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当你了解中国的历史在过去四分之一的世纪中所经过的那种突出的孕育过程的时候,这个问题才能得到答复。这一孕育的合法产儿显然就是现在这支红军。”
这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通过在西北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和真情实感,对中国红军作出的真切描述。7月24日,真实再现这段历史的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红星照耀中国》,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全国首映礼。
1937年,一本配有大量现场照片的书籍——《红星照耀中国》在美国、英国出版,销量立即达到创纪录的数十万本,产生了震动性的新闻效果。通过斯诺的笔,西方世界第一次了解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貌:这是一个深得民心、充满活力、前景无限的政党;第一次知道了苦难的中国还有一支英勇战斗的工农红军,并刚刚进行过万里长征。斯诺,一位至死都宣称“我热爱中国”的国际友人,让世界认识了红军和陕北。
1928年,年仅23岁的斯诺带上一部旧柯达相机,作为临时船员,踏上寻找“东方魅力”的冒险之旅。他到达上海,投奔校友密勒,随后便开始了他的在华记者生涯。
斯诺来华后,采访了满身香水味的国民党要人孙科。孙科用流利的英语对他吹嘘,国家已统一并进入正轨。可1929年斯诺到绥远采访,却看到了夺去几百万人生命的大饥荒,目睹了成群的老鼠在战场咬啃无人管的伤兵。他震惊地看到,两个乞丐为了争剩饭,一个竟把另一个活活掐死,旁边穿绸缎的阔汉还得意地狂笑。就此他懂得了中国为什么正出现革命,并开始理解政府辱骂的“赤匪”,同时考虑留下来帮助这里的人民。这位原打算只在中国逗留6个星期的年轻人,结果在中国一呆就是13年。
1933年,斯诺来到北平。在中国的几年里,他耳闻了许多关于“红色中国”的说法,可始终不明白的是:中国共产党既然是“南京政府”所说的“流寇”,为什么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参加红军呢?他强烈希望能采访被“围剿”的红军,把那里的真实情况揭示出来,公布于世,让人们更多地了解红军,了解陕北,了解共产党。
1936年6月,在董健吾护送下,斯诺与美国医生马海德到达西安,再由张学良让东北军掩护进入陕北苏区的中心保安县城。当时的斯诺无疑是忐忑的,因为此行他除了一封给当时的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介绍信外,没有任何可以让他放心的东西,他对于自己即将经历的事情,一无所知。不过,在当时的局势下,他认为为了探明事情的真相:“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这些问题的答案还是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
进入由几百眼破窑洞构成的荒凉小城保安,斯诺遇到一个留着浓密胡子又消瘦的红军将领,用英语对他说:
“我叫周恩来,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没有关系。任何一个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
这一天结识的周恩来,也成为他终生的朋友。
当踏上红都延安的土地,斯诺感受到了蓬勃朝气。他看到共产党人虽在贫瘠的陕北山区里,却实现了男女平权、免费教育,红军战士终日唱着歌豪迈地走向战场……他用手中的摄影机和相机记录下这一切,留下红军时期唯一的电影资料。他还穿上红军的军装,骑着马随西征军前往陇东和宁夏。所到之处,目睹了红军和苏区民众生活俭朴,却人人待遇平等,没有乞丐,也没有腐败现象,感到他们是当时中国最自由和最充满活力的人。4个月后,他离开陕北已感恋恋不舍,觉得自己已成为“赤匪”的一员。
从陕北回到北平的寓所后,斯诺以满腔热情写下了采访录——《红星照耀中国》。他兴奋地写道:
“我所见到的,我所听到的,都在告诉我,这是一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队伍。他们的存在,是世界的一个奇迹,他们的精神,是世界文明的一份财富。”
他毫不隐讳地预言了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中国的未来。
所有的预言都来自客观的判断。判断,源自一个又一个的细节。
在那里,他看到,
“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里,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饭和辣椒土豆丝;周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穿的背心是用缴获敌人的降落伞做的;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线绳系着断了一只腿的眼镜……红军大学学员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作课堂笔记本使用……他们坚忍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
在那里,他看到,
“他们有的那些纪律,似乎都是自觉遵守的。我们走过山上一丛野杏树时,他们忽然四散开来去摘野杏,个个装满了口袋,总是有人给我带回来一把。临走时他们好像一阵大风卷过一般又排列成行,赶紧上路,把耽误了的时间补回来。但是在我们走过私人果园时,却没有人去碰一碰里面的果子……”
在那里,他看到,“在疲劳已到人类所能忍受极限”的情况下,
“千千万万年轻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
在那里,他看到,
“最使人感兴趣的是红军所办的墙报,里面有黑栏(批评栏)和红栏(表扬栏)。在红栏中,人们称赞个人或者集体的勇敢、无私、勤劳和其他美德;在黑栏中,同志之间互相批评,并指名道姓地批评他们的军官”,“军队里任何一个战士都可以直接向总司令告状——而且也常常这样做。”
……
这位红色中国的宣传者和推介人,用毋庸置疑的事实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照耀全世界。几十年来,人们透过他笔下如临其境的见闻,追溯到的不仅是中国红军筚路蓝缕的现实历程,更是一种人类共通的精神力量。
是什么,可以任时光冲刷而不朽?
斯诺说,
“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闪耀着永恒的光芒,迸发出无穷的力量”。
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斯诺所写的,可同时,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正如斯诺所说,
“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的记录和解释,那就因为这是他们的书。”
如今,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斯诺及他笔下的故事被搬上了电影银幕。
影片通过斯诺的视角,真实再现了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条件下依然心系民族大局、坚持革命斗争的故事。无论是时局动荡中为争取民族解放而不畏牺牲的大义担当,还是与根据地老百姓同甘共苦打成一片的鱼水情谊,亦或是团结并带领人民群众革命到底的信念情怀,都伴随情节的展开一一铺陈、精细刻画。这不仅仅是中国红军筚路蓝缕的奋斗历程,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源起的历史追溯。
八十多年过去了,曾经令人心潮澎湃的初心故事,是不是已经变得平淡?曾经光芒闪耀的信仰真谛,将怎样成为我们矢志不移坚守的精神家园?
“影片回答的不仅是历史的问题,更关乎现实与未来——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何在、信仰何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如是评价。
“这不是一部应景之作,是从我心里流出的东西”,导演王冀邢表示拍摄本片的初衷,正是想用厚重的历史真实和严谨的细节刻画,为当下的年轻人勾勒出关于初心和使命的清晰答案。“它是当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优秀教材范本,理应受到广大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的喜爱”,北京大学教授王一川对此加以强调。
烽火岁月中,一本《红星照耀中国》,让无数爱国青年找到了初心,他们纷纷投奔延安,走上抗日救国的前线;今天,当我们再次跟着斯诺的步伐开始西行的道路,回望他在中国的足迹,同样也可以寻找到在近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征程中,深深融入中国共产党人血液中,那不变的初心,永恒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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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察网,原载“中央纪委国家监察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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