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柳青一直是我仰慕的作家，2016年夏天，我曾经去西安郊区拜谒过柳青墓，并参观了落成不久的柳青纪念馆。柳青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和特殊的地位，他的长篇小说《创业史》被誉为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壮丽史诗”，被誉为“十七年文学”的最高成就，是“社会主义文学”和“人民文学”的经典作品。所谓“三红一创”中的“三红”指《红岩》《红日》《红旗谱》，“一创”指的就是《创业史》。但在实际评价上，《创业史》的地位则要比“三红”高得多，很长时间以来，不少当代文学学者以及高校中文系学生和研究生，都把柳青及《创业史》当做热门的研究课题和对象，出现了长盛不衰的“《创业史》热”和“柳青热”。
在普遍看淡甚至否定“前三十年”文学的主流学界，柳青获得的这种殊荣无疑是少见的，相较于同样反映合作化运动的《艳阳天》及其作者浩然几乎被全盘否定的命运，更是堪称奇迹。在2016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最高领导人提到的一长串中外经典作家名单中，柳青以唯一的一个“前三十年”作家的身份赫然在列，无疑加重了其作为经典作家的份量，特别是近年来柳青被当做“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典范广受推崇，使得他的影响不再局限于文学界，而呈现出某种符号化乃至偶象化的趋势。
但就是这样一位偶像级作家，根据其生平事迹创作的电影《柳青》，首映第一天的票房才区区17万元，且至今没有突破百万。而同期引进的美国大片《速9》首映票房3.16元。即便同为以作家生平创作的《红尘滚滚》（张爱玲）和《黄金时代》（萧红），在当时也曾吸粉无数，创下过不俗的票房。这的确有点儿匪夷所思。以至有人发出一声叹息：“这真是一种令人无地自容的尴尬。”
在我看来，电影《柳青》在票房上遭受的惨败，一方面表征了主旋律作品在资本控制的电影院线市场面临的尴尬境遇，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柳青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内部的裂缝。这种“裂缝”不只是存在于电影《柳青》，而是同柳青的女儿刘可凤前几年出版的那部《柳青传》一起共同“打造”的。
二
由于没看过《柳青》这部电影，我对影片本身无权置喙。郭松民先生是一位资深影评家，我相信他的下述评论是准确和中肯的：
“主创人员对合作化运动的认知，并没有超越八十年代伤痕文学的水平，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复述了伤痕文学的结论，比如《柳青》对大跃进的表现，就几乎和张艺谋在1994年拍摄的《活着》如出一辙。
《柳青》对合作化运动的解读，只有一个理由“过好日子”，这是一种纯粹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式认知，但合作化运动的目标远不止此。
本质上，合作化运动是建设新社会的一种尝试，是要彻底终结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历史；合作化意味着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对农民来说，合作社-人民公社不仅是一种经济共同体，也是文化和政治共同体，农民将第一次获得来自集体的保障，农民也第一次不再被动地接受和适应环境，而是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大规模兴修水利，兴办教育，甚至开始建立自己的“社队企业”……
但所有这一切，在《柳青》中，都没有得到展示。不仅如此，在经历了合作化运动最初的“蜜月”之后，导演田波用一组极具象征性的镜头，暗示了他对合作化运动的评价——大雷雨之夜，运送粮食的大车，深深地陷在泥泞之中了，无论拉车的牲口怎样挣扎，推车的农民如何卖力，大车都纹丝不动。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尤其是合作化运动的历史，由于长期被平面化、概念化地表述，因此，特别需要《柳青》这样的作品，但《柳青》也落入了平面化、概念化的窠臼——这真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悖论。”
——郭松民《电影<柳青>：何以沦陷》
柳青说过，“我是在写历史。我想要写出来的就是中国的农民在进入社会主义那一瞬间时的生活感受。”七十年代，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柳青仍然在病床上精心修改《创业史》的第二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柳青的信仰是坚定的，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中国农民循着合作化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目标。”因此，对于《创业史》的不少研究者和读者来说，电影《柳青》中的这种描写肯定会让他们觉得难以接受。但这并非编导心血来潮凭空杜撰，而是有充分的“史料”为依据的。
