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代名将，粟裕熟谙《孙子兵法》，经常玩味其中的一段话：“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在长期战争岁月中，粟裕时刻以此自警，并赋予这段话以新的时代意义：根据战场实际情形，有必胜把握的仗，即使远离战场的上级命令不要出击，前线指挥员也应该坚决出击；无取胜把握的仗，即使远离战场的上级命令坚决出击，前线指挥员也应该不要出击。作为指挥员，积极进取不求扬名立万，主动退却敢担抗命之责，确保部队生存第一，捍卫党的根本利益，这才是合格指挥员。事实上，粟裕军旅生涯始终坚持上述原则，成为我军“国宝级”将才。
一、退不避罪，力主撤攻福州，避免红7军团覆灭坚城之下
“进不求名”难，“退不避罪”更难，但粟裕首先做到了“退不避罪”。1934年7月初，红7军团奉命从福建连城地区调回到江西瑞金休整补充。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人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接见了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当面交代任务：由红7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最后到达地域为皖南，要求在1个半月内赶到。中革军委还发出了《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7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对于红7军团的行动计划、完成时间，“训令”规定得很具体：行动计划预定分为三步：第一步，7军团于7月7日晚由江西瑞金出动，进入福建之后，经连城之北，永安东南，尤溪之东，约于7月25日到达闽清以西之闽江地域渡闽江；第二步，渡过闽江后，7军团即以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经由闽浙边境古田、庆元、遂昌三县，向浙西前进，8月中旬应抵达浙江境内杭（州）江（山）铁路之兰溪地域，在红10军的协助下消灭浙赣边境上的敌人；第三步，8月下旬，在浙江及皖南地域，创立广大的游击地区及苏维埃根据地。看完“训令”，粟裕倒吸一口凉气：“将从中御，步步‘圣旨’，这仗怎么打？”
【1935年，粟裕率领突围部队组成挺进师进入浙南地区时的留影】
原来，由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左”倾路线领导人已内部制定了一个中央苏区“大突围”“大撤退”计划，拟定在1934年9月、10月间实施。派红7军团由中央苏区东北方向出击，威胁国民党政府腹心地区，实乃声东击西之计，旨在把“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吸引到中央苏区东北方向，中央红军主力则从中央苏区西南方向实行“大突围”（战略转移）。（《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第1版，第134页）红7军团成立较晚，受领抗日先遣任务时，全军团总共6000多人，其中战斗人员4000多人，非战斗人员约2000人。全军团长短枪不到1300支，一部分轻重机枪，6门迫击炮，许多战士拿的是梭镖！新成份多、非战斗人员多，武器不足，红7军团任务艰巨！1934年7月30日，红7军团离开瑞金，一路斩关夺隘，从闽江下游南岸樟湖坂（镇名）胜利渡过闽江，完全进入白区。这时，按照中共中央“训令”，红7军团应由闽浙边境北上，经浙西去皖南，实现第二步、第三步行动计划。可是，中革军委忽然改变计划！7月31日，电令红7军团东进，占领古田县水口镇（闽江边），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红7军团横渡闽江的时候，军团长寻淮洲坠马负伤，军事指挥重任落到了粟裕身上，眼前的重要一仗就是中革军委电令的袭取福州。8月1日，部队占领水口镇，军团部在水口镇召开“八一”纪念大会，向部队正式宣布：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对内仍称红7军团。8月7日，红7军团抵达福州西北近郊，当晚便发起进攻。福州是福建省会，是东南沿海的大城市，筑有高大的城墙和坚固的工事。红7军团远道而来，对福州驻军兵力和工事情况都不了解，以武器粗劣的数千之众去攻打省会大城市，自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作为下级，粟裕只有服从。7日深夜11时左右，粟裕下令攻击，攻城部队犹如猛虎下山，直扑福州北关外围小北岭一线。由于红7军团不熟悉近迫作业，又缺乏攻城器材，几度强攻都未奏效。8日下午，粟裕指挥红7军团再次向福州外围发动猛攻，仍然无功，部队损失很大。面对严峻的局势，粟裕迅速打定主意：为了保存实力，避免过大伤亡，必须趁夜晚迅速撤出战斗。粟裕深知，撤攻福州是退却之举，不容于“左”倾路线，但他敢于承担风险，反复向中共中央代表曾洪易、军团政委乐少华进言：中革军委的命令是要红7军团“相机袭取福州”，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机”可“相”了！即使不顾一切代价攻进城去，也解决不了城内敌人，权衡轻重，还是以撤退为上！据《粟裕传》记载，“先遣队离开中央苏区以后，行军走什么路线，每天前进多少里程，在什么地方宿营，攻打哪一个城镇，都由中革军委电报遥控指挥，在作战指导和指挥上实行绝对集中，规定得非常具体。例如，中革军委要先遣队每天挺进15公里左右，不要你多走，也不让你少走。”因此，抗命撤攻福州自然要承担巨大风险，因此，他向曾、乐坦诚表示：中央如有追责，愿意承担罪责！最终，曾洪易、乐少华认识到“袭取”福州无望，只好表示同意。于是，粟裕指挥红7军团主动撤出战斗，迅速东进，向闽东游击区转移。当年红7军团老同志都说：若无粟裕同志“退不避罪”，力主撤攻福州，抗日先遣队会全军覆没于福州城下，再无之后的第二步、第三步计划了。正是由于先遣队后来负责同志无“退不避罪”的担当，才导致先遣队兵败怀玉山！
二、退不避罪，力主留在中原打大仗，影响了南线解放战场的整个进程
