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颗原子弹爆炸
原子弹,说爆就爆,其乐无穷。……君不见人民,自古英雄。——毛泽东《满江红 庆祝第一次核试验》
春雷震惊寰宇,人间天上欢隆。——张爱萍《清平乐 我国首次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装的国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沉淀,55年前的旧事,随着国家解密慢慢从黑白变成彩色,生动而豪迈。在这波澜壮阔的惊世之作中,中国电科54所研制我国第一套核试验遥控遥测系统背后的故事,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卷。
9月19日,环球时报第13版刊登了54所研制我国第一套核试验遥控遥测系统背后的故事。
1963年初,一项神秘而艰巨的任务下达到了当时的国防科委第十研究院第十九研究所(中国电科54所前身之一):一年内为核试验研制出遥控遥测装备。系统总设计师、通信测控专家葛叔平与同事李振魁一起领受了这个光荣的任务。今年已86岁高龄的李振魁回忆道:“我和葛主任当时就向国防科委立下了军令状:保证完成任务!”
美国、西欧等有核国家对我国施行严密的技术封锁,1960年苏联专家撤离后也带走了所有的相关技术资料。在几无参考和借鉴的情况下,这个任务的难度可想而知。
知难而进,是新中国的骨气。十九所抽调精兵强将专门成立了遥控遥测研究室,代号12室,葛叔平任主任。12室下辖总体组、工程组、结构设计组等多个组。总体组由葛叔平亲自挂帅,组织研讨技术方案。他每周都会亲自向科委副主任张爱萍上将汇报进展情况。
程序装置是自动遥控遥测系统的心脏,整个系统靠它发号施令来工作。总体组成员樊子麟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为了万无一失,他们当时提出了三个方案,分别交由三个工程小组研制。最终,葛叔平提出的频分制遥控方案成为第一实施方案。现在,我们从影视作品中看到的“主控站一排排彩灯闪亮的控制屏,被控站一个个像礼帽似的接收终端”,正是葛叔平的构思和工程设计相结合的杰作。
时间紧迫,加班加点成为12室的常态。今年83岁的李雄飞感慨地说:
“大家经常一干就到了凌晨一两点,没人叫苦,没人喊累,都是自觉的。”
樊子麟在回忆录中说,怕长此以往大家身体吃不消,组长在凌晨会一个个把加班的同志“赶回家”。有一次,他赶走最后一个加班者,例行检查后骑车回家,夜深天黑,一不小心竟连人带车摔进临时施工的沟里。长期的费心耗神,让他“一时竟爬不上去”,只好在沟里暂缓精神,恢复过来后挣扎回家,刚上床就听到了起床号。
所领导对核试验任务高度重视,知道同志们深夜“饿着肚子”搞科研,要求食堂每晚12点做好面条送去。这碗面条,在当时很是珍贵。然而,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的心灵却充实而高尚。计划经济时代,粮食供应人人定量,有些同志甚至因为自己粮食供应关系在家里而不好意思吃这碗“爱心面条”。
葛叔平
艰苦的攻关激昂了大家的科研热情。当时,葛叔平已经是上了年纪的老专家,却每天和大家一样加班到深夜。樊子麟回忆,
“我们既尊重他,也有点怕他。他能一眼看出你工作中的疏漏,能拿起镊子把你焊虚的元件拔出来,批评得你哭鼻子,事后又会请你原谅他心急言重,说他年轻时还不如你有出息”。
“能不能过得了葛主任那一关”自然也成了大家做完工作后自我反省的一个“标准”。
在这高涨的激情面前,一块块难啃的“硬骨头”被拿下。经过7个月的艰苦鏖战,葛叔平带领他的研发团队,成功研制出了核试验遥控遥测系统第一套试样。样机测试通过!按照“遥控系统设备一式双套”的要求马不停蹄完成数量庞大的生产任务和维修备件任务,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圆满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艰巨任务。
1964年6月,我国第一次核试验进入紧张的测试、联试阶段。葛叔平主任带队、樊子麟任组长的七人小组受命进场保障。樊子麟在回忆录中说,“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与他第一次见面,就拉着他的手说:
“我的‘邱姑娘’(原子弹代号)很年轻,还不成熟,交给你控制和测量,我要她的血压、心跳、脉动!这些数据都正常了,我才能控制爆炸呢。”
原子弹地面遥控设备
遥控遥测系统由一个主控站和多个被控站组成,在寂寥空旷的罗布泊,以扇面形分布在以原子弹爆炸点为中心的几十公里范围内。其时,葛叔平被任命为遥控系统技术总指导,负责主控站,樊子麟为副总指导,负责对各被控站巡回指导。
