只占美国全部援外资金的七十分之一，而且史迪威还不断要挟，马歇尔更是以此来操作战局，随意在政治上打击内外交困的国民政府，经济崩溃导致了政治崩溃。

　　财经崩溃的国民党政府实在是离不开美国援助(租借法案)。美国以保证中国战区不垮为下限，而以不壮大国民党政权为上限。当美军在太平洋反攻得手之时，便弃此下限而不顾，“美援”，则成为一种勒索性的援助----同意由华盛顿来重新安排中国军政。陈纳德说：战日本不难，与中国人相处尤易;但整个战争中成天成夜为之烦恼的，却是来自华盛顿。陈纳德将军控诉史迪威破坏桂林防御：当桂林危机时，他和中国军部反复要求军火援助;而控制“租借法案”的史迪威不但不给，反将原已供给战场的武器调用他处。陈纳德揭发史迪威拒援的动机：迫使蒋介石交出指挥权。

　　西化学者对美国的粉饰，连美国中情局成员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年)也不敢接受。他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也承认：

　　1937-1939年期间，苏联供应总数大约为1000架飞机、2000名“志愿”飞行员、500名军事顾问以及大量大炮、军需品和石油。这些是根据总额为2.5亿美元的三项中期低息(3%)贷款提供的。这些源源不断地援助，到1939年9月欧洲战争开始以后才减少。但是，苏联的援助一直延续到1941年希特勒军队开进俄国。……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请求援助反应比较迟钝，并且态度暧昧。……在战斗四年半以后，西方民主国家的援助总额，才与俄国所提供的大约相等。(第657-658页)

　　开罗会议后不久，中国请求美国提供10亿美元贷款，用来增强中国的武装力量，……不幸的是，美国拒绝了贷款申请。(第609页)

　　抗战前期，美国大肆向日本出口武器和各种战略物资，大发战争横财;到了抗战后期，美国又通过出卖中国利益，主导列强的坐地分赃。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中的列强，法国曾举国投降德军，英国本土一片废墟，苏联更是损失惨重，唯有美国是中途参战且本土安然无恙，而且在战前大发战争财。

　　中国抵抗轴心国的时间最久，牺牲最大。战争进行时，为了让中国继续付出更大的牺牲，美英列强送给中国“大国地位”;二战结束后，在列强主导的“战后分赃”中，中国悲惨地重蹈1919年《凡尔赛和约》覆辙。

　　1943年11月下旬，胜利在望的同盟国召开了两个历史性的会议：开罗会议(23—26日)和德黑兰会议(28日至12月1日)。前者发表了《开罗宣言》，后者属于“德黑兰—雅尔塔秘密外交”。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后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命运。

　　在开罗会议的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会晤时，罗斯福基本上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也答应了先前他对中国的承诺，概括有三：

　　1、确认当年早些时候，中华民国与其他多国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诸多协定(与俄罗斯的条约和英属香港皆待商，轴心国在华特权均被否定)。

　　2、中国收复失地。

　　3、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四强”之一)。

　　然而，开罗会议刚结束，罗斯福就变卦了。

　　几天之后的德黑兰会议上，抛开中国，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三人会晤，中心议题主要是如何牺牲中国。

　　罗斯福极力诱使苏联“返回东方”。罗斯福为了不让苏联在战后染指西欧，愿意在远东方面满足斯大林的任何要求，诸如确认蒙古独立，恢复沙俄在满洲的权利，乃至让满洲成为“自由区”或“缓冲国”。他还为斯大林准备了一份特殊“礼品”——先前，蒋介石提出“朝鲜独立”，被罗斯福当场否决。在德黑兰会议上，决定由美苏两国“监护”南北朝鲜。

　　据美国学者罗马那斯(Romanus)等著《史迪威指挥权的问题》：

　　一九四五年二月，罗斯福、丘吉尔以及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时，罗斯福采纳了满洲(东北)为独立区的看法，异于一九四四年十月蒋委员长重申东北应保持中国领土完整……雅尔塔会议系促成瓜分满洲的第一个步骤。(邵宗海书第81页)

　　美苏英三强首脑秘密会晤(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撇开中国，于1945年初订立《雅尔塔密约》。

　　《雅尔达密约》，原名《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协定》，决定让苏联红军进入满洲，名义上是打日本，实际上是瓜分中国：

　　(1945 年2月11日)在最严密和最秘密的集会中依次由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急急忙忙的签了字。当丘吉尔正准备在文件上签字时，英外相艾登(Anthony Eden)企图劝阻丘签署这个协定，但丘撇开了艾登的争论而说：“整个大英帝国在远东的地位也许在此一举”。丘补充说：他将签字，为的是英国可能在远东立足。意指因苏俄占据了外蒙古，英国可因此使在远东香港的地位得到巩固了。(蒋永敬《抗战史论》第507-508页)

　　当此之时，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 (Patrick Jay Hurley 1883- 1963)也良心发现，看不过去了，进行了一次艰难曲折的环球游说。在华盛顿，赫尔利硬要病入膏肓的罗斯福总统交出祸害中国的《雅尔塔密约》的原文;在伦敦，赫尔利要求丘吉尔做遵守《大西洋宪章》的“民主表率”，丘吉尔气极败坏地说：“除非从我的尸体上拿走香港”;在莫斯科，赫尔利要求斯大林放弃《雅尔塔密约》，斯大林则警告：不得将《雅尔塔密约》透露出去。赫尔利精神上绝望了，于1945年11月愤然辞职，以抗议美国国务院对国民党政府的颠覆行径。

　　间谍学者费正清在其遗著中这样责难赫尔利：

　　赫尔利是俄克拉何马州人，作风浮夸，头脑简单，是里根总统未出现以前的里根式的美国人。他把调解防止国共内战的任务做得笨手笨脚，继而完全倒向蒋介石，一人与整个美国使馆人员作对，他要美国不计一切后果地支持蒋介石。

　　“一个人与整个美国使馆人员作对”，赫尔利是何等孤立!在当时，包括费正清在内的几乎全部的美国驻华工作人员，都是颠覆分子。罗斯福不希望“跻身列强”的中国将来取代日本，在亚太构成对美国霸权的潜在挑战。

　　对于斯大林来说，板上钉钉的“蒙古独立”、顺手牵羊的满洲与朝鲜，何乐而不为!

　　正如孙中山生前告诫：列强会用外交手段灭亡中国!孙中山说：

　　(列强)用政治力亡人国家，本有两种手段：一是兵力，二是外交。兵力是用枪炮，他们用枪炮来，我们还知道要抵抗。如果用外交，只要一张纸和一支笔。用一张纸和一支笔亡了中国，我们便不知道抵抗。……只要各国外交官，坐在一处，各人签一个字，便可以亡中国。……一朝可以亡人国家，从前不是没有先例的……如果几个强国一朝妥协之后，中国也要灭亡。故就政治力亡人国家的情形讲，中国现在所处的地位是很危险的。

　　1942年2月，蒋介石访问印度期间，圣雄甘地警告蒋介石说，同盟国和轴心国乃一丘之貉：

　　……我对中国在抗战中做出的牺牲，怀着很深的同情。但是，阁下，贵国既然是英、美的同盟国，那么请问，为什么这次战争最重要的决策机构——盟国参谋总长联席会议，至今没有中国代表参加呢?可见英、美的“民主”、“同盟”是假面具。为了维护白人的利益，他们是绝不会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东方民族的。战时对你们尚且如此，战后和会上我们将处在什么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恕我直率提出，阁下岂忘了当年的“凡尔赛和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