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革命”是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斗争的长期战略。在国家层面，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和民主战略输出仍在继续，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将长期存在；在传媒层面，西方媒体的政治功能愈发凸显，新兴与传统媒体在“颜色革命”中扮演的角色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在社会层面，西方非政府组织参与和政府支持双管齐下，非政府组织的渗透和干预随处可见；在宗教层面，西方国家利用宗教因素进行隐形干涉，形成了巨大影响力。西方国家的“颜色革命”从未停止，我们要提高警惕，做好防范和抵御西方“颜色革命”的长期准备。
从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天鹅绒革命”到21世纪初在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等国相继爆发的“颜色革命”；从前几年我国台湾地区的“太阳花运动”和香港“占中”事件到2019年初委内瑞拉的政局突变，20多年的时间“颜色革命”浪潮波及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给相关国家、地区和国际政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政治领域没有枪炮的较量一直未停。
“只要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各种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就不会改变；我们离民族复兴目标越近、离世界舞台中央越近，敌对势力越会想方设法攻击抹黑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加紧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价值观渗透，加大策动‘颜色革命’力度。”[1]
事实表明，“颜色革命”是西方国家开展意识形态斗争的长期战略。每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到关键时刻，西方“颜色革命”就愈加猖狂和隐藏，防范和抵御西方“颜色革命”的任务也就愈加复杂艰巨。我们要提高警惕，做好防范和抵御西方“颜色革命”的长期准备。
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球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民主战略输出，他们以自由、民主和人权为名，不断向其他国家强行推行民主制度。爆发“颜色革命”的国家情况不尽相同，但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却极其相似，多年来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和民主战略输出从未停止，仍在继续。从几起典型的“颜色革命”事例来看，一般说来，在“颜色革命”爆发前期，美国往往打出“自由”“民主”旗号，先给那些不符合美国民主要求的政权扣上“不民主”“独裁”等帽子，通过媒体大肆散播和抨击一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价值观，然后开始对目标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民主战略输出。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主要通过经济援助、教育培训和建立反对组织、扶持反对派领袖等手段来达到目的。一方面，美国依托强大的国力，针对目标国家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情况给予带有附加条件的经济援助，以资金和技术为筹码要挟目标国家接受美国所谓的“民主”和“自由”。看似美国伸出援助之手帮助目标国家开展现代化建设，改善其经济状况和民生水平，实质上却暗藏了美国的战略目的。例如，美国在对老挝进行援助的同时要求老挝政府增加政治透明度；对越南则提出释放政治犯、实现新闻自由等条件；针对独联体国家的援助也附带了一系列条件，并且随着援助的增加，附加条件也随之提高，干预力量随之加强。美国对目标国家提供的经济援助完全基于并且围绕目标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而展开，一步一步地逼迫目标国家政府出台本国实现民主化的时间表和具体措施，进行“民主化改革”，允许美国资本进入本国市场，从而迫使目标国家最终放弃对本国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的管控。一旦目标国家达不到美国的要求，美国则以减少或停止援助相威胁。例如，泰国和乌兹别克斯坦都曾因为民主问题和人权问题而遭到美国援助项目的减停。2002年，小布什政府设立了一个“千年挑战账户”计划[2]，通过自由民主、贸易开放等16个指标来筛选受援国，进一步暴露出美国援助的条件性和霸权性。另一方面，美国积极物色有影响的、具有一定号召力的自由主义分子和亲美人士，组建反对派的政治组织。美国将这些符合他们要求、服务美国利益的自由主义分子和亲美人士扶持为反对派领袖，并不惜财力物力公开支持这些反对派开展各种反对现有政权的活动。例如，为推动乌克兰“橙色革命”，美国在乌克兰大选之前极其慷慨地为反对派提供资助。[3] 对此，美国还冠冕堂皇地一再声称“一切都是为了人权和民主事业”。可是，一位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却不小心透露了实情，“这些钱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支持一个总统候选人，他就是尤先科”。[4] 美国还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煽动反抗势力，干预地区局势，伊拉克乱象就离不开美国的“黑手”。海湾战争结束后，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布什支持伊拉克人民自主决定政权更替，可在伊拉克的一些组织发生起义后，他却决定支持萨达姆镇压这些组织的起义。而当萨达姆控制局势后，乔治·布什又指示中央情报局采取秘密行动推翻萨达姆。与此同时，伊拉克国会建立了反萨达姆的武装力量，美国政府鼓励他们发动对萨达姆的战争，却又一次食言。在伊拉克国民大会即将胜利时，美国政府因为担心伊拉克陷入内乱，停止了对他们的援助。1999年克林顿签署总统令重新援助推翻萨达姆的反抗运动，直到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前，推翻萨达姆的承诺也没有兑现。由此可见，美国政府对他国采取的干预政策和颠覆行动不仅霸道，而且具有反复性和不稳定性。无论是采取支持抵抗势力的态度抑或镇压反抗的行动，都是从美国利益出发的考量，迫使他国政权改变对美国不利的政策或行动。2019年以来，美国依然不断以人权为名干涉他国内政，民主战略输出的戏码愈演愈烈。2019年1月23日，在委内瑞拉反对派的号召下，数万名群众走上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街头，举行示威活动，要求推翻委内瑞拉现任总统马杜罗。[5] 在抗议活动中，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国会议长胡安·瓜伊多（Juan Guaido）宣布自己为“委内瑞拉过渡政府临时总统”。对于瓜伊多此举，美国政府迅速承认了瓜伊多“临时总统”的合法性。特朗普在声明中写道：“作为委内瑞拉人民正式选出的唯一的合法政权分支，（委内瑞拉）国民议会遵照宪法，宣布马杜罗非法。委内瑞拉人民勇敢地反对马杜罗及其政权，要求自由和法治，我将继续充分利用美国的经济和外交力量来推动恢复委内瑞拉的民主。”[6]
