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巨匠王船山先生诞辰400周年，王船山的家乡衡阳为其树立铜像，全国各地也以各种形式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家。 

一

王船山生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明末。青年时期，他立志报效的明王朝轰然坍塌。先是甲申之变，后是满清入关，整个北方遭遇巨大的混乱。为恢复明政权，王船山四处联络，举兵起义，但却屡屡遭遇挫折，散流南方的明朝各股宗族势力为了一己之私勾心斗角，相互攻讦，根本没有恢复明王朝的抱负和能力，这一切令王船山失望透顶。他经过深刻反思，得出“天下非一姓之私”的宏论。挽救明王朝的努力遭遇失败后，王船山立下更宏大的志愿--为中华民族点燃救亡图存、自强复兴的思想火炬。在这个信念的支持下，王船山写下了八百多万字的著作，包括《读通鉴论》、《黄书》、《宋论》、《周易外传》、《尚书引义》、《永历实录》、《春秋世论》、《噩梦》等书，涵盖了历史研究、哲学研究、诗词文学研究、易学研究等诸多领域。 

二

王船山是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集大成者。王船山在他所处的时代，把朴素唯物主义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其成果是那个时代的一座哲学高峰。王船山为何能够在那个时代把朴素唯物主义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呢？这跟他所处的历史时代是紧密相关的。清兵入关以后，激烈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当时的豪族大地主，除了少数也参加了民族抗争以外，大部分都投降了清朝统治集团，企图与清朝统治集团勾结起来，共同压迫包括汉族人民在内的绝大部分民族同胞。农民与工商业者、中小地主成为民族抗争与反阶级压迫的主力军，他们与清朝统治集团、投降的大地主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农民、工商业者和中小地主阶层的思想代表，面对着救亡图存的残酷现实，不得不放弃唯心论的幻想，而选择实事求是的唯物论。这场反对清朝统治集团和投降的大地主的斗争是正义的。这场斗争后来虽然失败了，但迫使清朝统治集团不得不减轻对人民的剥削，以图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王船山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正是在这场伟大的民族和阶级的历史斗争中成熟的。

王船山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有深刻而丰富的内涵，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星照亮了历史的夜空，极大地拓展了人们认识世界的境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动性。王船山认为客观世界是独立于人的主观认识而存在的，人的主观认识来自于人与客观世界的交互，即实践的过程。所以，他说：“目所不见，非无色也。耳所不闻，非无声也。言所不通，非无义也。故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有其不知者存，则既知有之矣，是知也。”所以，他认为唯心主义的“万法唯识”、“三界唯心”、“心学”等谬论妄想着客观世界因为认识而存在，妄想着认识是万能和永恒的，这其实就是掩耳盗铃、自相矛盾。在王船山的唯物主义思想中，只有客观世界才是永恒的，它从不因为人的认识与否而改变其存在的本质。

三

王船山的思想和史学著作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值得我们认真辩证地研究，从中汲取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文化营养。

王船山的思想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内核。通观王船山的著作，贯穿其中的核心思想就是爱国主义。他生于国之将破的危局，长于民族沦陷的乱世，所以，他对坚持爱国主义有着无比深刻的思考和亟于实践的原动力。早年，他积极参与反清复明的民族救亡革命，连遭失败之后，他并未颓废，反而着力于更高境界的行动--为民族救亡图存带来思想文化上的革命，同时也为民族自强复兴绘写出一副磅礴蓝图。所以，他在《黄书》上说：“岁德在丙，火运宣也；斗建维辰，春气全也；文明以应，窃承天也。太原之系，世胄绵也；为汉大行，忠效捐也；悲懑穷愁，退论旃也；明明我后，逖播迁也；俟之方将，须永年也。”

