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罗叔章，时任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宋庆龄付主席，饶漱石，刘晓，潘汉年，张鼎丞，刘长胜，陈丕显，舒同，张九九

小孩张九九

网上有文章说，饶漱石指挥了华战场，不能这样说，正确的说法是华东战场的每一个胜利也有饶漱石的一份功劳。

解放战争时期华东战场的每一次战役行动都是毛泽东，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的（除失利的南麻临朐战役之外）重大战役毛主席指挥到纵队。得到中央军委的指示，华东局及野战军前委开研究，提出意见，并报告如何执行。仅济南战役来往的电报即有百封。

对饶在战场上的表现褒贬不一。

1947年鲁南战役之后，饶漱石回到华东。站在坦克车前的那张相片就是饶漱石参加华东作战会议之后拍摄的。我父亲和饶漱石初次见面应该就是这时候。真正一起共事，也是这时开始的。华东解放区在这一时期打了宿迁，鲁南，莱芜，孟良崮等一系列非常漂亮的歼灭战，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毛主席党中央不只一次通令嘉奖。

孟良崮战役后，1947年5月28日至6月2日，华东局、华野在山东沂水县坡庄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这次会议我记得。一天晚上，开完会，我父亲就准备和黎玉一起去胶东，本来是不打算带我去的，我在会场上磨蹭了半天，父亲终于答应带我，于是我抱着自己的东西，坐在汽车上等。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渡江战役前华东战场上，最后一次陈毅和饶漱石都参加的高级干部会。我查了陈毅年谱，确实如此。

5月20日中央军委发出电报“关内方面，我苏鲁军负担最大，在他们面前，集中了三十二个整编师八十五个旅（包括被歼者在内），直至此次被歼者在内），直至此次歼灭七十四师。才使敌人进攻发生了困难，今后再歼二三个师（军），即可转入全面反攻。。---“总观全局，目前大部分地区已转入反攻作战，只待山东再打一二个胜仗，即可转入全面反攻。”

5月22日中央又电报指示““山东战场打破敌人进攻的作战方针”电示陈粟谭渠张饶邓黎，并告刘邓：“歼灭七十四师，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证明在现地区作战，只要不性急，不分兵，是能够用各个歼击方法打破敌人进攻，取得决定胜利。而在现地区作战，是于我最为有利，于敌最为不利。现在全国各战场除山东外均已采取攻势，但这一切攻势的意义，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蒋管区日益扩大的人民斗争，其作用也是如此，刘、邓下月出击作用也是如此。而山东方面的作战方法，是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准备用六七个月时间（五月起）六七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局大胜之时，尔后一切作战均将较为顺利。下一步行动方针有二：（一）——－（二）考虑先打五军。该军现住莱芜，颜庄两地，比较孤立，但不知其工事坚固程度如何？你们对打该军把握如何？我军钳制第十一师等部，使之不能增援把握如何？——－望你们从长考虑，分析利害电告。”（我未查到回电）

坡庄会议就是传达这个指示，总结孟良崮战役经验，统一思想的会议。在会上陈毅做了《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饶漱石做了《关于准备反攻迎接胜利》的报告。

如今有论者指责饶漱石的报告，“语气显得过于乐观。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部分干部的轻敌速胜情绪。”但却忘了，这乐观来自于毛泽东。

此时，华东拥兵几十万，挟“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之余勇，在华东的饶漱石如果尚属“显得过于乐观”，那毛泽东呢？毛泽东此时正在陕北，他是在重重包围中，坐在王家湾半孔窑洞里发出那封“乐观”的电报的。以2万之众对20万强敌，他自己更是离开大部队、率极少队伍与敌周旋，可谓“只身诱敌”。此后半个月的6月9日，他又经历了与敌山上山下仅相隔几百米、雨夜抽烟避敌的那个惊心动魄而又镇定自若的夜晚。那是何等的英雄气概！

除了英雄气概，还有远见卓识。没用6、7个月，5个月之后，毛泽东的乐观就得到验证。1947年10月8日毛主席亲自起草了中央军委的“我军已全面转入反攻”电华东局转许谭及各纵的电报：“各电均悉。庆祝你们收复掖县及歼灭敌人数部的重大胜利。自从你们转入反攻后，我军业已无例外地全面转入反攻。敌人已没有任何一处再能进攻。”

在最危急困难时，保持乐观是一种境界。毛泽东的乐观来自于对战争规律的掌握和科学的分析判断，颇有“谈笑间，樯橹飞灰烟灭”的意思。其料事用兵，无人可比，只有一个“神”字，可状其境界。

战争进程瞬息多变，敌变我变乃用兵常识。坡庄会议后不到1个月的6月30日，华东局、华野收到了中央军委“应取分路出击敌远后方之方针”的电报，中央改变了集中主力的方针。

从6月30日到8月6日，华野仅仅留下了4个主力纵队，在内线临沂以北，抗击敌人面对国民党军在山东内线压向胶东半岛以北的6个整编师20个旅（与向大别山对付刘邓的兵力约略相等）。其余6个主力纵队由陈粟带往西线。史被粟裕称“七月分兵”，毛主席说，是远距离外线出击。

