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宇：七十年，我们的家国世界（下）

点击：作者：江宇来源：昆仑策网【授权】发布时间:2019-12-23 09:42:21

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江宇

【编者按】新中国的七十年，深刻改变了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命运，深刻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深刻影响了世界的面貌。新中国七十年，我们每个人的家史、国史和世界史是相通的。中国的发展，既影响着每个普通人的生活，也构成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本文根据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江宇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39讲的现场发言整理，内容已经本人审定。全文共约1.6万字，分上下两篇，本期推出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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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国道路新在哪里？

刚才我们回顾了二战以来中国和世界的同频共振的关系。

第一个30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黄金时代，我们抓住机遇，实现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第二个30年，在资本主义遇到困难，需要全球化缓解危机的时候，我们适时对外开放，加入了全球化，不仅利用这个过程充分发展了自己，走完了西方两百多年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而且坚持了独立自主，坚持了自己的制度优势。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走出来一条新的道路。

这条新的道路，回答了四个人类历史上的难题：

第一，回答了“李约瑟之问”：中国能启动现代化吗？

李约瑟研究经济史和科技史，他说，清朝的时候，中国不比欧洲差，为什么那个时候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来源于杰弗里·萨克斯提出来的贫困国家的“八大陷阱”，杰弗里·萨克斯就是当年苏联“休克疗法”的发明者。

哪些陷阱呢？贫困陷阱，即发展中国家越穷就越会穷下去，因为越穷就越要把尽可能多的资源用来吃，就没有可能去集中资源来投资、来改变贫穷的命运。其他还包括文化障碍，创新障碍，政府失灵或者被利益集团所俘获等陷阱。

而中国通过社会革命超越贫困陷阱；通过组织超越政府失灵；通过建设新文化超越文化障碍；通过独立自主超越全球化陷阱；通过促进人的发展超越人口陷阱。所以，回答了李约瑟的问题，一句话就是靠中国共产党的制度优势破解了其他穷国和旧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陷阱。

第二，回答了“毛泽东之问”：中国会被开除地球球籍吗？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说，中国那么大，有那么多人口和资源，社会主义制度又有优越性，如果再过五六十年还不能赶上美国，就要开除你的地球球籍。现在来看，毛主席可以放心了。

按照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还没有超过美国，但是按预测，可以在十年左右的时间赶上美国。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即货币实际的购买力来计算，我们现在已经超过美国和欧盟了。当然，这仅仅是总量，按人均收入中国还在世界排名60名左右。

第三，回答了“中等收入陷阱之问”：中国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

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再进一步发展的难度就会增大，大量国家出现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跌倒在现代化的门槛上。那么，中国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了，我们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吗？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什么宿命，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资本主义陷阱。所有陷入中等收入的国家都是处在资本主义体系边缘的国家，这是由西方大国主导的全球秩序所决定的。

在这种全球秩序下，首先，“边缘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往往不是自发演化出来的，而是在殖民地条件下由外部强加的。这些国家往往没有经过彻底的社会革命，封建制度的约束并没有完全打破。其次，“边缘国家”既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必然要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从而很难独立自主建立完整的经济体系，因为国际垄断资本不允许。在政治上，这些国家往往在现代化还没有实现时就引进了西方的竞争性选举民主，导致社会的撕裂和对立。中国的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摆脱依附与危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回答了“马克思之问”：中国能跨越“卡夫丁峡谷”吗？

1881年2月16日，俄国社会主义活动家查苏利奇女士致信马克思，询问俄国能否从原始的公有制社会不经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经过长期思考，四易其稿，写了正式写的回信。他说：（五种社会形态依序演进）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局限于欧洲各国。在“资本论”中所做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东方国家从封建社会跨越资本主义社会的阵痛，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国的实践，回答了马克思当年关注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

为什么中国能够跨越“卡夫丁峡谷”呢？这是不是同《资本论》里所说的只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充分暴露才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相矛盾呢？

不是的。

理由如下：第一，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形成之后，落后国家已经不可能完全沿着西方道路走向现代化，跨越“卡夫丁峡谷”成为必然的选择。第二，中国证明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可以兼容的，不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同样能够实现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第三，在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影响了世界每一个角度，落后国家并不需要经历资本主义阶段的完整发展，也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从而产生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自觉。第四，在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也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增长。落后国家不仅可以直接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现成的经济技术发展成果，同时也可以借鉴资本主义国家治理市场失灵、约束资本的经验。