对民族的热爱是支撑王船山不断思考和著作的强大动力，即便处在“饥寒交迫，生死当前”的极端困难中，他依然“秉孤灯”，“力疾而纂注”。终其一生，王船山对国家充满着浓浓的感情，他对中华民族辉煌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伟大的创造力无比自信，他说：“中国财足自亿也，兵足自强也，智足自名也。”正是由于这份对中华民族的热爱，王船山对汉朝以来的儒家价值体系进行了全新的定义。他创造性地提出“不以天下私一人”、“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天下夷夏之通义”的爱国主义观，即爱国就应该忠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而非“私天下”的某个封建朝代，这显然与一千多年以来的封建王朝要求天下忠于皇帝的“私一人”爱国标准迥然相异。这一爱国主义观在封建压迫登峰造极的明清时期如同惊天巨雷，划破黑暗的夜空。同时，他认为，坚持空洞泛化的“仁、义、忠、恕”对民族自强复兴毫无意义，只有把这些价值观放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上予以认识和实践，才具有凝心聚力的作用。

王船山的爱国主义思想，对于新时代的中国有着极强的现实意涵。今天的中国，各种思潮和价值观交汇激荡，众说纷纭，如何正确辨析和抵制其中的有害思潮和价值观，坚持爱国主义是无疑是正确途径。所以，我们面对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肩负着实现强国复兴的伟大中国梦的历史责任，只有坚持和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使整个国家和民族众志成城，共同奋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样才能汇集实现伟大梦想的强大合力。

王船山的思想具有深厚的现实主义底蕴。王船山对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进行了鲜明系统的批判，必须指出，这种批判绝非仅仅是思想文化上一般意义的交锋，它还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王船山认为，从庄子开始，到朱程理学和陆王心学，唯心主义越来越严重地影响和侵蚀着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中华民族自两晋以来在外族的残酷侵凌中备尝屈辱，主要是因为唯心主义思想侵蚀了国家的肌体，形而上学、务虚空谈的风气四处弥漫。因而他有这样的历史责任，必须对包括先秦的“天命论”、西汉的“天人感应”、唐代的“道统说”、宋朝的“程朱理学”、明朝的“陆王心学”以及禅宗等唯心主义谬误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所以，王船山首先无情地批判了模糊民族意识、消蚀斗争勇气的佛教思想，然后清算了陶醉于主观幻想而逃避客观实际的陆王唯心论，最后检讨了令人沉溺于机械教条而严重脱离社会实践的程朱唯心论。王船山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唤醒经历亡国惨痛、深受残酷压迫的同胞们，掌握唯物论的坚强武器，为民族的生存和复兴而奋斗。

王船山对唯心论的全面批判代表着当时的农民、中小地主和小工商业者为了民族救亡而进行的思想准备，这实际上对推动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和承接更先进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天的中国，同样面临唯心主义——食洋不化和食古不化的两种教条主义的危害。它们要么主张完全照搬西方制度、理论、道路，要么完全恢复古代那一套儒家政治价值体系。此上两种教条主义都是形而上学哲学观和唯心主义的产物，对我们坚持的“四个自信”是有害的，其目的就是使我们囿于空谈误国的窠臼中难以前进，陷入邪路、老路的沼泽中无法自拔。因此，我们必须拿起辩证唯物主义的强大武器，敢于同两种教条主义斗争，勇于和精于批判其理论、制度、实践中的危害，坚定我们的信念，不忘初心，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向“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奋勇前进。

王船山的思想具有鲜明的实事求是品质。王船山在坚持客观世界是第一位的基础上，又坚定地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即应该通过“知行合一”来改变客观世界。王船山首先对“知行合一”进行了正确的定义，批判了先秦、朱程、陆王等唯心主义思想家坚持的“知”先于“行”的错误认识论。王船山认为“行”是人们在客观世界中所进行的实践，这是建立“知”的基础，属于第一位；而“知”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它来源于实践--“行”，因此，“知”不能脱离“行”而超然存在，它属于第二位。所以，他说：“知非先，行非后，行有余力而求知”，故“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同时，知与行能互相促进，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然后，王船山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他说：“闻见之知，不如心之所喻；心之所喻，不如身之所亲行焉。”与其空思妄想，坐而论道，脱离现实，不如“力行而后知之真”，主动通过实践来获得改造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认识。王船山所强调的这个“知之真”就是人们需要通过实践去求得的规律性认识，而非仅仅通过自己的主观臆想就可以建立的。这个“知之真”的探索和建立过程，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的实事求是，这是王船山对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重大贡献。