1947年，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十二月会议，作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正在为此运筹帷幄、调兵遣将。毛泽东特地电召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到陕北参加会议。陈毅虽然未赶上十二月会议，但毛泽东与他当面商定一个重大行动计划：由时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率领华野3个纵队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为此，中共中央决定，由华东野战军主力组建东南野战军，执行南进战略任务，陈毅任东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又兼东南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委。毛泽东、陈毅商定，首先由粟裕率领第1兵团3个纵队于1948年夏季或秋季渡江南进，随后由另外3个纵队组成第3兵团，于1949年春季渡江作战。对此，陈毅赋诗记怀：“小住杨沟一月长，评衡左右费思量。弯弓盘马故不发，只缘擒贼先擒王。北国摧枯势若狂，中原逐鹿更当行。5年胜利今可卜，稳渡长江遣粟郎。”诗中，他对于解放战争5年胜利充满信心，认为“遣粟郎”是要“擒贼先擒王”，直指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粟裕在平汉战役期间留影：左起：粟裕、曾希圣、陈赓】1948年1月22日，粟裕在“不知道中共中央已经作出分兵渡江南进的战略决策”情况下，将他的立足中原地区歼敌战略构想以及相应的建议报告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按照电报地支代月、韵目代日的惯例， 1月22日即“子养”，故称“子养电”。主要意思是，“目前江北（中原，鄂豫陕及豫皖苏）敌我是处在反复的拉锯形势中……建议三军（刘邓、陈谢和我们）在今后一个时期，采取忽集忽分的作战方式，以求能较彻底地歼灭敌人一路。”显然，相对渡江南进，粟裕主张华野主力留在中原地区打大仗，自然是“退”。粟裕主张在中原地区集中兵力打大仗的“子养电”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中共中央经过复议，结果是坚持既定决策。1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发电报给粟裕，要他率领3个纵队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关于渡江南进的时机、地点和方法，提出3个方案，认为各有利弊，请他“熟筹见复”。此电强调指出，采取这个战略行动意义重大：“你率3纵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你们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行军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粟裕绞尽脑汁：究竟采取何种战略行动，才能确有把握地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扭转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粟裕对此进行反复深入的思考。经过3天的缜密思考，他决定“退不避罪”，写出一份长达2000字的电报，于1月31日上报中央军委。在这份电报里，粟裕在提出渡江南进时机、地点和方法的方案同时，重申他在“子养电”中的观点和建议：“于最近时期，将三个野战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要有突然性）的战法，于三个地区辗转寻机歼敌，是可能于短期内取得较大胜利的。”一句话，反对南进，坚持“退”守中原打大仗。接到粟裕的电报，毛泽东特意把原定于2月1日动身返部的陈毅留下来一起研究。研究的结果，仍然坚持由粟裕率领3个纵队渡江南进的决策。2月1日午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的复电，指令他们休整1个半月，3月下旬出动。后来，情况发生变化，中央军委又将渡江作战时间调整到5月15日以后。根据中央军委指令，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3个纵队编组为东南野战军第1兵团，粟裕兼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渡江准备紧锣密鼓地展开。总之，用张震的话来说，当时已是“万事俱备，只待渡江”了。然而，粟裕并未停止他的探索和研究：从战争全局和中原实际来看，是分兵渡江作战有利，还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有利？权衡两种方案的利弊得失，粟裕始终认为，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更有利于迅速改变中原战局，进一步发展战略进攻。要不要向中央军委再次提出自己的意见，粟裕开始是有顾虑的，担心自己看问题有局限性，对如此重大的战略决策提出不同看法，会不会干扰统帅部的决心。为了做到确有把握，他两次向陈毅详细汇报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对“稳渡长江遣粟郎”充满信心的陈毅大感意外，迟疑地说了一句：“中央要你过江，你不过江？”但是，他最终同意粟裕把自己的意见报告中央。1948年4月18日，粟裕再次“斗胆直陈”“退不避罪”，向中央军委建议，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而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在电报最后，粟裕特别声明：“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松懈。”粟裕关于发展战略进攻、改变中原战局的三次建议，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48年4月2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的电报，请他们到中央工委开会，“商量行动问题”。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城南庄举行。会议第一天，五大书记一起听取了粟裕的汇报。粟裕着重汇报了3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的方案，详细说明了提出这个方案的依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听了粟裕的汇报，当即研究决定，在既定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下，同意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暂缓渡江南进，留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构成了以后淮海战役设想的最初蓝图”。