被控站全部安装在无人区,樊子麟每天都要乘汽车往返于各个被控站之间。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戈壁滩上的颠簸:
“人在车上颠得心都要跳出来。车上还有些不安分的家伙,就是装在包里的安装工具,车一跑起来,常常自动跑出包外,满车叮叮当当又跳又叫。”
更可怕的是,试验场上本无路,戈壁滩难辨方向,上站回来经常找不着营地,直到晚上营地亮起灯光,才算找着回营的方向。
总控站是整个核试验成败的关键组成,相当于人体的神经中枢。葛叔平一直亲自保管着总控制台的钥匙,从不离身,就怕设备一经他人之手出现损坏的情况。“试验场地位于戈壁滩,天气冷,葛主任就把自己的毛线衣脱下来盖在机器上。”可以说,基地每个人都像呵护新生命一样对待核试验中的机器设备,不敢有丝毫闪失。
时间到了1964年10月初,基地所有人都众志成城,共待原子弹爆炸的激动时刻。就在这时,故障出现!
在联调中,被控站接不到主控站的信号!经分析判断是主控站的问题。然而,大家认真检查了各自负责的设备,都没发现异样。爆炸在即,故障不明,大家心急如焚。
此时,葛叔平亲自对设备每一条线路、每一个元器件展开了地毯式排查。时间一点一滴过去。从下午三点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两点,整整11个小时!葛叔平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由于不断联试,不断开机、停机的震动,使得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铁屑扎穿了导线外皮,造成短路,导致信号发不出去。症结寻到后,故障立刻被排除,问题随之迎刃而解。
1964年10月16日,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樊子麟跟着张爱萍上将到距爆心约60公里的白云岗。站在岗顶,遥望架着原子弹的铁塔,樊子麟亲眼目睹了原子弹爆炸的经过。随着“起爆”命令下达,
“一个巨大的火球由内向外激烈翻腾,滚动出各种颜色的火带,逐渐形成一个顶天立地的巨大蘑菇云……”
首次核试验圆满成功!
负责核试验任务的张爱萍上将召开核试验委员会大会,决定当场给两家单位记功。他提议第一家给开飞机穿过蘑菇云的驾驶员和5人测量小组。第二家他只提条件,那就是“关系全局,成绩突出”,让委员们推荐。几十位专家几乎异口同声:“给遥控!”樊子麟后来回忆说,当时,同为委员的他和葛叔平都愣了,张爱萍上将开玩笑说,“你俩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荣誉,就在大家一片喜气的笑声中敲定了。
集体一等功,葛叔平荣立个人一等功,樊子麟荣立个人二等功,其他同志三等功。面对如此骄人的荣誉,参加任务的同志们胜利归来,却严守保密纪律,只对热切等待的同事和领导们说:“核爆炸成功了!”
他们的家人,更是无从知道他们的功绩,只知道他们秘密执行任务,一去就是好几个月。葛叔平直到离休后、国家逐渐解禁,才跟孩子们谈起参加核试验的往事;樊子麟去现场归来,家已搬入新分的住房,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不闻不问以至找不到家……
这就是“两弹一星”科研工作者的品格和情怀。
核武器试验遥控工程是个系列任务,从原子弹到氢弹,从地面、高空到地下,从架空、空投到导弹运载,接连进行了五次核试验。葛叔平、樊子麟和他的同事们,殚精竭虑,辗转试验,为中国“核战略武器”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多次立功受奖,1987年再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55年前的旧事虽已逐渐远去,但是“两弹一星”精神却内化成了中国电科五十四所人的精神内核。国家利益至上,在一代代科研人员的薪火传承中,沉淀成了永恒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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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原载“中国电科五十四所”微信公号,原文首发于《环球时报》2019年9月19日第13版。略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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