中国进入新时代后，中华民族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新时代意味着新机遇，也面临着新挑战、新矛盾。学习王船山思想中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品质，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斗争实践，找出时代的内在规律，充分研判各种主客观因素，准确地把握主次要矛盾以及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继而抓住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十分有益的。习近平指出：“坚持实事求是，最基础的工作在于搞清楚‘实事’，就是了解实际、掌握实情。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不断对实际情况作深入系统而不是粗枝大叶的调查研究，使思想、行动、决策符合客观实际。”实事求是是中华文明赖以长期延续的思想品质，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斗争中需要它，中华民族自强复兴的伟大征程中我们更需要它。

王船山的思想具有伟大的斗争精神。王船山反对虚幻的宿命论。他认为，人的生死、贫富不是上天所定，而是可以通过后天奋斗来改变的。王船山还认为那些唯心主义者臆想的“天命”并不是人们“穷富生死”和国家“治乱存亡”的主宰者，劝告人们不要听信“天命”的支配，不要任凭“命运”的摆布，而是要勇敢地进行斗争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切忌空谈误国。船山先生在《黄书》说：“休养厉精，士佻粟积，取威万方，濯秦愚，刷宋耻，此以保延千祀，博衣弁带、仁育义植之士甿，足以固其族类而无忧矣。”在外辱侵凌下，民族命运处于低潮中，王船山的思想如同熊熊燃烧的火炬，给予整个民族以顽强斗争的信心和勇气，照亮了民族救亡和国家自强的奋进之路。

从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历史看，斗争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永不言败的精神。无论是在救亡图存的民族革命实践中 ，到自强复兴的民族文化构建中，王船山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始终坚持生命不息，斗争不止，“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既是他的自勉，也是他的真实写照。所以，王船山是中华民族斗争精神的一位杰出楷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场伟大社会革命，要求我们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克难攻坚、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我们要学习王船山思想中的斗争精神，从他的唯物论中汲取精神营养，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牢牢地把握住工作的主动权，夺取伟大斗争的胜利。

四

王船山先生的思想得到国内外革命领袖、政治家、思想家的高度肯定。毛泽东主席对王船山的思想和哲学成就给予过高度评价，他曾经说过：“西方有黑格尔，中国有王船山。”他还先后两次为“船山学社”题词。习近平总书记十分推崇王船山的思想和史学成就，称赞他是“具有深刻历史影响力的思想家”，并多次引用船山先生的语录，比如，在2016年12月31日的新年贺词中，总书记就引用了王船山的“新故相推，日生不滞”。晚清政治家曾国藩评价王船山为“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于悔。”章太炎先生评价“船山学说为民族光复之源，近代倡义诸公，皆闻风而起者，水源木本，瑞在于斯。”前苏联人弗.格.布洛夫评价王船山的学说“是中世纪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他是真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尽管所处历史阶段的局限性，王船山的唯物主义思想中存在唯心主义的成分，还达不到辩证唯物主义的境界，但这丝毫不妨碍他的思想成就在中国及世界哲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

五

王船山后半生穷困潦倒，清朝政府多次派官员来招揽他，并许以高官厚禄，他都拒绝了，并作诗明志：“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如今，这两句诗已经作为对联被篆刻在王船山故居——湘西草堂的门阑上，仿佛在向每一个参观者传递着这位先贤一生坚守的爱国主义信念。

三百多年前，湘西草堂的孤灯伴随着研读和著作中的思想巨匠直到他生命的结束，而他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充沛“燃料”的爱国主义思想火炬，却仍然在熊熊燃烧，而且炽然燎原。

（作者系宏国智库理事长，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人民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