分兵后作战并不顺利。内线发起的南麻临朐战役打成消耗战，是解放战争以来，损失最惨痛的一次战役。痛心之余，华野主要领导对失利的原因产生了重要的分歧。尽管毛泽东在8月11日致电陈毅、粟裕和饶漱石时，已经说：“七月几仗虽减员较大，并未妨碍战略任务，目前整个形势是有利的”，“我华东军在第一年作战中，已表现自己为全国各区战绩最大的军队，七月减员较多，无损大局。”但分歧仍没有解决，遂成历史公案。直到今天，或曰：“解放战争中的败笔”，或曰：“丧失根据地”，分歧余音不断，是非争讼不休。但历史已经证明，内线3个纵队完全够用，而中央苏区反“围剿”的经验，在根据地仍然行之有效。别忘了，华东局领导中有几位是参加过苏区反“围剿”的，对此心领神会。此为另题，再论。

当年在华野司令部从事参谋工作的金冶回忆，华东局8月13日在驻地掖县沙河镇召开会议，部署胶东保卫战。这次会议，军史失载，但我查到了8月24日华东局给中央的电报。电报中写有：“谭从西面来讨论作战计划……”证明金冶的回忆是准确的，这个会是的确有的。另外我自己也可作为一个旁证。开会那天晚上，我就住在谭震林那里，到了夜里非要回家，是谭震林的警卫员把我背回去的。

在24日电报中，华东局就集中兵力胶东内线作战与集中兵力在胶东外线作战两种方案的利弊进行了分析，表示对内线作战有信心。电报说，华东局领导人与谭震林，许世友讨论之后，主张“采取比较稳重的方针”，陈粟主张“集中四个纵队在胶东内线作战”。华东局的电报最后说：“从全面而论，以何者为利”，即请毛泽东电示。这证明了，所流传的谭震林与许世友有分歧、与饶漱石有分歧，实为子虚乌有。对内线作战无信心之说，也是无根之谈。

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出毛泽东的署名电报“我军对蒋介石企图在胶东抽兵的对策”电饶黎：“我们完全同意你们以一部位于内线，以主力（二，七，九）位于外线，以利持久之方针。”8月28日，8月29日又连续指示胶东战事。

到9月3日，毛泽东电示陈粟：“中央已同意华东局留在胶东，你们不应坚请他们到渤海。”这就是说，毛泽东支持华东局坚定地与胶东军民共同在内线抗击敌人。

华东局研究了军事斗争策略，对战争的各项工作做了具体布署。号召山东党政军民，正确认识整个战局发展和当前的严重形势，熬过和战胜暂时困难，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

中央军委、毛泽东在1947年10月15日给陈粟的电报中指示：“我们意见，许谭东兵团及其他部队一切行动由华东局指挥，让漱石学习战争指挥甚为必要。胶东此次防御部署及反攻部署均甚适当，再过若干时期，漱石及黎玉均可在军事指挥上锻炼出来，你们有意见向饶、黎提出。你们则集中精力，指挥西兵团及规定区域一切武装之作战……”

金冶的回忆还说：“华东局带有一个精干的作战指挥所,是由张鼎丞负责。华东军区副参谋长袁仲贤主持具体工作。有这样一个机构，才能够执行中央赋予华东局对东兵团‘节制’指挥的职责，才能够对胶东保卫战中的党政军的行动统一指挥和协调。”

胶东保卫战之后，1948年1月30日，中央军委“组建山东兵团和苏北兵团”给华东局，并告粟陈，刘邓等的电报中指示：成立苏北兵团，“受陈粟指挥”，各纵“负责人由华东局斟酌配备，报告我们”。山东兵团“受华东局节制，其作战，休整，补充等计划，经过华东局考虑向军委提出意见，得军委批准然后执行”。

这个局面一直维持到济南战役。山东兵团所有的请示电报，几乎全部是同时发给中央军委和华东局。王建安到中央接受中央军委毛泽东命令后，也是首先回到山东，向华东局传达，得华东局指示后回山东兵团驻地贯彻。淮海战役在曲阜召开的师以上干部会是饶漱石主持的。

由地方中央局节制野战部队，直接负责部队纵队一级干部配备，据我所知，是不多见的。让不善指挥作战的饶黎学习指挥部队，让谙熟战争指挥的陈粟有意见向饶黎提出，这种安排也是很特别的。

华东战场似乎没有如其他战略区之彭德怀、林罗、刘邓那样一锤定音者，故上下左右之间争论独多。其中没有谁是一贯正确、独掌乾坤的。取得胜利，功劳记在某一个人账上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这也证明党中央、毛泽东对华东局充分信任和充满信心。今天看，华东局这个领导集体的确是完美的。毛主席在七大时说：“如果我们的中央有各方面的人，每一个都通晓一方面或者有比较多的专长，那么这个中央就会比较完全。”

作者：张鼎丞长女张延忠（张九九），原国家人事部党组成员、人事培训司司长。  来源：北京观澜书院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