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对中国寄于厚望。他们写道：“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他们当时为未来的中国取好了名字，叫中华共和国，我们又加了两个字，最终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一个角度来总结，我们中国这套制度到底有哪些特点让我们自信呢？这种自信到底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我认为有五个方面。

第一，在思想方法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文化非常强调辩证法和实践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从实践到理论、从理论到实践”“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我们的文化里面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所以中国人从来不相信“宿命论”，从来不相信穷国就一定穷下去、穷人一定穷下去，而是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能够改变世界。这样实践的理性和其他一些文化相比是有优越性的。

辩证唯物主义也是一个正确的方法论，大家可以回顾一下，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在具体的政策上发生过多大的变化？这面的极端、那面的极端都实验过，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没有“翻车”，最重要的是我们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能够不断地随着时间的变化来调整政策，不断找到新的办法。也就是说，我们追求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这个相对于一些被既有的教条所束缚的理念和国家来说，也是一大优势。

举一个例子，贵州省提出“五步工作法”，我补充了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政策设计-工作部署-干部培训-督查督导-追责问责”，我们所有成功的决策都是要经过调查研究然后设计出来政策，然后对干部进行培训，然后再督察督导、问责和追责。这就是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为什么我们的制度可以做到这一条呢？因为我们是知行合一、议行合一的，党既要做理论工作，又要做实际工作。所有的执政者和执政团队都要学理论，所以我们随时能够随着变化来发现问题和调整我们的政策。

第二，在经济制度上，既充分利用市场和资本，又驾驭和约束市场和资本。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探索，形成了一条不同于苏联、不同于西方的道路，那就是既充分利用资本和市场，又利用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约束资本和市场，让资本和市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这种模式，既不同于苏联的消灭市场，也不同于西方国家让资本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而是从人类历史在当前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出发，既充分发挥市场和资本的作用，又把这匹烈马带上辔头，不允许市场的作用无限膨胀，不允许资本对社会的支配权力无限扩大。

第三，在发展目标上，以人民为中心。

中国在还是一个低收入国家的时候，就覆盖了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正因为建立了这样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在经济还没有大发展的时候，人类自身的发展就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王绍光老师做过相关研究，与全球的国家相比，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这样的特点：人类发展指数比经济发展水平的排名要更领先。所以这就避免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在国际关系上，坚持正确义利观，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做到了中国古人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即独立自主地参与全球化，有序自主地对外开放，在开放中坚守国家安全和产业安全的底线；达则兼济天下，则是努力维护全球公平正义，支援比中国更加落后的国家，通过维护全球公平正义为自己争取发展的正当权益。这是中华民族兼济天下的传统哲学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应用。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是一致的，因为中国本身是发展中大国，维护全球公平正义就是为自己争取公平的发展权益。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

我们党把人民组织起来，把“群氓”变成了“群众”，我们党既是群众的领导同时也是群众的学生，也就是说党和人民有共同的目标。这就超越了西方国家常见的阶级对立和民粹主义。有的国家是政治的力量过度倾向于强势的集团，有的国家民主制度迁就民众一些不合理的需要、甚至是极端的需要，导致了制度的碎片化。而我们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同时能够解决这两个极端的问题。

所以，中国超越了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超越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超越苏联表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延长产业链提供了市场。苏联之所以难以从重工业优先的结构中摆脱出来，是因为它缺乏一个广阔的外部市场和中下游市场。中国还从政治上解决了苏联的阶级固化和干部的腐败、党的腐败和自我革命的问题。

1945年，黄炎培与毛泽东在杨家岭的窑洞中有过一次著名对话，黄炎培感慨：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图｜china.com

黄炎培曾经问毛泽东，能不能真正跳出周期率？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跳出了周期率。十九届四中全会要讨论建设治理现代化的国家，就是要回答这一个问题：跳出周期率之后，如何固定化、法制化，使之成为长治久安的制度，开辟我们人民共和国长治久安的历史。