“这是对重大战略决策所作的关键性的变动。它对此后南线作战的整个过程，包括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第一线高级指挥员的粟裕，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敢于实事求是地大胆地对中央重大战略行动部署提出不同意见，是难能可贵的。”（《毛泽东传》）粟裕“退不避罪”，毛泽东不但没有怪罪，反而虚怀若谷，所以粟裕感慨地说过：“党中央领导同志这种处处从实际情况出发，十分重视前线指挥员意见的领导作风，使我深受教育和感动。”对于粟裕的“退不避罪”，《粟裕传》赞不绝口：“显然，没有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没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没有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没有置个人得失于度外的坚强党性，是不可能作出这种在一般人看来是超越常规的决断的。”1948年6、7月间，根据自己留在中原打大仗的设想，粟裕迅速发起了豫东战役。
三、进不求名，豫东战役坚持继续作战，淮海战场推荐陈刘统一指挥
1948年6月17日至22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指挥所部只用5个昼夜，就攻克河南省会开封，取得豫东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在第一阶段即将结束的时候，要不要按照预定计划打第二仗，即围歼周围援敌一部，发生了不同意见的讨论。6月21日，刘伯承、陈毅（时调中原野战军工作）、邓小平致电中央军委，提出拟先休整一段时期，待机歼敌。6月22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告粟裕、陈士榘、唐亮的电报：“目前打很大规模的歼灭战，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故须避免”；要求刘陈邓、粟陈唐两大集团分开行动时“每次歼敌以不超过一个整编师为限度”，集中行动时“一次歼敌以不超过两个整编师为限度”。在华东野战军前指内部，也有人认为部队打得太疲劳了，应当转入休整，不宜再打第二仗。显然，如果就此罢手，上下左右都会满意。（《粟裕传》）这时，粟裕力排众议，主张继续进攻：这一仗不仅是扭转中原战局的关键一战，而且是对我们的战略决策的实践检验，必须争取全胜。时值盛夏，天气酷热，部队连续作战，确实很疲劳，下决心时必须充分考虑这种情况。但是，当时战机已经出现。为了战争全局的利益，必须发扬我军连续作战、敢打硬仗、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坚持按照预定作战计划，集中优势兵力，寻歼多路援敌（邱清泉兵团、吴绍周兵团、区寿年兵团、黄百韬兵团、胡琏兵团）于运动之中，首歼“和我军作战较少经验”的区寿年兵团。粟裕起草好电报，首先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请同意的同志签名。电报立即发出，时间是6月24日19时。这次，面对众多主张守成（本质是“退”）者，粟裕力排众议，进不求名，顶着一些同志的不满与埋怨，坚持续攻援敌。第二天，中央军委复电同意，认为“部署甚好”。26日，中央军委针对“似嫌歼击企图太多太大”的意见，进一步指出：在此情形下，粟裕部署在睢县、杞县、通许一线歼敌“是很适当的”。《粟裕传》评价：“在强敌多路进逼的形势下，作出这样的决策，不仅需要智慧，而且需要胆略。对于这一点，中原野战军几位领导人有过评论。陈毅说：‘粟裕同志浑身是胆！’”最终，粟裕寻得战机，全歼区寿年兵团，重创黄百韬兵团。1948年9月24日，粟裕建议中央军委发起淮海战役，得到中央军委批准，这一战役遂成为解放战场的南线决战。10月下旬，陈毅、邓小平指挥的中原野战军先后攻克郑州、开封，进至徐州、蚌埠地区，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粟裕分析战场态势，预见到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将由战略上配合作战发展为战役上协同作战，战役的规模也比原来设想的要大。形势要求，必须建立统一的指挥体制，才能统一作战指导思想，协调作战行动，最大限度地发挥两大野战军的整体威力。为此，他向中央军委建议，由已经到达郑州前线的陈毅、邓小平（刘伯承尚在豫西）统一指挥淮海战役。10月31日，粟裕发电报给中央军委、陈邓、华东局、中原局，表示遵令于11月8日晚发起淮海战役，同时建议：“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
【1948年，粟裕主持研究淮海作战方案。右起：陈士榘、张震、粟裕】
南线战场决战在即，能统一指挥此战，必将名垂青史。粟裕提议发起这一进攻作战，但却“进不求名”！11月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复电指示：“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就这样，淮海战役的统一指挥问题，在不到3天的时间内，就顺利解决了。“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士认为，粟裕的建议帮助中央军委解决了当时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初期参加淮海战役的部队，有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15个纵队、暂归粟裕指挥的中野第11纵队共16个纵队，陈毅、邓小平率领的中原野战军4个纵队。中原野战军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按照惯例，在一次战役中，几支部队联合作战，一般是主要方向上的指挥员指挥次要方向上的指挥员，先打响的部队指挥员指挥后打响的部队指挥员，兵员多的指挥员指挥兵员少的指挥员。在中央军委尚未作出由谁统一指挥的决定以前，粟裕主动提出由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的建议，对于顺利解决南线决战的指挥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再次表现了他大公无私、进不求名的高尚品德。”（《粟裕传》）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党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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