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尼克松的信中，有两句话可以说是中美两国相处的经验性总结。一句是：“你深信你们的制度，我也同样深信我们的制度。”另一句是：“如果要使世界得到和平，中美友谊和合作是不可缺少的”。归纳起来，不难理解：既然各自国家对自己的制度都有自信，那就各自按照自己的道路发展，一个国家没有必要也不要对另一个国家的内部的事情指手画脚。而应当在外交上和平共处，在经济上平等互利，合作共进。特别是一个已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另一个是潜在的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如果相互敌对，不但对两国没有好处，而且肯定会殃及整个世界。

“在毛泽东制定的国际战略思想和对外工作方针的指引下，党领导人民逐步冲破西方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孤立、遏制、包围和威胁，有效地维护了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安全。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于1971年10月得到恢复。毛泽东还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到197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经有113个，这包括了当时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西方对中国封锁禁运的局面开始被突破。这些都为后来中国逐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见该书第641页）

“没有毛泽东的这一招，哪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见该书第131页）

“没有中苏交恶，就没有中美接近，没有中美接近，就没有改革开放，一环扣一环。”（见该书第184页）

眼见为实。尼克松访华一周，更加坚定了这个认识。他不是没有觉察到当时中国人民的生活物质的匮乏，市场也并不是那么繁荣。但是，尼克松感受最深的是这个国家的制度对动员人民、组织人民的巨大能力。特别是当他发现一夜之间，为了他们参观长城，老百姓把北京市和通往长城的路上的大雪都清扫干净时，（感到）

“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它表现出中国人的整体性、纪律、献身精神和巨大潜力，这是决不能低估的，他甚至联想到，‘今后几十年内要搞好同中国的关系，否则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强大敌人。’”（陈敦德：《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昆仑出版社1988年9月第308页-309页）

“亨利（指基辛格——笔者注）的警告无比正确，随着岁月的推移，不仅我们而且我国人民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才能同中国人民巨大的能力、干劲和纪律性相匹配。”（同上书第309页）

“使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们于1972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建立的新关系仍在持续。正如你所十分了解的，在其他国家，甚至在美国，都有一些人曾竭力反对我去北京，他们甚至在今天还在继续尽一切可能来破坏我们在1972年开创的新关系。但正如当我们在你家里会晤时你所说的，历史使我们二人走到一起来了。虽然我已不任公职，但我仍将尽一切可能使我们两个国家今后不会被拆散。诚然，我们的政治制度是不同的。你深信你们的制度，我也同样深信我们的制度。但是，不管我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可能把我们拆散的分歧，它们比之使我们走到一起来的共同的安全方面的利益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了。中美两国人民极有必要共同致力于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和争取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这一点压倒了我们在哲学上的任何分歧。如果要使世界得到和平，中美友谊和合作是不可缺少的，尽管我们在一些问题上可能存在分歧。如果我们变成了敌人，或者允许一堵曾经把我们分开了那么多年的墙重新建造起来，那将是历史的大悲剧之一。中美两国人民都会为战争和潜在的破坏付出最后的代价。因此，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让任何在重要的、但基本上是边缘性的问题上的分歧，或潜在的侵略国家的活动，把我们拆开。”（《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631页）

“光荣地结束朝鲜战争，寻求体面的世界和平，就必须是新政府第一位的、紧迫的和毫不动摇的目标。”

“你是不是在阅读一张大中华的脸？”

“40年中美关系发展演变的最大启示就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尽管今天国际形势和中美两国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条重要的启示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过时。中美两国如果能管控分歧，聚焦合作，不仅是中美之福，也是世界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