这再次说明美国公然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行为是多么赤裸裸，没有丝毫的掩饰。
随着网络媒体和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新闻媒体在信息传播、交流沟通上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其政治功能愈加凸显，政治色彩愈加浓厚，新闻媒体和网络传媒已经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民主输出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工具。伊朗爆发了“推特革命”，突尼斯的变局被称作“维基革命”，埃及的变局被称作“脸书革命”或“虚拟社交网络革命”，这些政变的新形式都是信息时代的产物。推特、脸书等都是以美国为主导的、传播能力极强的媒体平台，把它们与“革命”联系在一起，也充分证明了美国和西方媒体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此外，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一些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其命名方式虽然没有“革命”字眼，而是以美丽的花朵和鲜艳的颜色来命名，但背后都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共同因素值得重视，这就是网络新媒体的特殊作用。时至今日，西方媒体还在继续扩大网络新媒体的影响力，继续煽动带有政治图谋的“颜色革命”。此外，西方媒体还拥有自由欧洲电台和美国之音、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等知名国际广播，有着非常强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这些新兴与传统媒体在“颜色革命”爆发前期积极进行信息报道和价值观输送，在“颜色革命”爆发期间大肆进行宣传动员、鼓动号召，在“颜色革命”爆发之后颠倒黑白抢占舆论高地。总之，西方媒体已经成为美国助推“颜色革命”、实现霸权目的必不可少的工具。目标国家始终是西方媒体的关注焦点和妖魔化对象，手段和伎俩无所不用其极。一方面，积极为发动“颜色革命”营造舆论氛围。竭尽所能搜集目标国家现政权的错误和失误材料，将政府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加以夸大、放大甚至歪曲，抨击领导人的“专制”“独裁”，揭露“腐败”“两极分化”，将现政权和领导人妖魔化，反复渲染甚至恶意捏造领导人的负面信息，煽动广大民众对现政权和领导人的不满，从而激起民众对国家、政府的敌视和反抗情绪。毛泽东早就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7] 另一方面，以目标国家的选举活动为契机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通过新闻媒介精心美化反对派领导人，竭尽所能为反对派领袖宣传动员、塑造形象、争取选票，影响民众的立场和选择。当西方媒体或反对派媒体受到执政当局的管制时，西方媒体就站出来呼吁新闻自由，主张民主开放。此外，大肆宣传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向目标国家的民众灌输西方的自由、平等与人权，引诱人们认同、向往美国的经济政治制度，从而对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充满羡慕与向往。尤其需要引起重视和警惕的是，目标国家的青年学生始终是西方媒体渗透的重点人群。由于青年学生是新媒体最大的使用人群，加上青年学生尚处于思想观念不成熟的时期，辨别能力不强，容易被西方媒体充斥的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等社会思潮所吸引，更容易被媒体的不实报道和虚假信息所蒙蔽，加之乐于跟风、盲目从众的心理，目标国家的青年很容易参与到反对政府、抗议集会的“颜色革命”中。
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表面上是目标国家的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政权争夺斗争，实际上也隐藏着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的无形力量，非政府组织发挥了特殊作用。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不仅有着坚实的经济、科技实力，更拥有众多运行有效的非政府组织。参与“颜色革命”的非政府组织大部分来自美国，其中还包括众多的基金会组织，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国家民主基金会和开放社会基金会。在策划和发动“颜色革命”过程中，美国非常注重政府的支持与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双管齐下。长久以来，非政府组织在自由民主输出、意识形态渗透、鼓动“颜色革命”、谋求政治利益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方面，大量的基金会组织常常打着科学研究、文化交流的幌子对目标国相关人员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思想腐蚀。他们投入大量的财力，用于资助、组织目标国家的学者和青年学生留美学习，经常性地开展一些形式多样的讲座和培训活动，进行西方价值观的宣传和渗透，致使很多目标国家的学者和青年学生在所谓的学习和交流活动中逐渐被腐蚀了思想、退化了信念。20世纪末，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如“自由之家”开始设立访问学者项目，重点从东欧、北非以及亚洲各国吸收人才精英，拉拢学者群体，以此为突破口对目标国家的社会精英进行思想渗透，培养亲美分子。[8] 截至目前，有大量的青年和学者参与了相关的访学和交流项目，在此过程中部分成员被腐蚀和同化，成为美国民主自由价值观的卫士。随着他们回到本国工作并逐渐担任政府、议会、高校、军队等机构的要职，该群体成为美国和非政府组织在各个目标国家的中坚力量，在反对政府、制造舆论、煽动群众、组织政变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还在目标国家建立相关分支机构，通过他们物色反对派领袖人选，培养亲西方和亲美的势力，为反对派的成员提供各种政治斗争培训。