这个“依据”就是柳青女儿刘可凤撰写的《柳青传》。
《柳青传》出版于2016年，出版社是在文学界素有“国社”之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于对柳青的崇敬，该书甫一出版，我就在当当买了一本。读完之后，我惊讶地发现，这本书里呈现出来的柳青，跟文学史上那个业已经典化的“人民作家”，显得那么陌生、怪异和另类，简直不像是同一个人，甚或像是被塑造出来的柳青的“反对者”。
我被一种疑惑、失望和迷惘的复杂感受攫住了。但出于对刘可凤作为“柳青女儿”的尊重，如同强迫自己吞下一枚苦果，我不得不接受了“这就是真实的柳青”的事实。
三
《柳青传》细致地记录了柳青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子弟转变为进步青年并走上革命道路，直至成为“革命作家”的曲折经历，完整再现了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日益高涨，柳青辞去《中国青年报》编委，到陕西农村安家落户，最终写出传世之作《创业史》的全部过程。柳青的经历跟他差不多同时代的那批“解放区作家”如丁玲、周立波、赵树理和魏巍等人一样，都经受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锤炼，其文学生涯同革命工作密不可分，也大多是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创作出了各自的重要作品，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理的《三里湾》等等，柳青的《种谷记》和《铜墙铁壁》也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
《柳青传》中这样写道：“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时候，父亲虽然在陕北，但他没有聆听这次讲话，因为1941年他下乡到米脂县组织乡选，和农民一起搞‘减租保佃’活动去了。父亲说：‘后来我读了这个《讲话》，我是拥护《讲话》基本精神的，因为这之前，我已经下了决心，要搞写作，就先到基层群众中去。”（《柳青传》453页）五十年代初，丁玲写过一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谈”，题目就叫《到群众中去》。到群众中去，生活和感情同工农兵打成一片，是毛泽东向革命文艺工作者发出的号召。柳青显然也是自觉践行“讲话精神”的作家之一。
五十年代初期，柳青主动申请到农村“安家落户”，也是为了“写书”，是《讲话》精神的延续：“新时代向作家提出了比过去任何时代都高的要求，反映空前丰富的社会生活，日趋激烈的生活冲突和迅速变化的客观形势，要做到无愧于自己生活的时代向作家提出的这样难于满足的要求，实在是谈何容易。只要我们这样考虑问题，我们就比较理解毛主席指出的唯一出路——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丰富的生活源泉中去。长期地，不是暂时地，也不是时断时地；无条件地，是不甘成败，也不避艰险；全心全意地，不是半信半疑，更不是三心二意。这样的理解，不是咬文嚼字。”（《柳青传》453页）通过柳青这段话，可以看出他对《讲话》精神的践行，是真诚、自觉和积极热忱的，没有任何保留，更看不到丝毫勉强和“被迫”。
更重要的是，柳青通过《创业史》向读者传达了他对社会主义的满腔热情和信心。在《创业史》“第一部的结局”，他抄录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和国家工业化的重要决议和指示，议论道：
“全面地论述粮食统购统销对国家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经济、政治、思想的影响，是历史家的工作。生活故事的作者，只想在故事第一部结束之前，向读者摘引一九五三年党中央十月决议的这些光辉论断，要知道，好多历史事件，都是逼出来的：比如，不搞五年计划，不一定会有粮食市场紧张；粮食商人不捣我们的乱，不一定在一九五三年实行统购统销；不实行统购统销，互助合作不一定会一下子结束逆水行舟的阶段而快马加鞭。历史巨人的脚步并不乱。没有上帝！是辩证法同志决定：旧势力在灭亡以前嚣张和疯狂，让它刺激我们逼使我们很快地发动消灭旧势力的斗争，义无反顾！”
（《创业史》49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
柳青的这些议论，跟《创业史》讲述的故事和人物是和谐统一的。让你觉得，他不仅通过手中之笔，而是用自己全部身心创造出了《创业史》。对于他经历的那个时代，他不是一个旁观者，记录者，而是以饱满的热情和忘我的姿态投身进去，不但直接参与解决皇甫村合作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被反对合作化的“坏人”视为眼中钉，暗中“盯梢”，差点儿被害，而且在《创业史》第一部出版后，将全部稿费捐献给了当地农村。1964年，柳青在致责任编辑的信中说：“应该过简朴的生活，这种生活培养出来的感情和作家创作劳动的感情，以及作家要唤起读者的感情，才是一致的。奢侈生活，必然断送作家，破坏作家的感情和情绪，使作家成为言行不符的家伙……”（《柳青传》473页）。