五

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最后，21世纪中国道路有没有世界意义？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新中国的第一个时代，即改革开放前，我们证明了我们也能建成社会主义，并且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摆脱贫困和依附。第二个时代就是改革开放，我们证明了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能够取得和资本主义同样的发展成就，而且比它还要快一点。第三个阶段，2012年开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我们将要回答的问题就是证明社会主义能更好地解决今天资本主义还没有解决的问题。简单的说，第一个时代，我们也行；第二个时代，你们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第三个时代，你们做不到的我们还能做到。

为什么中国可以有这样的信心呢？有两个理由。第一，从国内来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凝聚新的增长动力。第二，从国际上来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实现全球的再平衡。当然我们在这里讲的社会主义不一定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者很完整和规范的社会主义，这里可以泛指一切带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为什么社会主义才能凝聚经济增长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讲了一段话：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话。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概念。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为了价值而生产，即为了资本的增殖而生产，而社会主义的生产是为了真实需要而生产。所以，反观今天社会上我们面临的这些问题：金融化、产能过剩、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的商业化，从本质上说都是为了过度追逐利润而损害了事物本身为社会需要的作用，包括现在的环境污染，其实也是类似的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讲，房子是用来住的，医院是用来看病的，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这些问题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够更好地解决。

下一阶段，要恢复经济发展动力，一定要超越过去的经验和做法，更多地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推动经济增长。

动力之一：占据世界经济技术制高点。加大对基础性科研的投入；整合创新资源，促进官产学研用的结合；再造一支高素质的工人阶级。

动力之二：扩大基础性、战略性发展短板的投资。投资下降的根本原因是一般竞争性领域的投资饱和，而基础产业投资不足。基础产业一般是指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外部性和外溢效应强的产业。例如，尖端科技、能源保障、生态环境建设、国土整治、人力资本积累、国防军工、宇宙开发、重大疾病治疗等方面，应当集中资源加强这些领域的公共性投资。

动力之三：以共同富裕促进消费升级。当前，高收入群体有超强购买能力，但无法在国内满足，导致消费能力外流；中产阶级虽然有一定的消费能力，但是在收入分化的格局下，中产阶级处于经济上脆弱的状态，特别是大部分收入都被过高的住房、医疗和教育所吸收；低收入群体还有大量的基本需要尚未满足，但他们收入增长慢，购买力有限。

动力之四：扩大公共产品提供。提高医疗、教育的公平性、降低成本、提高质量，降低居民生活成本；特别是不能用商业化、市场化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否则不仅会给老百姓带来沉重负担，而且会窒息经济增长的活力。

动力之五：更好地构建国企和民企协作的格局。美国19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产能过剩、恶性竞争后，出现了第一轮产业重组，形成了钢铁大王、石油大王、铁路大王。当前产业集中度过低是导致我国实体经济困难的基础性原因，我国煤炭行业是世界五大产煤国最低的，产量最大的4家企业占全国产量17.6%，而美国为67%、澳大利亚为57%、俄罗斯为96%、印度前两家为82%，其他几乎每一个行业的产业集中度均低于美国。应当发挥国有企业作用打造战略性先导产业，构建国企和民企协作的格局。

从国际上来说，今天的世界还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世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不公平的现象？根源是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造成了“中心-边缘”国家两极分化的格局。当年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说过：“英国逐渐由工业国变成债权国……利息、股息、投机方面的收入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相对意义越来越大了”“帝国主义加强了民族压迫，输入的资本加深了各种矛盾，引起了…愈来愈强烈的反抗。”

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也明确说过：“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可能就没有出路”。

为什么今日的西方会陷入债务的陷阱和金融的泡沫，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有资源和市场，但是没有办法启动现代化？根源就是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秩序。而中国的文化有兼济天下的传统，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中国有条件把当年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念得到更好的发展和实现。

在反思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士把眼光投向社会主义。

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韦贝尔说，2008年爆发的全球危机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即金融投机、金融信贷泡沫的膨胀、‘虚拟资本’都是相当危险的。

美国学者大卫·莱伯曼说，社会上1%的人掌握了经济和政治权利导致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发生危机（失业及住房、医疗保险、教育、老人保健等方面的问题），是危机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