事实证明，非政府组织物色的这些人选以及参与和接受政治培训、斗争培训的成员在爆发“颜色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了领导者和主力军的重要作用。例如，21世纪初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国家的“颜色革命”都有非政府组织活跃的身影。在“革命”发生的2005年,根据美国民间组织索罗斯基金会(The Soros Foundation)的调查显示， “在人口只有500万的吉尔吉斯斯坦，居然存在着5000多个非政府组织”。[9] 委内瑞拉如今的乱局更离不开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黑手”策动。从20世纪末至今，该组织就长期在委内瑞拉开展颠覆活动，“通过提供资金、活动场所和邀请访美等手段支持委内瑞拉政治反对派推翻查韦斯政权及其政党联盟，打着‘促进民主’‘解决冲突’‘加强公民生活’的旗号，进行倒查活动”。[10] 宗教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具有跨越国界的广泛影响力，同时，“宗教一直都是政治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11]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宗教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12] 早在冷战时期，美国就十分重视发挥宗教的作用对其他国家实施“和平演变”。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频繁利用宗教问题干涉别国的政治和宗教，不断进行宗教渗透，宣扬西方思想文化。美国更是利用“藏独”分子企图分裂中国。2015年，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要求无条件进行实质对话解决西藏问题为西藏人民确保经谈判达成的协议》议案，敦促美国政府在拉萨设立办事处。“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都曾拨款支持“藏独”。其中，仅2016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就给“藏独”分子下发了2300万美元的巨款。[13] 一是通过宗教手段宣传西方民主，进行战略渗透。“如果在宗教上做文章，则不仅比政治、经济等明目张胆的手段更具隐蔽性，而且渗透力更强、破坏力更大。”[14] “颜色革命”爆发的国家大都处于经济困难、矛盾较多的状态，人们思想混乱、精神迷茫、不满情绪滋长。西方国家借此机会开展宗教活动，既宣传西方宗教教义，又配合民主输出战略，不断为“颜色革命”营造社会氛围。二是操纵宗教势力干预内政，引发局势动荡，大搞颠覆活动。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曾直言，“从宗教信仰到政治行动，只有一小步的距离。一旦教会人士把个人负责和自由意志这些宗教原则应用到政治问题上来，他们就会要求在国家决策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15] 例如，美国非暴力抗争理论家吉恩·夏普（Gene Sharp）的“爱因斯坦研究所”在缅甸鼓动佛教僧侣开展抗议政府活动，“培训了数百名佛教僧侣，教会他们非暴力抵抗和社群组织的方法和战略”[16] 。再如，中东地区“教派冲突”严重，宗教问题复杂，西方利用日益加深的宗教问题积极进行政治干预，支持相关教派挑起纷争动乱，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家至今处于水深火热中。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学习出版社2018年版，第216页。[2]孙明霞：《美国对外援助机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国际展望》2015年第4期。[3]《美国涉嫌投资干涉乌克兰选举美金催生橙色革命》，http://news.sina.com.cn/w/2004-12-12/04004498321s.shtml。[4]刘明：《街头政治与颜色革命》，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9页。[5]《一国俩“总统”？委内瑞拉的魔幻与现实》，https://military.china.com/topic/tuijian/11166766/20190125/35082956_all.html。[6]《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自任“临时总统”美国予以承认》，http://international.caixin.com/2019-01-24/101373711.html。[7]逄先知：《回顾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8]张毓强：《美国对外宣传的特点之四:重视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对外传播》2009年第11期。[9]陈达：《“颜色革命”：中亚面临的现实抉择》，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9页。[10]朱长生、丁朕义：《“革命”背后,美国那只看不见的手》，《军事文摘》2019年第7期。[11]〔美〕安德鲁·普雷斯顿著，罗辉译：《灵魂之剑信仰之盾：美国战争与外交中的宗教》，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12]习近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全面提高新形势下宗教工作水平》，《人民日报》2016年4月24日。[13]《特朗普干了这事给藏独分子造成致命打击！藏独分子对中国有何危害?》，http://www.hxnews.com/news/gj/gjxw/201706/02/1229448.shtml。[14]段德智：《境外宗教渗透与苏东剧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12页。[15]新华社参编部编写组：《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策略手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14页。[16]〔美〕威廉·恩道尔著，吕德宏等译：《霸权背后——美国全方位主导战略》，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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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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