由此可见，无论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柳青都达到了罕见的高度。无独有偶，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后，也曾将全部奖金捐给了宋庆龄儿童基金会。他们这种“公而忘私”的行为不单是某种个人的道德风范，而是那个崇尚集体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时代激励和催生出来的结果。
换一个角度说，如果柳青对他所出的那个时代不是出自内心的认同和拥护，是不可能有这种高尚的行为，也不可能写出《创业史》这样的作品的。也就是说，《创业史》不是作家孤立“创造”出来的，而是作家和时代共同孕育的果实。这并不是抹杀作家的个人劳动，而是说明作家、作品与所处时代之间，存在着一种隐秘而深刻的“互文”关系。
四
《柳青传》封面上书名旁边有一行文字：“柳青和女儿的谈话”，这并非一种不经意的处理，而是表明这部分内容在全书中的重要性。实际上，《柳青传》真正引人注目和细人眼球的，不是记述柳青生平和《创业史》创作及出版经过的内容，而是占不到全书篇幅四分之一的“柳青和女儿的谈话”。正是在这部分内容里，作者才向我们呈现出了一个与文学史上《创业史》的作者迥然相异甚至相反的陌生、另类的柳青形象。
柳青女儿的谈话涉及到历史、政治、文学以及具体政策和对共运史上领袖人物的评价，内容十分丰富。在“未完成的《创业史》的构想”这一节里，柳青说：“邓子恢提出的‘稳步前进’的方针是正确的，是接受了苏联合作化的教训以后提出来的。”邓子曾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小脚女人”是毛泽东针对邓子恢“稳步调整”的“右倾”保守主义政策提出的批评。柳青还在谈到第四部的创作计划时说：“主要内容是批判合作化运动走上路错误的路，我写第四部要看当时的政治环境，如果还是现在这样，我就说得隐蔽些，如果比现在放开些，我就说的明显些。”这段话多少给人一种“投机”的印象，表明柳青对合作化运动的看法已经同他写《创业史》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产生了某种怀疑。后来，柳青直截了当地说：“中国的农业合作化是做了一锅夹生饭。”在“对合作化的长期研究和思考”这一节里，柳青再一次明确指出：“合作化这条路没有取得最后成功，在我们工作的最初阶段就出现了‘左’的错误，以后，不但没有纠正，而是越来越严重，如果方法对，不出这么严重的偏差，可以想象，我们国家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柳青传》495页）
这就不仅仅是对合作运运动中某些具体政策的质疑和批评，而是进行了彻底的否定。
在“关于社会主义民主”这一节里，柳青提出了若干“惊世骇俗”的观点：
“如果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局面在延续五百年或一千年，中国在世界上的情况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它将是发达地区，到不了郑和下西洋，中国人就已经在许多岛上、陆地上繁殖生活起来了。”
他还说：“一种鼓励人们追求新思想的社会政策，和以后总限制人们追求新思想的社会政策，将造成两种相反的历史面貌，不仅仅限于思想领域。于是，在同一个历史时期，甚至于同一种社会制度，由于不同的统治，有些是相反的时代……十九世纪的美国主要靠的是国家扩张和个人发财的世纪，在十九世纪，追求自由思想的大多往法国跑，所以，英国和俄国的古典大师们在法国交了朋友。”
“在当代，人有时候会把自己看得了不起，是绝对权威，任何人不得怀疑，不能异议……只有民主才能结束这种现象，在民主的情况下，任何幼稚的人和凶恶的人，都不能凭借权利胡作非为……”
柳青的这些言论，如果略去出处，很多人大概以为出自某个自由派知识分子之口。
对于熟读过《创业史》的人来说，无论从感情还是理性上，显然都难以接受这样一个“柳青”， 人们甚至要问：如果柳青真的像“柳青和女儿的谈话”中呈现的那样，岂不等于他否定了《创业史》吗？或者说《创业史》中描写的那一切还值得信赖吗？
抑或说，到底是柳青否定了《创业史》，还是《创业史》否定了柳青呢？
刘可凤曾表达过这样的“困惑”：“父亲现在文字表现出来的，与他完整思想和生活经历的全貌那么扭曲，片面，社会历史原因造成他没能留下完整的艺术作品和系统的思想见解。”（《柳青传》476页），所谓“完整的思想”，便集中体现在“柳青和女儿的谈话”之中。
刘可凤曾经对柳青因《创业史》被人视为“极左”而耿耿于怀。因此，她在《柳青传》这本书里所做的，就是把柳青和《创业史》分开，还原一个“真实的柳青”。作为柳青的女儿，这种努力也许无可非议，但实际造成的影响却是，她固然通过亲历的第一手材料，把柳青从《创业史》的巨大“阴影”下解放出来了，但同时也解构了柳青和《创业史》之间的互文关系，颠覆了被文学史固化的柳青形象，从而也颠覆了《创业史》连同其反映的那个时代。
柳青曾经说：
“我写《创业史》，是宣传人们和私有制、私有观念彻底决裂，用共产主义思想，创社会主义大业，我是这样写的，也应该这样要求自己!”
“《创业史》也是我自身的经历，我把自己体验的一部分和我经历过的一部分，都写进去了。生宝的性格，以及他对党、对周围事物、对待各种各样人的态度，就有我自身的写照。”
但现在，我们还能相信柳青说的是真话吗？
柳青百年诞辰之际，某“右翼人士”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柳青百年：一生不敢说真话》。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如何能相信柳青的《创业史》写出了“真实的历史”呢？
柳青和《创业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就像一个连体生命，把任何一方单独肢解出来，都将给另一方造成灭顶之灾。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创业史》，也就没有柳青。离开了《创业史》的“柳青”，还是柳青吗？
五
让我们再次回到电影《柳青》。
郭松民说电影《柳青》把作家柳青塑造成了“中国的托尔斯泰”：
“在‘柳青’的书桌上，一直摆着两张照片，一张就是托尔斯泰的半身像，另一张则是‘柳青’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苏联时，在托尔斯泰的幕前伫立默哀的照片。这两张照片的特写多次出现，每当‘柳青’遇到困难时，就会注视着这两张照片，以获得安慰和力量。”
而在我看来，刘可风的《柳青传》则把柳青塑造成了另一个“顾准”。
像柳青一样，顾准也在民主革命时期义无返顾地追随共产党，经受过革命战争的洗礼，成为了党的高级干部。顾准是中共党内最早反对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主张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的理论家，并因此被划为“右派”，直至“含冤去世”。新时期顾准获得平反，他的一些思想被重新发现，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参照，顾准也因此被自由派视为先驱者，在知识界赢得了一大批忠实的拥囤。
电影《柳青》上映前，曾经请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站台”。张一直是新自由主义的鼓吹者，并同厉以为、吴敬琏等主流经济学家被视为顾准思想的传人。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郭松民所说，电影《柳青》的“主创人员对合作化运动的认知，并没有超越八十年代伤痕文学的水平，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复述了伤痕文学的结论，比如《柳青》对大跃进的表现，就几乎和张艺谋在1994年拍摄的《活着》如出一辙”了。
但问题不在于电影《柳青》在表现“农业合作化”时“也落入了平面化、概念化的窠臼”，而在于其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历史的合理性。相当长时期，乃至在最高领导人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之后的今天，这种认知仍然被视为“政治正确”，以至刘可凤不惜将柳青与《创业史》剥离开来，以迎合这种“政治正确”——这才是应该引起我们思索的地方。
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影《柳青》提出的绝非只是一个理论命题，还是一个现实命题，也不只是一个文学问题，更不只是怎样评价柳青和《创业史》的问题，而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和“前三十年”，以及“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
曾经在“子夜呐喊”公众号看到一篇文章说：
“电影《柳青》的叙事主旨最终承接的是《柳青传》，因而面临着这样的尴尬：站在1978的门槛一方面要为十七年文学的代表人物立碑作传，另一方面要彻底否定人民公社及毛时代后十年，以至于今天民间舆论场的左与右都不买账。因为右要全盘否定的不仅仅是后十年，而是整个七十年；左虽对十七年有批评，但更多是批判地继承，他们才是写出《创业史》的柳青的忠实读者。遗憾的是，电影《柳青》首鼠两端的叙述方式，注定它在价值观和阶级立场上的撕裂，以至于在已经分裂的观众中很难找到一个真正的忠实观众。”
这的确有些尴尬。
尴尬的当然不只是《柳青》的主创人员，甚至也不只是《柳青传》的作者刘可凤女士，而是我们这个时代。
记得好像是葛兰西说过，抓住历史就抓住了现在，抓住现在就抓住了未来。汤因比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站在不同阶级的立场，对事物的认识和判断必然是不同的。对这一点，资产阶级理论家们历来不承认，他们总认为自己拥有对世界的唯一解释权和对历史的唯一审判权（包括文化领导权）。过去是如此，现在依然如此。这或许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千年王国”永续不变的秘密……
2016年夏天，我在拜谒过柳青墓之后，来到附近的山坡上，远眺山脚下那座著名的村庄——皇甫村，眼前一片苍茫。梁生宝、梁山老汉、郭振山、改霞等《创业史》中的人物一一闪过脑际，我仿佛走进了半个多世纪前的蛤蟆滩，隐约看见一个穿着黑棉袄，扎着羊肚白头巾的农民模样的人，倒背着双手，从村道上缓步走来……
“这个人是谁？”
“他是柳青！”
“柳青是谁？”
“……”
“谁的柳青？”
“……”
我回答不上来。
也许，我看见的不是柳青，而只是一个长得像柳青的人？
2021年6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